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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曾用笔名李若文、李岩。不过她用得时间最长的名字,是后来“文革”中广为人知的文静。
1943年,26岁的张春桥在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这年春天,宣传部分配来一位戴眼镜白白净净的城市姑娘,名叫李淑芳,张春桥一见钟情。1943年秋季,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随后,文静被调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张春桥被调往晋察冀分局宣传部宣传科任副科长。
然而,随之而来的日军“大扫荡”,却中断了张春桥的恋爱之梦。1943年12月8日,爆豆般的枪声在平山县园坊村外响起,蜂拥而来的日军包围了村子。和区委同志失散的文静,在突围中受伤被俘。面对死亡的威胁,她交代了自己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的身份。随后,她充当了汉奸的喉舌,被编入日军“宣传班”,担任班长,任务是编写反共宣传材料。
1945年6月,日本侵略军的末日即将来临,走投无路的文静,只能将宝押在曾与她有着10个月恋情的张春桥身上。
篡改历史
从政治上考虑,张春桥不能再继续和文静的恋情。尤其当时他已经被提升为《晋察冀日报》的副总编辑,有文静这样一个既是“革命队伍叛徒”,又是“民族败类”的阴影随身,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是大为不利的。但他选择了一个自以为是,然而却最蠢的做法:接纳文静,并设法掩饰甚至抹掉她的这段历史。
在张春桥的运作下,文静被安排在《晋察冀日报》资料科任编辑。起初,在1945年12月15日,张春桥填写履历表时写得含糊:1943年在北岳区党委认识的文静,在1943年反“扫荡”中受伤被俘,直到今年始回边区。她的组织问题,据称已经在天津市委解决,但未经正式转来,现正解决中。
1947年,张春桥和文静在张家口结婚。9月21日,他在填写《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干部调查表》时,仍不敢完全隐瞒文静的历史问题,在“爱人的家庭情况”一栏中写道:文静本人是学生,17岁开始参加共青团,中间失掉过关系……1943年反“扫荡”中被俘。1945年6月逃出后,至今尚未恢复关系。但这时候,文静已经被他写成是“逃出”了。
1949年5月,张春桥离开了时任总编辑的《石家庄日报》,到了刚刚解放的大上海,担任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他填写《华东局及上海市委干部履历表》时,文静的政治面貌已经被他明确地写为“党员”了。几年以后,文静的历史问题,在张春桥填写各种表格时已经不再提及,而且张春桥将她安排到了机要部门——新华社任组长,行政级别14级,月薪147元。1959年,成为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高级秘书和心腹的张春桥,在填写《干部履历表》时,文静的被俘叛变问题已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党员”二字。
1960年11月4日,张春桥填写《上海市委组织部干部履历表》时,文静不仅“党员”身份毫无疑问,而且已经进入了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这样的要害部门工作了。
正是由于这样,每次在审查干部的时候,张春桥都为此十分恼火。老婆的历史问题,无形中影响了他的“进步”。“文革”开始,特别是张春桥被调到北京以后,文静对张春桥不放心,经常找各种借口要到北京来。
张春桥对此很是反感,加上他早就想将这条“辫子”扔掉,便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离婚,文静都不同意。
“垂帘听政”
张春桥去北京参加筹备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时,他向江青谈起自己的苦恼,又提出离婚的办法。江青冷笑着对他说:“你以为离了就干净了吗?退一步就没法收拾了?”张春桥心有所悟。
张春桥后来对文静明白地说:“也不会为这个问题打倒我。”他指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即进入九大成立的中央政治局的江青一伙已经向他交了底。表面上,张春桥提出文静不再担任任何工作,实际上秉承他的旨意,让文静称病长期躲在家里,仍照旧发给所有文件,由专人送到家里。王洪文在调中央之前,主持上海市委工作时期,也常常到文静家里去商量工作。黄涛、朱永嘉、何秀文等人为了讨好张春桥,常常把自己起草、经张春桥批示的发言稿送给文静,请她“审阅”、“指正”。
这种“垂帘听政”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10月14日,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会议精神传达到上海各级组织和群众后,才停发了给文静的文件。
文静给张春桥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张春桥爱抽烟,也喜欢喝酒,文静也抽烟喝酒陪着他。张春桥夜间工作时,文静通知厨师做夜餐。张春桥决定与文静保持距离,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提出离婚
张春桥曾多次私下向文静提出离婚的事情,文静都不同意。
一次他想让上海的“四人帮”骨干分子,再为他做离婚的工作。他对将去上海出差的王洪文秘书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天水)老和(徐)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儿出面找文静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刚才还在大谈国家大事的张春桥,怎么一下子就转到家庭的问题上来了?肖木的脑子一时还未转过弯儿来,他惊奇地看着张春桥,感到困惑:“离婚?”
张春桥很坚决地说:“是的,离婚,还是那个头痛的离婚。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
作为王洪文秘书的肖木,经常与张春桥打交道,是知道这位“首长”脾气的,当然不敢再问下去,更何况这是人家家庭的私事。
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沉默少语的张春桥,在肖木不再说话之后,反而接过话头来继续说这件事情:“我提出离婚,可是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啊!”
张春桥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哀婉、几分凄凉。“老婆孩子们的眼光都太短了,他们哪里知道斗争的残酷啊!”
萌生“找伴”念头
1976年2月26日晚上,张春桥要徐景贤等亲信替他找两个秘书。徐景贤回上海后,就精心物色了两个自以为可靠的男干部,把他们的情况整理成两份材料,寄给张春桥。
这一回,善于揣测张春桥心思的徐景贤失算了。3月,张春桥给徐景贤回了一封亲收信,内有两页信纸。第一页只淡淡地说他收到了两位同志的材料后,觉得他们来了以后,可能没有太多的事情,还不如在外面多干一些事情为好。第二页单独写给徐景贤,一诉衷肠: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找个伴。信的末尾写道:上一页可给其他同志看,这一页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原来张春桥不是找秘书,而是找“伴”。
但是,随时在讨好张春桥的徐景贤,也深知张翻脸不认人的本性,并没有烧掉这页密信。“四人帮”被粉碎后,徐景贤交代“找伴”这件事说:“……文静有历史问题。我觉得这是张春桥的一块心病,后来根据我的了解,物色了政治上较好又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对象,想当面征求张的意见是否合适后,再和女方谈。”然而张春桥很快就被捕了。
1981年1月,张春桥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因为当年和文静离婚虽经中央批准,但没有公开,所以张春桥出狱后仍和文静共度晚年。
2005年4月21日,张春桥因患癌症病亡,终年88岁。
摘自《人物周报》2010.3
1943年,26岁的张春桥在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这年春天,宣传部分配来一位戴眼镜白白净净的城市姑娘,名叫李淑芳,张春桥一见钟情。1943年秋季,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随后,文静被调往边区平山县郭苏区任区委宣传委员,张春桥被调往晋察冀分局宣传部宣传科任副科长。
然而,随之而来的日军“大扫荡”,却中断了张春桥的恋爱之梦。1943年12月8日,爆豆般的枪声在平山县园坊村外响起,蜂拥而来的日军包围了村子。和区委同志失散的文静,在突围中受伤被俘。面对死亡的威胁,她交代了自己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的身份。随后,她充当了汉奸的喉舌,被编入日军“宣传班”,担任班长,任务是编写反共宣传材料。
1945年6月,日本侵略军的末日即将来临,走投无路的文静,只能将宝押在曾与她有着10个月恋情的张春桥身上。
篡改历史
从政治上考虑,张春桥不能再继续和文静的恋情。尤其当时他已经被提升为《晋察冀日报》的副总编辑,有文静这样一个既是“革命队伍叛徒”,又是“民族败类”的阴影随身,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是大为不利的。但他选择了一个自以为是,然而却最蠢的做法:接纳文静,并设法掩饰甚至抹掉她的这段历史。
在张春桥的运作下,文静被安排在《晋察冀日报》资料科任编辑。起初,在1945年12月15日,张春桥填写履历表时写得含糊:1943年在北岳区党委认识的文静,在1943年反“扫荡”中受伤被俘,直到今年始回边区。她的组织问题,据称已经在天津市委解决,但未经正式转来,现正解决中。
1947年,张春桥和文静在张家口结婚。9月21日,他在填写《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干部调查表》时,仍不敢完全隐瞒文静的历史问题,在“爱人的家庭情况”一栏中写道:文静本人是学生,17岁开始参加共青团,中间失掉过关系……1943年反“扫荡”中被俘。1945年6月逃出后,至今尚未恢复关系。但这时候,文静已经被他写成是“逃出”了。
1949年5月,张春桥离开了时任总编辑的《石家庄日报》,到了刚刚解放的大上海,担任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他填写《华东局及上海市委干部履历表》时,文静的政治面貌已经被他明确地写为“党员”了。几年以后,文静的历史问题,在张春桥填写各种表格时已经不再提及,而且张春桥将她安排到了机要部门——新华社任组长,行政级别14级,月薪147元。1959年,成为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高级秘书和心腹的张春桥,在填写《干部履历表》时,文静的被俘叛变问题已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党员”二字。
1960年11月4日,张春桥填写《上海市委组织部干部履历表》时,文静不仅“党员”身份毫无疑问,而且已经进入了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这样的要害部门工作了。
正是由于这样,每次在审查干部的时候,张春桥都为此十分恼火。老婆的历史问题,无形中影响了他的“进步”。“文革”开始,特别是张春桥被调到北京以后,文静对张春桥不放心,经常找各种借口要到北京来。
张春桥对此很是反感,加上他早就想将这条“辫子”扔掉,便多次私下向老婆提出离婚,文静都不同意。
“垂帘听政”
张春桥去北京参加筹备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时,他向江青谈起自己的苦恼,又提出离婚的办法。江青冷笑着对他说:“你以为离了就干净了吗?退一步就没法收拾了?”张春桥心有所悟。
张春桥后来对文静明白地说:“也不会为这个问题打倒我。”他指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即进入九大成立的中央政治局的江青一伙已经向他交了底。表面上,张春桥提出文静不再担任任何工作,实际上秉承他的旨意,让文静称病长期躲在家里,仍照旧发给所有文件,由专人送到家里。王洪文在调中央之前,主持上海市委工作时期,也常常到文静家里去商量工作。黄涛、朱永嘉、何秀文等人为了讨好张春桥,常常把自己起草、经张春桥批示的发言稿送给文静,请她“审阅”、“指正”。
这种“垂帘听政”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76年10月14日,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会议精神传达到上海各级组织和群众后,才停发了给文静的文件。
文静给张春桥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张春桥爱抽烟,也喜欢喝酒,文静也抽烟喝酒陪着他。张春桥夜间工作时,文静通知厨师做夜餐。张春桥决定与文静保持距离,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提出离婚
张春桥曾多次私下向文静提出离婚的事情,文静都不同意。
一次他想让上海的“四人帮”骨干分子,再为他做离婚的工作。他对将去上海出差的王洪文秘书肖木说:“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再次去找一下马(天水)老和(徐)景贤同志,请他们再抽空儿出面找文静谈一谈,尽快地将我们离婚的事情办了。”
刚才还在大谈国家大事的张春桥,怎么一下子就转到家庭的问题上来了?肖木的脑子一时还未转过弯儿来,他惊奇地看着张春桥,感到困惑:“离婚?”
张春桥很坚决地说:“是的,离婚,还是那个头痛的离婚。你告诉马老他们,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财产、孩子全归她,只要能离婚就行。”
作为王洪文秘书的肖木,经常与张春桥打交道,是知道这位“首长”脾气的,当然不敢再问下去,更何况这是人家家庭的私事。
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沉默少语的张春桥,在肖木不再说话之后,反而接过话头来继续说这件事情:“我提出离婚,可是文静和孩子们不理解,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他们好啊!”
张春桥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哀婉、几分凄凉。“老婆孩子们的眼光都太短了,他们哪里知道斗争的残酷啊!”
萌生“找伴”念头
1976年2月26日晚上,张春桥要徐景贤等亲信替他找两个秘书。徐景贤回上海后,就精心物色了两个自以为可靠的男干部,把他们的情况整理成两份材料,寄给张春桥。
这一回,善于揣测张春桥心思的徐景贤失算了。3月,张春桥给徐景贤回了一封亲收信,内有两页信纸。第一页只淡淡地说他收到了两位同志的材料后,觉得他们来了以后,可能没有太多的事情,还不如在外面多干一些事情为好。第二页单独写给徐景贤,一诉衷肠: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找个伴。信的末尾写道:上一页可给其他同志看,这一页请阅后烧掉,免得引起不愉快的事。原来张春桥不是找秘书,而是找“伴”。
但是,随时在讨好张春桥的徐景贤,也深知张翻脸不认人的本性,并没有烧掉这页密信。“四人帮”被粉碎后,徐景贤交代“找伴”这件事说:“……文静有历史问题。我觉得这是张春桥的一块心病,后来根据我的了解,物色了政治上较好又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对象,想当面征求张的意见是否合适后,再和女方谈。”然而张春桥很快就被捕了。
1981年1月,张春桥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因为当年和文静离婚虽经中央批准,但没有公开,所以张春桥出狱后仍和文静共度晚年。
2005年4月21日,张春桥因患癌症病亡,终年88岁。
摘自《人物周报》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