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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翻译的主体间性是一个包括原作者、译者和读者在内的复杂群体主体系统。翻译研究应关注翻译各要素之间的和谐，实现真、善、美的和谐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两个重要概念即翻译主体的构成及主体交流的空间是主体间性理念的忠实体现，可以为翻译的主体间性和谐关系的研究开启新的思路。
关键词：翻译 主体间 和谐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翻译研究的一个首要对象就是主体，即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他们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影响。作为跨跃语言、跨跃文化障碍的翻译活动，包含着主体之间行为的协调，其过程是主体间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相互协同的过程，也即主体间性的凸显。翻译的主体间性是一个包括原作者、译者和读者在内的复杂群体主体系统。翻译主体间性对于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关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翻译过程中的一切关系既对立又统一，只有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达到翻译的和谐境界。翻译研究应关注翻译各要素之间的和谐，实现真、善、美的和谐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重要概念可以为翻译的主体间性和谐关系的研究开启新的思路。
一 巴赫金对话理论
巴赫金是20世纪的俄国思想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20世纪中期他提出的对话理论，是关于世界的存在状态、构成方式以及创生过程等方面总的看法和观点。巴赫金认为，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维的本质是对话，语言的本质是对话；对话的双方是平等、独立的主体，没有单纯的说话人和听话人，说话人发出信息符号后，必须接受对方的反馈信息，又变成听话人；而听话人在发出反馈信息后，同样变成说话人，只有双方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得到重视，对话才能得以顺利进行下去；构成对话应有对话者、对话内容和对话方式等几个因素。他人对自我的意义是：与自我构成相互取向的关系，相互取向为交往提供了可能性，但交往的最终实现则是在对话中，而接受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起重要作用。
巴赫金把主体的建构看成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认为他者是建构自我的前提，没有他者，没有不同于“我性”的他性，对话是无以构成的。他者是构成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切与我相异且外在于我的主体或主体性存在，包括具体的你和他，也包括蕴涵意义的物质或思想存在与环境，甚至包括我试图摆脱的那部分自我或自我意识。
巴赫金非常重视人类言语活动的双向交流的特性。他指出，任何话语都只能发生在同他人话语的交往中，离开这种交往对话关系，任何话语无由产生也无由存在。巴赫金例举了一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每个人都有其独一无二的时空位置和观察世界的个体视角，但这一位置与视角由于人自身生理上的限制，有一个严重的弱点，那就是我永远不可能全面地审视我所身处的世界，我背后的时空景观、甚至是我的形貌都不能直接进入我的视野。人对自身的认识和了解是十分表面的，人只有透过他者的反照，才能对自己有深入的了解。
巴赫金非常看重差异性和他者的存在，认为差异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交流是必须的，对话才会有视野的融合，人才能对一种客体形成较全面、正确的认识。同样，在对自我的认识中，他人也是不可或缺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价值的个性之人，但同时他的存在又只能是社会性的，只能是通过同他人的交往而存在于世界之中。不是我用自己的眼睛从内部看世界，而是我用世界的眼睛、别人的眼睛看自己；我被他人控制着。巴赫金将他性视为一切存在的前提，把对话看作任何具体存在的基本方式。在巴赫金看来，自我不可能是一个封闭孤立的实体，自我的存在离不开他人。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是有两个生命的存在，他者是自我的前提，没有他者也就没有自我，在我的周围是他人的世界，我的一切思想行为都是通过与他人的思想行为进行对话才得以真正实现的。
二 翻译的主体间性：巴赫金理论阐释
将巴赫金对话理论运用于文学作品翻译中，就必须把作者、文本、读者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强调这三者是一个整体，强调作者和读者双方的主体性及两者所产生的共同作用。根据巴赫金对话理论，翻译过程就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一种对话，该过程涉及了两种不同语言的文本，两种文化背景迥异的读者和两个作者(原文作者与译者)，于是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对话性关系将会更加复杂。其间既有作者和读者的对话性关系，也有读者与文本主人公的对话性关系，有文本主人公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对话性关系，甚至还有译本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性关系。
翻译的主体间性是一个包括原作者、译者和读者在内的复杂群体主体系统，翻译活动中的每一个主体是构成整个翻译过程的个体主体，真正的主体只有在主体间的平等交往中，即在主体与主体相互承认，相互尊重对方的主体身份时才可能存在。主体间性并不是反主体性、反个性，而是对主体性的重新确认和超越，是个性的普遍化和应然的存在方式。
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充当的是读者的角色，然后又扮演了译文作者的角色。巴赫金将文本话语中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归结为“说者”与“听者”的对话关系。他在《小说话语》中提到：
“说者力图在他者理解视野中确定其话语方位，并进入与这个视野的各种因素对话的关系。说者打入听者的他人视野，在他人的领土上，在听者的统觉背景上建立自己的表述”。
另一方面，译者又以译文创造者的身份，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接受视野，在一个新的文化世界里打开了文本崭新的历史。译者不仅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第三层次的读者进行又一轮的文化交流，而且在另一文化里延续了原作的生命。翻译就是在这种循环往复中不断推陈出新，促进人类文化交流逐步向前发展。这也证明了为什么翻译不是原文的翻版复制，而是一种再创造。
三 翻译主体间的真善美和谐关系
1 译者与原作者的和谐关系：求真
译者虽然直接面对的是原文本，但原文本是原文作者思维的产物，是原作者意图的体现，充分表现出原作者创作的主体性。译者作为一个与原作者平等而独立的主体，在参与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充分考虑到原作者的生存年代、地理环境、人文特点、风俗习惯等因素。尽管译者在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中努力忘却自身、进入原文文本，力求把握、领会原文作者的意旨，但由于译者所处年代的限制，对所译作品的态度，自身的人生阅历、判断标准、价值观点的客观存在，加之翻译时必须面对现实的目标读者，考虑现实读者的需求和接受水平，所以译者主观的参与是不可避免的，其阅读能力、审美意识等都被打上时代的烙印。这种译者与原文作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使译本汇聚了原作者与译者共同的语言要素，并使译本在新的语言环境中具有了生命力。因此，在这过程中，译者与原作者之间并不是单一的“传话者”关系，或是主仆关系，而是平等的主体间对话关系，既然是对话关系，翻译就不是某一方垄断了话语权的独白，也不是译者对原作者的“如影随形，如响应声”般的机械应和，而是双方都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平等对话隐含了一种复调结构，意味着在译本中双方都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既有原作者的声音，也有译者的声音；既有译者与原作者的共鸣部分，也有译者不同意原作者的地方。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首当其冲的任务便是以文本为中介与原文作者进行对话，以把握原文作者在文本中表达的意图并对所把握的作者本意进行跨文化再现。因此，文本中的作者本意就是译者进行跨文化再现的根据，是“真理的源泉”（伽达默尔语）。这里的“再现”不是指教条的“忠实”或“对等”，而是一种包含着差异的“最佳的诠释”。这种再现重在求真，真在反映原文或原文作者。
2 译者与读者的和谐关系：求善
在中国译论的开篇之作《法句经序》中，支谦指出了译者与读者这对主体间关系的核心——善。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马建忠提出了“善译”的标准，指出译者应“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译者追求再现原作者或原文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译文读者。阐释学理论认为，读者的阅读期待分为定向期待和创新期待，具有“趋同性”和“趋异性”两种审美倾向，因此真正的“善译”应该两者兼顾，“一方面，文本在不时唤起读者期待视野中的预定积累；另一方面，又在不断设法打破读者的期待惯性”，这样才能达到翻译外国作品的目的。
译者在进行翻译创作时一定要充分对未来读者的认知水平、接受力、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予以考虑。因此，译者在原文选择和翻译过程时就开始了与心目中预设的读者进行交流和对话，根据读者的期待视野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以达到译者和读者的视界融合。读者的接受程度、认可程度直接决定了译本的成败。只有通过与读者的交流和沟通，译者才能填补翻译中出现的意义真空，因为作者在创作时往往把一些他认为与读者共有的且无需赘言的文化信息省略去，所以译者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填补这种对于原文作者以及原文读者来说心知肚明而对于译者以及译文读者却扑朔迷离的异语文化的缺省，让译文读者也享受到原文读者同样的文学情趣，求得善译。
3 译者与文化“他者”的和谐关系：求美
翻译是最亲密的阅读行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然经历自身的先有视域与源语文本视域之间的差异甚至冲突，要不断调整或拓展先有视域以缩小距离或缓和冲突，直至与源语文本达到“视域融合”。翻译过程中这种视域间的融合反映了译者与外来文化中的“他者”之间的交流，译者克服自身视域的限制，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实现从“先我”到“现我”的转变，最终在目的语文化中再现源语文本的“美”，以促进文化间的相互吸引和取长补短。西班牙学者皮姆曾指出，译者要保证互为异己的各方达成最大程度上的跨文化合作。换而言之，译者应成为协助实现跨文化理解的中间人，努力促进互为他者的文化间的了解和交流。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首先对源语文本的诗学美感觉敏锐，有意识地通过选词造句等语言手段构建译文的美。译者的翻译艺术越高超，就越有强烈的求美欲望，总想通过各种方式彰显自己的语言个性和风格特征。如中国现代的翻译大家林语堂提出，译文应该有“五美”：音美、意美、神美、气美、形美，这也是他一生大量翻译实践的不懈追求。无独有偶，当代翻译名家许渊冲继承前人的思想，将自己40年译诗经验总结为五个字：“美化之艺术”，认为求美是文学翻译的高标准，而求真是低标准，“为了求美，甚至不妨失真”。当然，这里的“求美”不仅仅指在艺术层面上对诗学美的追求，更包括翻译中对外来文化的思维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美”的再现。
翻译活动中涉及的作者、译者与读者三个主体之间应该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消解单独主体性。主体性应该是主体间的主体性，是以对方存在为前提的一种共在的自我。真善美是和谐统一的，对原文的“至真”即是对读者的“至善”，对译者就意味着“至美”。各种关系的和谐、平等是保证涉及翻译的各因素在妥协、变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条件。而积极、互动的主体间性使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和谐共在成为可能，主体之间才能达到一种无遮蔽敞开的澄明之境。
注：本文系江西省教育厅2011年高校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王佐良文学翻译主体间性研究（项目编号WGW1108）”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 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三联书店，1994年版。
[3] 侯敏：《翻译研究本体中的主体间性特征》，《中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4] 梁淑梅、李媛媛：《从翻译的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5] 宋晓春：《论翻译中的主体间性》，《外语学刊》，2006年第1期。
[6] 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7] 陈水生：《翻译主体间伦理的构建：真善美的和谐伦理观》，《湖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作者简介：
覃玖英，女，1970—，湖南石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翻译、外语教学，工作单位：井冈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郑禄英，女，1975—，江西安福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井冈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翻译 主体间 和谐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翻译研究的一个首要对象就是主体，即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他们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影响。作为跨跃语言、跨跃文化障碍的翻译活动，包含着主体之间行为的协调，其过程是主体间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相互协同的过程，也即主体间性的凸显。翻译的主体间性是一个包括原作者、译者和读者在内的复杂群体主体系统。翻译主体间性对于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关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翻译过程中的一切关系既对立又统一，只有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达到翻译的和谐境界。翻译研究应关注翻译各要素之间的和谐，实现真、善、美的和谐美。巴赫金对话理论的重要概念可以为翻译的主体间性和谐关系的研究开启新的思路。
一 巴赫金对话理论
巴赫金是20世纪的俄国思想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20世纪中期他提出的对话理论，是关于世界的存在状态、构成方式以及创生过程等方面总的看法和观点。巴赫金认为，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维的本质是对话，语言的本质是对话；对话的双方是平等、独立的主体，没有单纯的说话人和听话人，说话人发出信息符号后，必须接受对方的反馈信息，又变成听话人；而听话人在发出反馈信息后，同样变成说话人，只有双方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得到重视，对话才能得以顺利进行下去；构成对话应有对话者、对话内容和对话方式等几个因素。他人对自我的意义是：与自我构成相互取向的关系，相互取向为交往提供了可能性，但交往的最终实现则是在对话中，而接受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起重要作用。
巴赫金把主体的建构看成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认为他者是建构自我的前提，没有他者，没有不同于“我性”的他性，对话是无以构成的。他者是构成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切与我相异且外在于我的主体或主体性存在，包括具体的你和他，也包括蕴涵意义的物质或思想存在与环境，甚至包括我试图摆脱的那部分自我或自我意识。
巴赫金非常重视人类言语活动的双向交流的特性。他指出，任何话语都只能发生在同他人话语的交往中，离开这种交往对话关系，任何话语无由产生也无由存在。巴赫金例举了一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每个人都有其独一无二的时空位置和观察世界的个体视角，但这一位置与视角由于人自身生理上的限制，有一个严重的弱点，那就是我永远不可能全面地审视我所身处的世界，我背后的时空景观、甚至是我的形貌都不能直接进入我的视野。人对自身的认识和了解是十分表面的，人只有透过他者的反照，才能对自己有深入的了解。
巴赫金非常看重差异性和他者的存在，认为差异性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交流是必须的，对话才会有视野的融合，人才能对一种客体形成较全面、正确的认识。同样，在对自我的认识中，他人也是不可或缺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价值的个性之人，但同时他的存在又只能是社会性的，只能是通过同他人的交往而存在于世界之中。不是我用自己的眼睛从内部看世界，而是我用世界的眼睛、别人的眼睛看自己；我被他人控制着。巴赫金将他性视为一切存在的前提，把对话看作任何具体存在的基本方式。在巴赫金看来，自我不可能是一个封闭孤立的实体，自我的存在离不开他人。存在的最基本条件是有两个生命的存在，他者是自我的前提，没有他者也就没有自我，在我的周围是他人的世界，我的一切思想行为都是通过与他人的思想行为进行对话才得以真正实现的。
二 翻译的主体间性：巴赫金理论阐释
将巴赫金对话理论运用于文学作品翻译中，就必须把作者、文本、读者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强调这三者是一个整体，强调作者和读者双方的主体性及两者所产生的共同作用。根据巴赫金对话理论，翻译过程就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一种对话，该过程涉及了两种不同语言的文本，两种文化背景迥异的读者和两个作者(原文作者与译者)，于是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对话性关系将会更加复杂。其间既有作者和读者的对话性关系，也有读者与文本主人公的对话性关系，有文本主人公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对话性关系，甚至还有译本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性关系。
翻译的主体间性是一个包括原作者、译者和读者在内的复杂群体主体系统，翻译活动中的每一个主体是构成整个翻译过程的个体主体，真正的主体只有在主体间的平等交往中，即在主体与主体相互承认，相互尊重对方的主体身份时才可能存在。主体间性并不是反主体性、反个性，而是对主体性的重新确认和超越，是个性的普遍化和应然的存在方式。
作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充当的是读者的角色，然后又扮演了译文作者的角色。巴赫金将文本话语中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归结为“说者”与“听者”的对话关系。他在《小说话语》中提到：
“说者力图在他者理解视野中确定其话语方位，并进入与这个视野的各种因素对话的关系。说者打入听者的他人视野，在他人的领土上，在听者的统觉背景上建立自己的表述”。
另一方面，译者又以译文创造者的身份，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接受视野，在一个新的文化世界里打开了文本崭新的历史。译者不仅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第三层次的读者进行又一轮的文化交流，而且在另一文化里延续了原作的生命。翻译就是在这种循环往复中不断推陈出新，促进人类文化交流逐步向前发展。这也证明了为什么翻译不是原文的翻版复制，而是一种再创造。
三 翻译主体间的真善美和谐关系
1 译者与原作者的和谐关系：求真
译者虽然直接面对的是原文本，但原文本是原文作者思维的产物，是原作者意图的体现，充分表现出原作者创作的主体性。译者作为一个与原作者平等而独立的主体，在参与翻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充分考虑到原作者的生存年代、地理环境、人文特点、风俗习惯等因素。尽管译者在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中努力忘却自身、进入原文文本，力求把握、领会原文作者的意旨，但由于译者所处年代的限制，对所译作品的态度，自身的人生阅历、判断标准、价值观点的客观存在，加之翻译时必须面对现实的目标读者，考虑现实读者的需求和接受水平，所以译者主观的参与是不可避免的，其阅读能力、审美意识等都被打上时代的烙印。这种译者与原文作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使译本汇聚了原作者与译者共同的语言要素，并使译本在新的语言环境中具有了生命力。因此，在这过程中，译者与原作者之间并不是单一的“传话者”关系，或是主仆关系，而是平等的主体间对话关系，既然是对话关系，翻译就不是某一方垄断了话语权的独白，也不是译者对原作者的“如影随形，如响应声”般的机械应和，而是双方都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平等对话隐含了一种复调结构，意味着在译本中双方都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既有原作者的声音，也有译者的声音；既有译者与原作者的共鸣部分，也有译者不同意原作者的地方。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首当其冲的任务便是以文本为中介与原文作者进行对话，以把握原文作者在文本中表达的意图并对所把握的作者本意进行跨文化再现。因此，文本中的作者本意就是译者进行跨文化再现的根据，是“真理的源泉”（伽达默尔语）。这里的“再现”不是指教条的“忠实”或“对等”，而是一种包含着差异的“最佳的诠释”。这种再现重在求真，真在反映原文或原文作者。
2 译者与读者的和谐关系：求善
在中国译论的开篇之作《法句经序》中，支谦指出了译者与读者这对主体间关系的核心——善。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马建忠提出了“善译”的标准，指出译者应“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译者追求再现原作者或原文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译文读者。阐释学理论认为，读者的阅读期待分为定向期待和创新期待，具有“趋同性”和“趋异性”两种审美倾向，因此真正的“善译”应该两者兼顾，“一方面，文本在不时唤起读者期待视野中的预定积累；另一方面，又在不断设法打破读者的期待惯性”，这样才能达到翻译外国作品的目的。
译者在进行翻译创作时一定要充分对未来读者的认知水平、接受力、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予以考虑。因此，译者在原文选择和翻译过程时就开始了与心目中预设的读者进行交流和对话，根据读者的期待视野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以达到译者和读者的视界融合。读者的接受程度、认可程度直接决定了译本的成败。只有通过与读者的交流和沟通，译者才能填补翻译中出现的意义真空，因为作者在创作时往往把一些他认为与读者共有的且无需赘言的文化信息省略去，所以译者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填补这种对于原文作者以及原文读者来说心知肚明而对于译者以及译文读者却扑朔迷离的异语文化的缺省，让译文读者也享受到原文读者同样的文学情趣，求得善译。
3 译者与文化“他者”的和谐关系：求美
翻译是最亲密的阅读行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然经历自身的先有视域与源语文本视域之间的差异甚至冲突，要不断调整或拓展先有视域以缩小距离或缓和冲突，直至与源语文本达到“视域融合”。翻译过程中这种视域间的融合反映了译者与外来文化中的“他者”之间的交流，译者克服自身视域的限制，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实现从“先我”到“现我”的转变，最终在目的语文化中再现源语文本的“美”，以促进文化间的相互吸引和取长补短。西班牙学者皮姆曾指出，译者要保证互为异己的各方达成最大程度上的跨文化合作。换而言之，译者应成为协助实现跨文化理解的中间人，努力促进互为他者的文化间的了解和交流。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首先对源语文本的诗学美感觉敏锐，有意识地通过选词造句等语言手段构建译文的美。译者的翻译艺术越高超，就越有强烈的求美欲望，总想通过各种方式彰显自己的语言个性和风格特征。如中国现代的翻译大家林语堂提出，译文应该有“五美”：音美、意美、神美、气美、形美，这也是他一生大量翻译实践的不懈追求。无独有偶，当代翻译名家许渊冲继承前人的思想，将自己40年译诗经验总结为五个字：“美化之艺术”，认为求美是文学翻译的高标准，而求真是低标准，“为了求美，甚至不妨失真”。当然，这里的“求美”不仅仅指在艺术层面上对诗学美的追求，更包括翻译中对外来文化的思维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美”的再现。
翻译活动中涉及的作者、译者与读者三个主体之间应该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消解单独主体性。主体性应该是主体间的主体性，是以对方存在为前提的一种共在的自我。真善美是和谐统一的，对原文的“至真”即是对读者的“至善”，对译者就意味着“至美”。各种关系的和谐、平等是保证涉及翻译的各因素在妥协、变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条件。而积极、互动的主体间性使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和谐共在成为可能，主体之间才能达到一种无遮蔽敞开的澄明之境。
注：本文系江西省教育厅2011年高校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王佐良文学翻译主体间性研究（项目编号WGW1108）”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 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三联书店，1994年版。
[3] 侯敏：《翻译研究本体中的主体间性特征》，《中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4] 梁淑梅、李媛媛：《从翻译的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5] 宋晓春：《论翻译中的主体间性》，《外语学刊》，2006年第1期。
[6] 周宪：《超越文学——文学的文化哲学思考》，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7] 陈水生：《翻译主体间伦理的构建：真善美的和谐伦理观》，《湖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作者简介：
覃玖英，女，1970—，湖南石门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翻译、外语教学，工作单位：井冈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郑禄英，女，1975—，江西安福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井冈山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