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后期我在北大读本科的时候，就听说过项飚，那时候他就已经凭借对北京“浙江村”的社会调查获得了一定的名气，被称为社会学界的希望之星。但我没读过他写“浙江村”的作品，多年之后倒是读到了这本《全球“猎身”》。
　　项飚在牛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本书就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成的专著。我觉得至少基于两个理由应该推介这本书。
　　首先，这本书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本质，破除主宰性的意识形态所制造的全球化终将通过所谓“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惠及所有人的幻觉。
　　这是一项关于印度IT工人在全球信息产业中的位置及其政治经济学意义的研究。印度人长于电脑，如同菲律宾盛产家政工人一样，已经被标签化了，但与惯常的IT从业者属于高素质劳动力的成见相反，印度IT工人从事的大都是机械的编程工作，这正是为什么围绕着将印度IT工人带入全球劳动力市场而建立起来的机制被称为“猎身”，而不是“猎头”的原因。
　　无论如何，掌握了IT技术，意味着海外工作机会、赚取更高收入乃至获得发达国家居民身份的机会，所以很多印度家庭热衷于把孩子培养成IT工人。这股风潮以作者进行田野调查的安得拉邦为最，那里有大量的私人培训机构，提供最前沿的教学内容，当地政府对此也大力扶植。
　　很多家庭为孩子（限于男性）的IT教育倾其所有，以便未来从工作以及收取嫁妆中获得收益。嫁妆制度在这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调剂作用：在海外工作或定居的印度男性，有资本在结婚时向女方家庭索要高额的嫁妆；有的女孩家长会事先选定一个男孩进行“教育投资”，条件是和他的女儿结婚，而这投资会被视为嫁妆的一部分。
　　“猎身”机制负责把印度培养出来的IT工人输往全球。以咨询公司面目出现的劳力行（Body Shops）機制迎合了大公司对劳动力市场的各种需求：随时有充足的人力供雇佣，随时可以解雇员工等等。而大量被生产出来的新的劳动力为了得到机会进入这一体系，常常被逼“买工作”—花钱得到第一个岗位，积攒经历。
　　这种用工制度和印度的嫁妆机制等构成了一个利益传送的链条，但不是把国外的钱赚回印度，而是把印度民间有限的资源卷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作者的观察支持这样一个结论，全球“猎身”体系的支撑性力量不是全球化带来的繁荣，而是印度社会的高度不平等，如阶级压迫，种姓制度等。
　　其次，这本书属于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著作。
　　众所周知，费孝通先生师从马林诺夫斯基，是中国最早在西方接受人类学科班教育的学者之一。但费老的身份间隐含着一丝尴尬，在国内他更多地被认为是社会学家，而不是人类学家。人类学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个学科，主旨是研究他人，即研究“异文化”者才被称为人类学家。以前，西方的人类学家研究他人，中国人学了人类学研究自己。
　　到了项飚这一代，中国年轻一代的人类学者终于走了出去，开始以中国人的身份研究世界，也就是说，中国第一代原初意义上的人类学家终于诞生了。这是情势发展带来的结果，也对中国人在新的历史阶段更好地了解世界意义重大。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推介此书所属的“走进世界·海外民族志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