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业负担是学生为了完成既定学习目标而承担的任务及其自我心理体验，其主要来源于家长对其子女学习结果的未来期望。学生减负难见成效的原因在于家长非理性的教育期望，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即传统观念熏染下的“为富为贵”期望、工具理性驱动下的“只接受成功”期望和同辈群体影响下的“盲目攀比”期望。促使家长教育期望回归理性，应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儿童学习的主体地位，在沟通对话中实现亲子教育期望的和解。
　　关键词：教育期望;教育焦虑;学业负担;学生减负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20）07A-0061-05
　　我国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这在政府文件、媒体报道、学术研究等途径都已得到了确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教育改革中，“减负”都是其重要目标，轰轰烈烈的“减负运动”也开展了多年，但学生学业负担反而有“越减越重”的趋势。“学生减负”为何难见成效？究其原因在于把对“学业负担”的理解局限在教育领域，采取简单化的应对方式，从而陷入了“减负—反弹—再减负”的无解循环。应当看到，“学业负担”既是一个个人问题，也是一个教育问题，同时还是一个社会问题”[1]。在以往对学业负担问题的认识上，人们多从学校教育角度来分析学业负担的实质及解决对策，未免有偏狭之嫌，而忽视了家长在其子女学业负担的发生、作用及后果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从家长教育期望出发，重新审视家长教育期望对学业负担的作用关系，并为减负问题的解决提出一些设想。
　　一、学业负担：家长教育期望的现实投射
　　（一）学业负担的本质澄清
　　学业负担，也称课业负担、学习负担，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担负的责任及相应的心理感受。国内学者对学业负担概念的理解大致有三种：将课业负担理解为主观感受、客观存在、主观感受与客观存在的简单之和[2]，基本涵盖了教育学界对学业负担问题的主流观点。学业负担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观感受与客观实在的结合，是外部期望作用下学生主动建构学习行为的结果，而非内外部因素的简单相加。在此“学业负担”可以界定为：学生为了完成既定学习目标而承担的任务及其自我心理体验。学业负担外化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作业量、学习时长、作业难度等指标及个体的生理、心理感受。
　　根据以上分析可得出“学业负担”的几点认识：第一，学业负担是一个中性概念，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有的责任，描述的是客观事实，其本身并不包含任何价值倾向。学习负担是学生作为学习者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学业负担的初衷是帮助学生达成既定学习目标。第二，适度的学习负担是完全正当合理的，应做到强度的适宜与类型的协调[3]。过量的学习负担将导致学生承受过多的学习压力，造成生理和心理的不适，最终影响他们的身心协调发展。适度的学业负担应保留，多出的部分才是“减负”应减去的。第三，对学业负担的感知取决于学生个体，学业负担的感受因人而异，“每个学生由于其学习能力不同，所承受的学习量也不同，因此每个人对学习负担的感受也不同”[4]。
　　（二）家长教育期望作用于学生学业负担的机制
　　有学者认为学业负担是“学校、社会、家庭及学生自我要求下所承担的所有学习任务”[5]，并将学业负担理解为学校、社会、家庭与学生自我期望共同作用在学生学习中的结果。学校、社会、家庭与学生自我期望的关系如何，它们分别如何作用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在这一界说里却又含混不清。本研究认为：教育期望是学生学习的驱动力，学生为了达到既定期望而相应地承担一定的学习任务，因此学业负担源于教育期望。这种期望有多种来源，既有学生内在的，也有外部的，但主要来源于家长的教育期望。家长在特定社会心态的影响下形成了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并影响着学校及学生自我期望，从而转化成了学生具体的学业负担。
　　学业负担是一种公共产品，存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6]，学业负担的需求者是学校、社会、家庭与学生，学业负担的提供者是家长、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校外教育机构。学生既是学习的主体，也是学业负担作用的对象，在学生身上体现了学业负担“供给关系”的联结。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作用在学生身上，影响着他们对待学业负担的态度、行为与自我体验。这种作用方式有两种类型，即直接作用与间接作用。家长向子女传递教育期望，给予他们一定的学习压力与学业负担，这是直接形式的作用方式。家长通过向学校及教育行政部门表达对学业负担的诉求，从而影响他们制定学业负担的措施;家长寻求校外教育机构的帮助，让他们提供学业负担，这样就间接作用在子女学业负担的生成过程中。无论是直接形式，还是间接形式的学业负担，其根本动力都是家长刚性的教育期望，并最终作用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
　　（三）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根源：非理性的家长教育期望
　　家长教育期望直接影响着学生对学业负担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耶克斯—多德森”定律，即教育期望和学业负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倒U形”曲线关系。家长教育期望若保持在适度的水平，其子女的学业负担也相应会维持适度的水平，也就能获得最佳的学习体验;当家长教育期望过低时，其子女的学业负担量偏少;而家长教育期望过高时，其子女的学业负担量也会过高。家长教育期望過高或过低都相应地会带来学业负担的变化，不利于学生学习活动的进行。至于什么程度的家长教育期望才是最合理的，目前尚无统一标准，应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征来灵活制定标准。
　　教育行政部门以下发文件的形式明令要求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如2018年12月颁布的《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施的通知》中，对学校、课外机构、家庭、政府四类主体制定了严格的指导意见，甚至对学习时间、作业量、教学活动等都做了具体、可操作的指导[7]。但这种做法没能得到有效的结果，甚至反对之声不绝于耳，究其原因便在于没有抓住家长教育期望这一根本因素。学生学业负担并未减少，只不过从显性转变成了隐性（学校不再明确布置作业，但学生为了完成学习任务还是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学习），完成了时空转移（学业负担由学校转移到校外教育机构和家庭中）。看似学校里学生的学业负担大大减少，“减负”工作颇具成效，实则学生放学后的时间被各种“影子教育”所挤占，作业量不减反增，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情况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因此，“减负”举措带来了现实情境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学校大力执行“学生减负”政策，政府也花大力气整顿校外培训机构;另一方面校外教育机构虽多次被曝光办学问题，但却呈现出一片蓬勃发展之势。说到底，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背后还是暴露出家长对学业负担的强烈需求，说明在“减负”的大环境下，学校内部的学业负担已无法满足家长对子女过于强烈的教育期望，这种教育期望已经走向了非理性的道路。如果谈“减负”问题却未涉及如何改变非理性的家长教育期望，就很难取得根本性成效。 　　二、家长非理性教育期望的具体表征
　　作为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人的行为和观念总是受到特定时期社会环境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家长的非理性教育期望也正是在历史、社会和群体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得以形成，并表现为不同类型。
　　（一）传统观念熏染下的“为富为贵”期望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把学习的终极目的窄化为步入仕途，成为社会精英。为此，儒家还提出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口号来激励学生学习，鼓励学生苦学儒家经典。受传统教育观念影响，家长们形成了一种庸俗、功利、短浅的教育价值观：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为富为贵”，教育需要满足既得利益的维护、生活条件的改良和社会地位的升迁等外在目标，否则教育投入会被认为是一种“得不偿失”的举动[8]。家长这种“为富为贵”的教育期望漠视儿童的自然天性，将他们从原有学习环境中剥离，纳入同质化的学习竞争中，让他们不得不牺牲锻炼、休闲、娱乐等时间来完成无休止的学习任务。儿童为了迎合家长的教育期望而长时间伏案学习，变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严重缺乏生活常识，便也失去了生命的灵性。
　　（二）工具理性驱动下的“只接受成功”期望
　　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了“累积性因果循环”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各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系统中的某种变化将会引发累积因果效应[9]。在教育领域中也存在这种效应：如果不能进入好的幼儿园，就难以进入重点小学;不能进入重点小学，就难以进入好的中学;不能进入好的中学，就难以考上好的大学;如果没能进入好的大学，可能就与好工作失之交臂。教育被看作了一场单向度的竞赛，因此“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了家长们的共识。激烈的教育竞争伴随着儿童走向成年的不同阶段，家长们竭尽全力想为子女争取优质教育资源，不想让他们在残酷的竞争中遭遇失败。但矛盾在于，优质教育资源是极为有限的，难以满足全体人民不断增长的优质教育需求。教育竞争是残酷且不可避免的，只有少数人会在这场关乎教育、关乎人生的学业竞争中获得成功，这也意味着大部分人将沦为失败者。
　　随着近年来家庭少子化现象的加剧，家长教育期望也更加集中在独生子女身上。作为“唯一的希望”，独生子女从一出生就成为整个家庭关注的中心和家庭未来的寄托，家庭生活的重心也开始向独生子女倾斜[10]。独生子女承载家庭所有的教育期望且无法分担，这种“唯一性”也意味着教育竞争中的风险加大。因为一旦子女在学业中遭受失败，就意味着家庭所有的前期教育投入都将化为乌有，所以家长们不能接受孩子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失败。因此，家长们明知过多的学业负担会造成子女的身心不适，但为了让孩子能在将来获得更好的工作、享受更优越的生活条件，他们宁愿牺牲子女的正常休息时间，而给他们施加更多学业负担。
　　（三）同辈群体影响下的“盲目攀比”期望
　　子女接受教育本来是家庭内的事情，但在生活中子女的学习成绩、升学情况等往往成了家长们争相讨论与对比的话题，而家长们也习惯了用“别人家的孩子”做案例来激励其子女努力学习。一些家长将子女当作自己的私有物，将他们优异的学习成绩看作赢得“面子”的工具。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家长们全然不顾及子女的意愿和感受，让他们投入无休止的学业任务中。家长们对于如何帮助子女学习并无明确计划，也不知道怎么采用科学的方法，不过是跟风式地给子女报辅导班、夏令营、兴趣班等活动，让子女和同龄人在学习形式上保持一致。而一些家長在遭遇不幸之后将自己认定为人生失败者，转而将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希望通过他们的教育成功来改变失意的人生。这种做法不过是这部分家长为了缓解自身的焦虑与不安，转嫁生活压力。
　　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增长了人们的焦虑与不安，在教育领域中则体现为对“教育改变人生”的质疑。教育天然具有社会分层的功能，在中国古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说法，从侧面解释了教育对社会分层的重要作用。从当前媒体报道中也不难发现，“中国式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整体焦虑，实质暴露了他们对社会阶层固化的担忧。家长们将这种焦虑转化为了对子女教育的过度期望，子女的学习已经不单单是影响他们今后生活的因素，而是承载了整个家庭乃至家族的梦想。为了实现父母眼中的“宏大目标”，孩子们早早背负起了太多的情感压力，不得不在学习上耗费心力。为了实现父母非理性的期望，学业负担已经成为儿童身心发展阶段中的“不能承受之重”。
　　三、学生减负的症结：家长教育期望的理性回归
　　家长构成了学生学业负担的主要来源，治理“减负”问题的关键在于遵循教育基本规律，改变不合理的家长教育期望，从而让学生学业负担能保持在适度的范围之内。
　　（一）教育期望应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
　　学业负担应是帮助孩子学习的方式，是他们学习新知识、掌握技能所需的训练，保持一定量的学业负担是完全正当的。学业负担成为教育问题乃至社会问题的原因在于，学业负担超过了合适的“度”和“理”，背离了教育规律，最终沦为阻碍儿童身心发展的因素。“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反映了家长们对子女接受教育的殷切期望，但盲目地给孩子增设过多学业负担的行为却是非理性的，违背了儿童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剥夺了他们的自然天性。在《爱弥儿》中，卢梭曾批判他那个年代抹杀儿童天性的做法，他认为“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11]如果说家长们的期望是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那过重的学业负担只会让他们“累倒在起跑线上”，像“小大人”一样早早地适应成年人世界，造成“童年的消逝”。学业负担过重的不良后果一般会引起儿童的抵触与反抗，极端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教育竞争的事实在短时间无法内得到缓解，因此只能从家长教育期望入手，改变非理性的教育期望。家长应将儿童看作具有独立思想的生命个体，尊重他们的自然天性，给予他们自由选择的空间。辩证、理性地看待儿童的学习，以更为包容开放的心态面对他们在学习中的挫折，不以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儿童。 　　（二）家长应承认儿童学习的主体地位
　　儿童生命的发展是在自我建构中完成的，而非由别人所改造[12]。学习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儿童基于前期所学知识来理解当前事物的意义，由此建立新的知识结构。儿童是学习的主体，家长和教师应帮助儿童形成自主学习的意识与能力，让他们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家长盲目给孩子增设过重学业负担的做法只会剥夺孩子的学习主体地位，以家长的意志来取代儿童的想法，让儿童沦为被学习宰制的工具，这是不正确的。家长应意识到儿童学习的主动建构性，明确自身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及限度，尊重儿童学习的主体地位。注重对儿童学习观念的引导，帮助他们认识到自主学习的重要性，并形成符合自身特性的学习目标。在学习过程中，家长也应注意不给过高的期望，不设置不切实际的学习目标，而是给予儿童更多鼓励，帮助他们调整好学习心态。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只有当儿童意识到自己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明确学习是自己的事情时，才能自觉把学习看作是自己的责任而非父母强加的任务。只有当他们乐于学习时，才会觉得学习是件快乐的事情，才能积极主动地去探索和发现新事物，这样才能回归学习的本真意义，主动投入到学习之中。这时候的学业任务就不再是压在他们肩上的负担，而是为了提升学习成效的途径。只有这样的学习才是“充满惊喜的探险”：在学习中儿童不仅收获了新知识，还唤醒了头脑中的理性，提升了精神品格，开拓了视界，张扬了自在个性。
　　（三）在对话中实现“亲子间”教育期望的和解
　　有研究发现，自我教育期望与感知到的父母教育期望之间是否一致同样影响着儿童青少年的学业成就[13]。父母教育期望影响子女的教育期望，沟通和对话是实现亲子之间教育期望和解的重要手段。当儿童在感知到父母教育期望时，会基于自我观念做出一定的价值判断，并对符合自我教育期望的部分做出相应回应;当他们察觉到父母教育期望与自我教育期望之间存在亲和性时，就会感到自己被重视、理解，也就能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来自我学习。同样，父母也能在与沟通、对话之中，明确亲子间教育期望的差异并主动减少不合理的期望值，给予儿童学习更多的关注与理解。“亲子间”的教育期望就是家长与儿童在沟通对话、互动交流中不断磨合，并最终达到高度契合，这样才能让儿童感知到學习的真谛，体会到学习的成就与快乐。这样，才能减少无效的学业负担，做到“减量”与“增质”的和谐统一。同时，也能让儿童在和谐的亲子关系中积极寻求父母的支持与帮助，激发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有效缓解学习过程中的心理负担。
　　在家庭生活中，家长应主动询问孩子的学习情况，尊重儿童的想法，及时、准确地了解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目标值，适度表达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期望，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学习抱有信心、大力支持。儿童也应主动就学习状况与父母展开交流，主动表达自己对学习结果的预期，寻求他们的理解。父母和儿童在互相沟通与理解之中相互成长，同时进步。家长适度的教育期望是孩子学习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但过度的期望也会带来过多的学业负担，造成孩子生理和心理的不适，不利于他们的全面协调发展。尽管当前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仍是让家长、学校和社会十分棘手的问题，“减负”也很难在短时期内取得真正成效，但我们依然应当有信心，从教育期望的角度出发能为破解“减负”难题提供一定帮助。我们有理由憧憬，在一个发达的、自由的、和谐的社会形态里，学业负担必将像那个时代人所投入的一切劳动一样，作为一种高级形式的脑力劳动，作为一种学习责任和义务，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促进人更为全面、自由、和谐地发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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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is it Difficult to "Relieve Students’ Burden"？
　　——Analysis Based on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LI Fan
　　（School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Academic burden is the task and individual experience of students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established learning goals. It mainly comes from parents’ future expectations of their children’s learning results. The reason why students’ burden reduction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results lies in the parents’ irrational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which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ree forms， namely， the expectation of “being wealthy or powerfu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oncepts， the expectation of “only accepting success” driven by tool rationality， and "blind comparison" expectat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eer groups. To promote the return of par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to rationality， we should follow the objective laws of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recognize the dominant status of children’s learning， and realize the reconciliation of parent-child education expectations in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Key word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educational anxiety; academic burden; student burden reduction
　　收稿日期：2020-04-24
　　作者簡介：李帆，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79）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