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与画图有别，不须着色，但研究者往往用浓、淡来区别两种不同文风的文章。浓抹重彩专指辞藻华丽、刻意雕绘的文章；质朴无华则是另一类率直而不事修饰的文章给人的印象。这里的淡，不是淡而寡味的淡，而是指质朴、自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有关文章的讨论一深入，浓、淡的问题就会浮出水面，很自然地成为人们感兴趣的话题。
　　周作人的《谈文》引用清人叶松石（叶炜）《煮药漫抄》中的话：“少年爱绮丽，壮年爱豪放，中年爱简练，老年爱淡远。学随年进，要不可以无真趣，则诗自有可观。”确实说出了部分作者不同年龄段文风发生变化的实际。文学史有文、质关系的讨论，质是文意、文章的内容，也有将质说成道的，而文则是文辞、文饰，说俗一点，就是文意的包装。柳宗元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夸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夸采色、夸声音、炳炳烺烺”，这是华丽、浓艳的标志。大概写文章的人都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初时总是较多地注意好看，极想为文章披上一件华美的外套，不懂得将作者的心意隐藏于对事实感性、生动的叙述中，会有更好的阅读效果。一冲动就要显身，直接出面抒情，堆砌各种美丽的辞藻，给人的感觉就是“露”，而露又总是同“浅”联系在一起。“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年岁增长了，经历多了，看惯了云卷云舒，心境、文思也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获得升华，繁复的包装也因此成为多余，笔下的文字虽然趋于平淡，却包含了更多值得珍视的人生经验。
　　其实以上所说只是常态，文章作者禀赋不一，存在大量的例外。韩愈每写文章，似乎都会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安排好对仗、排比的句式，大量使用精心建构、刻有他个人印记的语词，似乎下定了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决心。总起来看，韩愈的文风一以贯之，从未突破铺张扬厉、刻意修饰文辞的基调。读韩愈的文章就像是饮一杯度数极高的白干，自忖酒力不济的读者，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周作人对韩文便啧有烦言，曾在多个场合批评韩愈的文章，说是装腔作势。周的性格取向于平淡，任何时候都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模样，他写文章，即使内心深处波澜起伏，也有意将其调控在浅浅漪涟的底下。《煮药漫抄》中“学随年进”一句，暗含了老年淡远优于少年绮丽的意思，证之史实，也并非必然。“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独特的遭际，影响了作者的心态，让庾信文章由年少时的绮靡变而为暮年的激烈，并由此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卓越地位。此外，同一个作者笔下也经常出现时淡时浓的变化，苏轼为文，大多挥洒自然，率意发声，赵翼说他：“随物赋形，信笔挥洒，不拘一格，故虽澜翻不穷，而不见矜心作意之处。”但写《赤壁赋》，作者锻炼字句，精心铺排，再迟钝的读者也能感觉得到。也许是因为作者“才”大气粗，一使性子，笔下文字便浓到了无以复加的极点。
　　“平淡”一词也常用于诗的品位。杜甫评价孟浩然“诗赋虽不多，往往凌鲍、谢”，清丽、淡远是鲍、谢诗歌的基调。闻一多也很欣赏孟浩然清纯的诗风，说孟诗的好处在于自然地构筑了一种质朴、淡雅的诗意氛围，让读者非常自然地融入其中，触发与诗人相同的心律律动。闻一多感叹道：“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又说：“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闻一多是诗人写论文，说话多少带点夸张。平淡并不是好诗的全部，杜甫、李商隐的诗就不很平淡，孟浩然的诗也有通篇平淡、夹有极浓一联的情形，“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乡泪客中尽，归帆天际看”，极为工巧，是诗人雕琢文句、用尽心机的创制，在这些诗里，浓丽与平淡和谐地整合在一起。与品诗一样，文风平淡也常能获得文评家的赞语，称之为“言近而旨远”。胡适解释说：“从文字表面上看来，写的是一件人人可懂的平常实事”，稍加品味，“却还可寻出一个寄托的深意”。胡适认为“言近”则越近（浅近）越好，“旨远”则越远越好。“寄意遥深”，这个充满了诗意的词语，便常常用来形容平淡而富有内涵的文章。综合古人的评述，我觉得一进入学理分析的层面，尽管也还有对与平淡相反的浓艳肯定的声音，但衡量的天平大多向着简淡一面倾斜。“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铺张扬厉、华丽浓艳的文章，虽然还不致被一概否定，但总体评价远不及前者是不争的事实，且多不是作为可以仿效的对象予以推介的。
　　清初戴名世《章泰占稿序》说：“质者，天下之至文者也。平者，天下之至奇者也。莫质于素，而本然之洁，纤尘不染，而采色无不受焉。莫平于水，而一川泓然，渊涵渟蓄，及夫风起水涌，鱼龙出没，观者眩骇。是故于文求文者非文也，于奇求奇者非奇也。”“于文求文者非文也，于奇求奇者非奇也”一语，尤其值得我们重视。质似素、淡如水，将作文的心态放平了，将想要表达的意思提纯了，然后才能有文，进入无意求奇而奇思自现的境界。可见善文的戴氏也将朴实无华视为文章的最高境界。孔子“绘事后素”一词，后人释义颇多含混，戴名世对此似乎有自己的理解，以为惟将铅华洗尽，方有“真实者以存”，“潦水尽而寒潭清”，意境空灵、韵味无穷，寄情文墨者谁不想这样的文章能多多地出现在自己的集中？《稿序》最后，作者鼓励章泰占，“终抱其质而毋漓之，终守其平而毋凿且汩之也哉！”总起来看，反对雕琢是戴名世一贯的主张，在给刘言洁的信里谈及文章之道时，他又一次强调“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始能让文意“与混茫相接”，“无所有乃其无所不有”，因为自然而能摒弃束缚，才有文意的廓大与深邃。他还将“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铅华”称为“君子之文”。桐城派的文章以雅洁、凝练著称，这也与该派文人自戴名世起，一直宗奉归有光不无关系。归有光集中的名篇大多朴实无华，绝少铺张的文饰，往往一个白描的动作，便足以凸显人物的情态，并将读者迅速引入文章描述的情景中。像《寒花葬志》中寒花冉冉而动的眼珠，《女二二圹志》中出生未及周岁的女儿跃入其怀的欢腾，都能引来读者如在目前的感动。
　　说了那么多古人对平凡、淡雅的赞扬，那么浓艳、绮丽是不是一无是处了呢？我觉得在人们推崇的文章中，有些篇什虽然不是作为浓抹重彩获赞，但其精心雕琢文句的痕迹随处可见，本质正是绮靡，王勃《滕王阁序》便是如此。王勃此文，文句多用对仗，词藻极为华丽，“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诗序中的文字大多经过了精心的锻炼，说是一挥而就，真的让人不敢相信。青菜萝卜各有所爱，这篇由极度富丽的文字和出人意表的想象组成、竭尽雕琢能事的骈体文章，被人赞叹至今，不也证明了华丽的文风也自能获得人们的赞赏么？诸葛亮的《出师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篇中语句精雕细刻、光昌流丽，读过的人谁不说好。陶渊明是隐士，置身世外，心似止水，文章也以平淡相标榜。唐顺之说陶文“未尝较声律，雕文句，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但陶集中“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这样极富想象、文采斐然、无比精美的文句真能不假思索、信手写出吗？
　　行文至此，我想到了苏东坡《与二郎书》中说过的话：“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不同年龄段文风的变化前面已经说过，而成熟的平淡是绚烂之极的提法，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在我看来，陶诗正是绚烂之极的平淡，平淡中融入了丰富的色彩，要取得这样的审美效果恐怕少不了作者的苦心经营，没有几十年功力岂能至此？同样的，上面提到的归有光的几篇短文能获得这样的审美效果，同作者观察的细致、情感体验的真切都有极大的关系。成熟的平淡，正好说出了归有光这样具有极高才艺的作者的写作本事。唐顺之批评沈约，说他在声律与文句方面殚精竭虑，“竟不曾道出一两句好话”。我觉得唐顺之责人太过苛刻，正是因为齐梁诗人计较了声律与文句，才有唐诗的繁荣，杜甫、李商隐的诗学成就均受惠于声律与文句的计较，沈约的这份功劳不可抹杀。齐梁诗风虽因绮丽被后人批来批去，但鲁迅肯定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并没有排除讲究声律、极富文采的齐梁。被人喜爱的鲍照、谢朓、江淹正是这一时代涌现出来的杰出作家。杜甫的诗学成就为世人所公认，但“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岂是不经深思，可以随意得着的文句？即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初读尚觉平常，一细想，分明能体会到其中的工巧。
　　综合上面叙述的各种情况，我觉得强调文章本色是对的，但只要言之有物，而非无病呻吟、为文造情，文风淡些、浓些都不是问题。中国人临事标举中庸，写文章浓淡相宜、左右逢源当然好，实行起来其实很难，有所偏至并无大碍，浓得有特色，淡得有深意，都不失为好的文章。姚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阴阳刚柔，其本二端”，“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極，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说的虽然是文章刚柔，但延用于浓淡，也是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