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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晚时分，陈登科与夫人梁寿淦来到复兴东路512号。这是一幢四层的花园洋房。陈登科透过锈迹斑斑的铁栅栏朝庭院张望，带着寒意的秋风吹得梧桐树的落叶在地下打滚，通往2层的阶梯的外墙上，张贴着“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幅标语。以前他来过几次，如今不知道“老师的老师”刘海粟是否仍安居于处？他不敢贸然入内。便和老伴去一路之隔的复兴公园转游了一个多小时，等天黑尽了，才再次壮胆上门。所幸的是刘海粟还住此屋，但2层被称作“艺海堂”的会客室和画室已面目全非，夫妻俩和女儿全被赶到了楼上。“文革”前期，先是红卫兵三番五次地破门而入，紧接着是造反派时不时有恃无恐地骚扰，其后，“根红苗正”的革命左派强占一楼分隔成3户人家。至于亲朋好友，早已断绝了往来。陈登科的突然造访，令刘海粟大感意外。两人感慨万端。陈登科问道：“还画画吗？”
“我怎么不画呢？”刘海粟指指2楼的走廊说，“这就是我的画室。”刘海粟示意夫人夏伊乔穿上衣服后说，“走，我为你们洗尘，我们到外滩海员俱乐部，人事熟悉，也好说话。”
1954年6月初，因陈登科的邀请，丁玲和陈明夫妇来到黄山，在北海的“散花精舍”住了54天。刘海粟夫妇恰好也在此下榻。能在飞瀑流泉的美景中不期而遇，双方不亦乐乎。
丁玲告诉陈登科，刘海粟是她的老师。她曾经考取过由刘海粟创办的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除了这一层关系，还有发自内心的敬佩。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时，年仅十七岁。十七岁，他就干了前人没有干过的事，还居然干成了。是依赖父母吗？是有后台靠山为他撑腰吗？都不是，是凭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凭自强不息的精神。当时，上海美专西洋画科三年级学生，依学程的规定，设有人体模特儿的实习，当时被上海的一些官吏视为“有伤风化，较淫戏淫书尤甚”的罪名。呈报到江南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面前。孙传芳不知什么叫模特儿，听说模特儿就是光屁股女人，不禁拍案大怒，即发了一条“通辑刘海粟”的密令，封闭上海美专，拘拿刘海粟到案。美专职员得到这一消息，非常惊慌，劝他走开，避避风头。他却一笑：“自己又不犯法，何必走避。我不能任他们胡说八道，淆乱听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提倡艺术上模特儿之志不能夺……一个羸弱文人和手握军权的武夫抗争的结果，不是上海美专被封闭，也不是停学整顿，免职撤换，而是孙大帅受到社会舆论的极尽讽刺。说孙大帅到上海要行若干善事，其实一样也没有做成，却和模特儿过不去，雷厲风行，非将美术专科学校封闭不可，以五省总司令赫赫权威，与几个穷苦女子，与无力文人刘海粟作对，以虎搏兔，胜之不武！
陈登科听了丁玲的这段讲述，不禁对刘海粟深感敬佩，便经常登门主动求教，或陪伴左右，去排云亭观云蒸霞蔚，上天都峰爬百步云天，遂相结为友。开初，陈登科称刘海粟为老师，刘海粟不准，说古人朋友之间以字相称，我们不是古人，还是直呼其名为好。刘海粟字季芳，号海翁，陈登科寻思再三，为了表示谦恭，最终打招呼时便称其为“海老”。刘海粟爽然应和，说这样一改口，显得更亲切。
有一天，刘海粟与丁玲顺着通往升仙台的山径散步，谈着谈着谈到了陈登科。丁玲说：“他是一个放猪娃。从芭斗大的字都不识，成长为一个工农作者，而且从中跳了出来，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家。他掌握的群众语言十分丰富，编故事的能力强。他作品里的语言，就是陈登科式的，别人写不来。他是文学讲习所的第一期学员，读了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一开始，连名字都记不住……”刘海粟毫不掩饰对陈登科的欣赏，说：“我们虽然初识，我强烈地感觉到，你的这个学生，尽管沾泥带土，不过他禀赋不一样，艺术感觉好，这是先天的。在人字瀑前，他说了一句令我对他刮目相看的话：做人就该像人字瀑一样，顶天立地！在始信峰前，他指着奇峰怪石脱口而出：艺术作品应该力争做到，凸起于绝壑之上，风姿独秀。他出口不凡，将来此人必成大器。”
三个月后，他俩有幸邂逅，但并不在“天下第一奇山”，而是横亘于大别山北麓的佛子岭。
佛子岭水库于1952年1月开始修建，1954年10月完工。在开闸蓄水的庆祝大会上，陈登科意外看到了刘海粟的身影。对这样的机缘巧合，俩人喜不胜喜。刘海粟望着横跨渭河东西两岸，矗立于峰峦耸翠的拦河大坝，激动地说，“长龙卧波，中国第一大坝，开国之伟业。”他脸上含着哲人的微笑，问登科有何感想？陈登科百感交集，说，“治淮工程确实是举世壮举。这使我想起了淮河，想起了十年九灾的洪水恶浪，想起了淮河两岸老百姓的眼泪。”
“治水患而得美景，带给国人的何止是振奋，更是对未来的莫大憧憬。”刘海粟翘起大拇指，用赞叹的口气说。
陈登科说：“一想到明天，我就陶醉于三醉之中，山醉、水醉、酒醉！”
刘海粟疑惑地问：“这里山好水美，令人流连忘返，至于酒美？”
陈登科侃侃而谈，“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南巡，渡过淮河，沿淠河逆流而上，进入衡山国，就是我们脚下这块土地，衡山王选用本地好酒敬献汉武帝，汉武帝饮后连声赞叹，‘迎驾贡酒’因此得名。”
刘海粟戏言道：“这样看来，到此光游山玩水并不能尽兴。”
陈登科明白他意有所指，说：“今晚我以酒相待，一醉方休。”
在山涧溪流旁的村野酒肆，陈登科与刘海粟把酒问盏，其乐融融。他俩喝的是“迎驾”好酒，谈的是佛子岭水库对治淮的重大意义。当陈登科谈到他曾经跟随考察队沿着淮北、阜南徒步200公里，进行治淮工程的前期考察，随后卷起铺盖与千军万马的建设大军挺进大别山，担任灌浆大队教导员，和水利建设者们一起奋战的日日夜夜，激动得连喝三杯，说，“这几年，我梦牵魂绕的尽是佛子岭，这片当年红军曾经留下过足迹的大山深处，如今高耸的大坝，凝聚着淮河两岸老百姓的希望和寄托；山谷水库，承载着每一个建设者的深情、激情！”刘海粟抿了一口酒，笑呵呵地说，“听了你的这番讲述，我不饮自醉，更相信缘分。”陈登科不解其意，刘海粟娓娓道来，“书如其人，画如其人，字如其人，语如其人，你口若悬河，舌灿莲花，字字句句都洋溢着你对生活的热爱。赤子之心，天地可鉴。深山小酌，‘迎驾’助兴，这是我与你的缘分。” 刘海粟与陈登科确实有着不解之缘。两年后的仲夏，俩人又在佛子岭不期而遇。
1956年6月24日一早，陈登科拿着扫把抹布来到大坝一侧的小山之巅，这里已在两个月前，矗立起一座玲珑剔透的纪念亭。亭中已矗立着高2米半，宽1米2，蒙着红色绸缎的纪念碑。他顾不得爬山之累，一脚踏进亭子便揩抹栏杆、柱子。埋头扫地之际，忽然看到地下一个人影由长变短，骤然回首，惊喜地叫道“海老！”刘海粟又惊又喜，“是你！”两人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倍加欢欣。刘海粟疑惑地问，“你怎么来得这么早，还忙着里里外外打扫？”陈登科说，“治淮委员会百里挑一，请你为佛子岭水库的落成撰写纪念碑文。我得知你会大驾光临，谨以此表示对您的敬意。”刘海粟深受感动，说，“我猜想也许会碰到你，但没有想到会在晨光熹微之中相见。常言道，为了欢迎好友，扫榻以待，你是扫亭以侍，呵，感老弟之长情。”一位比自己高两辈的画坛大师，一位满腹经纶的教育大家，居然对自己这个草莽文人以老弟相称，陈登科自觉惶恐。不过，他从中更深切体会到海老对后学晚辈发自内心的激赏呵护之情。
离揭碑仪式尚有一小时，他俩攀谈起来。
“你什么时候到的？”
“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何以来这么长时间？”
“我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从去年年底就着手准备有关佛子岭的资料，来了以后采访了一些当年的建设者。在采访和翻阅资料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被感动着，那些听来的一个个生动的故事，那些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陪伴我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我已把书名定为《移山记》。”
“好，好，好书名。一想到号称远东第一坝的佛子岭水库，我的内心充满着自豪和向往，它的建成，对深山老林的山野村夫来说，也有改天换地的意义，使他们结束了千百年来加工用磨礁、照明用松明的历史。”刘海粟指了指纪念碑，接着说，“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我对水利建设者由衷的钦佩。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的开路先锋，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奇迹。我写碑文，你写小说，殊途同归。”
“你是大浪滔天，我是小河流水，以前只知道你是一代绘画大师，当我有幸看到石匠按照你的原稿雕刻碑文，真是大开眼界啊。”陈登科用手抚摸着纪念碑接着说，“你写的字是画出来的，飘飘若仙，翩翩若舞，浩浩如凌空御风；写的是对治淮工程的回顾，其实是抒发了对新中国的赞美，笔墨深处有诗魂烈魄在回荡，尽吐心中块垒！”
身处高山茂林，面对大坝大湖，一老一少尽兴互吐心曲。所言所语，与其说是赞美对方，不如说字字句句都洋溢着热爱生活的时代激情。
當陈登科开口谈到要学写书法时，刘海粟说，“学书法的基础一定要打扎实，要多练习散氏盘、毛公鼎。我会送几本字帖给你的。”
三次的幸会，“幸会贵人相会处，金银满舟笑归还。”自此，他俩心心相印，过往甚密，结下深情厚谊。
1959年5月，陈登科专程来上海拜访了刘海粟，并送上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移山记》。
刘海粟接过书，笑了，笑得那么开心，不断重复着，“移山，移山，愚公长年移山，当代人一鼓作气穿山透石，造福后代，应该大书特书。”他一扬眉，说了句法语，陈登科听不懂，但明白一定是赞扬的话。刘海粟继续说下去，“老弟，著书立说，凡能达到艺术的巅峰，也就是爱的巅峰。”
陈登科深深地感到，海老的整个精神世界里，全都是艺术！便说，“没有爱，也就没有艺术。”
“艺术的本身就是爱，我曾经站在国际饭店的顶楼俯视南京路边看边画。”他拉着陈登科来到二楼过道正面墙壁的内陷式壁炉前，指着长条红木案几上方悬挂着一张经过裱装的水粉画，兴奋地说，“这是十年大庆上海人民在南京路上庆祝游行时的盛况。你看。多么唯美的境界，我从排山倒海的欢呼声中体会到老百姓发自内心的真爱！”
这是一幅高楼林立，云海奔腾，人山人海，红旗如画的水粉画。画题是《普天同庆》。
陈登科说：“看你的画，知你的心。南京路，十里洋场，尔虞我诈；而今，锣鼓喧天，万民齐欢。这是一幅画，是一首诗，也是一本书，我似乎听到了你的心灵与时代对白的妙语佳音；品味出你壮怀激烈，心挂世人的强国之梦！”
刘海粟听罢哈哈大笑，携着陈登科的手回到了画室。陈登科刚来时没及细顾，这时，他被室外两幅题匾深深吸引。刘海粟见状，便说，“一幅是晚清重臣康有为为我题写的‘存天阁’，另一幅是民国时期的教育部长叶恭绰题写的‘艺海堂’”。说毕，他拿出两轴画舒展开来，陈登科一看两眼放光，《佛子岭飞雪》《佛子岭春辉》，他高兴得连呼，“画得好！画得好！这几年我欣赏过许多描绘佛子岭风光的艺术品，但具如此爱的胸襟者实为数不多。”
刘海粟在稿纸上写了两行字：“爱到极点，必定画有所获。”说，“这是我这十年来的心境。”他让陈登科从两幅中任意挑选一幅。陈登科喜出望外，海老的画，有何等分量！急忙说，“承你惠赠，受之有愧，我就挑《佛子岭春辉》。”
到了吃晚饭时，刘海粟说，“走，去外滩海员俱乐部喝酒。”
“海员俱乐部”位于外滩中山东一路2号，建于1910年，是一幢具有文艺复兴式风格的建筑，被英国殖民者称为“上海总会”。抗战胜利后，被作为海员俱乐部。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了这幢大楼，改建为接待外国船员的“国际海员俱乐部”。刘海粟特别喜爱长达34米的黑白大理石酒吧，平时有暇便来此小酌。他不是水手，何以可直进直出？饭店仰慕他的才艺，为了广纳贤达，提升自身的文化品位，上门求画。他颔首应允，欣然命笔，画成《浦江春潮》相赠。饭店以此为荣，张挂在大堂之中，就此对他敞开了大门。
如果说，当年他俩因心中充满着爱而去海员俱乐部借酒助兴，那么，16年后的再次光临何尝不可说是以酒解忧。
刘海粟与夏伊乔带着陈登科夫妇到了海员俱乐部后，并没有在他坐惯的黑白大理石的长条酒吧落座，而是拣了处在角落的面对面的火车座椅，以便促膝谈心。坐定，上酒。按理，久别重逢，历经磨难，有多少话要倾吐，有多少牢骚要发泄，然而四人却默默相对无言，许久刘海粟与陈登科才不约而同地发出了长叹。不消说，他俩都不想再谈难以言表的屈辱，也不愿触及失去人的尊严的痛处。喝酒，闷头喝酒，一杯接一杯。是借酒烧愁？这可不是他俩的性格。讲什么呢，还有什么可讲呢？一切尽在不言之中。直等到半瓶酒喝掉了，夏伊乔给梁寿淦使了个眼色，梁寿淦才开腔打破沉默，“看到海老还健在，这是最大的安慰。” 夏伊乔说，“你俩家破人散，居无定所，心里还想着我们，还敢上我家，真是患难见真情啊！”
梁寿淦说，“老陈出狱后，这几年我们漂泊在九华山下的青阳。老大，才16岁，因是陈登科的儿子，被莫须有的罪名被判了18年徒刑。还有5个小孩，3个不在我的身边，好端端的一个家，四分五裂，这比切肤之痛还要痛。”
陈登科补充说：“还有一痛，令我痛不欲生。我不是画家，不会画画，也不懂画，但是，我喜欢画，爱画，更爱藏画。过去我就藏有不少名画，有齐白石的虾子螃蟹，任伯年的竹林麻雀，还有傅抱石、唐云几位大家的作品，计有60多幅字画，30余块端砚。可惜三次抄家五次抢，连一张纸片也未留下。郭沫若和老舍两位前辈，书赠我的字画，你的《佛子岭春辉》都当作“四旧”被抄、被毁，当然也有拿和偷的……”他突然中断，拿起酒瓶凑到嘴边，梁寿淦伸手夺过酒瓶，陈登科用手掩着脸，过了一阵，忽然用颤抖的声音说，“文化大革命，革谁的命？”
刘海粟浑身一阵战栗，犹如被重重地一击，继而愤愤地说，“革文化的命！我的收藏，古今中外的珍品古董，外国人送的礼品，抄了一次又一次，还被当作‘封资修’的‘四旧’，和我众多的早期画稿，美术教材、笔记等珍贵史料，还有历年大量的报刊文摘，全都堆在院子里付之一炬。‘革命烈火’烧了好几个钟头，烧到半夜红卫兵突然偃旗息鼓。据说我家发生的事情不知怎么会传到北京，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到上海，严厉制止这样的行为。第二天，这帮红卫兵才撤离了我家。”
“听了你的讲述，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是你尽情讴歌的画《佛子岭飞雪》、《佛子岭春辉》……我的眼前还出现了《普天同庆》中上海人民欢庆建国十周年的盛况，我仿佛能听到老百姓击掌欢呼的轰鸣，不过，这幅画中的每一根线条渐渐变成了一行行的泪，每一抹颜色成了一滴滴的血。”
“读你的《移山记》，我想到的是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想到了移山填海，改天换地建设新中国的气魄。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唉，怎么说呢……”他眼睛低垂，用微微颤抖的手端起一只盆子，佯装压在一只酒杯上。陈登科死死盯住他这一奇怪的动作，朦胧地意识到，这其中一定蕴含着内心无比的痛苦。等了一两分钟，刘海粟凑近陈登科，压低声音说，“一座道貌岸然的‘文革’大山，压在了新中国的身上。”
陈登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那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却在他的耳边发出了巨大震响。顿时，他内心的痛苦透过他的眼神全都流露了出来。突然，他从刘海粟的手里接过那座“大山”，似乎要狠狠地朝地下砸去，不过，在最后一瞬间，他还是克制住激烈的动作，长长地叹了口气，把“大山”掂了掂，才慢慢放回原處。
接着一阵沉默，跟着是四人沉重的叹息，然后是喝着一杯又一杯的闷酒……
隔了很长时间，陈登科才打破沉默，关切地问道，“这几年你是怎么挺过来的？”
刘海粟寂然不动地坐在那儿，脸色渐渐变得惨白，他的整个身子发出一阵痉挛似的颤抖，那神情显然有一种想克制却无法压抑下去的怨恨。也许红卫兵在他家院子里纵火焚烧字画和珍品的情景又重回心头。随后他咬了咬牙，抬起了头，一切的痛苦和愤懑已从他的脸上骤然消失，他平静而舒缓地答道：“身处逆境，我经常背诵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篇文章是司马迁自己生命遭受极端摧残之后写的。那是一个把人当作畜生的时代。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话，便横遭暴虐，惨受宫刑。昨天还是国家大臣，今天便被阉割，毫无尊严可讲。尽管司马迁精神上的打击异常沉重，饱尝了死亡一样的人生况味。当一个有尊严的人不再有尊严的时候，当一个有着精神追求的人过着一种耻辱生活的时候，他并不苟且偷生，而是忍辱负重，发奋要为人类著书立说，还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多么凄惨又多么悲壮的行为啊！我从中吸取力量，并以‘宠辱不惊’四个字作为座右铭。我做人胆量大，心胸宽，什么都往肚里吞，我愈老愈觉出绘画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善美。”
陈登科感到，海老的这番话，真是掷地作金声，如沐春风，如受化雨。他慢慢抬起头，注视着他达观洒脱的样子，声音虽轻却不胜感慨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回去以后，我也要好好拜读这篇文章。”
“凭你的人生经历，读后一定会大获稗益，一定会增强你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穿透力。”
“这真是我所希望。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苦苦思索，我从小就参加革命，怎么一下就变成了国民党特务？！文革‘旗手’，指鹿为马，瞎说一气也是真理，这也叫‘革命’？我被囚禁监狱长达5年之多。在酷刑逼供中，我的牙齿几乎被全部打落。剩下两颗因疼痛难忍，我忍着剧痛自己拔掉，并用破布蘸着血给党中央写信申诉；我还用铁钉在监狱的墙上刻下了‘一时强弱在于势，千秋胜负在于理。’我还在牢笼中构思了《破壁记》《赤龙与丹凤》等4部长篇小说。”
刘海粟不无激动地慨乎言之：“听了你的讲述，我相信终有一天会看到你的义愤之作。会的，一定会的。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没有挫折的生涯是不完美的生涯，何谓大丈夫？在别人活不下去的环境中活着，但不失高尚的气节；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方能为人所不能为。《报任安书》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只有看透，敢爱敢恨，才会愤怒出诗人！”
这次聚会，原先约好只谈酒，谈吃，结果还是谈到“触及灵魂”的话题而互诉衷肠。他俩约好再相聚一次，因政治形势的又一次突变，街上出现了矛头直指邓小平的大幅标语和大字报，陈登科不敢在上海久留，便提前离开了上海。到了老家盐城不久，刘海粟通过关系辗转赠予了两件妙笔丹青：一幅是他的四尺宣《铁骨红梅》，一幅是他的夫人夏伊乔的《黄山山水》。不仅如此，还有俩人的题字条幅。刘海粟作《水龙吟》一词咏铁骨红梅：“直教身历冰霜，看来凡骨经全换，冻蛟危立，珊瑚冷挂，绛云烘暖，劲足神完。”夏伊乔用东方式的抒情调子挥毫泼墨：“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当时，陈登科的激动之情实在难以言喻。危难之交，书画连心。红梅青山，黄山美景，情深意重啊！陈登科说：“这是他劫后余生、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获赠的两件墨宝。枝干如铁，梅朵似雪，多少表达了我与海老，以及中国所有正直文人，在那段非人折磨的境遇下，所表现的一点心志吧。伊乔笔下的孔雀松，虽遭雷火所劈，仍然咬定青山，残枝独存，奋力伸展，犹如孔雀开屏，让这一病态的树木给黄山山水增添了壮美的形象。这何尝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写照。这两幅画，给了我鼓舞，给了我力量，给了我追求真理的勇气！”
“我怎么不画呢？”刘海粟指指2楼的走廊说，“这就是我的画室。”刘海粟示意夫人夏伊乔穿上衣服后说，“走，我为你们洗尘，我们到外滩海员俱乐部，人事熟悉，也好说话。”
1954年6月初，因陈登科的邀请，丁玲和陈明夫妇来到黄山，在北海的“散花精舍”住了54天。刘海粟夫妇恰好也在此下榻。能在飞瀑流泉的美景中不期而遇，双方不亦乐乎。
丁玲告诉陈登科，刘海粟是她的老师。她曾经考取过由刘海粟创办的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除了这一层关系，还有发自内心的敬佩。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时，年仅十七岁。十七岁，他就干了前人没有干过的事，还居然干成了。是依赖父母吗？是有后台靠山为他撑腰吗？都不是，是凭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凭自强不息的精神。当时，上海美专西洋画科三年级学生，依学程的规定，设有人体模特儿的实习，当时被上海的一些官吏视为“有伤风化，较淫戏淫书尤甚”的罪名。呈报到江南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面前。孙传芳不知什么叫模特儿，听说模特儿就是光屁股女人，不禁拍案大怒，即发了一条“通辑刘海粟”的密令，封闭上海美专，拘拿刘海粟到案。美专职员得到这一消息，非常惊慌，劝他走开，避避风头。他却一笑：“自己又不犯法，何必走避。我不能任他们胡说八道，淆乱听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提倡艺术上模特儿之志不能夺……一个羸弱文人和手握军权的武夫抗争的结果，不是上海美专被封闭，也不是停学整顿，免职撤换，而是孙大帅受到社会舆论的极尽讽刺。说孙大帅到上海要行若干善事，其实一样也没有做成，却和模特儿过不去，雷厲风行，非将美术专科学校封闭不可，以五省总司令赫赫权威，与几个穷苦女子，与无力文人刘海粟作对，以虎搏兔，胜之不武！
陈登科听了丁玲的这段讲述，不禁对刘海粟深感敬佩，便经常登门主动求教，或陪伴左右，去排云亭观云蒸霞蔚，上天都峰爬百步云天，遂相结为友。开初，陈登科称刘海粟为老师，刘海粟不准，说古人朋友之间以字相称，我们不是古人，还是直呼其名为好。刘海粟字季芳，号海翁，陈登科寻思再三，为了表示谦恭，最终打招呼时便称其为“海老”。刘海粟爽然应和，说这样一改口，显得更亲切。
有一天，刘海粟与丁玲顺着通往升仙台的山径散步，谈着谈着谈到了陈登科。丁玲说：“他是一个放猪娃。从芭斗大的字都不识，成长为一个工农作者，而且从中跳了出来，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家。他掌握的群众语言十分丰富，编故事的能力强。他作品里的语言，就是陈登科式的，别人写不来。他是文学讲习所的第一期学员，读了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一开始，连名字都记不住……”刘海粟毫不掩饰对陈登科的欣赏，说：“我们虽然初识，我强烈地感觉到，你的这个学生，尽管沾泥带土，不过他禀赋不一样，艺术感觉好，这是先天的。在人字瀑前，他说了一句令我对他刮目相看的话：做人就该像人字瀑一样，顶天立地！在始信峰前，他指着奇峰怪石脱口而出：艺术作品应该力争做到，凸起于绝壑之上，风姿独秀。他出口不凡，将来此人必成大器。”
三个月后，他俩有幸邂逅，但并不在“天下第一奇山”，而是横亘于大别山北麓的佛子岭。
佛子岭水库于1952年1月开始修建，1954年10月完工。在开闸蓄水的庆祝大会上，陈登科意外看到了刘海粟的身影。对这样的机缘巧合，俩人喜不胜喜。刘海粟望着横跨渭河东西两岸，矗立于峰峦耸翠的拦河大坝，激动地说，“长龙卧波，中国第一大坝，开国之伟业。”他脸上含着哲人的微笑，问登科有何感想？陈登科百感交集，说，“治淮工程确实是举世壮举。这使我想起了淮河，想起了十年九灾的洪水恶浪，想起了淮河两岸老百姓的眼泪。”
“治水患而得美景，带给国人的何止是振奋，更是对未来的莫大憧憬。”刘海粟翘起大拇指，用赞叹的口气说。
陈登科说：“一想到明天，我就陶醉于三醉之中，山醉、水醉、酒醉！”
刘海粟疑惑地问：“这里山好水美，令人流连忘返，至于酒美？”
陈登科侃侃而谈，“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南巡，渡过淮河，沿淠河逆流而上，进入衡山国，就是我们脚下这块土地，衡山王选用本地好酒敬献汉武帝，汉武帝饮后连声赞叹，‘迎驾贡酒’因此得名。”
刘海粟戏言道：“这样看来，到此光游山玩水并不能尽兴。”
陈登科明白他意有所指，说：“今晚我以酒相待，一醉方休。”
在山涧溪流旁的村野酒肆，陈登科与刘海粟把酒问盏，其乐融融。他俩喝的是“迎驾”好酒，谈的是佛子岭水库对治淮的重大意义。当陈登科谈到他曾经跟随考察队沿着淮北、阜南徒步200公里，进行治淮工程的前期考察，随后卷起铺盖与千军万马的建设大军挺进大别山，担任灌浆大队教导员，和水利建设者们一起奋战的日日夜夜，激动得连喝三杯，说，“这几年，我梦牵魂绕的尽是佛子岭，这片当年红军曾经留下过足迹的大山深处，如今高耸的大坝，凝聚着淮河两岸老百姓的希望和寄托；山谷水库，承载着每一个建设者的深情、激情！”刘海粟抿了一口酒，笑呵呵地说，“听了你的这番讲述，我不饮自醉，更相信缘分。”陈登科不解其意，刘海粟娓娓道来，“书如其人，画如其人，字如其人，语如其人，你口若悬河，舌灿莲花，字字句句都洋溢着你对生活的热爱。赤子之心，天地可鉴。深山小酌，‘迎驾’助兴，这是我与你的缘分。” 刘海粟与陈登科确实有着不解之缘。两年后的仲夏，俩人又在佛子岭不期而遇。
1956年6月24日一早，陈登科拿着扫把抹布来到大坝一侧的小山之巅，这里已在两个月前，矗立起一座玲珑剔透的纪念亭。亭中已矗立着高2米半，宽1米2，蒙着红色绸缎的纪念碑。他顾不得爬山之累，一脚踏进亭子便揩抹栏杆、柱子。埋头扫地之际，忽然看到地下一个人影由长变短，骤然回首，惊喜地叫道“海老！”刘海粟又惊又喜，“是你！”两人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倍加欢欣。刘海粟疑惑地问，“你怎么来得这么早，还忙着里里外外打扫？”陈登科说，“治淮委员会百里挑一，请你为佛子岭水库的落成撰写纪念碑文。我得知你会大驾光临，谨以此表示对您的敬意。”刘海粟深受感动，说，“我猜想也许会碰到你，但没有想到会在晨光熹微之中相见。常言道，为了欢迎好友，扫榻以待，你是扫亭以侍，呵，感老弟之长情。”一位比自己高两辈的画坛大师，一位满腹经纶的教育大家，居然对自己这个草莽文人以老弟相称，陈登科自觉惶恐。不过，他从中更深切体会到海老对后学晚辈发自内心的激赏呵护之情。
离揭碑仪式尚有一小时，他俩攀谈起来。
“你什么时候到的？”
“已经有一个多月了。
“何以来这么长时间？”
“我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从去年年底就着手准备有关佛子岭的资料，来了以后采访了一些当年的建设者。在采访和翻阅资料的日子里，我每天都被感动着，那些听来的一个个生动的故事，那些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陪伴我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我已把书名定为《移山记》。”
“好，好，好书名。一想到号称远东第一坝的佛子岭水库，我的内心充满着自豪和向往，它的建成，对深山老林的山野村夫来说，也有改天换地的意义，使他们结束了千百年来加工用磨礁、照明用松明的历史。”刘海粟指了指纪念碑，接着说，“每一个字，都饱含着我对水利建设者由衷的钦佩。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的开路先锋，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奇迹。我写碑文，你写小说，殊途同归。”
“你是大浪滔天，我是小河流水，以前只知道你是一代绘画大师，当我有幸看到石匠按照你的原稿雕刻碑文，真是大开眼界啊。”陈登科用手抚摸着纪念碑接着说，“你写的字是画出来的，飘飘若仙，翩翩若舞，浩浩如凌空御风；写的是对治淮工程的回顾，其实是抒发了对新中国的赞美，笔墨深处有诗魂烈魄在回荡，尽吐心中块垒！”
身处高山茂林，面对大坝大湖，一老一少尽兴互吐心曲。所言所语，与其说是赞美对方，不如说字字句句都洋溢着热爱生活的时代激情。
當陈登科开口谈到要学写书法时，刘海粟说，“学书法的基础一定要打扎实，要多练习散氏盘、毛公鼎。我会送几本字帖给你的。”
三次的幸会，“幸会贵人相会处，金银满舟笑归还。”自此，他俩心心相印，过往甚密，结下深情厚谊。
1959年5月，陈登科专程来上海拜访了刘海粟，并送上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移山记》。
刘海粟接过书，笑了，笑得那么开心，不断重复着，“移山，移山，愚公长年移山，当代人一鼓作气穿山透石，造福后代，应该大书特书。”他一扬眉，说了句法语，陈登科听不懂，但明白一定是赞扬的话。刘海粟继续说下去，“老弟，著书立说，凡能达到艺术的巅峰，也就是爱的巅峰。”
陈登科深深地感到，海老的整个精神世界里，全都是艺术！便说，“没有爱，也就没有艺术。”
“艺术的本身就是爱，我曾经站在国际饭店的顶楼俯视南京路边看边画。”他拉着陈登科来到二楼过道正面墙壁的内陷式壁炉前，指着长条红木案几上方悬挂着一张经过裱装的水粉画，兴奋地说，“这是十年大庆上海人民在南京路上庆祝游行时的盛况。你看。多么唯美的境界，我从排山倒海的欢呼声中体会到老百姓发自内心的真爱！”
这是一幅高楼林立，云海奔腾，人山人海，红旗如画的水粉画。画题是《普天同庆》。
陈登科说：“看你的画，知你的心。南京路，十里洋场，尔虞我诈；而今，锣鼓喧天，万民齐欢。这是一幅画，是一首诗，也是一本书，我似乎听到了你的心灵与时代对白的妙语佳音；品味出你壮怀激烈，心挂世人的强国之梦！”
刘海粟听罢哈哈大笑，携着陈登科的手回到了画室。陈登科刚来时没及细顾，这时，他被室外两幅题匾深深吸引。刘海粟见状，便说，“一幅是晚清重臣康有为为我题写的‘存天阁’，另一幅是民国时期的教育部长叶恭绰题写的‘艺海堂’”。说毕，他拿出两轴画舒展开来，陈登科一看两眼放光，《佛子岭飞雪》《佛子岭春辉》，他高兴得连呼，“画得好！画得好！这几年我欣赏过许多描绘佛子岭风光的艺术品，但具如此爱的胸襟者实为数不多。”
刘海粟在稿纸上写了两行字：“爱到极点，必定画有所获。”说，“这是我这十年来的心境。”他让陈登科从两幅中任意挑选一幅。陈登科喜出望外，海老的画，有何等分量！急忙说，“承你惠赠，受之有愧，我就挑《佛子岭春辉》。”
到了吃晚饭时，刘海粟说，“走，去外滩海员俱乐部喝酒。”
“海员俱乐部”位于外滩中山东一路2号，建于1910年，是一幢具有文艺复兴式风格的建筑，被英国殖民者称为“上海总会”。抗战胜利后，被作为海员俱乐部。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了这幢大楼，改建为接待外国船员的“国际海员俱乐部”。刘海粟特别喜爱长达34米的黑白大理石酒吧，平时有暇便来此小酌。他不是水手，何以可直进直出？饭店仰慕他的才艺，为了广纳贤达，提升自身的文化品位，上门求画。他颔首应允，欣然命笔，画成《浦江春潮》相赠。饭店以此为荣，张挂在大堂之中，就此对他敞开了大门。
如果说，当年他俩因心中充满着爱而去海员俱乐部借酒助兴，那么，16年后的再次光临何尝不可说是以酒解忧。
刘海粟与夏伊乔带着陈登科夫妇到了海员俱乐部后，并没有在他坐惯的黑白大理石的长条酒吧落座，而是拣了处在角落的面对面的火车座椅，以便促膝谈心。坐定，上酒。按理，久别重逢，历经磨难，有多少话要倾吐，有多少牢骚要发泄，然而四人却默默相对无言，许久刘海粟与陈登科才不约而同地发出了长叹。不消说，他俩都不想再谈难以言表的屈辱，也不愿触及失去人的尊严的痛处。喝酒，闷头喝酒，一杯接一杯。是借酒烧愁？这可不是他俩的性格。讲什么呢，还有什么可讲呢？一切尽在不言之中。直等到半瓶酒喝掉了，夏伊乔给梁寿淦使了个眼色，梁寿淦才开腔打破沉默，“看到海老还健在，这是最大的安慰。” 夏伊乔说，“你俩家破人散，居无定所，心里还想着我们，还敢上我家，真是患难见真情啊！”
梁寿淦说，“老陈出狱后，这几年我们漂泊在九华山下的青阳。老大，才16岁，因是陈登科的儿子，被莫须有的罪名被判了18年徒刑。还有5个小孩，3个不在我的身边，好端端的一个家，四分五裂，这比切肤之痛还要痛。”
陈登科补充说：“还有一痛，令我痛不欲生。我不是画家，不会画画，也不懂画，但是，我喜欢画，爱画，更爱藏画。过去我就藏有不少名画，有齐白石的虾子螃蟹，任伯年的竹林麻雀，还有傅抱石、唐云几位大家的作品，计有60多幅字画，30余块端砚。可惜三次抄家五次抢，连一张纸片也未留下。郭沫若和老舍两位前辈，书赠我的字画，你的《佛子岭春辉》都当作“四旧”被抄、被毁，当然也有拿和偷的……”他突然中断，拿起酒瓶凑到嘴边，梁寿淦伸手夺过酒瓶，陈登科用手掩着脸，过了一阵，忽然用颤抖的声音说，“文化大革命，革谁的命？”
刘海粟浑身一阵战栗，犹如被重重地一击，继而愤愤地说，“革文化的命！我的收藏，古今中外的珍品古董，外国人送的礼品，抄了一次又一次，还被当作‘封资修’的‘四旧’，和我众多的早期画稿，美术教材、笔记等珍贵史料，还有历年大量的报刊文摘，全都堆在院子里付之一炬。‘革命烈火’烧了好几个钟头，烧到半夜红卫兵突然偃旗息鼓。据说我家发生的事情不知怎么会传到北京，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到上海，严厉制止这样的行为。第二天，这帮红卫兵才撤离了我家。”
“听了你的讲述，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是你尽情讴歌的画《佛子岭飞雪》、《佛子岭春辉》……我的眼前还出现了《普天同庆》中上海人民欢庆建国十周年的盛况，我仿佛能听到老百姓击掌欢呼的轰鸣，不过，这幅画中的每一根线条渐渐变成了一行行的泪，每一抹颜色成了一滴滴的血。”
“读你的《移山记》，我想到的是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想到了移山填海，改天换地建设新中国的气魄。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唉，怎么说呢……”他眼睛低垂，用微微颤抖的手端起一只盆子，佯装压在一只酒杯上。陈登科死死盯住他这一奇怪的动作，朦胧地意识到，这其中一定蕴含着内心无比的痛苦。等了一两分钟，刘海粟凑近陈登科，压低声音说，“一座道貌岸然的‘文革’大山，压在了新中国的身上。”
陈登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那轻得不能再轻的声音，却在他的耳边发出了巨大震响。顿时，他内心的痛苦透过他的眼神全都流露了出来。突然，他从刘海粟的手里接过那座“大山”，似乎要狠狠地朝地下砸去，不过，在最后一瞬间，他还是克制住激烈的动作，长长地叹了口气，把“大山”掂了掂，才慢慢放回原處。
接着一阵沉默，跟着是四人沉重的叹息，然后是喝着一杯又一杯的闷酒……
隔了很长时间，陈登科才打破沉默，关切地问道，“这几年你是怎么挺过来的？”
刘海粟寂然不动地坐在那儿，脸色渐渐变得惨白，他的整个身子发出一阵痉挛似的颤抖，那神情显然有一种想克制却无法压抑下去的怨恨。也许红卫兵在他家院子里纵火焚烧字画和珍品的情景又重回心头。随后他咬了咬牙，抬起了头，一切的痛苦和愤懑已从他的脸上骤然消失，他平静而舒缓地答道：“身处逆境，我经常背诵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篇文章是司马迁自己生命遭受极端摧残之后写的。那是一个把人当作畜生的时代。司马迁为李陵说了几句话，便横遭暴虐，惨受宫刑。昨天还是国家大臣，今天便被阉割，毫无尊严可讲。尽管司马迁精神上的打击异常沉重，饱尝了死亡一样的人生况味。当一个有尊严的人不再有尊严的时候，当一个有着精神追求的人过着一种耻辱生活的时候，他并不苟且偷生，而是忍辱负重，发奋要为人类著书立说，还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多么凄惨又多么悲壮的行为啊！我从中吸取力量，并以‘宠辱不惊’四个字作为座右铭。我做人胆量大，心胸宽，什么都往肚里吞，我愈老愈觉出绘画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善美。”
陈登科感到，海老的这番话，真是掷地作金声，如沐春风，如受化雨。他慢慢抬起头，注视着他达观洒脱的样子，声音虽轻却不胜感慨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回去以后，我也要好好拜读这篇文章。”
“凭你的人生经历，读后一定会大获稗益，一定会增强你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穿透力。”
“这真是我所希望。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苦苦思索，我从小就参加革命，怎么一下就变成了国民党特务？！文革‘旗手’，指鹿为马，瞎说一气也是真理，这也叫‘革命’？我被囚禁监狱长达5年之多。在酷刑逼供中，我的牙齿几乎被全部打落。剩下两颗因疼痛难忍，我忍着剧痛自己拔掉，并用破布蘸着血给党中央写信申诉；我还用铁钉在监狱的墙上刻下了‘一时强弱在于势，千秋胜负在于理。’我还在牢笼中构思了《破壁记》《赤龙与丹凤》等4部长篇小说。”
刘海粟不无激动地慨乎言之：“听了你的讲述，我相信终有一天会看到你的义愤之作。会的，一定会的。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没有挫折的生涯是不完美的生涯，何谓大丈夫？在别人活不下去的环境中活着，但不失高尚的气节；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方能为人所不能为。《报任安书》有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只有看透，敢爱敢恨，才会愤怒出诗人！”
这次聚会，原先约好只谈酒，谈吃，结果还是谈到“触及灵魂”的话题而互诉衷肠。他俩约好再相聚一次，因政治形势的又一次突变，街上出现了矛头直指邓小平的大幅标语和大字报，陈登科不敢在上海久留，便提前离开了上海。到了老家盐城不久，刘海粟通过关系辗转赠予了两件妙笔丹青：一幅是他的四尺宣《铁骨红梅》，一幅是他的夫人夏伊乔的《黄山山水》。不仅如此，还有俩人的题字条幅。刘海粟作《水龙吟》一词咏铁骨红梅：“直教身历冰霜，看来凡骨经全换，冻蛟危立，珊瑚冷挂，绛云烘暖，劲足神完。”夏伊乔用东方式的抒情调子挥毫泼墨：“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当时，陈登科的激动之情实在难以言喻。危难之交，书画连心。红梅青山，黄山美景，情深意重啊！陈登科说：“这是他劫后余生、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获赠的两件墨宝。枝干如铁，梅朵似雪，多少表达了我与海老，以及中国所有正直文人，在那段非人折磨的境遇下，所表现的一点心志吧。伊乔笔下的孔雀松，虽遭雷火所劈，仍然咬定青山，残枝独存，奋力伸展，犹如孔雀开屏，让这一病态的树木给黄山山水增添了壮美的形象。这何尝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写照。这两幅画，给了我鼓舞，给了我力量，给了我追求真理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