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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商业大潮冲击下，美国、德国、日本、法国等无一例外地都把制造业的回归和提升看成是推动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在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背景下，中国对于传统制造业的战略基调是削弱了还是增强了？
一个月前，人民大会堂，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两院院士科技创新大会，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与本质力量，要大力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因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同时，制造业也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大力发展制造业对我国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这番重要讲话无疑给迷茫中的制造业吃下一剂定心丸——中国坚持发展制造业的决心和信心不动摇，实现世界科技强国已上升为国家意识。
数据显示，全国机械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已由2010年的13.96万亿元增至2015年的22.98万亿元，利润总额从1.17万亿元增至1.6万亿元，贸易顺差由31.36亿美元增至1110亿美元。其中，汽车、发电设备、数控机床、大型拖拉机、工程机械等行业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实际上，中国制造业早在21世纪初就赶上了德国，2006年超过日本，2010年追上了美国，现在位居世界第一，不管是产量还是进出口都已领跑全球。
但大而不强仍是中国制造业的主要特征，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能源消耗较高、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深度不够、品牌力较弱、高精尖产品缺乏等问题依然严重。
面对上述问题，中国制造业究竟该如何既在开放竞争中补短版又在开放竞争中发挥优势呢？7月23日，同样是在人民大会堂，来自政界、商界、学术界、企业界的代表齐聚第二届中国制造高峰论坛，以期探索出一条正确的发展路径，《汽车观察》也对与会专家进行了相关采访。
良币驱逐劣币
“在多元社会，非黑即白的思维固然是不全面的，但很多事情本来就是黑白分明。”中国质量协会副会长兼副秘书段永刚对《汽车观察》讲道，对假冒伪劣制造者而言，他们更愿以最小的成本生产出相应的产品，从而获得丰盈的利润；对消费者而言，他们更愿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所需要的产品功能，这就容易忽略质量安全，而法律不健全、有关部门监管不力也助长了这一做法。
2013年制造强国战略研究报告强力支撑了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也因此诞生了评价中国制造强国综合指数的一个体系，共包括4项一级指标和18项二级指标。其中，4项一级指标是指规模发展、质量效果、结构优化、持续发展。
在这4项一级指标中，美国鹤立鸡群遥遥领先，德国和日本尾随其后，中国还处于第三阵营，并且与第一、第二阵营存在明显差距。在强国综合指数得分中，中国制造规模发展贡献率最高，其次是结构优化，第三是持续发展，得分最低的是质量效益。这也反映出中国制造大而不强的四个方面：一创新能力不强，二质量效益不高，三产业结构不优，四资源利用不佳。
“出口单价是评价质量效益和产品竞争力一项重要指标，在这点上，中国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甚至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2013年出口为例，有近80%的商品是以价格优势来赢得竞争的，而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则是以质量优势来赢得市场竞争。质量效益不高是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仍难进入中高端市场的重要原因。”国务院参事张纲对《汽车观察》说。
2015年5月国务院正式颁发中国制造2025，将质量作为重要内容列入基本方针，并且放在创新驱动之后。张纲认为提出这一基本方针至少有三点意义：第一可以解决我国现阶段质量效益不高的突出矛盾；第二凸显制造业升级关键——创新是灵魂，质量是生命；第三反映出经济社会对质量时代的具体要求，质量时代是李克强总理于2014年9月在中国质量大会上向全世界提出的，要把中国经济社会推向质量时代。
得标准者得天下
中国制造2025特别强调，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配置资源链，即创新与产业竞争的关系。然而，国家标准那么多，有国标、行标、地标、团标，还有企标，针对产业链究竟怎么做标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原党委副书记王金玉透过《汽车观察》给出三点建议：共性技术公标化、竞争技术团标化、核心技术企标化。
那么，标准在市场竞争中又该发挥怎样的作用？以跟随型企业为例，王金玉分别谈及在市场开拓期、扩大期、成熟期三个阶段下技术标准竞争策略的问题，“市场开拓期要充分考虑非公共标准化策略，即核心技术、关键技术非标准化，比如德国发动机技术从来不会做国标，也不会做行标；市场扩大期的关键策略就是性能标准化策略；而市场成熟期的策略是兼容标准化。”
以往都是坐在办公室里写标准，但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对标准化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要有哲学家的思想，高了市场不适应，低了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要用哲学家的思想翻来覆去地进行调查研究和论证；然后要有设计师的头脑和科学家的功底。”王金玉如是说。
专业化VS多元化
创新方式有很大不同，有的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有的是推开窗户看别人怎么创新。走在创新之路上的中国制造究竟是自主创新多一些还是开放创新多一些？哪种创新模式更适合中国制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司司长徐林当年是龙永图的部下，跟随一起负责中国入世谈判，现如今已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编制人之一，他对《汽车观察》强调，多元化并不是毫无边界的多元化，是需要有专业化基础的，“随着中国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即便是同一个产品，也需求适应消费者需求具备一定多元化的特点，所以多元化、精细化、专业化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制造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全球第一，在这种情况下，前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认为，制造企业在注重专业化的同时强调多元化发展是时候了，应该鼓励那些很有专长、有技术的企业走多元化道路，“但不管是多元化还是专业化，最核心的还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即企业家良心和对国家的担当精神，一旦丢掉这种精神，就意味着这个企业开始走下坡路了，如果能做到这点，中国制造才会变成全球受尊重的制造。” 中国兵器集团科技带头人李良巧则认为，不应绝对化，要根据企业自身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来考虑。在国际上，凡是成功的专业化的大企业都在走多元化道路，所以走多元化道路是市场选择，是历史必然。但多元化的基础应该是专业化，没有专业化很难谈多元化，自主创新技术是多元化的根本。
“很多企业在选择多元化道路时，并不是因为技术延伸、品质保证、业务扩张，而是为了赚钱。制造业最根本的转型是思想的转型，仅仅以盈利为目的是行不通的。”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的经验是专注很重要，无论是多元化还是专业化，如果离开专注这两个字是不可能成功的。
董明珠强调，一个企业要想成功，并不是多元化决定与否，也不是专业化决定与否，而是要找到自己的出路在哪里，更重要的是要有自我挑战的魄力和用心，“诚信是制造业的根本，如果不努力、不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政府给再多补贴也没用，中国制造要有工匠精神，要有挑战精神，而这种挑战不是挑战别人，而是挑战自己。”
综合来看，《汽车观察》认为，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不要看方式，要看结果，只要能达到创新的目的，什么方式都可以，关键是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的基础是什么，以及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不论自主创新还是开放创新，其实都是一种时代的担当。
对于创新的思考
中国制造2025制订和出台背后其实与一份建议有关，这份建议就是2014年中国工程院特别推出的《关于制订中国制造2025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建议》，而中国工程院院士柳百成就是这份建议的制订者之一。
2014年3月，中国工程院启动工业强基战略研究，为制订中国制造2025提供了战略咨询。中国制造2025由五大工程组成：创新体系工程、智能制造工程、绿色制造工程、工业强基工程、高端装备工程，这五大工程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中，关键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关键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标准这“四基”已成为制约我国工业由大变强以及制约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的症结与瓶颈所在。
柳百成对《汽车观察》建议道，政府应对“四基”能力及平台建设发挥主要作用，产业化问题由企业来管，但共性问题要由政府来管。其次，要充分发挥产学研作用，建设一批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能为跨行业或全行业服务的关键基础材料创新研究中心。
另有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发展基金总裁石纪杨从金融角度谈制造业创新，首先要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合作思路，但更重要的是要走向国际市场，中国制造业到底强不强要接受国际市场的检验。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员刘姝威则认为，创新不仅是指一个新科技成果的研发成功，还应包括现有技术的创新性组合，一个聪明的企业，会选择全球最好的产品和技术进行创新性组合。
而对于制造业的创新，张纲则认为，第一是质量技术的创新，第二是质量管理的创新，第三是质量基础建设的创新，第四是质量文化创新与工匠精神培育。其中，质量技术创新是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条件下应运而生，这种可靠性转变的内涵与优化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技术变革，即从传统硬件可靠性到硬件、软件并举可靠性转变，从传统制造组装产品的可靠性到制造、运行、系统可靠性转变。
另外，张纲对于质量管理的创新这样建议道：一是基于全生命周期的质量共建，突出消费者为中心；二是基于全产业链的质量共建，既要考虑个性化定制与柔性化生产，又要考虑世界工厂构建与打造绿色产业；三是基于全价值链的质量共建，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对此表示，“十三五”期间，一要攻克高档数字系统和工程部件，加快建立机械行业主配平台，推进产业链紧密协作；二要针对国民经济重大专用生产装备建立产学研联合和自主创新体系，组织实施好重大短板装备专项工程，围绕重大技术装备和关键工艺所需的专用生产设备和专用监测系统集中进行攻关；三要发展高端装备并实施先进轨道交通、智能电网、数字诊疗、智能融机、装备等工程项目的创新，推进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与控制、智能物流仓储等关键技术装备的应用；四要通过探索众包、协同设计、协同制造、云制造、远程服务等“互联网+”新模式来引导传统制造行业重心向产品全生命周期转型升级。
制造企业有话说
“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是劳动对象的进步，而是劳动手段和劳动工具的进步。”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董事长斯泽夫对《汽车观察》解释道，迪拜虽然是很富有的国家，但它不是世界强国，原因就在于它脱离了制造业，而是用大量石油资源带动了国家经济发展，但永远躺在资源温床上是无法长期发展下去的。
再比如日本，资源很少，但其制造业不差，所以奠定了世界地位。如果没有制造业，中国发展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斯泽夫强调，制造业的转型不是转行，而是转变发展方式，但转型要有前提条件，就是要拥有原创技术，自主创新是衡量制造业强与不强的试金石。
在汽车领域，时下最热话题非新能源莫属。“美国通用为什么没有造出特斯拉来？这是一个课题。论汽车人才、资金、装备、能力，美国大型汽车公司比比皆是，但他们并没有造出来最好的电动车。世界公认最好的电动车品牌不是奔驰宝马，而是特斯拉。”那么，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到底要走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珠海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隆）董事长魏银仓陷入沉思。
他对《汽车观察》表示，中国能源安全已上升至国家战略，这是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的第一个先决条件；然后再结合国情治理雾霾、节能减排，这是国家扶植新能源汽车的根本目的，“大家都在谈跨界造车，美国通用在上世纪80年代末做新能源汽车失败了，中国大型传统车企也没有造出特斯拉来，这说明中国电动车的希望还要靠有创新能力的、有创造思维的人，把传统车企已有资产、技术、人才等进行整合，这才是适合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最快捷径。”
记者手记
在由世界品牌实验室编制的《2015年世界品牌500强排名》中，美国228个品牌，排名第一；英国44个品牌，排名第二；法国42个品牌，排名第三；中国31个品牌，比美国少了近200个，落后于英国、法国、日本。
时至今日，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呼唤国家品牌的出现。《汽车观察》认为，中国制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品牌。日本前首相曾经说过，在国际交往中，索尼是我的左脸，松下是我的右脸。品牌总是能在每个角落里默默描述着它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将品牌建设推升至国家战略高度。201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发挥品牌引领作用，品牌发展已成为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此外，有关新经济形式的增长究竟能不能弥补传统工业所带来的亏空问题，与会专家这样回复《汽车观察》：很抱歉，现在还不能，但未来五年会有这种可能性，关键要看我们有没有抓住数据，未来智能生产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让数据真正流动起来。
互联网引发消费方式的巨变正在撬动传统制造业，在这个过程中，基于数据与智能的每一小步尝试，都可能在未来被无限放大，当工业和非工业界限越来越模糊时，数据驱动一定是世界工厂最大公约数。
一个月前，人民大会堂，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两院院士科技创新大会，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与本质力量，要大力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因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同时，制造业也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大力发展制造业对我国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这番重要讲话无疑给迷茫中的制造业吃下一剂定心丸——中国坚持发展制造业的决心和信心不动摇，实现世界科技强国已上升为国家意识。
数据显示，全国机械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已由2010年的13.96万亿元增至2015年的22.98万亿元，利润总额从1.17万亿元增至1.6万亿元，贸易顺差由31.36亿美元增至1110亿美元。其中，汽车、发电设备、数控机床、大型拖拉机、工程机械等行业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实际上，中国制造业早在21世纪初就赶上了德国，2006年超过日本，2010年追上了美国，现在位居世界第一，不管是产量还是进出口都已领跑全球。
但大而不强仍是中国制造业的主要特征，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能源消耗较高、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深度不够、品牌力较弱、高精尖产品缺乏等问题依然严重。
面对上述问题，中国制造业究竟该如何既在开放竞争中补短版又在开放竞争中发挥优势呢？7月23日，同样是在人民大会堂，来自政界、商界、学术界、企业界的代表齐聚第二届中国制造高峰论坛，以期探索出一条正确的发展路径，《汽车观察》也对与会专家进行了相关采访。
良币驱逐劣币
“在多元社会，非黑即白的思维固然是不全面的，但很多事情本来就是黑白分明。”中国质量协会副会长兼副秘书段永刚对《汽车观察》讲道，对假冒伪劣制造者而言，他们更愿以最小的成本生产出相应的产品，从而获得丰盈的利润；对消费者而言，他们更愿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所需要的产品功能，这就容易忽略质量安全，而法律不健全、有关部门监管不力也助长了这一做法。
2013年制造强国战略研究报告强力支撑了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也因此诞生了评价中国制造强国综合指数的一个体系，共包括4项一级指标和18项二级指标。其中，4项一级指标是指规模发展、质量效果、结构优化、持续发展。
在这4项一级指标中，美国鹤立鸡群遥遥领先，德国和日本尾随其后，中国还处于第三阵营，并且与第一、第二阵营存在明显差距。在强国综合指数得分中，中国制造规模发展贡献率最高，其次是结构优化，第三是持续发展，得分最低的是质量效益。这也反映出中国制造大而不强的四个方面：一创新能力不强，二质量效益不高，三产业结构不优，四资源利用不佳。
“出口单价是评价质量效益和产品竞争力一项重要指标，在这点上，中国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甚至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以2013年出口为例，有近80%的商品是以价格优势来赢得竞争的，而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则是以质量优势来赢得市场竞争。质量效益不高是中国自主品牌汽车仍难进入中高端市场的重要原因。”国务院参事张纲对《汽车观察》说。
2015年5月国务院正式颁发中国制造2025，将质量作为重要内容列入基本方针，并且放在创新驱动之后。张纲认为提出这一基本方针至少有三点意义：第一可以解决我国现阶段质量效益不高的突出矛盾；第二凸显制造业升级关键——创新是灵魂，质量是生命；第三反映出经济社会对质量时代的具体要求，质量时代是李克强总理于2014年9月在中国质量大会上向全世界提出的，要把中国经济社会推向质量时代。
得标准者得天下
中国制造2025特别强调，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配置资源链，即创新与产业竞争的关系。然而，国家标准那么多，有国标、行标、地标、团标，还有企标，针对产业链究竟怎么做标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原党委副书记王金玉透过《汽车观察》给出三点建议：共性技术公标化、竞争技术团标化、核心技术企标化。
那么，标准在市场竞争中又该发挥怎样的作用？以跟随型企业为例，王金玉分别谈及在市场开拓期、扩大期、成熟期三个阶段下技术标准竞争策略的问题，“市场开拓期要充分考虑非公共标准化策略，即核心技术、关键技术非标准化，比如德国发动机技术从来不会做国标，也不会做行标；市场扩大期的关键策略就是性能标准化策略；而市场成熟期的策略是兼容标准化。”
以往都是坐在办公室里写标准，但工业4.0与中国制造2025对标准化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要有哲学家的思想，高了市场不适应，低了不能满足消费者需求，要用哲学家的思想翻来覆去地进行调查研究和论证；然后要有设计师的头脑和科学家的功底。”王金玉如是说。
专业化VS多元化
创新方式有很大不同，有的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有的是推开窗户看别人怎么创新。走在创新之路上的中国制造究竟是自主创新多一些还是开放创新多一些？哪种创新模式更适合中国制造？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司司长徐林当年是龙永图的部下，跟随一起负责中国入世谈判，现如今已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编制人之一，他对《汽车观察》强调，多元化并不是毫无边界的多元化，是需要有专业化基础的，“随着中国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即便是同一个产品，也需求适应消费者需求具备一定多元化的特点，所以多元化、精细化、专业化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制造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全球第一，在这种情况下，前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认为，制造企业在注重专业化的同时强调多元化发展是时候了，应该鼓励那些很有专长、有技术的企业走多元化道路，“但不管是多元化还是专业化，最核心的还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即企业家良心和对国家的担当精神，一旦丢掉这种精神，就意味着这个企业开始走下坡路了，如果能做到这点，中国制造才会变成全球受尊重的制造。” 中国兵器集团科技带头人李良巧则认为，不应绝对化，要根据企业自身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来考虑。在国际上，凡是成功的专业化的大企业都在走多元化道路，所以走多元化道路是市场选择，是历史必然。但多元化的基础应该是专业化，没有专业化很难谈多元化，自主创新技术是多元化的根本。
“很多企业在选择多元化道路时，并不是因为技术延伸、品质保证、业务扩张，而是为了赚钱。制造业最根本的转型是思想的转型，仅仅以盈利为目的是行不通的。”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的经验是专注很重要，无论是多元化还是专业化，如果离开专注这两个字是不可能成功的。
董明珠强调，一个企业要想成功，并不是多元化决定与否，也不是专业化决定与否，而是要找到自己的出路在哪里，更重要的是要有自我挑战的魄力和用心，“诚信是制造业的根本，如果不努力、不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政府给再多补贴也没用，中国制造要有工匠精神，要有挑战精神，而这种挑战不是挑战别人，而是挑战自己。”
综合来看，《汽车观察》认为，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不要看方式，要看结果，只要能达到创新的目的，什么方式都可以，关键是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的基础是什么，以及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不论自主创新还是开放创新，其实都是一种时代的担当。
对于创新的思考
中国制造2025制订和出台背后其实与一份建议有关，这份建议就是2014年中国工程院特别推出的《关于制订中国制造2025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建议》，而中国工程院院士柳百成就是这份建议的制订者之一。
2014年3月，中国工程院启动工业强基战略研究，为制订中国制造2025提供了战略咨询。中国制造2025由五大工程组成：创新体系工程、智能制造工程、绿色制造工程、工业强基工程、高端装备工程，这五大工程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中，关键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关键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标准这“四基”已成为制约我国工业由大变强以及制约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的症结与瓶颈所在。
柳百成对《汽车观察》建议道，政府应对“四基”能力及平台建设发挥主要作用，产业化问题由企业来管，但共性问题要由政府来管。其次，要充分发挥产学研作用，建设一批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能为跨行业或全行业服务的关键基础材料创新研究中心。
另有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发展基金总裁石纪杨从金融角度谈制造业创新，首先要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合作思路，但更重要的是要走向国际市场，中国制造业到底强不强要接受国际市场的检验。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员刘姝威则认为，创新不仅是指一个新科技成果的研发成功，还应包括现有技术的创新性组合，一个聪明的企业，会选择全球最好的产品和技术进行创新性组合。
而对于制造业的创新，张纲则认为，第一是质量技术的创新，第二是质量管理的创新，第三是质量基础建设的创新，第四是质量文化创新与工匠精神培育。其中，质量技术创新是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条件下应运而生，这种可靠性转变的内涵与优化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技术变革，即从传统硬件可靠性到硬件、软件并举可靠性转变，从传统制造组装产品的可靠性到制造、运行、系统可靠性转变。
另外，张纲对于质量管理的创新这样建议道：一是基于全生命周期的质量共建，突出消费者为中心；二是基于全产业链的质量共建，既要考虑个性化定制与柔性化生产，又要考虑世界工厂构建与打造绿色产业；三是基于全价值链的质量共建，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对此表示，“十三五”期间，一要攻克高档数字系统和工程部件，加快建立机械行业主配平台，推进产业链紧密协作；二要针对国民经济重大专用生产装备建立产学研联合和自主创新体系，组织实施好重大短板装备专项工程，围绕重大技术装备和关键工艺所需的专用生产设备和专用监测系统集中进行攻关；三要发展高端装备并实施先进轨道交通、智能电网、数字诊疗、智能融机、装备等工程项目的创新，推进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与控制、智能物流仓储等关键技术装备的应用；四要通过探索众包、协同设计、协同制造、云制造、远程服务等“互联网+”新模式来引导传统制造行业重心向产品全生命周期转型升级。
制造企业有话说
“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是劳动对象的进步，而是劳动手段和劳动工具的进步。”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董事长斯泽夫对《汽车观察》解释道，迪拜虽然是很富有的国家，但它不是世界强国，原因就在于它脱离了制造业，而是用大量石油资源带动了国家经济发展，但永远躺在资源温床上是无法长期发展下去的。
再比如日本，资源很少，但其制造业不差，所以奠定了世界地位。如果没有制造业，中国发展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斯泽夫强调，制造业的转型不是转行，而是转变发展方式，但转型要有前提条件，就是要拥有原创技术，自主创新是衡量制造业强与不强的试金石。
在汽车领域，时下最热话题非新能源莫属。“美国通用为什么没有造出特斯拉来？这是一个课题。论汽车人才、资金、装备、能力，美国大型汽车公司比比皆是，但他们并没有造出来最好的电动车。世界公认最好的电动车品牌不是奔驰宝马，而是特斯拉。”那么，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到底要走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珠海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隆）董事长魏银仓陷入沉思。
他对《汽车观察》表示，中国能源安全已上升至国家战略，这是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的第一个先决条件；然后再结合国情治理雾霾、节能减排，这是国家扶植新能源汽车的根本目的，“大家都在谈跨界造车，美国通用在上世纪80年代末做新能源汽车失败了，中国大型传统车企也没有造出特斯拉来，这说明中国电动车的希望还要靠有创新能力的、有创造思维的人，把传统车企已有资产、技术、人才等进行整合，这才是适合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最快捷径。”
记者手记
在由世界品牌实验室编制的《2015年世界品牌500强排名》中，美国228个品牌，排名第一；英国44个品牌，排名第二；法国42个品牌，排名第三；中国31个品牌，比美国少了近200个，落后于英国、法国、日本。
时至今日，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呼唤国家品牌的出现。《汽车观察》认为，中国制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品牌。日本前首相曾经说过，在国际交往中，索尼是我的左脸，松下是我的右脸。品牌总是能在每个角落里默默描述着它所代表的国家形象。
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将品牌建设推升至国家战略高度。201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发挥品牌引领作用，品牌发展已成为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此外，有关新经济形式的增长究竟能不能弥补传统工业所带来的亏空问题，与会专家这样回复《汽车观察》：很抱歉，现在还不能，但未来五年会有这种可能性，关键要看我们有没有抓住数据，未来智能生产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让数据真正流动起来。
互联网引发消费方式的巨变正在撬动传统制造业，在这个过程中，基于数据与智能的每一小步尝试，都可能在未来被无限放大，当工业和非工业界限越来越模糊时，数据驱动一定是世界工厂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