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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去世的束星北先生，作为一位物理学家，最为人所了解的应该还是在他的学生中有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程开甲等著名物理学家。自从2005年一本关于束星北的书出版以后（刘海军《束星北档案》，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束星北的名字就经常出现在媒体和网络上。至今仍然时有新的评述文章问世，有的认为他是中国的爱因斯坦，有的认为他是一位比陈寅恪更优秀的知识分子，有的为他这样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而感叹不已，还有的把他的遭遇上升到“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哀”，等等。
在这些评述文章中，涉及的主要是束星北解放前的学术造诣之高，和解放后因政治运动而受到磨难的经历。但是，真正认识束星北，仅仅看到这一面还是远远不够的。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是束星北在浙江大学时的亲密同事，也是束星北的终生挚友。王淦昌对束星北的评价是：“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爱党爱国，热心为公”。
认可共产党干部的作风
束星北于1907年10月1日出生在江苏省江都县一个望族之家。1926年起负笈欧美，1931年回国后，受聘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52年调到山东大学任教。1958年10月被错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1960年转到青岛医学院任教，继续管制劳动，直到1965年撤销管制。1974年9月11日，他的两顶帽子被摘掉。1978年开始担任青岛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直至1983年10月因病逝世。束星北是我国早期从事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研究的物理学家之一，后来在气象科学研究中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晚年为开创我国海洋物理研究作出了贡献。
束星北晚年时曾说过一段话：“我做的事是不值一谈的，但我爱国，也爱共产党，因为我束星北经历过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国内外的事情见得多了，心里明白中国共产党最好，这一点可以告诉任何人。”
束星北曾受到20余年不公正的对待，为什么还是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好”？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政治运动较多，误伤了不少像束星北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作为有深厚爱国主义情怀的束星北，显然是超越了个人恩怨看到了这一点。而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的共产党干部作风深刻地影响到他。
苏步青和束星北是浙江大学的同事。建国初期开展“三反五反”时，有人揭发苏步青贪污。苏步青一时想不通，欲寻短见，恰巧被清晨出门的束星北发现。急公好义的束星北当即雇了一辆人力车，直奔当时浙江省最高权力机构杭州市军管会，指名要求立刻见军管会政委。刚起床的政委听说一位大学教授求见，立刻前往。一见面，束星北就发起了“大炮”脾气。周围的警卫员见状欲上前抓他，但被政委制止。政委耐心问束星北是怎么回事，束星北气愤地说：“你们是怎样对待一个著名教授的？像苏步青这样一个国际上都知名的数学家，为什么你们逼得他想要自杀？”平心而论，这件事可以说与这位政委无直接关系，但政委并没有推脱，而是问：“真有此事吗？”束星北作了肯定的回答。那位政委冷静地说：“此事我们一定会管的，你放心回去吧！”结果事情得到了妥善处理。1952年院系调整，苏步青被调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1956年获得新中国第一次颁发的国家自然科学奖。苏步青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复旦大学校长，最后还成为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2年院系调整，束星北调到山东大学。沈福彭是山东大学医学院教授和附属医院院长。沈当时并不是党员，但是领导干部。他们两家住在同一个院子。有一次束星北登门拜访，在客厅坐定后，看到长茶几下堆了许多进口原版专业杂志，随手拿起一本，很不客气地对沈说：“你这个院长待遇不错啊，医院还花这么多錢给你订了不少期刊嘛！”束星北是“大炮”性格的人，了解他的人一般都不同他计较。沈顺手拿出一张缴费单据，告诉说是自费订阅的。束星北意外地沉吟了几秒钟，才说出一句足以代表当年经历过国民党政府腐败统治的知识分子观念的感慨：“难怪共产党会用你这样一个院长。”从这件小事，束星北也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清廉。
解放初期，曾有人以束星北在国民党军令部工作过为由，将其列入镇反名单。但在浙江大学里有一批了解束、曾是束的学生的共产党员，例如许良英、周志成等，都为束据理力争，才使其幸免。但到了1955年肃反运动时，在山东大学的束星北又被牵连，并列为重点。有一天实在想不通，束就去了青岛市检察院。他对传达室的人说：“我是山大的束星北教授，想找贵院的负责人谈谈，不知道能不能接待。”想不到那天正是检察长本人值班，就接待了他。那位50多岁的检察长听完束星北的陈述后说：“束教授，你认为自己是不是反革命？”束星北说：“当然不是。是，我还会来找你？”检察长说：“那就好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人家怀疑，就让人家去怀疑好了，人家说你，就让人家说去好了。是不是反革命最后要根据事实来判断，而不是根据有没有人怀疑和说你的人多少来判定。”接着又鼓励束星北要挺直腰杆，决不能自暴自弃。临别时检察长将束星北送到门口，再三叮嘱要记住“真金不怕火炼”“大肚包容”和“忍耐”。与束星北同去的束的儿子束庆新后来回忆：“这是1955年5月15日的下午，我永远记住这一天。就是因为有许多像这位检察长这样的好干部，使我父亲能在漫漫黑夜中看到光明，重新树立起信心。”接下来束星北为他的“反革命历史”问题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还给王淦昌写了信。1955年9月10日和11月8日，陈毅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专门会议解决“束星北问题”。1956年4月，束星北洗刷了“反革命”之嫌，并得到了山东大学的公开道歉。但由于后来的政治运动，有人还是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给束戴上，使其蒙受不白之冤。1978年的一天，束星北非常高兴地回到家，束星北的儿媳妇问他为何如此高兴，他说，学校通知他那个反革命问题不存在了，从他的档案里找出了陈毅的证明材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党的干部，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地方部门领导的勤政为民好作风，都给束星北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8年，古稀之年的束星北遇到了青岛国家海洋局一所的所长曾荣。由于束星北在青岛一直比较有名气，曾荣也和许多人一样，久闻束的大名。曾荣三顾茅庐终于邀请束到海洋局一所工作。曾荣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束星北在曾荣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干部惜才如命、先人后己、对同志关怀备至的精神。关于这段经历，束星北后来对别人说道：“老曾诚恳待人，没有那种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觉得和他有共同语言，可以和他共事。就这样，决定到海洋第一研究所。”为了让束星北方便工作，曾荣腾出了当时最好的两间办公室供束星北夫妇居住和束星北上班，还安排了战士（研究所当时属海军）送饭送报，安装了电话和配备了专车。为了更好地解决束星北的住房，曾荣跑遍了青岛全市，想为束星北购置别墅。后来申请到一块地皮，特地为束设计了一套五室一厅的住房。束星北感慨地说：“我今生知足了！”
1982年，束星北以前的学生周志成到青岛疗养。他们见面后，束星北特别兴奋，说了一个晚上。他说：“说来也怪，划右派前，我不了解共产党；划了右派，却了解了党。我曾经问过把我划为右派的党委书记，为什么你非要把我划为右派不可？他说：‘你这个人看上去就像反革命，越看越像。’可见整我是主观主义，与国民党的勾心斗角还有原则区别，这其一。其二，是发现整错了，就登门道歉，这很了不起，是国民党绝对做不到的。其三，对我的工作和生活作了很好的安排。我现在有好多助手，还可以用青岛啤酒和大虾招待你。”
“共御外侮”的家训
束星北家族的《束氏族谱》载有家训二十条，其中最為独特之处便是“共御外侮”条，这条祖训对束星北一生的影响甚深。留学回国后不久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他决定投笔从戎，于1932年1月受聘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不久因责问来校视察的蒋介石抵抗不力而被迫离职。后来目睹了日寇狂轰滥炸，深切感到仅在课堂上讲课还是不够的，一心想为直接打败日寇贡献力量。于是在1944年4月应聘到重庆国民党的军令部技术处研制国防武器。在他的领导下，很快研制成了我国第一台雷达试验装置，后来有人将他称为“中国雷达之父”。
在重庆期间，他感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因此拒绝加入国民党。抗战胜利后回到浙江大学教书，在一些从事进步运动的学生身上看到了与国民党不一样的共产党。他曾对这些学生说，国民党太腐败了，看来你们是对的，希望你们好好干。
束星北是个急国家之所急的人。抗战困难阶段时，他曾打算用纸壳和火药造出子弹上山打游击。1952年他调到山东大学后，主动要求改行研究气象学。他说，现在解放了，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气象学对防灾十分重要，要争取在这方面为国家和老百姓做点事情。王淦昌后来不无佩服地说，束星北进入这个全新的领域不久就发表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论文，成为行家。
据《束星北先生年表》记载，在他遭受不公正待遇的20余年期间，他想得最多的还是为国家作贡献。当被迫停止气象研究到劳改大队劳动后，他多次给青岛市委、山东大学党委写信，要求恢复工作。他说他深信“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迟早会去掉，但耽误了气象研究，会对国家造成不易补偿的损失。他还说构思了一款价廉物美的发电机，可以尽早实现农村电气化。1960年调到青岛医学院做教学工作，他不但千方百计上好课，还主动修好了许多当时在国内无法修好的进口仪器设备。他说：“看到国家贵重仪器的损坏，而我袖手旁观，是我良心所不允。”他的修理水平之高使他声名远播。驻军的雷达坏了也请他去修。他曾帮驻军审阅了高等数学的教材。他还提出写书计划，传授物理知识，以便使年青一代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能发挥更大的力量”。1965年完成了专著《狭义相对论》。十年内乱期间，虽然长期从事打扫厕所等体力劳动，但他也研制或参与研制了一些仪器设备，并对某些仪器设备赶上和超过国际同类产品出谋划策。
束星北于1964年向有关组织提出研制核武器以防止核战争的建议，并曾两次向统战部门有关负责人提出，他有三个在国外熟识的核物理学家，他“可以协助党动员他们回国”。据束星北的家人回忆，当束星北1964年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立刻号啕大哭起来。他为自己不能与王淦昌、程开甲在现场并肩战斗而伤心。但他对祖国的日益昌盛感到由衷的高兴。1972年10月20日，他在给李政道的信中写道：“你这次回国，当能看到祖国经历的惊天动地的变化，28年前那种国内卑污、国际受辱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还矣！”
1978年从事海洋物理研究后，束星北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人才上，办起了进修班。他培训出来的学员后来大部分被评为研究员、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成为各领域研究课题中的学术带头人。
束星北在进行“教书”时没有忘记用爱国主义“育人”。他深知中国人必须要靠自强才能强大起来，向外国学习也是为了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国家。身处逆境时，也曾有人劝他到国外去，而他的回答是：“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呢？要到国外去，当年我就不回来了。”他对子女定下了一条严格的规矩：“外出学习可以，学成后必须回国。不下这个保证，不准放出。”他对出国留学的学子说：“出国不要光带三大件回来，要带真本事回来。”
在从事海洋物理研究期间，束星北与人共同倡导并亲自组建了对“海洋强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海洋内波研究组，为我国的海洋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1983年9月29日晚，当他预感到生命已快走到尽头的时候，再三叮嘱陪护在身边的同事：“内波是重要的海洋动力现象，对国防有着重要的意义，你们一定要好好地搞下去。”他还叮嘱身后一定要穿着海洋服（当时海洋局系统的一种制服）。束星北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他一生的追求。
1995年9月30日，“青岛市文化名人雕塑苑”揭幕仪式隆重举行，束星北的塑像立于其中。以俞正声为首的青岛市党政领导悉数出席。出席揭幕仪式的束星北的女儿束美新心情十分激动。她知道，入选“雕塑苑”的文化名人都是经过了全国人大和中组部审批才确定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党和国家肯定了束星北的一生。
（作者系文史学者）
在这些评述文章中，涉及的主要是束星北解放前的学术造诣之高，和解放后因政治运动而受到磨难的经历。但是，真正认识束星北，仅仅看到这一面还是远远不够的。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是束星北在浙江大学时的亲密同事，也是束星北的终生挚友。王淦昌对束星北的评价是：“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爱党爱国，热心为公”。
认可共产党干部的作风
束星北于1907年10月1日出生在江苏省江都县一个望族之家。1926年起负笈欧美，1931年回国后，受聘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52年调到山东大学任教。1958年10月被错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1960年转到青岛医学院任教，继续管制劳动，直到1965年撤销管制。1974年9月11日，他的两顶帽子被摘掉。1978年开始担任青岛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直至1983年10月因病逝世。束星北是我国早期从事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研究的物理学家之一，后来在气象科学研究中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晚年为开创我国海洋物理研究作出了贡献。
束星北晚年时曾说过一段话：“我做的事是不值一谈的，但我爱国，也爱共产党，因为我束星北经历过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国内外的事情见得多了，心里明白中国共产党最好，这一点可以告诉任何人。”
束星北曾受到20余年不公正的对待，为什么还是认为“中国共产党最好”？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政治运动较多，误伤了不少像束星北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作为有深厚爱国主义情怀的束星北，显然是超越了个人恩怨看到了这一点。而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的共产党干部作风深刻地影响到他。
苏步青和束星北是浙江大学的同事。建国初期开展“三反五反”时，有人揭发苏步青贪污。苏步青一时想不通，欲寻短见，恰巧被清晨出门的束星北发现。急公好义的束星北当即雇了一辆人力车，直奔当时浙江省最高权力机构杭州市军管会，指名要求立刻见军管会政委。刚起床的政委听说一位大学教授求见，立刻前往。一见面，束星北就发起了“大炮”脾气。周围的警卫员见状欲上前抓他，但被政委制止。政委耐心问束星北是怎么回事，束星北气愤地说：“你们是怎样对待一个著名教授的？像苏步青这样一个国际上都知名的数学家，为什么你们逼得他想要自杀？”平心而论，这件事可以说与这位政委无直接关系，但政委并没有推脱，而是问：“真有此事吗？”束星北作了肯定的回答。那位政委冷静地说：“此事我们一定会管的，你放心回去吧！”结果事情得到了妥善处理。1952年院系调整，苏步青被调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1956年获得新中国第一次颁发的国家自然科学奖。苏步青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复旦大学校长，最后还成为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2年院系调整，束星北调到山东大学。沈福彭是山东大学医学院教授和附属医院院长。沈当时并不是党员，但是领导干部。他们两家住在同一个院子。有一次束星北登门拜访，在客厅坐定后，看到长茶几下堆了许多进口原版专业杂志，随手拿起一本，很不客气地对沈说：“你这个院长待遇不错啊，医院还花这么多錢给你订了不少期刊嘛！”束星北是“大炮”性格的人，了解他的人一般都不同他计较。沈顺手拿出一张缴费单据，告诉说是自费订阅的。束星北意外地沉吟了几秒钟，才说出一句足以代表当年经历过国民党政府腐败统治的知识分子观念的感慨：“难怪共产党会用你这样一个院长。”从这件小事，束星北也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清廉。
解放初期，曾有人以束星北在国民党军令部工作过为由，将其列入镇反名单。但在浙江大学里有一批了解束、曾是束的学生的共产党员，例如许良英、周志成等，都为束据理力争，才使其幸免。但到了1955年肃反运动时，在山东大学的束星北又被牵连，并列为重点。有一天实在想不通，束就去了青岛市检察院。他对传达室的人说：“我是山大的束星北教授，想找贵院的负责人谈谈，不知道能不能接待。”想不到那天正是检察长本人值班，就接待了他。那位50多岁的检察长听完束星北的陈述后说：“束教授，你认为自己是不是反革命？”束星北说：“当然不是。是，我还会来找你？”检察长说：“那就好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人家怀疑，就让人家去怀疑好了，人家说你，就让人家说去好了。是不是反革命最后要根据事实来判断，而不是根据有没有人怀疑和说你的人多少来判定。”接着又鼓励束星北要挺直腰杆，决不能自暴自弃。临别时检察长将束星北送到门口，再三叮嘱要记住“真金不怕火炼”“大肚包容”和“忍耐”。与束星北同去的束的儿子束庆新后来回忆：“这是1955年5月15日的下午，我永远记住这一天。就是因为有许多像这位检察长这样的好干部，使我父亲能在漫漫黑夜中看到光明，重新树立起信心。”接下来束星北为他的“反革命历史”问题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还给王淦昌写了信。1955年9月10日和11月8日，陈毅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专门会议解决“束星北问题”。1956年4月，束星北洗刷了“反革命”之嫌，并得到了山东大学的公开道歉。但由于后来的政治运动，有人还是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给束戴上，使其蒙受不白之冤。1978年的一天，束星北非常高兴地回到家，束星北的儿媳妇问他为何如此高兴，他说，学校通知他那个反革命问题不存在了，从他的档案里找出了陈毅的证明材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党的干部，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地方部门领导的勤政为民好作风，都给束星北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8年，古稀之年的束星北遇到了青岛国家海洋局一所的所长曾荣。由于束星北在青岛一直比较有名气，曾荣也和许多人一样，久闻束的大名。曾荣三顾茅庐终于邀请束到海洋局一所工作。曾荣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束星北在曾荣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干部惜才如命、先人后己、对同志关怀备至的精神。关于这段经历，束星北后来对别人说道：“老曾诚恳待人，没有那种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觉得和他有共同语言，可以和他共事。就这样，决定到海洋第一研究所。”为了让束星北方便工作，曾荣腾出了当时最好的两间办公室供束星北夫妇居住和束星北上班，还安排了战士（研究所当时属海军）送饭送报，安装了电话和配备了专车。为了更好地解决束星北的住房，曾荣跑遍了青岛全市，想为束星北购置别墅。后来申请到一块地皮，特地为束设计了一套五室一厅的住房。束星北感慨地说：“我今生知足了！”
1982年，束星北以前的学生周志成到青岛疗养。他们见面后，束星北特别兴奋，说了一个晚上。他说：“说来也怪，划右派前，我不了解共产党；划了右派，却了解了党。我曾经问过把我划为右派的党委书记，为什么你非要把我划为右派不可？他说：‘你这个人看上去就像反革命，越看越像。’可见整我是主观主义，与国民党的勾心斗角还有原则区别，这其一。其二，是发现整错了，就登门道歉，这很了不起，是国民党绝对做不到的。其三，对我的工作和生活作了很好的安排。我现在有好多助手，还可以用青岛啤酒和大虾招待你。”
“共御外侮”的家训
束星北家族的《束氏族谱》载有家训二十条，其中最為独特之处便是“共御外侮”条，这条祖训对束星北一生的影响甚深。留学回国后不久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他决定投笔从戎，于1932年1月受聘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不久因责问来校视察的蒋介石抵抗不力而被迫离职。后来目睹了日寇狂轰滥炸，深切感到仅在课堂上讲课还是不够的，一心想为直接打败日寇贡献力量。于是在1944年4月应聘到重庆国民党的军令部技术处研制国防武器。在他的领导下，很快研制成了我国第一台雷达试验装置，后来有人将他称为“中国雷达之父”。
在重庆期间，他感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因此拒绝加入国民党。抗战胜利后回到浙江大学教书，在一些从事进步运动的学生身上看到了与国民党不一样的共产党。他曾对这些学生说，国民党太腐败了，看来你们是对的，希望你们好好干。
束星北是个急国家之所急的人。抗战困难阶段时，他曾打算用纸壳和火药造出子弹上山打游击。1952年他调到山东大学后，主动要求改行研究气象学。他说，现在解放了，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气象学对防灾十分重要，要争取在这方面为国家和老百姓做点事情。王淦昌后来不无佩服地说，束星北进入这个全新的领域不久就发表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论文，成为行家。
据《束星北先生年表》记载，在他遭受不公正待遇的20余年期间，他想得最多的还是为国家作贡献。当被迫停止气象研究到劳改大队劳动后，他多次给青岛市委、山东大学党委写信，要求恢复工作。他说他深信“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迟早会去掉，但耽误了气象研究，会对国家造成不易补偿的损失。他还说构思了一款价廉物美的发电机，可以尽早实现农村电气化。1960年调到青岛医学院做教学工作，他不但千方百计上好课，还主动修好了许多当时在国内无法修好的进口仪器设备。他说：“看到国家贵重仪器的损坏，而我袖手旁观，是我良心所不允。”他的修理水平之高使他声名远播。驻军的雷达坏了也请他去修。他曾帮驻军审阅了高等数学的教材。他还提出写书计划，传授物理知识，以便使年青一代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能发挥更大的力量”。1965年完成了专著《狭义相对论》。十年内乱期间，虽然长期从事打扫厕所等体力劳动，但他也研制或参与研制了一些仪器设备，并对某些仪器设备赶上和超过国际同类产品出谋划策。
束星北于1964年向有关组织提出研制核武器以防止核战争的建议，并曾两次向统战部门有关负责人提出，他有三个在国外熟识的核物理学家，他“可以协助党动员他们回国”。据束星北的家人回忆，当束星北1964年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立刻号啕大哭起来。他为自己不能与王淦昌、程开甲在现场并肩战斗而伤心。但他对祖国的日益昌盛感到由衷的高兴。1972年10月20日，他在给李政道的信中写道：“你这次回国，当能看到祖国经历的惊天动地的变化，28年前那种国内卑污、国际受辱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还矣！”
1978年从事海洋物理研究后，束星北感到自己年事已高，把主要精力放在培养人才上，办起了进修班。他培训出来的学员后来大部分被评为研究员、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成为各领域研究课题中的学术带头人。
束星北在进行“教书”时没有忘记用爱国主义“育人”。他深知中国人必须要靠自强才能强大起来，向外国学习也是为了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国家。身处逆境时，也曾有人劝他到国外去，而他的回答是：“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呢？要到国外去，当年我就不回来了。”他对子女定下了一条严格的规矩：“外出学习可以，学成后必须回国。不下这个保证，不准放出。”他对出国留学的学子说：“出国不要光带三大件回来，要带真本事回来。”
在从事海洋物理研究期间，束星北与人共同倡导并亲自组建了对“海洋强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海洋内波研究组，为我国的海洋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1983年9月29日晚，当他预感到生命已快走到尽头的时候，再三叮嘱陪护在身边的同事：“内波是重要的海洋动力现象，对国防有着重要的意义，你们一定要好好地搞下去。”他还叮嘱身后一定要穿着海洋服（当时海洋局系统的一种制服）。束星北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他一生的追求。
1995年9月30日，“青岛市文化名人雕塑苑”揭幕仪式隆重举行，束星北的塑像立于其中。以俞正声为首的青岛市党政领导悉数出席。出席揭幕仪式的束星北的女儿束美新心情十分激动。她知道，入选“雕塑苑”的文化名人都是经过了全国人大和中组部审批才确定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党和国家肯定了束星北的一生。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