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德国劳动研究所所长克劳斯·齐默尔曼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称机器人“正在见证中国工业战略的重大转变”，其中特别提到去年8月富士康宣布未来3年在组装工厂中部署100万台工业机器人。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目前全球使用的工业机器人总数接近110万台。这意味着一家企业就几乎将世界机器人的使用量翻倍。但是，中国在机器人的使用方面，大有潜力可挖。比如，中国的汽车产量已经超过美国。但根据2011年的一项报告，美国汽车业使用的机器人达77000台，中国则仅为28000台。另外，在危险的煤矿井下作业中，机器人也被大量使用，矿难频发的中国，正亟须引进机器人来代替人力。
　　众所周知，“人口红利”，是推动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经济起飞的重要动力。如今“人口红利”正在迅速消失中，“民工荒”的危机几年来不绝于耳。“中国模式”是否还能维持？这一危机感已经渗入公共的意识之中。齐默尔曼则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异常乐观的景象：未来中国的劳动力短缺，可以通过机器人神奇地解决。
　　真是如此吗？首先，从利益的角度看，这样的前景被一位德国战略家所描述出来毫不奇怪。在近年来百业萧条的西方制造业中，德国制造业可谓一枝独秀。这并不是仅仅靠着豪华车等民用产品，更靠所谓的“生产产品”，即制造业所必需的器械。这些生产机械的最大市场，就是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一套生产机械，少则几百万，多则可能上亿。一位给德国公司做代理的朋友告诉我，现在德国货已经成了卖方市场。中国的厂家订购德国机器，下单后往往要等半年以上，而且不停地涨价。可见，“德国奇迹”和“中国奇迹”不分彼此。机器人属于生产机械之极致，技术主要在德国、日本这些高端制造业国家手里。从德国的利益考虑，当然希望中国的工业尽快从人力向机械转移。
　　那么，这种转移的难度如何？我们首先必须面对机器人的成本问题。机器人当然有着多种优势，但费用也相当可观。一个六轴机器人本身价值6万美元，安装费用则高达20万美元。其中给机器人编程的费用特别高。
　　另一方面是，虽然本世纪各国机器人的使用普遍增加，但在世界第一大机器人大国日本，机器人的使用从2000年的将近39万台降低到2008年的32万台多一点。而在人口老化的日本，不仅劳动力价格奇高，供应也严重不足。
　　要知道，国际制造业在过去几十年之所以纷纷涌入中国，追求的就是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如果劳动力能够完全被机器人取代，工厂为什么要设在中国？西方国家何不把同样的机器人召回本国？可见，尽管中国可能面临着一场机器人革命，靠机器人一举解决中国的人力短缺和持续发展问题，绝非那么容易。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看。第一，如果中国维持现有的制造业结构和发展模式，那么即使通过机器人解决了劳动力问题，也只能充当二流工业国家。齐默尔曼声称：“在iPhone或iPad的最终售价中，中国劳工成本估计仅占1%～3%。对这一极低比例进行大幅提升是中国的目标，也是其所有工业部门战略抱负的核心。”但是，他所忽略的核心问题是，iPhone或iPad的生产组装即使全用了机器人，这一生产成本在产品的最终售价中还只能占1%～3%，并不会提高。同时，机器人需要大量进口，这无异于中国制造业“外包”的开始。在贸易上，靠在iPhone或iPad的最终售价中的1%～3%，恐怕难以平衡进口昂贵的机器人的费用。
　　第二，中国虽然面临着劳动力短缺，被机器人替换下来的劳动力还是要干活维生的。现在农民工的教育素质，除了从事“繁重低级的工作”外，是否能够胜任更为高端的工作？比如，当精密的机器人在运转过程中出现机械故障或程序混乱时，靠着每年五六百块生均公用经费而读完中小学的工人，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吗？
　　俗话说，借来的拳头打不了人。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科技，镶嵌于人家的发展模式之中。中国要成功地面临未来的挑战，只能从根本上学习人家的模式和体制，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我们不能忘记中国近代史的创痛：鸦片战争后中国突然意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觉得学会了这些，问题就解决了。结果还是频频受辱。到了同治中兴时终于明白了这船坚炮利背后有着一套工业体系，于是有了洋务运动。可惜，那时的结论也不过是中体西用，以为拿过来人家的工业体系就完事大吉，到甲午之后才意识到政治改革是个绕不开的门槛。但愿这些并不遥远的创痛，会使当今中国人变得更加聪明起来。 ★
　　(作者系旅美学者，在美国萨福克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