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中国首位驻外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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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嵩焘(1818~1891年),湖南湘阴人。他是晚清第一个正式领衔出使西方、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也是中国近代洋务思想家、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
  
  饱读诗书关注洋务
  
  郭嵩焘从小就受到了标准的中国传统教育。1835年,郭嵩焘考中秀才,后进入湘学重镇岳麓书院读书。在这里,郭嵩焘深受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湘学传统影响,结识了同在这里读书的曾国藩、刘蓉等名士,并与他们结为挚友。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郭嵩焘第五次参加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此后不久,由于双亲相继去世,郭嵩焘只得依定制回乡居丧。乡居期间,正值太平天国进军湖南。在他的积极劝导之下,隐居乡间的左宗棠、曾国藩等人纷纷出山,组建“湘勇”镇压太平军。此后的几年,郭嵩焘一直随曾国藩参赞军务,并在官场中建立了一定的“关系”。1856年末,郭嵩焘到京城出任翰林院编修,咸丰帝对他的学识非常赞赏,让他入值皇帝的私人咨询机关南书房。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咸丰帝派郭嵩焘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随后又命其前往烟台等处海口稽查隐匿侵吞贸易税收的情况。郭嵩焘是文人,本来就与当时污秽不堪的官场习气格格不入。在任上,他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整顿税务,查办贪官污吏,大大增加了清政府的收入。但其随员和地方官员因他破坏了官场长期以来的“规矩”,联合起来贿赂京城官员,在背后告了郭嵩焘的黑状。正当郭嵩焘自以为有功于朝廷的时候,却突然被调离查办。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亲眼见识了英国先进的军力,使得郭嵩焘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为迫切地关注西方。1859年2月,他给皇帝上疏,要求清廷培养专门的外交人才。在中国最早的三所外国语学校中,他协办、主办了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
  1861年,有感于近20年来夷务(外事)工作一再出现的怪现象,郭嵩焘沉痛地说,其实中国人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与外国人划定章程,与他们平等相处,不应该怕他们。但如果不了解外国的情况,一味用蛮力,反而会使夷乱加剧。
  
  赴英赔罪出任公使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政府内部一些人逐步意识到不能再固守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老路,希望通过向外派遣使节,与西方进行平等接触。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官员马嘉理率人到云南“探险”,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被杀,是为“马嘉理事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借机滋事,迫使清廷与之签订了《烟台条约》。随后,英国政府又强迫清廷派大员亲赴英伦“道歉”。这个赔礼又丢人的差使落到了郭嵩焘肩上。后来,清廷索性又追加了一项命令,告诉郭嵩焘赔礼后不必回国,直接出任驻英国公使。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就在这样的无奈与尴尬中产生了。
  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传出时,清廷内部有不少王公大臣与名士还恪守着“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把郭嵩焘的出使行动看成是毁掉一世清名的差使。在当时人的眼中,郭嵩焘的洋务主张就已经标新立异,令人侧目了,而这次,他竟自弃父母之邦,远赴夷人之国,简直是匪夷所思。他的一些湖南同乡更为他此行感到羞耻,甚至企图毁掉他的老宅。当时,有人竟然编写了这样一副极为尖刻的对联来羞辱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世界形势、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基本知识的系统训练。他是靠着为数不多的材料和虚心考求去认识外部世界的。今天看来,他的认识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高出一筹。
  
  悉心考察西洋政教
  
  郭嵩焘出使英国,本来事情不多,便利用公务闲暇,悉心考察英国政治。通过对英国资本主义政治运作的实地考察,郭嵩焘逐渐摆脱了君权至上的思想束缚。在英国,他不仅敢于考究西方的民主政体,而且敢于肯定其优点。他说:西洋的国政一概公开,而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的国政,却正好与此相反。郭嵩焘列席旁听了英国下议院的辩论,也曾认真研究英国议会政治发展的历史,结果认识到,议会和政府两者互相牵制是英国立国千余年不败的原因。
  1877年(光绪三年)5月,刘步蟾、方伯谦、严复等人作为海军留学生,在监督李凤苞的带领下到达英国。抵英次日,郭嵩焘便在公使馆中设宴,为李凤苞等洗尘。在郭嵩焘的安排下,这些留学生一部分被分派至英国舰队中,另一部分则考入了皇家海军学院,此后成了公使馆的常客。在郭嵩焘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们之间的多次谈话。郭嵩焘经常阅读留学生们的日记,留学生们在留学心得中讲,英国人的微积分学、新学、力学等,都是以前没有读过的,现在学了这些,不啻事半功倍。郭嵩焘感慨地说:就凭这个也能证明出洋留学的好处实在不少啊!
  年逾花甲、读了大半辈子儒家经典、头脑里塞满了陈腐观念的郭嵩焘,现在却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与中国的落后,而且承认得这样彻底,这在当时需要惊人的勇气。
  
  任期未满黯然还乡
  
  郭嵩焘曾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使西纪程》一书,内容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采用其治国之道等话语。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在当时的条件下,就郭嵩焘所属的那个社会阶层而言,他已经走得太远。这使他难安其位,不断受到攻击,而最为恶毒的攻击便来自他的副手刘锡鸿。
  在刘锡鸿的笔下,郭嵩焘的最大“罪状”有三:披外国人的衣物、向其他国君主起立致敬、听音乐会时效仿洋人索取节目单。由此足见当时国人愚昧之深。刘还秘密弹劾郭嵩焘“十款”罪状,极尽罗织诬陷之能事。刘锡鸿指责郭嵩焘的“罪状”,其实都合乎国际礼仪,这反而印证了英国人称郭嵩焘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赞誉。由于清朝守旧势力过于强大,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对郭嵩焘一片唾骂指责之声,他只得在任期未满(仅仅一年零七个月)之时,奏请因病销差,清廷立即同意并派曾纪泽接任。
  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当时湘阴正好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西洋小火轮拖带的木船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国人的阻拦,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满了大街。
  出使之日,郭嵩焘曾经壮志满怀,期望以此行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奈铩羽而归。郭嵩焘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他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回国后便归隐乡里。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时尚未解除,但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对他傲慢异常。郭嵩焘死后,虽有官员请旨按惯例赐谥立传,也都被清廷否决。直到他死后9年,义和团运动高涨之际,还有京官上奏要求开棺鞭戮郭嵩焘的尸身,以谢天下。
  晚年时,郭嵩焘曾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但终归化为泡影。他自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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