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著名的法语文学翻译前辈王道乾之后，翻译家周克希的译稿今年5月刚被收入了上海图书馆馆藏。这两位译作先后被“经典化”的翻译家，还都曾身兼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之职。
　　在字体清丽的译稿边上，写满了颜色笔的勾画，有时甚至一字之差，也涂改了两三个墨团，字里行间的斟酌现于纸上。年届七十的周克希，如今仍以一己之力，逐字逐句地推进着始于十年前的普鲁斯特翻译工程。
　　在译出三卷《追寻逝去的时光》（一译《追忆似水年华》）之后，逐渐熟习了普鲁斯特的笔锋和“腔调”，周克希还是谨遵着给自己定下的一套规矩：遇到稍难的段落，先把译文信手写在纸上，七涂八改上一两遍，再录入电脑打磨改定。这种近乎仪式感的工作方式，让译界晚辈心生敬畏。
　　说起这保持了三十年的习惯，周克希还会想到最早入行时，老一辈译家在这个“后生”译者身上下的一番工夫，和惊鸿一瞥的耳提面命。
　　那时，前辈王道乾、郝运等都还在译文社。这两位法语文学翻译界的权威，曾是1949年前的教会学校中法大学前后届（1942级、1943级）的校友。
　　三十年前，还只是翻译“票友”的周克希，心怀近乎虔敬的想象，拜访译界前辈郝运。“那时郝先生已经翻出了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我想象中，他待在一栋面对草坪的小楼上，精致的大书橱里满满当当都是外文书，喝着咖啡，说不定还抽着烟斗。”
　　当他真的被带到这个银丝长者面前，却发现其委身于一栋旧式石库门房子低矮的檐下。要抵达郝运先生托庇其间的法语文学世界，得先爬上一条又陡又窄的楼梯，穿过几家合用的厨房，才能望见凌乱堆放着稿纸的案头。
　　这个携着几经誊抄的译稿的后生没想到的是，他初出茅庐的译作，竟得到了老先生的首肯，“郝先生觉得我的文笔还不错，但化得有点过头”。而从“老先生”案头返还到他手里的译稿，有时会“改得像一张大花脸”。
　　入得翻译门的周克希，也曾怀揣自身的困惑拜访过王道乾先生。他向王道乾请教该怎么学习文学？“记得在那间光线幽暗的客厅里，王先生沉吟片刻，轻轻地对我说，文学不是靠学习，而是靠感悟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重译风”兴起时，重译了大仲马《基督山伯爵》和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后，周克希在翻译界和读者中渐渐树立口碑。当时他的主业还是在华东师大数学系教学和带研究生，翻译只能是业余挤出时间来做的副业。而他那一改再改的译法，有时让全家人迁就着他，围着一部书转。在翻译都德的《不朽者》时，甚至上了年纪的父母也帮着誊抄译稿。
　　1988年大年初一的阴冷早晨，周克希译完《不朽者》的最后一个章节，在清样的末尾写下“译毕”的字样时，却怎么也轻快不起来。这部历时四年的译作，见证了他父母先后离世的忧伤。
　　到了五十知天命之年的周克希，终于下定决心放下数学教职，入职译文出版社，全身心投入外国文学的编辑与翻译。

　　在他进入这家有着编辑“化身”翻译家传统的出版社时，身边还有吴岩、任溶溶、戴骢、吴洪这样的成名译者。似乎是冥冥中的巧合，在他担纲一套“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丛书”编辑工作时，亲手续译了王道乾未完成的译稿—法国作家图尼埃的《礼拜五—太平洋上的灵薄狱》。
　　退休后翻译普鲁斯特，周克希还保留着当编辑时的习惯，摸爬滚打在不同版本译文的甄别比较中，他手头常备着不同版本的《追寻逝去的时光》英语译本，其中企鹅版的第一卷的译者，正是今年刚获得布克奖的美国女作家Lydia Davis。周克希说，“翻看他们的译本，就像身边有个随时可以对话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