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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城市环境问题的边缘化日益严重。本文选取青岛市城市扩张的新兴地带——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为个案，运用“受益圈-受害圈”、“社会两难论”等环境社会学分析模式，分析青岛城郊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主张从“生活环境主义”理论视角入手，探索解决环境问题的答案。
关键词：环境社会学；郊区环境问题；生活环境主义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展速度迅猛，城市化水平由1998年底的30.4％发展到2009年的46.6％。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导致大量人口与经济社会活动聚集在范围相对狭小的城市区域内，对大气圈、岩石圈、水圈和生物圈这个整体的生态系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城市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尤其作为城市化的前沿地带的郊区，面临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和城市功能的调整，逐渐成为城市工业污染边缘化的受害区域。此外，城市郊区更多地承担着来自中心城市生产、生活所产生的污水、垃圾、工业废气等污染，城市环境问题的边缘化日益严重，阻碍了城市进程，也影响了城乡协调发展。
1 概念及文献综述
城市边缘区(Urban fringe)，亦称城乡结合部、城郊，是指工业化出现后城市核心建成区外围正在进行城市化的城乡交错带，是一种非连续的空间现象。自从G.S.Wahrwein以来，许多学者都曾对城市边缘区作过定义，其定义的多样性也反映出城市边缘区的复杂性、过渡性。我国学者顾朝林认为“城市边缘区的概念发展到现在已经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即同时具有自然特性和社会特性”。由于人口数量与质量、经济形态供需的关系，物质和能量交换水平、生活水平和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使这一地带的时空变化表现出十分迅速和不稳定的特征。
一般而言，环境问题包括生态环境问题和社会环境问题两大类。本文所指环境问题为生态环境问题，即在人类活动或自然因素的干扰下引起的环境质量下降、环境系统的失调或环境系统结构的损毁，从而对人类及其它生物的生存与发展造成影响和破坏的问题。近年来，由于城市环境污染有向边缘区扩展的趋势，城市边缘区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一些学者以生态学为基础，采用了GPS、GIS、Rs等技术手段对水、大气、土壤等各类环境指标进行测算分析。刁承泰认为，城市边缘区是生态过渡带，地貌环境具有脆弱性。赵小明等对苏南某市统计资料分析后发现，城市郊区不仅要承受城市主导区的污染，而且要承担本区域的污染物。王跃思等对近5年北京大气中可形成气溶胶的有机物观测结果分析发现，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三、四环路地区污染物含量最高。胡伟运用浓度图和分歧系数对广州、武汉、兰州和重庆等4座城市空气中粗细颗粒物中42种元素组成进行了比较，发现在同一座城市内城区同郊区相比，元素污染更严重。柴世伟等指出，受污水灌溉、固体废物和农药的影响，广州郊区土壤重金属严重超标。
关于城市边缘区环境污染的原因，毛岩亮指出，城市边缘区是城乡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相互转化的特殊地带，具有二元性、中介性、变动性等特点，但由于缺少统一陛、完整性的城市规划，城市边缘区的建设和发展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同时，从城市中心区转移出来的或是从发达地区引进的又多是污染型、劳动密集型企业；此外，受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影响，城市边缘区既有“两权相撞”的冲突，又有“两头不管”的真空。而人口、企业的大量涌入，导致管理对象范围不断扩大，管理成本迅速升高，给郊区环境造成巨大压力。王亚娟等认为，高速发展的城市化使城郊呈现出明显的非农化特征，城郊现代农业及服务业迅速发展，但由此带来的化肥、地膜及养殖污染也不容忽视，再加上城市污染转移，致使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农田污染交织在一起，使城郊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更为严重。魏竹琴对南京市栖霞区环境问题实证研究后认为，城郊人口结构的复杂性多变性、文化结构的多元性和不稳定性、地域空间结构的过渡性和交互性，组织和行政管理体制的二元结构性等，使郊区环境存在潜在风险。徐寅等人对城郊村落——下石村进行了个案分析，认为农民弃用农家肥大量使用化肥造成的面源污染、对科技的盲目崇拜导致的对科技危害的“无意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收入、外来人口数量急剧增长以及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致使生活垃圾、用水量和排泄物增多，加大了自然环境的有限承载量。
上述研究表明，城郊边缘区的环境污染已经不是简单的大气、地表水污染问题，而是深入到土壤、地下水，达到了即使控制污染源短期内也难以修复的程度。因此，对于城郊环境污染问题，除了在技术层面上进行治理外，还必须采用社会学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从而找到有效地治理措施。
2 污染主体：企业、城市建设、商铺、当地生活者
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在历史上是传统的农业区，沿线分布了8个行政村，20个社区，人口3.7万。九水东路西起黑龙江路，东至松岭路，全长约7公里，李村河从辖区内流过，辖区内外资企业集中。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九水路街道办事处，是典型的城市边缘区域。其中既有被称为“村中城”城市建成区，亦有即将拆迁改造的“城中村”。笔者在进行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郊区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治理研究——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典型环境问题研究”时，采用参与观察法，先后十余次徒步九水东路，对全路段的345家生产企业进行跟踪式调查，获得了比较详细的动态数据；同时，采用实地观察法，逐一采集沿线625家商铺网点的基本信息，进行了统计分类。所获得的初步观察结论为：那些所谓的为了“带动经济发展”而落户于此的“高污染、高消耗”企业充当了环境污染的“元凶”；政府为加快城市化进程进行的大规模开发与改造活动加剧了环境污染；沿线的商铺网点及居住在道路两旁的居民则成为环境污染的“帮凶”；非法城市化背景下诞生的“村中城”更是成为了污染的聚集地，环境情况令人担忧。
首先，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招商引资政策的推行，一些生产工艺和技术落后的高污染、高消耗企业以“带动经济发展”的名义在此安家落户，成为污染“元凶”。目前该路段共有345家生产企业，其中韩国、日本、美国、香港、台湾、巴拿马等国家的外资企业98个，内资项目247个，生产领域涉及电子、机械、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石材、家具制造、工艺品等十多个门类。据笔者调查，个别企业无视环境责任，
“先上车后补票”，在治污设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就开始生产，成为新的污染源。例如，位于九水东路320号的李沧工业园(原为市南工业园)内的服装加工厂、食品加工厂、家具制造厂等企业，就经常向外非法倾倒、焚烧固体垃圾。加之企业频繁变更导致的改造、装修常年不断，周边的业主、顾客和居民不得不忍受刺耳的电锯声、刺鼻的甲醛味等。2010年初，为九水东路599号的青岛酒店管理学院学生曾反映学 校对面海巍医药旁边一家工厂每天晚上10点以后排放可疑气体，气体恶臭，令人难以忍受。据悉，该工厂排放此类气体已长达五年，严重危害着青岛恒星学院和酒店管理学院四万余名师生的健康安全。
其次，政府主导的城市开发与改造也加剧了环境污染。笔者调查发现，该路段几乎每隔几个月就开挖翻修，再加上村庄拆迁及旧城改造，路面上每天都会积攒厚厚的一层土，来往车辆时常有“扬尘中漫天开车‘找不着北’”的感受，一旦遇到刮风天气，方圆几里地都被扬尘笼罩。居住在附近的上万户居民家中的桌椅、地板每天都被灰尘覆盖，而马路两侧的植物更是被覆盖了厚厚的灰尘。2009年4月9日，漫天的浮尘使该路段的能见度只能达到30米，行人只得掩面而过，环保部门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接到了数十个投诉扬尘污染的电话，居住在附近的上万户居民更是深受其害。
第三，沿线居民与商铺网点的内生污染是破坏环境的“帮凶”。由于历史的原因，该路段自发形成了多个季节性的农产品马路市场，而最大的马路市场——刘家下河市场规模庞大，最多时沿九水东路南侧东西绵延达一、两公里之长，经营者大多是附近的村民，他们随意占用人行道、车道，非法销售瓜果、蔬菜、百货和少量海产品，非法倾倒垃圾污水，对周边的环境污染极其严重。与此同时，该路段的商业网点多数也存在不容忽视的环境风险。这些污染包括：饭店经营者肆意烧烤，烟雾滚滚，污水直接流入排水管道；加油站设备简陋，工艺设计落后，跑、冒、滴、漏现象普遍存在；非法洗车点没有排水设备，洗车污水横流，污染街面；生活垃圾随地乱扔，建筑垃圾随意倾倒；垃圾焚烧恶习屡禁不止，浓烟和刺鼻气味弥漫于整个路段等等。总之，该路段多数居住区周围环境脏乱，空气污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苦不堪言。
第四，非法城市化背景下诞生的“村中城”周边环境脏乱差，制造了环境破坏的恶性链条。所谓非法城市化是指：利用城市化之机非法占地、违规批地、非法转让土地以及利用城市化之机违章抢建的行为。与非法城市化相伴随的是大量的违法建筑形成“村中城”。据了解，李沧东部有多处违法建筑。而位于李沧区九水东路322号的九水秀园就是其中之一。在这里的“生活者”每天所直接接触到的环境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垃圾遍地”。北面是所谓被“救活”的违法建筑工地，工人将生产的生活垃圾包括衣服、被褥、饭桌、鞋袜、塑料袋、废纸等等，全部堆积在工棚与秀园的中间地带；东面一直是垃圾点堆放点，这里堆放的垃圾不仅四处飘散，而且常年被“焚烧”，严重污染周围的环境卫生，影响小区居民的生活；东面紧邻汉川路，这是一条规划上有名称，但还没有修建的道路，与九水东路交叉。从汉川路的南端到北端500米左右的路上有10个垃圾堆，包括土堆、生活垃圾堆；南面是露天自由市场，是面积最大的“垃圾场”，长度约有500米左右，宽度约15米左右。卖菜者制造了垃圾又在垃圾堆中卖菜，消费者在垃圾中买菜。如此脏乱的居住环境严重影响着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威胁着居民的身体和生命健康。
3 原因探讨：“受益圈·受害圈”重叠、“社会两难论”的解释
如前所述，我国学者对于城郊环境问题的分析还比较肤浅，已有的研究成果由于缺乏理论层面的阐释而显得乏力。相反，以棍田孝道、舩桥晴俊、长谷川公等为代表的日本社会学者提出的“受益圈·受害圈”、
“社会两难论”等环境分析模式对于解释九水东路的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成因具有说服力。
“受益圈·受害圈”环境分析模式是由舩桥晴俊以及棍田孝道等提炼出来的。该模式指出，当环境问题发生时会出现两种相关人群，一种是从中受益的人群或组织，另一种是由此受害的人群。如果将作为加害者或者受益者的集合体看做“受益圈”，将被害者或受苦者的集合体看做“受苦圈”，通过分析两者间的重叠或分离，就可以逼近环境公害及开发问题的核心。按照“受益圈·受害圈”理论分析，近年来九水东路大规模的工厂建设及城市拆迁、改造在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一些小小利益的同时，也将环境污染的痛苦强加在当地居民身上，工厂排出的废气、废水以及发出的噪声等骚扰不断向周边扩散，周边的居民不仅要面对污染的河水，还要忍受恶臭的空气，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受害者。换句话说，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既是大规模开发的受益者，同时又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在这里，受益圈与受害圈出现了重叠，属于“重叠型”，受益者和受害者都是郊区居民。
与此同时，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又是环境污染的“加害”者。九水东路经常可以看到居民随手乱扔垃圾，随意排放生活污水、随意焚烧生活垃圾等现象。也许人们会觉得，自己懒惰松懈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对自己来说，这样做可能比较方便，但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做，那麻烦就大了。由此可见，这里的环境问题呈现出受益圈与受害圈重叠、致害主体多元化的特征。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不妨运用日本环境社会学者舩桥晴俊提出的“社会两难论”对造成这种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所谓“社会两难”，就是指“在多个行为主体能够不受限制地追求自己利益的关系中，人们都在进行私人的合理行为，而他们行为的累积结果会导致集体财产的恶化，从而对各个行为主体和其他的主体产生不利的结果。具有这种结构的状况叫‘社会两难’。”简单的说，“社会两难论”就是“如果每个人任意行动，那么结果将会出现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体环境都要遭到麻烦的现象，”即对个人而言是合理性的行动，却导致了社会的不合理现象。联系到九水东路的环境问题，就是指如果每个人都想不受约束，随意采取对环境不利的行动，那么结果只能是导致包括自己在内的社会整体都要遭到麻烦。要避免出现这种麻烦，就要约束自己的行动。但大多数居民都抱有“即使我一个人再努力也没有用，只有所有的人都努力才行”的想法放纵自己的行为。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对环境产生任何影响，所有的人都不去努力，那么九水东路的环境问题只能愈演愈烈了。
4 解决途径：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的行为是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城郊环境污染的实质是由人的行为不当引起的。因此，解决和治理环境问题，重要的不是解决污染物的问题，而是要解决与污染相关的人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要从“当地居民”人手，发挥当地居民的主体性。那么，如何发挥“当地居民”的主体性呢?或许可以从生活环境主义理论中获取智慧。生活环境主义是在日本传统社会学土壤的基础上形成的模式。生活环境主义主张在理解和处理环境问题时，重视生活者的生活实践活动以及由此得出的对环境的态度。生活环境主义强调的是从生活者的生活实际出发，重视生活者的智慧，重视生活者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解决环境问题上重要性，主张从当地居民的生活历史和生活取向中，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答案。站在当地人生活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就是在尊 重生活者生活的基础上，不断地总结和利用他们的智慧，确立正确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生活环境主义的内涵至少包含以下3个层面：一是主体层面，强调生活者生活本身的重要性，这是与历史主体性有关的问题，是关于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的问题；二是环境现状与问题层面，即承认环境问题是现代化过程和发展模式所带来的，主张通过反思，认清人们的社会行为是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在此基础上，认真思考人类生活与环境的本来含义；三是实践层面，即重视生活者在生活中所形成的对环境问题的看法以及处理环境问题的方式，以此作为解决当前环境问题的基础，通过人们的环境行为的改变，在实践层面上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因此，首先必须站在当地居民的立场上，重新认识当地居民自身的共同价值观，充分尊重当地居民的“主体性”权利。这是因为居民的立场和其他的立场往往是不一致的。居民重视的是共同生活的愉快、方便的感觉，这与政府重视效率和原则，企业重视收入和利润不同，承认并强调居民主体性，就是在处理生活问题时强调生活者共同愉快、方便的生活的权利。其次，必须转变对城市环境演变规律的认识。以往人们总是把“先污染、后治理”作为城市发展的规律遵循，或者错误的认为城市化必然会造成城市环境的恶化，且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污染必然越严重。然而，对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行研究发现，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环境就越和谐、越优美、越清洁、越完善。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科学技术的进步、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城市管理部门的健全，郊区城市化完全可以避免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这就需要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均衡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之中心主义两个变数，站在居民生活发展的角度，寻找保护环境与城市发展的共赢之路。第三，必须深入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文化习惯以及他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经验，充分挖掘当地居民自身的潜力，鼓励他们采取有助于改善、增进或维持“环境友好”的行动，在生活中身体力行，从而获得身心的安逸；鼓励他们参与和推动新生活方式和新思想观念的建立，发挥其主人翁意识，从而获得生活的信心。总之，就是在尊重生活者生活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利用他们的智慧，改变以往对待环境的态度与行为，重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正是生活环境主义所强调的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
结语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对环境和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使环境问题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大制约和威胁。环境社会学是把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以及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研究领域不仅涉及个人世界，更要关注社会世界。研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从人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出发，研究人们的行为——动机——结果之间的内在关系。生活环境主义理论范式就是遵循上述逻辑，从人们所面临的生活环境问题出发，通过分析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相关主体的行为——环境主体行为的动机——环境恶化的结果进行归纳和总结所得出的结论。借用日本环境社会学“受益圈·受害圈”、“社会两难论”的环境分析模式及生活环境主义理论，剖析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的环境污染问题，不难获得这样的结论：城市边缘环境污染问题是我国广大郊区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变化性等特点；郊区环境污染问题是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道德观念的转变、生活方式改变以及行为不当造成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最终方向和途径是，从生活者的角度出发，站在生活者的立场上，在利用自然的基础上建立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人类生活和自然生态之间寻找到一条共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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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本文分析的数据来源于2009年5月至10月对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商铺网存在的环境风险的调研数据，是笔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类标准》进行的分类。该路段所有商铺网点从事的行业中，36％为零售业，16.7％为居民服务业，16.6％为餐饮业，另外存在少数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统计结果显示，该路段共有加油站5个、维修服务67个、餐饮业108个、零售业225个，以上共计405个，占商铺网点总数的64.8％，这些商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可视为显性污染源。
[15]陈阿江在《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一文中，以村落或“圩田系统”为界，将污染源来自外部的污染称为“外源污染”；将社区内村民自己产生的污染称为“内生污染”。
[16]九水秀园虽然属违法建筑，没有相关开发和建设审批手续、但建筑本身却基本符合土地和建筑规划的楼群，并没有占用绿地和道路，建筑质量也过关。对此，政府的解决办法是，通过补办相关手续等途径来“挽救”，使其合法化；通过规划调整妥善“解决”，使其符合城市规划。
[17]梶田孝道，技术革新与社会运动[M]，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8.
[18]，[日]鸟越皓之，宋金文译，环境社会学——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M]，中国环境出版社,2009.
[19]http：／／wwwdaes.jp／about／index.html.
[20]宋金文，生活环境主义的社会学意义——生活环境主义中的“生活者视角”[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18—25.
关键词：环境社会学；郊区环境问题；生活环境主义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发展速度迅猛，城市化水平由1998年底的30.4％发展到2009年的46.6％。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导致大量人口与经济社会活动聚集在范围相对狭小的城市区域内，对大气圈、岩石圈、水圈和生物圈这个整体的生态系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城市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尤其作为城市化的前沿地带的郊区，面临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和城市功能的调整，逐渐成为城市工业污染边缘化的受害区域。此外，城市郊区更多地承担着来自中心城市生产、生活所产生的污水、垃圾、工业废气等污染，城市环境问题的边缘化日益严重，阻碍了城市进程，也影响了城乡协调发展。
1 概念及文献综述
城市边缘区(Urban fringe)，亦称城乡结合部、城郊，是指工业化出现后城市核心建成区外围正在进行城市化的城乡交错带，是一种非连续的空间现象。自从G.S.Wahrwein以来，许多学者都曾对城市边缘区作过定义，其定义的多样性也反映出城市边缘区的复杂性、过渡性。我国学者顾朝林认为“城市边缘区的概念发展到现在已经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即同时具有自然特性和社会特性”。由于人口数量与质量、经济形态供需的关系，物质和能量交换水平、生活水平和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使这一地带的时空变化表现出十分迅速和不稳定的特征。
一般而言，环境问题包括生态环境问题和社会环境问题两大类。本文所指环境问题为生态环境问题，即在人类活动或自然因素的干扰下引起的环境质量下降、环境系统的失调或环境系统结构的损毁，从而对人类及其它生物的生存与发展造成影响和破坏的问题。近年来，由于城市环境污染有向边缘区扩展的趋势，城市边缘区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一些学者以生态学为基础，采用了GPS、GIS、Rs等技术手段对水、大气、土壤等各类环境指标进行测算分析。刁承泰认为，城市边缘区是生态过渡带，地貌环境具有脆弱性。赵小明等对苏南某市统计资料分析后发现，城市郊区不仅要承受城市主导区的污染，而且要承担本区域的污染物。王跃思等对近5年北京大气中可形成气溶胶的有机物观测结果分析发现，北京城乡结合部的三、四环路地区污染物含量最高。胡伟运用浓度图和分歧系数对广州、武汉、兰州和重庆等4座城市空气中粗细颗粒物中42种元素组成进行了比较，发现在同一座城市内城区同郊区相比，元素污染更严重。柴世伟等指出，受污水灌溉、固体废物和农药的影响，广州郊区土壤重金属严重超标。
关于城市边缘区环境污染的原因，毛岩亮指出，城市边缘区是城乡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相互转化的特殊地带，具有二元性、中介性、变动性等特点，但由于缺少统一陛、完整性的城市规划，城市边缘区的建设和发展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同时，从城市中心区转移出来的或是从发达地区引进的又多是污染型、劳动密集型企业；此外，受城乡二元管理体制的影响，城市边缘区既有“两权相撞”的冲突，又有“两头不管”的真空。而人口、企业的大量涌入，导致管理对象范围不断扩大，管理成本迅速升高，给郊区环境造成巨大压力。王亚娟等认为，高速发展的城市化使城郊呈现出明显的非农化特征，城郊现代农业及服务业迅速发展，但由此带来的化肥、地膜及养殖污染也不容忽视，再加上城市污染转移，致使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农田污染交织在一起，使城郊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更为严重。魏竹琴对南京市栖霞区环境问题实证研究后认为，城郊人口结构的复杂性多变性、文化结构的多元性和不稳定性、地域空间结构的过渡性和交互性，组织和行政管理体制的二元结构性等，使郊区环境存在潜在风险。徐寅等人对城郊村落——下石村进行了个案分析，认为农民弃用农家肥大量使用化肥造成的面源污染、对科技的盲目崇拜导致的对科技危害的“无意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收入、外来人口数量急剧增长以及不良生活习惯的影响致使生活垃圾、用水量和排泄物增多，加大了自然环境的有限承载量。
上述研究表明，城郊边缘区的环境污染已经不是简单的大气、地表水污染问题，而是深入到土壤、地下水，达到了即使控制污染源短期内也难以修复的程度。因此，对于城郊环境污染问题，除了在技术层面上进行治理外，还必须采用社会学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从而找到有效地治理措施。
2 污染主体：企业、城市建设、商铺、当地生活者
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在历史上是传统的农业区，沿线分布了8个行政村，20个社区，人口3.7万。九水东路西起黑龙江路，东至松岭路，全长约7公里，李村河从辖区内流过，辖区内外资企业集中。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九水路街道办事处，是典型的城市边缘区域。其中既有被称为“村中城”城市建成区，亦有即将拆迁改造的“城中村”。笔者在进行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郊区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治理研究——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典型环境问题研究”时，采用参与观察法，先后十余次徒步九水东路，对全路段的345家生产企业进行跟踪式调查，获得了比较详细的动态数据；同时，采用实地观察法，逐一采集沿线625家商铺网点的基本信息，进行了统计分类。所获得的初步观察结论为：那些所谓的为了“带动经济发展”而落户于此的“高污染、高消耗”企业充当了环境污染的“元凶”；政府为加快城市化进程进行的大规模开发与改造活动加剧了环境污染；沿线的商铺网点及居住在道路两旁的居民则成为环境污染的“帮凶”；非法城市化背景下诞生的“村中城”更是成为了污染的聚集地，环境情况令人担忧。
首先，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招商引资政策的推行，一些生产工艺和技术落后的高污染、高消耗企业以“带动经济发展”的名义在此安家落户，成为污染“元凶”。目前该路段共有345家生产企业，其中韩国、日本、美国、香港、台湾、巴拿马等国家的外资企业98个，内资项目247个，生产领域涉及电子、机械、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石材、家具制造、工艺品等十多个门类。据笔者调查，个别企业无视环境责任，
“先上车后补票”，在治污设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就开始生产，成为新的污染源。例如，位于九水东路320号的李沧工业园(原为市南工业园)内的服装加工厂、食品加工厂、家具制造厂等企业，就经常向外非法倾倒、焚烧固体垃圾。加之企业频繁变更导致的改造、装修常年不断，周边的业主、顾客和居民不得不忍受刺耳的电锯声、刺鼻的甲醛味等。2010年初，为九水东路599号的青岛酒店管理学院学生曾反映学 校对面海巍医药旁边一家工厂每天晚上10点以后排放可疑气体，气体恶臭，令人难以忍受。据悉，该工厂排放此类气体已长达五年，严重危害着青岛恒星学院和酒店管理学院四万余名师生的健康安全。
其次，政府主导的城市开发与改造也加剧了环境污染。笔者调查发现，该路段几乎每隔几个月就开挖翻修，再加上村庄拆迁及旧城改造，路面上每天都会积攒厚厚的一层土，来往车辆时常有“扬尘中漫天开车‘找不着北’”的感受，一旦遇到刮风天气，方圆几里地都被扬尘笼罩。居住在附近的上万户居民家中的桌椅、地板每天都被灰尘覆盖，而马路两侧的植物更是被覆盖了厚厚的灰尘。2009年4月9日，漫天的浮尘使该路段的能见度只能达到30米，行人只得掩面而过，环保部门在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接到了数十个投诉扬尘污染的电话，居住在附近的上万户居民更是深受其害。
第三，沿线居民与商铺网点的内生污染是破坏环境的“帮凶”。由于历史的原因，该路段自发形成了多个季节性的农产品马路市场，而最大的马路市场——刘家下河市场规模庞大，最多时沿九水东路南侧东西绵延达一、两公里之长，经营者大多是附近的村民，他们随意占用人行道、车道，非法销售瓜果、蔬菜、百货和少量海产品，非法倾倒垃圾污水，对周边的环境污染极其严重。与此同时，该路段的商业网点多数也存在不容忽视的环境风险。这些污染包括：饭店经营者肆意烧烤，烟雾滚滚，污水直接流入排水管道；加油站设备简陋，工艺设计落后，跑、冒、滴、漏现象普遍存在；非法洗车点没有排水设备，洗车污水横流，污染街面；生活垃圾随地乱扔，建筑垃圾随意倾倒；垃圾焚烧恶习屡禁不止，浓烟和刺鼻气味弥漫于整个路段等等。总之，该路段多数居住区周围环境脏乱，空气污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苦不堪言。
第四，非法城市化背景下诞生的“村中城”周边环境脏乱差，制造了环境破坏的恶性链条。所谓非法城市化是指：利用城市化之机非法占地、违规批地、非法转让土地以及利用城市化之机违章抢建的行为。与非法城市化相伴随的是大量的违法建筑形成“村中城”。据了解，李沧东部有多处违法建筑。而位于李沧区九水东路322号的九水秀园就是其中之一。在这里的“生活者”每天所直接接触到的环境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垃圾遍地”。北面是所谓被“救活”的违法建筑工地，工人将生产的生活垃圾包括衣服、被褥、饭桌、鞋袜、塑料袋、废纸等等，全部堆积在工棚与秀园的中间地带；东面一直是垃圾点堆放点，这里堆放的垃圾不仅四处飘散，而且常年被“焚烧”，严重污染周围的环境卫生，影响小区居民的生活；东面紧邻汉川路，这是一条规划上有名称，但还没有修建的道路，与九水东路交叉。从汉川路的南端到北端500米左右的路上有10个垃圾堆，包括土堆、生活垃圾堆；南面是露天自由市场，是面积最大的“垃圾场”，长度约有500米左右，宽度约15米左右。卖菜者制造了垃圾又在垃圾堆中卖菜，消费者在垃圾中买菜。如此脏乱的居住环境严重影响着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威胁着居民的身体和生命健康。
3 原因探讨：“受益圈·受害圈”重叠、“社会两难论”的解释
如前所述，我国学者对于城郊环境问题的分析还比较肤浅，已有的研究成果由于缺乏理论层面的阐释而显得乏力。相反，以棍田孝道、舩桥晴俊、长谷川公等为代表的日本社会学者提出的“受益圈·受害圈”、
“社会两难论”等环境分析模式对于解释九水东路的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成因具有说服力。
“受益圈·受害圈”环境分析模式是由舩桥晴俊以及棍田孝道等提炼出来的。该模式指出，当环境问题发生时会出现两种相关人群，一种是从中受益的人群或组织，另一种是由此受害的人群。如果将作为加害者或者受益者的集合体看做“受益圈”，将被害者或受苦者的集合体看做“受苦圈”，通过分析两者间的重叠或分离，就可以逼近环境公害及开发问题的核心。按照“受益圈·受害圈”理论分析，近年来九水东路大规模的工厂建设及城市拆迁、改造在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一些小小利益的同时，也将环境污染的痛苦强加在当地居民身上，工厂排出的废气、废水以及发出的噪声等骚扰不断向周边扩散，周边的居民不仅要面对污染的河水，还要忍受恶臭的空气，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受害者。换句话说，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既是大规模开发的受益者，同时又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在这里，受益圈与受害圈出现了重叠，属于“重叠型”，受益者和受害者都是郊区居民。
与此同时，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又是环境污染的“加害”者。九水东路经常可以看到居民随手乱扔垃圾，随意排放生活污水、随意焚烧生活垃圾等现象。也许人们会觉得，自己懒惰松懈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是，对自己来说，这样做可能比较方便，但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做，那麻烦就大了。由此可见，这里的环境问题呈现出受益圈与受害圈重叠、致害主体多元化的特征。那么，应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不妨运用日本环境社会学者舩桥晴俊提出的“社会两难论”对造成这种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所谓“社会两难”，就是指“在多个行为主体能够不受限制地追求自己利益的关系中，人们都在进行私人的合理行为，而他们行为的累积结果会导致集体财产的恶化，从而对各个行为主体和其他的主体产生不利的结果。具有这种结构的状况叫‘社会两难’。”简单的说，“社会两难论”就是“如果每个人任意行动，那么结果将会出现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体环境都要遭到麻烦的现象，”即对个人而言是合理性的行动，却导致了社会的不合理现象。联系到九水东路的环境问题，就是指如果每个人都想不受约束，随意采取对环境不利的行动，那么结果只能是导致包括自己在内的社会整体都要遭到麻烦。要避免出现这种麻烦，就要约束自己的行动。但大多数居民都抱有“即使我一个人再努力也没有用，只有所有的人都努力才行”的想法放纵自己的行为。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行为不会对环境产生任何影响，所有的人都不去努力，那么九水东路的环境问题只能愈演愈烈了。
4 解决途径：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的行为是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城郊环境污染的实质是由人的行为不当引起的。因此，解决和治理环境问题，重要的不是解决污染物的问题，而是要解决与污染相关的人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要从“当地居民”人手，发挥当地居民的主体性。那么，如何发挥“当地居民”的主体性呢?或许可以从生活环境主义理论中获取智慧。生活环境主义是在日本传统社会学土壤的基础上形成的模式。生活环境主义主张在理解和处理环境问题时，重视生活者的生活实践活动以及由此得出的对环境的态度。生活环境主义强调的是从生活者的生活实际出发，重视生活者的智慧，重视生活者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解决环境问题上重要性，主张从当地居民的生活历史和生活取向中，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答案。站在当地人生活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就是在尊 重生活者生活的基础上，不断地总结和利用他们的智慧，确立正确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生活环境主义的内涵至少包含以下3个层面：一是主体层面，强调生活者生活本身的重要性，这是与历史主体性有关的问题，是关于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的问题；二是环境现状与问题层面，即承认环境问题是现代化过程和发展模式所带来的，主张通过反思，认清人们的社会行为是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在此基础上，认真思考人类生活与环境的本来含义；三是实践层面，即重视生活者在生活中所形成的对环境问题的看法以及处理环境问题的方式，以此作为解决当前环境问题的基础，通过人们的环境行为的改变，在实践层面上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因此，首先必须站在当地居民的立场上，重新认识当地居民自身的共同价值观，充分尊重当地居民的“主体性”权利。这是因为居民的立场和其他的立场往往是不一致的。居民重视的是共同生活的愉快、方便的感觉，这与政府重视效率和原则，企业重视收入和利润不同，承认并强调居民主体性，就是在处理生活问题时强调生活者共同愉快、方便的生活的权利。其次，必须转变对城市环境演变规律的认识。以往人们总是把“先污染、后治理”作为城市发展的规律遵循，或者错误的认为城市化必然会造成城市环境的恶化，且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污染必然越严重。然而，对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行研究发现，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环境就越和谐、越优美、越清洁、越完善。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科学技术的进步、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城市管理部门的健全，郊区城市化完全可以避免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这就需要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均衡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之中心主义两个变数，站在居民生活发展的角度，寻找保护环境与城市发展的共赢之路。第三，必须深入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文化习惯以及他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经验，充分挖掘当地居民自身的潜力，鼓励他们采取有助于改善、增进或维持“环境友好”的行动，在生活中身体力行，从而获得身心的安逸；鼓励他们参与和推动新生活方式和新思想观念的建立，发挥其主人翁意识，从而获得生活的信心。总之，就是在尊重生活者生活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利用他们的智慧，改变以往对待环境的态度与行为，重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正是生活环境主义所强调的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
结语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对环境和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使用，使环境问题成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大制约和威胁。环境社会学是把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以及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研究领域不仅涉及个人世界，更要关注社会世界。研究所采取的基本方法之一就是从人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出发，研究人们的行为——动机——结果之间的内在关系。生活环境主义理论范式就是遵循上述逻辑，从人们所面临的生活环境问题出发，通过分析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相关主体的行为——环境主体行为的动机——环境恶化的结果进行归纳和总结所得出的结论。借用日本环境社会学“受益圈·受害圈”、“社会两难论”的环境分析模式及生活环境主义理论，剖析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的环境污染问题，不难获得这样的结论：城市边缘环境污染问题是我国广大郊区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变化性等特点；郊区环境污染问题是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道德观念的转变、生活方式改变以及行为不当造成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最终方向和途径是，从生活者的角度出发，站在生活者的立场上，在利用自然的基础上建立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人类生活和自然生态之间寻找到一条共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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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本文分析的数据来源于2009年5月至10月对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商铺网存在的环境风险的调研数据，是笔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行业分类标准》进行的分类。该路段所有商铺网点从事的行业中，36％为零售业，16.7％为居民服务业，16.6％为餐饮业，另外存在少数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统计结果显示，该路段共有加油站5个、维修服务67个、餐饮业108个、零售业225个，以上共计405个，占商铺网点总数的64.8％，这些商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可视为显性污染源。
[15]陈阿江在《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太湖流域水环境恶化的社会文化逻辑》一文中，以村落或“圩田系统”为界，将污染源来自外部的污染称为“外源污染”；将社区内村民自己产生的污染称为“内生污染”。
[16]九水秀园虽然属违法建筑，没有相关开发和建设审批手续、但建筑本身却基本符合土地和建筑规划的楼群，并没有占用绿地和道路，建筑质量也过关。对此，政府的解决办法是，通过补办相关手续等途径来“挽救”，使其合法化；通过规划调整妥善“解决”，使其符合城市规划。
[17]梶田孝道，技术革新与社会运动[M]，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8.
[18]，[日]鸟越皓之，宋金文译，环境社会学——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M]，中国环境出版社,2009.
[19]http：／／wwwdaes.jp／about／index.html.
[20]宋金文，生活环境主义的社会学意义——生活环境主义中的“生活者视角”[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1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