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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坤明（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广州模式”的突破意义和下一步的关注点
广州电大已经找到了一条适合于广州城市特点、城市品位、城市传统以及城市居民对未来追求的，并且符合广州市政府战略意图的服务路径，现实载体的探寻，融合机制的探索，合作体系的形成，这三个方面具有突破意义的探索值得借鉴。今后应更进一步关注学习型城市学习环境的优化，进一步关注学习形态的变化，进一步关注城市学习文化的构建。
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广州模式”，我的体会可以分三个层面、九个观点。
第一个层面，广州电大提供了开辟新疆域的成功范例。“新疆域”是此次学术圆桌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我还关注了另外一个关键词：开辟。学习型城市发展要怎样走出一条有特色的服务之路显然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开辟的新领域。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广义上讲的学习型社会，还是具体到某一个区域的学习型社区，哪怕是学习型组织，就其学习型的建设来讲，相关的目标、理念乃至于情感、价值追求，都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了。全国电大系统要为学习型社会提供服务，省级电大要为学习型的社会和省级区域提供服务，中心城市电大要为学习型城市提供服务，所有这些，今天恐怕已不再成为需要我们继续灌输和强制接受的理念了，而是早已经成为我们自觉的价值追求。这几年，我们都在从不同的方向做出这样的探索和努力，这里要说的是广州电大在建设广州学习型城市方面所走的道路和为我们提供的成功范例，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其所创造的价值。
第一，广州电大经过十年的艰苦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适合于广州城市特点、城市品位、城市传统以及城市居民对未来追求的，并且符合广州市政府战略意图的服务路径。
第二，经过十年探索，广州电大展示了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使电大的优势和功能有效地为城市的学习型进程提供支持服务。
第三，它已经形成了具有广州特色的模式。从今天的介绍来看，“广州模式”的特征已经形成，并将在我们的脑子里留下深刻印记。作为同行，既为广州电大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同时也希望广州电大能坚定这个方向，再坚持沿着这个方向加大探索力度。我相信，在这个地方将会诞生出学习型社会建设过程当中值得普遍推广和具有重要意义的创造性模式，并将成为全国电大共同的财富，这也是一种资源。
第二个层面，站在同行的角度，从实践层面来看，广州电大取得的如下三方面具有突破意义的探索值得借鉴。
第一，现实载体的探寻。广州电大非常注重在服务广州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过程当中找到现实载体的依托，这一点是我们共同的难题。谢巍总经理讲了很多资源开发当中的难题，他的报告的意义不在于展示了多少广州电大的经验，而在于告诉同行：遇到了哪些需要进一步突破的难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可能比某些方面成果的展示显得更有价值。现在我们遇到了很多难题，比如电大要为一个城市的建设服务，但却找不到现实的载体，面对强烈的社会需求，我们往往会觉得无从下手，甚至会觉得很无奈。社会有需求，政府有推动，我们也很积极，但缺什么东西呢？缺的就是一种现实的依托，这个现实的载体找得好不好，对今后服务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否则我们就无法和这个社会融合，无法找到一个和社会链接起来的通道，并和学习者链接起来。广州电大对现实载体的选择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和服务会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二，融合机制的探索。广州电大找到了一种把电大和远程教育中心融入中心城市的机制。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现在既是目标，也是理念，更为重要的是模式和机制。但真正要把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起来，不仅要实现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融合，还要把电大的优势和社会相融合，要把服务的理念和学习者相融合，广泛深度的融合如果找不到有效的机制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简单集合容易实现，真正的融合谈何容易？融合的机制在哪里？用什么机制才能达到融合的境界和状态？这都是需要努力探索的问题。广州电大的探索性成果值得同行关注，他们很多机制的运用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状态。
第三，合作体系的形成。广州电大和广州远程教育中心非常注重社会合作，政府、工会、行业、企业、学习型组织等方面广泛而紧密的合作在政府推动下已形成体系。我们不仅要服务学习者，还要动员学习者，我们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按照政府的要求努力提高服务水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花大力气去动员政府。广州电大把政府、行业、学习者调动起来，更重要的是把政府都动员起来了，由此形成了体系化运作。这个体系的构架包括政府、行业、企业、组织等等方面，甚至包括企业大学，它推动了我们社会智力结构的变化，这方面很值得深究。这里隐含着对于今后电大发展和学习型城市建设所具有的战略意义，现在可能是一个苗头，刚刚萌芽，但从这里出发可能又是通向新疆域的驿站。作为同行，我们非常高兴地分享广州电大所取得的关于载体、体系、机制的经验。
第三个层面，建议加强三方面的关注。第一，从广州的经验来看，今后要更进一步关注学习型城市学习环境优化的问题。学习环境当然包括政府的功能、学习型组织的构建，包括技术层面的推动、资源的提供、服务的方式等等。第二，希望能进一步关注学习形态的变化。广州这个城市市民的学习需求现在变得容易分析了，新的学习人群出现了，新需求的划分和归类、资源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开发等等方面的努力都是比较成功的。但现在整个城市学习的形态正在发生什么变化，特征是什么，不同年龄层次、不同阶层、不同个体的人在学习形态上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可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给予关注的。第三，希望能进一步关注城市学习文化的构建。如果能把学习文化的概念引入到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得出另外一个结论，我们为学习型城市提供的服务不仅是技术的、信息化的，还是人文的、人本化的。今后的广州模式能不能在技术与人文、信息化与人本化两个方面同时展示经验，使得广州模式更充实，可能既是一种期待，也是我们共同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由此进一步引申出一些问题，当为学习型城市提供服务的时候，学习型城市的概念本身所包含和具有的内涵是什么？一个学习型城市在学习型社会当中要起什么样的作用？它的示范作用、引领作用、文化品质和文化特质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弄清这些问题对我们服务方案的设计都将产生影响，建议在现在的高位平台上不断地把技术层面和人文层面以及信息化和人本化两个方面进一步加强整合出发，使“广州模式”更加完善和成熟。
张英海（北京邮电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教授，博导）：数字化学习与信息化发展的未来进程
在一个信息化逐渐推进的过程中构建学习型社会、开辟数字化学习新疆域，将会有巨大的潜力，我们也会有巨大的用武之地，可以创造出很多新的机制、新的内容或盈利模式的新领域。
我们能从“广州模式”当中借鉴什么？我认为可以借鉴这样两点。一是“广州模式”无论从政府的推动、政府的主导到中央电大和相关实施部门的推动，以及从政府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应用都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非常让人兴奋的例证。“广州模式”完整体现了政府主导，也体现了从中央电大到远程教育中心再到社区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链条。这其中各个方面都有创新，而且接受教育的人群是满意的，是有收获的，因此这一点是可以借鉴的。二是实践理论研究方面总结和提炼了可以被大家所借鉴，并且能够进一步共同深入探讨的理论基础，如对社会的形态、需求、驱动力等等都做了比较深入的理论研究，也总结出一套理论的成果。
关于数字化学习和学习型城市建设，我有几个问题。第一，数字化学习新疆域，什么是数字化学习，什么是新疆域？第二，远程教育的主体究竟是谁？第三，深度融合体现在哪里？在政府主导和学校推动下，学习者自我学习的动力为什么欠缺？我想从个人角度探讨一下这些问题的答案。
关于数字化学习的新疆域，“数字化学习”的提出本身是对信息化本质的解释，为什么？信息化的提出始于1993年美国的“高速公路基础建设”，之所以能延续到现在，完全是由于数字化的结果。关于信息化的研究、应用、理论、实践，包括技术，由来已久，但真正飞速发展是当完全信息化建立在数字的基础上之后。数字化实际是信息化的本质，再过二十年，也许还会有新的变化。数字化学习的新疆域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新的完整的价值链，新疆域体现的是完整的能创造价值的疆域。
关于远程教育的主体，我个人认为是大学。但是我们现在大学所开展的远程教育有三个“不如”：我们的市场敏感度不如社会上的培训机构，经营机制也不如他们，培训的组织反应速度更不如人家。
远程教育搞得最好的是美国，美国44%的大学都对外开展远程教育，远程教育所负担的学历教育占到了整个在校生的32%。但我们中国的远程教育还做不到这个样子。这也说明，我们的远程教育还大有用武之地，我们面临的新疆域非常广阔。为什么仍然说大学是主体呢？因为学历教育中几乎所有的优质的师资和课程等等都在大学。大学既然是主体，就要考虑主要应该做些什么。特别是电大作为国家最大的大学，承担着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任，是比普通高等院校承担着更重要的任务的体系。我个人认为对电大来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多级平台，并通过运行和维护这个平台得到应得的公益。既然是新的疆域，如果不能在运行当中获得公益的盈利来维持它或者再投资，这样的事业是不能持久的，这就不是可持续的发展。当然不能否认，作为公益性事业，政府是必须投资的，但政府投资是它的义务，我们作为运营单位应该取得公益性盈利去维持它，让它再发展。
深度融合究竟体现在哪里？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享受信息化成果的过程。比如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话，从最开始的模拟网络，到数据网络，再到智能网络，后来又发展了移动网络，现在发展到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一旦产生，就给我们的学习带来了本质的飞跃。当今社会个人知识的积累和更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离不开互联网。一旦网络断了，我们的社会形态可能会非常危险。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个人电脑变成了终端，人们开始享受信息社会的成果，每个人就都被带进了信息社会的价值链当中。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互联网内容提供商，赚取了巨额利润。在教育领域，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应该是所有的信息技术都在教育领域的每一个环节上得到了深刻的体现。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深度融合获取可以支撑发展的收益，暂且叫做公益性收益。
今后的信息化有三个热点。一是宽带。现在我们要推行国家宽带战略，农村入户要不低于5兆，城市不低于20兆，这样，一般的在线学习就可以得到支撑，并可以用各种媒体手段推送，而且用户能很容易地接收和使用。二是云计算，包括整个这套服务系统的构架。三是大数据挖掘。大数据讲究的是数据的挖掘，把智能和挖掘加进去，这就产生了新的大数据时代。从信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三项技术对远程教育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数字化学习的新疆域里将大显身手，使得教育内容有飞跃性的提高。
关于自我学习的主动性问题，政府花了这么大的财力、人力、政策主导这件事，在座的同行夜以继日地推动这件事，但现在在线玩游戏的人还是比在线学习的人多。到底学习者自我学习的动力在哪里？在线学习如果不是能颁发文凭的学历教育，如果不像社会培训那样与资质证书挂钩，学习者自然缺乏动力。政府应该有一些主导，让主体资源好、水平高、组织严密、质量好的在线学习项目有其应得的社会公信力。当然，还可以鼓励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主动学习。
最后，我还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中央电大最近完成了一项国家项目，在全局构架、运行机制、技术支撑、数据汇集和对外服务等很多方面得到鉴定专家极高的评价。中央电大可以根据这项成果完成全国网络的总体构架。第二个建议，在强调政府主导的同时要探索市场机制，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贴近群众需求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优秀的课件推送给学习者。我们可以半公益地做这个事情，也可以有公益性收益。而且应该是开放的，建好这个平台后允许内容提供商进来。政府应该研究开放的经济的机制。总而言之，在一个逐渐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构建学习型社会、开辟数字化学习新疆域将会有巨大的潜力，我们也会有巨大的用武之地，可以创造出很多新的机制、新的内容或者是盈利模式的新领域。 严继昌（中国高校继续教育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高校远程教育协作组秘书长，教授）：建设中国特色的开放大学，促进学习型城市建设
广州在服务于学习型城市建设方面的经验很多，最主要的是“政府主导、电大主办、社会力量参与”。广播电视大学系统集大学、平台与体系三位一体，必将在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城市建设当中成为主力军。
广州电大在服务于学习型城市建设方面的经验很多，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是政府主导、电大主办、社会力量配合，这是一条基本经验。学习型社区建设和学习型城市建设必须由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努力，增加教育的有效供给。从广州电大的实践来看，政府支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广州市政府在建设中国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远见卓识。
我想，广州是否可以进一步考虑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学习型城市建设方面的工作，有一些城市已经建立了学习型城市建设办公室。在世界范围内，有的国家通过立法和成立相应的终身教育管理机构来确保终身教育在实施过程当中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我国虽已有省市出台终身教育的促进条例，但在国家层面，相关的立法到现在还是空白，还没有国家层面的清晰的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组织领导体系。到2020年，我国将会有3.5亿劳动人口需要接受继续教育，因此，非常有必要从国家顶层设计的角度考虑清晰的组织领导体系。
电大系统是集大学、平台、体系三位一体，这是其他类型的大学所没有的，因此，电大系统必将在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城市建设当中成为主力军，地方各级政府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规划当中应当把电大系统纳入进来。但广播电视大学或开放大学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即平台和系统的优势，凭借这个优势可以发挥其他高校无法替代的作用。
关于国家开放大学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我有几点建议：
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制定与完善法律法规，即制度化、规范化。政府应该建立智力架构。我们在建设智力架构时常常会受到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和成人高等教育体系的制约。要想在不同层面上实现学分互认，智力架构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建立继续教育的智力架构，甚至可以从地方政府比如广州开始，给国家层面的智力架构的建设提供借鉴。
电大应该起到引领市民生活方式转型的作用。“十二五”发展规划里提到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其实人的生活方式也应该逐步转变，电大应该起到促进市民学习型生活方式转型的作用，让泛在学习、智慧学习成为一种风尚。
要搞资源大整合。电大的优势是平台和系统的优势，借助这一优势，可以拓展生存空间。电大在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城市建设里有很多资源可以充分利用，而且有些方面可以发挥主体作用。但在建设学习型行业和学习型企业的领域有时会力不从心，因为专业性和学科覆盖面还不够。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过程当中，普通高校应当依托电大提供的平台实现双赢。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能力提升和管理制度创新转变是国家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劳动者素质能力的提升是在学习型行业和学习型企业里完成的，这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加大力度，整合普通高校有学科和专业背景的教育资源。
赵过渡（中山大学高等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院长，教授，研究员）：有效整合教育资源和数字化学习公共服务体系
我们应当共同建设基于资源整合的、统一的、区域化的数字化学习公共服务体系，它完全有可能成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在此，我们必须将资源整合作为发展战略来考虑，而这一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能否实现，“整合”是关键性机制。
关于数字化学习和学习型城市建设，首先，我们要有几个基本的判断。
其一，数字化学习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到了应该并且可以做点大事情的时候了。广州电大（开放大学）和广州远程教育中心有功能完善、覆盖面广的服务系统和功能性很强的教育平台，这个平台不仅仅可以承载远程教育资源，还能组织学习活动，并且能制作数字化学习的产品。
其二，普通高校拥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教育资源。以中山大学高等继续教育学院的非学历教育为例，我们学院多年来致力于高端培训，过去的一年中，如果一年按40个教学周计算，研究生层次的课程培训平均每周开班1.75个。但这些高端培训不是基于网络的，难以有更大的扩张。
其三，在非学历继续教育领域，普通高校与电大系统（开放大学）有极大的合作空间。我们一直想并已经在努力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面向企业和行业系统的在职学习者群体办学，开展基于网络的具有较强职业化和就业导向的培训，但实际效果与设想仍然存在明显差距。我们一直在探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缩短这个差距。
这次学术圆桌也让我们明确了一个合适的资源整合的方式，即：拥有优质教师资源和教育资源的普通高校与拥有服务资源和服务网络的机构进行有质量的深度整合。正是出于“资源整合”的发展愿景，我们希望能和广州电大、广州远程教育中心合作，并希望通过资源整合式的合作，共同努力，为开辟数字化学习新疆域、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作贡献。
其四，要把资源整合作为发展战略的远景来考虑。我们非常希望共同建设一个基于资源整合的、统一的、区域化的数字化学习公共服务体系，它应该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将资源整合作为发展战略来考虑。
最后，上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能否实现，“整合”是关键性机制。为此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政府主导的问题。普通高校和电大（开放大学）的资源整合当然要有政府主导，在教育资源和网络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有必要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本地教育系统范畴，应该站得更高一点，在高校和电大两个系统的合作中多发挥一些主导作用。政府主导最为重要的就是政策指导和支持，如果政府能在两个系统的资源整合上给予政策指导和支持，将会有利于区域化的数字化学习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 二是普通高校教育资源和公共网络平台二者之间有偿服务的机制问题。不同系统间的整合应该具有有偿服务的机制，包括合作者之间资源建设的有偿服务，也包括面对市场的资源提供的有偿服务，只有解决了有偿服务的问题，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真正的资源共建。在此有必要明确有偿服务是资源建设成本与教育服务成本的体现和应有的要求，它体现的是合作者的互惠互利，这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机制有本质的区别。系统建设的互惠互利与资源建设的共建共享并不矛盾，共建共享是合作的目的，互惠互利是合作的条件。如果能将合作的目的与合作的条件统一起来，我们共同期望的数字化学习公共服务体系就有了扎实的基础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罗毅（华南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建构学习型社会发展的有效运行机制
学习型社会国家信息化战略的落实，要让信息网络覆盖社会任何一个角落，让各级地方政府、各个高校、各种机构充分发挥积极性，提供特色的服务模式和服务产品。
我认为广播电视大学就是信息技术和教育的结合，从它成立之初起，它的发展一直走的是信息技术和教育相融合的道路，先天就构建好了这样的平台体系，可以更快地推向各个领域和地区。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需求的推动，学习型社会的要求是把教育深入到行业、企业、社区、军营等各个领域，而且，未来，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将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紧密，电大系统有条件也有能力来更好地做件事。
广州电大和广州远程教育中心在开展数字化学习港的建设过程中确实有很多值得各方面借鉴的经验，如：政府驱动，学校引领，企业合作。引入企业合作运营是不容易做好的事情，需要有政府的支持，学校也要建立良好的架构来保证这种机制的运行。只有学校和企业在实际运作中确实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适应行业的需要，适应社会大众教育的需求，真正做到服务到家、服务到位，才能进入良性的发展。
建设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需要政府引导、学校具体引领、企业和行业参与。电大运用自身系统优势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确实做得很好，当然也需要普通高校的参与和支持。习近平同志也谈到人民需要更好、更满意的教育。满意的教育包括环境、师资、课程、服务等各个方面的满意。电大有很好的课程和不错的师资，服务和环境更有优势，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要建设更高品位的教育还需要更多高品质的师资和课程。美国多所著名大学搞了个course联盟，一推出来马上就震撼了世界，其实其中运用的教育技术很简单。美国的环境和中国不太一样，美国的大学教育资源很丰富，不需要大规模扩张网络教育的形式，而只需要把大学最优秀的东西向社会宣导和引领。现在我们国家也在做，但我们国家做的还是以政府推动为主，各个学校参与，目前已初步建成一批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们国家搞网络教育十多年，极大地推动了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但中国的网络课程资源建设比较注重包装，很多课程的老师都不是名师，当然在课程设计、学习环节的把控、课程质量检查方面也是下了很大工夫的，肯定有一定的督促学习的效果。但我认为真正高品质的课程还是需要名师。
学习型社会国家信息化战略的落实，最重要的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让信息网络覆盖社会任何一个角落，让各级地方政府、各个高校、各种机构充分发挥积极性，提供特色的服务模式和服务产品。所以国家层面应该定政策、搭基础、建设施，数字化教育产品和服务的建设应该让各地方、各学校、各机构充分发挥积极性，这样才能逐步建立政府、市场和学校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分工合作，从而能有利于推动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李仁武（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行政学院）哲学与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推进学习型城市的建设首先要重视政府的引导和投入
决定城市发展空间再造能否实现的主体因素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市民，而市民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无疑要靠终身学习来获得。所以，高度重视学习型城市建设，就要让数字化学习的新平台成为政府实施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的一项基础工程。
广州电大、广州远程教育中心的实践让我们感觉到：一种新的办学模式在这里诞生了。
关于构建学习型社会，我认为当前还是说得多、做得少。或者说，构建学习型社会的抓手到底在哪里，其实我们还不是很明白。学习型社会的基础是什么？我们要依靠什么样的路径和平台来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总体来说研究得还不够，更多的人是在学术层面讨论一种“应然”性的设计或做法。
终身学习作为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必然选择，需要很多条件来维系，它要让人人可学、处处可学和时时可学成为可能。而传统的学习条件和阅读方式在构建学习型社会、推进终身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今天广州电大和广州远程教育中心的学习超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说传统大学都是相对封闭的，那么广州电大通过开辟数字化学习新疆域这个新抓手让我们看到：不仅大学没有了围墙，而且人人可学、处处可学和时时可学成为现实。可以说，数字化学习改变了我们的学习方式，它让学习型社会需要的窗口在这里打开了。广州电大在这方面先行先试的探索和创新，是非常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然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毕竟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学习超市的建设，靠一校之力总是捉襟见肘。所以，关于以数字化的学习为抓手来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问题，我们不光要内部讨论，不光要自己下工夫，还要让各级各类政府部门听到我们的声音。众所周知，文化教育的事业很难做，因为这绝不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我认为，以数字化的学习作为抓手来推进学习型城市的建设，首先要重视政府的引导和投入。
就广州而言，目前正在实施新型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学习型城市建设应当放在什么位置？之所以需要走新型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无疑是因为城市发展的空间拓展已经到了极限，城市的新发展不能再走外部扩展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城市空间的再造来实现转型发展。而决定城市发展空间再造能否实现的主体因素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市民：如果市民的素质没有提升，不能适应转型升级的需要，那么城市发展的转型升级是不可能的，新型城市化的“新”也就无法实现。而市民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无疑要靠终身学习来获得。所以，高度重视学习型城市建设，就要让数字化学习的新平台成为政府实施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的一项基础工程。 从过去到现在，在线学习一直没有在线游戏受欢迎，或者说选择游戏的人远远比选择学习的人多。这是探讨数字化学习时非常需要反思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数字化学习的内容开发还缺乏吸引力。能否让学习的内容比在线游戏更有趣呢？游戏公司既然可以开发出大量让人们乐此不彼的游戏软件，当然也可以开发出大量让人们乐此不彼的学习软件。可是开发学习软件没有开发游戏软件赚钱，在趋利原则的主导下，开发游戏软件的公司自然就趋之若鹜。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政府舍得花钱购买在线学习的产品和服务。所以，开辟数字化学习新疆域也应该成为政府的责任之一。当前，要通过政府的投入和引导来拓展与强化数字化学习的社会效应。
当然，提升数字化学习的社会效应还要加大学习资源的整合。既需要平台共建，也需要资源共用、成果共享、学分互认，更要加大数字化学习新疆域向社区的引入和拓展。高等教育太需要走出象牙塔，社区现有的面向公众的文化普及教育已经太落后，已有的部分新的学习资源也乏人问津。在这方面，广州电大做了很好的尝试，应进一步拓展，让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其中，要加大非学历教育的开发，以推动更多的个性化探索和个性化学习新领域的开拓，比如把游戏和学习结合起来，把数字化学习研究领域的资源与游戏整合起来，让学习变得有趣，提高学习的吸引力。要让学习者在个性化学习中回归到自我，认识到学习是自我主体的诉求，是自己权利的体现。
焦建利（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博导）：学习型城市建设视角中的“学习”
广州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是非常好的个案，有其非常突出的特点。其建设过程中，电大和政府、企业合作起来，能更进一步凸显电大相对普通高校的优势。广州电大和广州远程教育中心开辟数字化学习新疆域的过程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我想就此谈一点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第一，资源问题。资源本身也许根本就不是问题，我们要思考的是怎么盘活资源的问题。我们国家从2000年前后开始推动现代远程教育，到现在，各大学、电大、远程教育机构和政府机构积累的资源太多了，我们可能并不缺少资源，而只是没有用好和盘活这些资源。究竟怎样才能盘活已有的资源呢？我们更多地要思考体制与机制上的问题，否则，视频公开课很容易步国家精品课程的后尘：建得多，但用得少。开展数字化学习，还要考虑怎么打破地域的限制，招收异地的学生通过网络开展远程教育。
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远程教育的优势，让我们的学生接受国内、国际一流名师的教学。其实我们不缺学习资源，我们要考虑的是：怎么才能把资源进行有效的统整、重组，如何充分地利用并再挖掘。
第二，课程和教学模式的创新。好的课程质量能给学生提供更好的体验。我们的远程教育更需要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感受和体验，以此吸引学生。学习型城市建设很重要，因为国家之间的竞争，包括政府之间的竞争，以及地区、企业、个人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都体现在人的学习能力的竞争，也即学习力的竞争。可汗学院有1000万学生，甚至对美国的基础教育和世界很多地方的基础教育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颠倒课堂现在在国内很热，一个人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其魅力就在于模式的创新。课程和教学模式的创新要怎么做才能提升课程的吸引力？在数字化学习当中，还要考虑增强学习者的社会临场感。选择在线学习的有来自部队、企业、工会等各行各业的学习者，如何让他们在学习的时候有教室的感觉、学习的感觉、学校的感觉、同学的感觉，如何提升临场感，还需要在模式上进行创新。
第三，需求和市场。自上而下的方法对整个数字化学习的发展的作用会渐渐弱化。资源的建设也是一样，过去都是自上而下地进行，上面发布命令，下面申请，专家评审，由此得到一些精品课程，可是学生往往不买账。现在，我们要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起来，把刚性需求和非刚性需求结合起来。最近关注在线教育的人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技能分享类的学习非常火，国内这两年涌现出来的这类机构和企业成百上千。他们面临的挑战是没有刚性需求，没有行政命令，没有学历可颁发，但他们也能做得风生水起，这可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第四，学习环境。学习型城市从宏观上来讲是指整个城市的学习氛围和城市所有市民学习的风气，较多涉及的是学习环境的问题。学习环境包括物理环境、在线学习环境、虚拟环境。我们要把这三个环境打通，以增强学习的临场感和学习系统的凝聚力，让学习者能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学习环境里游刃有余。
第五，共建共享的机制。在广州电大和广州远程教育中心的实践探索中，政府发挥了应该发挥的作用，展现了政府的力量。共建共享是很美好的东西，但实践起来远比喊口号要复杂得多，必须要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共建共享局面，否则很多东西就会流于形式。
第六，学习文化。Curtis J.Bonk在《世界是开放的》这本书里讲了几个趋势。其一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数字化校园连无线网络都覆盖不了，其他建设就可以免谈了。实际上，现在很多数字化校园只是一个美丽的符号，有待进一步努力。学习型社会是希望提升整个社会公民学习的素养，我们必须把公民的学习自觉性和主动性调动起来，这样才能让好的课程、好的系统、好的环境变得有意义。其二是学习的文化，学习者必须知道到哪里学习和怎么样开展线上学习，这其中的学习方法、技能和文化跟过去学校教育里的不太一样。在线参与是个学习文化，应该成为数字化学习型城市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陈德人（浙江大学电子服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数字化学习港最需要的是学习的过程体验
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体验的过程，而体验本身就是生活，更多的学习成果是过程中的积累。今天我对数字化学习港有了新的感悟：数字化学习港不仅仅是“学习的”，对老百姓来说更多的是通过学习所得到的更加美好的生活。
“数字化学习港”这个名字，是六年以前张尧学司长、刘英处长和我参加科技部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的现代服务业专题专家组时，在编制数字教育服务发展规划时所取的一个名字。对数字化学习港的认识也一直在探索和再认识过程中，现在它的开放性、协同性、共享性特别是广泛的社会应用需求已经越来越被大家认同了。结合学习广州数字化学习港的经验，我这里有两点要跟大家分享和讨论。 第一，今天讨论的数字化学习和电子商务的关系非常密切，当初我们写《数字化学习港》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强调教育服务必须产业化。因为教育服务本身是第三产业，必须通过产业化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正轨，否则永远是政府掏钱，是做不大的。继续教育需要的大量资金主要由市场机制来解决。
我们2012年11月24日在北京刚刚举办了一个“信息社会50人论坛”的年度总结会。这个论坛组织是2011年9月在杭州成立的完全由各界知识分子组成的自由研究团体，其共识借用了联合国2003年发布的信息社会原则宣言：在今天的世界上，信息和知识可以通过世界上所有的网络生成、交流、共享和传播。我们认为信息社会包括了四个形态，即知识型经济、网络化社会、服务型政府和数字化生活。广州数字化学习港很好地体现了这四者的完美结合。当前的知识型经济是经济和知识密切联系的产物。像广州远程教育中心谢巍总经理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角度的知识型经济的展示。教育服务的产业化如今正在不同场景里充分体现出来。我认为除了义务教育以外的教育体系都应该由教育服务产业来支撑。
浙江大学2006年发起成立了电子服务这一新学科，2007年该学科成为我国第一个现代服务业博士点。它跨越了计算机、管理、经济三大学科，也和行业领域相结合，在教育领域的结合就是数字化学习港。因此可以说数字化学习港的形成和应用本身既有理论基础又有经济需求。
第二，数字化学习港最需要的是学习过程体验。学习过程也是一个体验的过程，而体验本身就是生活。更多学习成果是过程中的积累。今天的讨论也使我对数字化学习港有了新感悟：数字化学习港不仅是“学习的”，对老百姓来说更多是预示着通过学习所得到的更美好的生活，就像党的十八大在强调“美丽中国”的生活场景一样。学习和生活密不可分。
为什么在5.3亿网民当中，网络学习的人数15年来一直超不过网络游戏的人数？网络游戏的人数在不断增长，网络学习的人数也在增长，为什么后者增长的幅度比前者小得多？我们分析一下网络游戏就可以知道，游戏的过程其实也是学习的过程，体验深刻的游戏更加受到玩家的欢迎。现在有些教育软件就是让用户在玩游戏的过程中获得学习成果，这就是体验式的学习。我特别希望数字化学习港的场景里更多的学习产品是类似于游戏体验的学习。
吴峰（北京大学企业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重视生成社会知识中心
如果各地广播电视大学能构建以现代人力资源发展为研究引领，以社会知识中心为重点环节，以教育新理念、新技术为创新的阵地，将会为自身发展开拓新的空间。
广州电大在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过程中做得非常全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面开花，面向政府，面向企业，面向社区；二是质量高，课件、平台、机制都是以质量为抓手。
我们国家终身学习的建设要借助信息技术。2012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成立了干部在线学习部门并建立了干部教育网站，这是一个很强的信号，可以看得出未来在党政系统，在线学习将成为干部终身学习的主要方式。企业中在线学习的发展也非常迅速，我们有很翔实的数据来支撑这个结论。有一些人批判在线学习，批判学习技术。固然在线学习还处于发展中，但是这些人忽略了一个事实：采用在线学习方式的培训量已经占整体培训量的一半以上，并且在线学习使员工学习覆盖率大大提高。在线学习的生命力是非常强大的。
广播电视大学能不能成为社会知识的中心？传统的视角忽略了社会知识，仅仅认为高校是创造知识的主体，这是片面的。知识分成四类：why、what、how、who。其中，why和what层次的知识基本集中在高校，这些都是自然存在的知识或者是现实知识；而how和who这两个层次的知识更多是社会知识，更多地存在于企业与社会中。如果我们把这类知识整合起来，电大作为社会知识的总中心，与众多的企业知识中心采取云架构的方式链接，将对我国知识体系的丰富和我国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具有极重大的意义，未来支撑终身学习的知识更多的是来源于社会知识而不是书本课堂知识。因此在这点上，中心城市的电大作为地域上知识中心的构建点和架构点，帮助企业建立企业知识中心，可能会非常有意义。
企业对知识的重视以及企业中的知识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目前，我国有400到500所企业大学，有数量更多的培训中心，企业知识的建设是其重点。另外一个通用的理念是，企业大学的核心就是企业知识，企业知识对于企业的战略作用是极其显著的，能在核心人员流失的情况下很快弥补损失。而同时，企业知识管理能极大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因此，企业在知识中心建设方面有强大的动力与主动性。这就需要电大去研究如何采取信息技术的方式建立知识中心。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希望把平台、课件卖给企业，送“大学”上门，就会发现，有时候我们送上去的东西人家不见得要。我们送的东西如何满足企业的需求，如何满足企业战略需求，这都值得考虑。企业可能不买我们的平台，但是会想要购买我们的知识中心产品。由此，电大可以从企业组织需求的层面切入进去，使知识中心产品成为企业战略的需要，中心城市的电大可以为企业打造网上的社会知识体系，实践知识和生产技能紧密结合起来，成为我国总体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终身学习密切相关的两个专业是人力资源发展专业及数字化学习专业。终身学习最后追求的是两个结果：人力质量提升与和谐社会的构成。因此，终身学习的过程非常重要，也就是如何进行人力质量发展。目前终身学习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文化层面和理念层面，美国大学院校教育学院中有五十多个开设了HRD（人力资源发展）方向，我们电大应该能够发展现代人力资源发展方向，将传统的HRD与现代教育技术结合起来，并且建设一支专业的现代人力资源发展研究队伍，达到国际水平。马克思说，物质资料分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其中生产资料更加重要，因为生产资料决定了生活资料的生产。我国终身学习的推进，需要大量的终身学习工作者，而现代人力资源发展专业正是培养终身学习工作者的摇篮。国内学校在人力资源发展方面的教学研究还很薄弱，电大系统如果能在这个领域的学科建设和研究上多一些引领，培养更多的人力资源发展的工作者，对于电大本身以及学习型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的新技术和新理念创新方面，还需要注重模式创新。比如：可汗学院翻转式教学的创新，把课堂学习和私底下的学习翻转过来；把策略上的创新引入到学习当中；将移动学习引入创新之中——这些都将会在终身学习的方法层面产生极大突破。
总之，如果各地广播电视大学能构建以现代人力资源发展为研究引领，以社会知识中心为重点环节，以教育新理念、新技术为创新的阵地，将会为自身发展开拓新的空间。
（根据会议资料整理，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
彭坤明（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广州模式”的突破意义和下一步的关注点
广州电大已经找到了一条适合于广州城市特点、城市品位、城市传统以及城市居民对未来追求的，并且符合广州市政府战略意图的服务路径，现实载体的探寻，融合机制的探索，合作体系的形成，这三个方面具有突破意义的探索值得借鉴。今后应更进一步关注学习型城市学习环境的优化，进一步关注学习形态的变化，进一步关注城市学习文化的构建。
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广州模式”，我的体会可以分三个层面、九个观点。
第一个层面，广州电大提供了开辟新疆域的成功范例。“新疆域”是此次学术圆桌的一个重要关键词，我还关注了另外一个关键词：开辟。学习型城市发展要怎样走出一条有特色的服务之路显然是一个需要我们去开辟的新领域。到现在为止，无论是广义上讲的学习型社会，还是具体到某一个区域的学习型社区，哪怕是学习型组织，就其学习型的建设来讲，相关的目标、理念乃至于情感、价值追求，都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了。全国电大系统要为学习型社会提供服务，省级电大要为学习型的社会和省级区域提供服务，中心城市电大要为学习型城市提供服务，所有这些，今天恐怕已不再成为需要我们继续灌输和强制接受的理念了，而是早已经成为我们自觉的价值追求。这几年，我们都在从不同的方向做出这样的探索和努力，这里要说的是广州电大在建设广州学习型城市方面所走的道路和为我们提供的成功范例，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其所创造的价值。
第一，广州电大经过十年的艰苦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适合于广州城市特点、城市品位、城市传统以及城市居民对未来追求的，并且符合广州市政府战略意图的服务路径。
第二，经过十年探索，广州电大展示了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使电大的优势和功能有效地为城市的学习型进程提供支持服务。
第三，它已经形成了具有广州特色的模式。从今天的介绍来看，“广州模式”的特征已经形成，并将在我们的脑子里留下深刻印记。作为同行，既为广州电大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同时也希望广州电大能坚定这个方向，再坚持沿着这个方向加大探索力度。我相信，在这个地方将会诞生出学习型社会建设过程当中值得普遍推广和具有重要意义的创造性模式，并将成为全国电大共同的财富，这也是一种资源。
第二个层面，站在同行的角度，从实践层面来看，广州电大取得的如下三方面具有突破意义的探索值得借鉴。
第一，现实载体的探寻。广州电大非常注重在服务广州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过程当中找到现实载体的依托，这一点是我们共同的难题。谢巍总经理讲了很多资源开发当中的难题，他的报告的意义不在于展示了多少广州电大的经验，而在于告诉同行：遇到了哪些需要进一步突破的难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可能比某些方面成果的展示显得更有价值。现在我们遇到了很多难题，比如电大要为一个城市的建设服务，但却找不到现实的载体，面对强烈的社会需求，我们往往会觉得无从下手，甚至会觉得很无奈。社会有需求，政府有推动，我们也很积极，但缺什么东西呢？缺的就是一种现实的依托，这个现实的载体找得好不好，对今后服务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否则我们就无法和这个社会融合，无法找到一个和社会链接起来的通道，并和学习者链接起来。广州电大对现实载体的选择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和服务会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二，融合机制的探索。广州电大找到了一种把电大和远程教育中心融入中心城市的机制。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现在既是目标，也是理念，更为重要的是模式和机制。但真正要把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起来，不仅要实现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的融合，还要把电大的优势和社会相融合，要把服务的理念和学习者相融合，广泛深度的融合如果找不到有效的机制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简单集合容易实现，真正的融合谈何容易？融合的机制在哪里？用什么机制才能达到融合的境界和状态？这都是需要努力探索的问题。广州电大的探索性成果值得同行关注，他们很多机制的运用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状态。
第三，合作体系的形成。广州电大和广州远程教育中心非常注重社会合作，政府、工会、行业、企业、学习型组织等方面广泛而紧密的合作在政府推动下已形成体系。我们不仅要服务学习者，还要动员学习者，我们不仅需要政府的支持，按照政府的要求努力提高服务水平，在某种程度上还要花大力气去动员政府。广州电大把政府、行业、学习者调动起来，更重要的是把政府都动员起来了，由此形成了体系化运作。这个体系的构架包括政府、行业、企业、组织等等方面，甚至包括企业大学，它推动了我们社会智力结构的变化，这方面很值得深究。这里隐含着对于今后电大发展和学习型城市建设所具有的战略意义，现在可能是一个苗头，刚刚萌芽，但从这里出发可能又是通向新疆域的驿站。作为同行，我们非常高兴地分享广州电大所取得的关于载体、体系、机制的经验。
第三个层面，建议加强三方面的关注。第一，从广州的经验来看，今后要更进一步关注学习型城市学习环境优化的问题。学习环境当然包括政府的功能、学习型组织的构建，包括技术层面的推动、资源的提供、服务的方式等等。第二，希望能进一步关注学习形态的变化。广州这个城市市民的学习需求现在变得容易分析了，新的学习人群出现了，新需求的划分和归类、资源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开发等等方面的努力都是比较成功的。但现在整个城市学习的形态正在发生什么变化，特征是什么，不同年龄层次、不同阶层、不同个体的人在学习形态上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可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给予关注的。第三，希望能进一步关注城市学习文化的构建。如果能把学习文化的概念引入到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得出另外一个结论，我们为学习型城市提供的服务不仅是技术的、信息化的，还是人文的、人本化的。今后的广州模式能不能在技术与人文、信息化与人本化两个方面同时展示经验，使得广州模式更充实，可能既是一种期待，也是我们共同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由此进一步引申出一些问题，当为学习型城市提供服务的时候，学习型城市的概念本身所包含和具有的内涵是什么？一个学习型城市在学习型社会当中要起什么样的作用？它的示范作用、引领作用、文化品质和文化特质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弄清这些问题对我们服务方案的设计都将产生影响，建议在现在的高位平台上不断地把技术层面和人文层面以及信息化和人本化两个方面进一步加强整合出发，使“广州模式”更加完善和成熟。
张英海（北京邮电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教授，博导）：数字化学习与信息化发展的未来进程
在一个信息化逐渐推进的过程中构建学习型社会、开辟数字化学习新疆域，将会有巨大的潜力，我们也会有巨大的用武之地，可以创造出很多新的机制、新的内容或盈利模式的新领域。
我们能从“广州模式”当中借鉴什么？我认为可以借鉴这样两点。一是“广州模式”无论从政府的推动、政府的主导到中央电大和相关实施部门的推动，以及从政府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应用都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非常让人兴奋的例证。“广州模式”完整体现了政府主导，也体现了从中央电大到远程教育中心再到社区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链条。这其中各个方面都有创新，而且接受教育的人群是满意的，是有收获的，因此这一点是可以借鉴的。二是实践理论研究方面总结和提炼了可以被大家所借鉴，并且能够进一步共同深入探讨的理论基础，如对社会的形态、需求、驱动力等等都做了比较深入的理论研究，也总结出一套理论的成果。
关于数字化学习和学习型城市建设，我有几个问题。第一，数字化学习新疆域，什么是数字化学习，什么是新疆域？第二，远程教育的主体究竟是谁？第三，深度融合体现在哪里？在政府主导和学校推动下，学习者自我学习的动力为什么欠缺？我想从个人角度探讨一下这些问题的答案。
关于数字化学习的新疆域，“数字化学习”的提出本身是对信息化本质的解释，为什么？信息化的提出始于1993年美国的“高速公路基础建设”，之所以能延续到现在，完全是由于数字化的结果。关于信息化的研究、应用、理论、实践，包括技术，由来已久，但真正飞速发展是当完全信息化建立在数字的基础上之后。数字化实际是信息化的本质，再过二十年，也许还会有新的变化。数字化学习的新疆域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新的完整的价值链，新疆域体现的是完整的能创造价值的疆域。
关于远程教育的主体，我个人认为是大学。但是我们现在大学所开展的远程教育有三个“不如”：我们的市场敏感度不如社会上的培训机构，经营机制也不如他们，培训的组织反应速度更不如人家。
远程教育搞得最好的是美国，美国44%的大学都对外开展远程教育，远程教育所负担的学历教育占到了整个在校生的32%。但我们中国的远程教育还做不到这个样子。这也说明，我们的远程教育还大有用武之地，我们面临的新疆域非常广阔。为什么仍然说大学是主体呢？因为学历教育中几乎所有的优质的师资和课程等等都在大学。大学既然是主体，就要考虑主要应该做些什么。特别是电大作为国家最大的大学，承担着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任，是比普通高等院校承担着更重要的任务的体系。我个人认为对电大来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多级平台，并通过运行和维护这个平台得到应得的公益。既然是新的疆域，如果不能在运行当中获得公益的盈利来维持它或者再投资，这样的事业是不能持久的，这就不是可持续的发展。当然不能否认，作为公益性事业，政府是必须投资的，但政府投资是它的义务，我们作为运营单位应该取得公益性盈利去维持它，让它再发展。
深度融合究竟体现在哪里？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享受信息化成果的过程。比如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话，从最开始的模拟网络，到数据网络，再到智能网络，后来又发展了移动网络，现在发展到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一旦产生，就给我们的学习带来了本质的飞跃。当今社会个人知识的积累和更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离不开互联网。一旦网络断了，我们的社会形态可能会非常危险。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个人电脑变成了终端，人们开始享受信息社会的成果，每个人就都被带进了信息社会的价值链当中。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互联网内容提供商，赚取了巨额利润。在教育领域，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应该是所有的信息技术都在教育领域的每一个环节上得到了深刻的体现。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深度融合获取可以支撑发展的收益，暂且叫做公益性收益。
今后的信息化有三个热点。一是宽带。现在我们要推行国家宽带战略，农村入户要不低于5兆，城市不低于20兆，这样，一般的在线学习就可以得到支撑，并可以用各种媒体手段推送，而且用户能很容易地接收和使用。二是云计算，包括整个这套服务系统的构架。三是大数据挖掘。大数据讲究的是数据的挖掘，把智能和挖掘加进去，这就产生了新的大数据时代。从信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三项技术对远程教育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数字化学习的新疆域里将大显身手，使得教育内容有飞跃性的提高。
关于自我学习的主动性问题，政府花了这么大的财力、人力、政策主导这件事，在座的同行夜以继日地推动这件事，但现在在线玩游戏的人还是比在线学习的人多。到底学习者自我学习的动力在哪里？在线学习如果不是能颁发文凭的学历教育，如果不像社会培训那样与资质证书挂钩，学习者自然缺乏动力。政府应该有一些主导，让主体资源好、水平高、组织严密、质量好的在线学习项目有其应得的社会公信力。当然，还可以鼓励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主动学习。
最后，我还有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中央电大最近完成了一项国家项目，在全局构架、运行机制、技术支撑、数据汇集和对外服务等很多方面得到鉴定专家极高的评价。中央电大可以根据这项成果完成全国网络的总体构架。第二个建议，在强调政府主导的同时要探索市场机制，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贴近群众需求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优秀的课件推送给学习者。我们可以半公益地做这个事情，也可以有公益性收益。而且应该是开放的，建好这个平台后允许内容提供商进来。政府应该研究开放的经济的机制。总而言之，在一个逐渐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构建学习型社会、开辟数字化学习新疆域将会有巨大的潜力，我们也会有巨大的用武之地，可以创造出很多新的机制、新的内容或者是盈利模式的新领域。 严继昌（中国高校继续教育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高校远程教育协作组秘书长，教授）：建设中国特色的开放大学，促进学习型城市建设
广州在服务于学习型城市建设方面的经验很多，最主要的是“政府主导、电大主办、社会力量参与”。广播电视大学系统集大学、平台与体系三位一体，必将在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城市建设当中成为主力军。
广州电大在服务于学习型城市建设方面的经验很多，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是政府主导、电大主办、社会力量配合，这是一条基本经验。学习型社区建设和学习型城市建设必须由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努力，增加教育的有效供给。从广州电大的实践来看，政府支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广州市政府在建设中国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了远见卓识。
我想，广州是否可以进一步考虑建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学习型城市建设方面的工作，有一些城市已经建立了学习型城市建设办公室。在世界范围内，有的国家通过立法和成立相应的终身教育管理机构来确保终身教育在实施过程当中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我国虽已有省市出台终身教育的促进条例，但在国家层面，相关的立法到现在还是空白，还没有国家层面的清晰的终身教育体系与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组织领导体系。到2020年，我国将会有3.5亿劳动人口需要接受继续教育，因此，非常有必要从国家顶层设计的角度考虑清晰的组织领导体系。
电大系统是集大学、平台、体系三位一体，这是其他类型的大学所没有的，因此，电大系统必将在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城市建设当中成为主力军，地方各级政府在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规划当中应当把电大系统纳入进来。但广播电视大学或开放大学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即平台和系统的优势，凭借这个优势可以发挥其他高校无法替代的作用。
关于国家开放大学参与学习型城市建设，我有几点建议：
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制定与完善法律法规，即制度化、规范化。政府应该建立智力架构。我们在建设智力架构时常常会受到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和成人高等教育体系的制约。要想在不同层面上实现学分互认，智力架构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建立继续教育的智力架构，甚至可以从地方政府比如广州开始，给国家层面的智力架构的建设提供借鉴。
电大应该起到引领市民生活方式转型的作用。“十二五”发展规划里提到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其实人的生活方式也应该逐步转变，电大应该起到促进市民学习型生活方式转型的作用，让泛在学习、智慧学习成为一种风尚。
要搞资源大整合。电大的优势是平台和系统的优势，借助这一优势，可以拓展生存空间。电大在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城市建设里有很多资源可以充分利用，而且有些方面可以发挥主体作用。但在建设学习型行业和学习型企业的领域有时会力不从心，因为专业性和学科覆盖面还不够。学习型城市建设的过程当中，普通高校应当依托电大提供的平台实现双赢。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能力提升和管理制度创新转变是国家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劳动者素质能力的提升是在学习型行业和学习型企业里完成的，这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加大力度，整合普通高校有学科和专业背景的教育资源。
赵过渡（中山大学高等继续教育学院（网络教育学院）院长，教授，研究员）：有效整合教育资源和数字化学习公共服务体系
我们应当共同建设基于资源整合的、统一的、区域化的数字化学习公共服务体系，它完全有可能成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在此，我们必须将资源整合作为发展战略来考虑，而这一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能否实现，“整合”是关键性机制。
关于数字化学习和学习型城市建设，首先，我们要有几个基本的判断。
其一，数字化学习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到了应该并且可以做点大事情的时候了。广州电大（开放大学）和广州远程教育中心有功能完善、覆盖面广的服务系统和功能性很强的教育平台，这个平台不仅仅可以承载远程教育资源，还能组织学习活动，并且能制作数字化学习的产品。
其二，普通高校拥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教育资源。以中山大学高等继续教育学院的非学历教育为例，我们学院多年来致力于高端培训，过去的一年中，如果一年按40个教学周计算，研究生层次的课程培训平均每周开班1.75个。但这些高端培训不是基于网络的，难以有更大的扩张。
其三，在非学历继续教育领域，普通高校与电大系统（开放大学）有极大的合作空间。我们一直想并已经在努力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面向企业和行业系统的在职学习者群体办学，开展基于网络的具有较强职业化和就业导向的培训，但实际效果与设想仍然存在明显差距。我们一直在探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缩短这个差距。
这次学术圆桌也让我们明确了一个合适的资源整合的方式，即：拥有优质教师资源和教育资源的普通高校与拥有服务资源和服务网络的机构进行有质量的深度整合。正是出于“资源整合”的发展愿景，我们希望能和广州电大、广州远程教育中心合作，并希望通过资源整合式的合作，共同努力，为开辟数字化学习新疆域、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作贡献。
其四，要把资源整合作为发展战略的远景来考虑。我们非常希望共同建设一个基于资源整合的、统一的、区域化的数字化学习公共服务体系，它应该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将资源整合作为发展战略来考虑。
最后，上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能否实现，“整合”是关键性机制。为此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政府主导的问题。普通高校和电大（开放大学）的资源整合当然要有政府主导，在教育资源和网络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有必要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本地教育系统范畴，应该站得更高一点，在高校和电大两个系统的合作中多发挥一些主导作用。政府主导最为重要的就是政策指导和支持，如果政府能在两个系统的资源整合上给予政策指导和支持，将会有利于区域化的数字化学习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 二是普通高校教育资源和公共网络平台二者之间有偿服务的机制问题。不同系统间的整合应该具有有偿服务的机制，包括合作者之间资源建设的有偿服务，也包括面对市场的资源提供的有偿服务，只有解决了有偿服务的问题，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真正的资源共建。在此有必要明确有偿服务是资源建设成本与教育服务成本的体现和应有的要求，它体现的是合作者的互惠互利，这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机制有本质的区别。系统建设的互惠互利与资源建设的共建共享并不矛盾，共建共享是合作的目的，互惠互利是合作的条件。如果能将合作的目的与合作的条件统一起来，我们共同期望的数字化学习公共服务体系就有了扎实的基础和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罗毅（华南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建构学习型社会发展的有效运行机制
学习型社会国家信息化战略的落实，要让信息网络覆盖社会任何一个角落，让各级地方政府、各个高校、各种机构充分发挥积极性，提供特色的服务模式和服务产品。
我认为广播电视大学就是信息技术和教育的结合，从它成立之初起，它的发展一直走的是信息技术和教育相融合的道路，先天就构建好了这样的平台体系，可以更快地推向各个领域和地区。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需求的推动，学习型社会的要求是把教育深入到行业、企业、社区、军营等各个领域，而且，未来，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将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紧密，电大系统有条件也有能力来更好地做件事。
广州电大和广州远程教育中心在开展数字化学习港的建设过程中确实有很多值得各方面借鉴的经验，如：政府驱动，学校引领，企业合作。引入企业合作运营是不容易做好的事情，需要有政府的支持，学校也要建立良好的架构来保证这种机制的运行。只有学校和企业在实际运作中确实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适应行业的需要，适应社会大众教育的需求，真正做到服务到家、服务到位，才能进入良性的发展。
建设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需要政府引导、学校具体引领、企业和行业参与。电大运用自身系统优势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确实做得很好，当然也需要普通高校的参与和支持。习近平同志也谈到人民需要更好、更满意的教育。满意的教育包括环境、师资、课程、服务等各个方面的满意。电大有很好的课程和不错的师资，服务和环境更有优势，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要建设更高品位的教育还需要更多高品质的师资和课程。美国多所著名大学搞了个course联盟，一推出来马上就震撼了世界，其实其中运用的教育技术很简单。美国的环境和中国不太一样，美国的大学教育资源很丰富，不需要大规模扩张网络教育的形式，而只需要把大学最优秀的东西向社会宣导和引领。现在我们国家也在做，但我们国家做的还是以政府推动为主，各个学校参与，目前已初步建成一批优质的教育资源。我们国家搞网络教育十多年，极大地推动了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但中国的网络课程资源建设比较注重包装，很多课程的老师都不是名师，当然在课程设计、学习环节的把控、课程质量检查方面也是下了很大工夫的，肯定有一定的督促学习的效果。但我认为真正高品质的课程还是需要名师。
学习型社会国家信息化战略的落实，最重要的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让信息网络覆盖社会任何一个角落，让各级地方政府、各个高校、各种机构充分发挥积极性，提供特色的服务模式和服务产品。所以国家层面应该定政策、搭基础、建设施，数字化教育产品和服务的建设应该让各地方、各学校、各机构充分发挥积极性，这样才能逐步建立政府、市场和学校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分工合作，从而能有利于推动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李仁武（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行政学院）哲学与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推进学习型城市的建设首先要重视政府的引导和投入
决定城市发展空间再造能否实现的主体因素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市民，而市民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无疑要靠终身学习来获得。所以，高度重视学习型城市建设，就要让数字化学习的新平台成为政府实施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的一项基础工程。
广州电大、广州远程教育中心的实践让我们感觉到：一种新的办学模式在这里诞生了。
关于构建学习型社会，我认为当前还是说得多、做得少。或者说，构建学习型社会的抓手到底在哪里，其实我们还不是很明白。学习型社会的基础是什么？我们要依靠什么样的路径和平台来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总体来说研究得还不够，更多的人是在学术层面讨论一种“应然”性的设计或做法。
终身学习作为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必然选择，需要很多条件来维系，它要让人人可学、处处可学和时时可学成为可能。而传统的学习条件和阅读方式在构建学习型社会、推进终身学习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和挑战。今天广州电大和广州远程教育中心的学习超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说传统大学都是相对封闭的，那么广州电大通过开辟数字化学习新疆域这个新抓手让我们看到：不仅大学没有了围墙，而且人人可学、处处可学和时时可学成为现实。可以说，数字化学习改变了我们的学习方式，它让学习型社会需要的窗口在这里打开了。广州电大在这方面先行先试的探索和创新，是非常值得肯定和赞赏的。
然而，学习型社会的建设毕竟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学习超市的建设，靠一校之力总是捉襟见肘。所以，关于以数字化的学习为抓手来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问题，我们不光要内部讨论，不光要自己下工夫，还要让各级各类政府部门听到我们的声音。众所周知，文化教育的事业很难做，因为这绝不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我认为，以数字化的学习作为抓手来推进学习型城市的建设，首先要重视政府的引导和投入。
就广州而言，目前正在实施新型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学习型城市建设应当放在什么位置？之所以需要走新型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无疑是因为城市发展的空间拓展已经到了极限，城市的新发展不能再走外部扩展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城市空间的再造来实现转型发展。而决定城市发展空间再造能否实现的主体因素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市民：如果市民的素质没有提升，不能适应转型升级的需要，那么城市发展的转型升级是不可能的，新型城市化的“新”也就无法实现。而市民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无疑要靠终身学习来获得。所以，高度重视学习型城市建设，就要让数字化学习的新平台成为政府实施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的一项基础工程。 从过去到现在，在线学习一直没有在线游戏受欢迎，或者说选择游戏的人远远比选择学习的人多。这是探讨数字化学习时非常需要反思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数字化学习的内容开发还缺乏吸引力。能否让学习的内容比在线游戏更有趣呢？游戏公司既然可以开发出大量让人们乐此不彼的游戏软件，当然也可以开发出大量让人们乐此不彼的学习软件。可是开发学习软件没有开发游戏软件赚钱，在趋利原则的主导下，开发游戏软件的公司自然就趋之若鹜。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政府舍得花钱购买在线学习的产品和服务。所以，开辟数字化学习新疆域也应该成为政府的责任之一。当前，要通过政府的投入和引导来拓展与强化数字化学习的社会效应。
当然，提升数字化学习的社会效应还要加大学习资源的整合。既需要平台共建，也需要资源共用、成果共享、学分互认，更要加大数字化学习新疆域向社区的引入和拓展。高等教育太需要走出象牙塔，社区现有的面向公众的文化普及教育已经太落后，已有的部分新的学习资源也乏人问津。在这方面，广州电大做了很好的尝试，应进一步拓展，让它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其中，要加大非学历教育的开发，以推动更多的个性化探索和个性化学习新领域的开拓，比如把游戏和学习结合起来，把数字化学习研究领域的资源与游戏整合起来，让学习变得有趣，提高学习的吸引力。要让学习者在个性化学习中回归到自我，认识到学习是自我主体的诉求，是自己权利的体现。
焦建利（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博导）：学习型城市建设视角中的“学习”
广州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是非常好的个案，有其非常突出的特点。其建设过程中，电大和政府、企业合作起来，能更进一步凸显电大相对普通高校的优势。广州电大和广州远程教育中心开辟数字化学习新疆域的过程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我想就此谈一点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第一，资源问题。资源本身也许根本就不是问题，我们要思考的是怎么盘活资源的问题。我们国家从2000年前后开始推动现代远程教育，到现在，各大学、电大、远程教育机构和政府机构积累的资源太多了，我们可能并不缺少资源，而只是没有用好和盘活这些资源。究竟怎样才能盘活已有的资源呢？我们更多地要思考体制与机制上的问题，否则，视频公开课很容易步国家精品课程的后尘：建得多，但用得少。开展数字化学习，还要考虑怎么打破地域的限制，招收异地的学生通过网络开展远程教育。
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远程教育的优势，让我们的学生接受国内、国际一流名师的教学。其实我们不缺学习资源，我们要考虑的是：怎么才能把资源进行有效的统整、重组，如何充分地利用并再挖掘。
第二，课程和教学模式的创新。好的课程质量能给学生提供更好的体验。我们的远程教育更需要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感受和体验，以此吸引学生。学习型城市建设很重要，因为国家之间的竞争，包括政府之间的竞争，以及地区、企业、个人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都体现在人的学习能力的竞争，也即学习力的竞争。可汗学院有1000万学生，甚至对美国的基础教育和世界很多地方的基础教育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颠倒课堂现在在国内很热，一个人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其魅力就在于模式的创新。课程和教学模式的创新要怎么做才能提升课程的吸引力？在数字化学习当中，还要考虑增强学习者的社会临场感。选择在线学习的有来自部队、企业、工会等各行各业的学习者，如何让他们在学习的时候有教室的感觉、学习的感觉、学校的感觉、同学的感觉，如何提升临场感，还需要在模式上进行创新。
第三，需求和市场。自上而下的方法对整个数字化学习的发展的作用会渐渐弱化。资源的建设也是一样，过去都是自上而下地进行，上面发布命令，下面申请，专家评审，由此得到一些精品课程，可是学生往往不买账。现在，我们要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起来，把刚性需求和非刚性需求结合起来。最近关注在线教育的人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技能分享类的学习非常火，国内这两年涌现出来的这类机构和企业成百上千。他们面临的挑战是没有刚性需求，没有行政命令，没有学历可颁发，但他们也能做得风生水起，这可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第四，学习环境。学习型城市从宏观上来讲是指整个城市的学习氛围和城市所有市民学习的风气，较多涉及的是学习环境的问题。学习环境包括物理环境、在线学习环境、虚拟环境。我们要把这三个环境打通，以增强学习的临场感和学习系统的凝聚力，让学习者能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学习环境里游刃有余。
第五，共建共享的机制。在广州电大和广州远程教育中心的实践探索中，政府发挥了应该发挥的作用，展现了政府的力量。共建共享是很美好的东西，但实践起来远比喊口号要复杂得多，必须要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共建共享局面，否则很多东西就会流于形式。
第六，学习文化。Curtis J.Bonk在《世界是开放的》这本书里讲了几个趋势。其一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数字化校园连无线网络都覆盖不了，其他建设就可以免谈了。实际上，现在很多数字化校园只是一个美丽的符号，有待进一步努力。学习型社会是希望提升整个社会公民学习的素养，我们必须把公民的学习自觉性和主动性调动起来，这样才能让好的课程、好的系统、好的环境变得有意义。其二是学习的文化，学习者必须知道到哪里学习和怎么样开展线上学习，这其中的学习方法、技能和文化跟过去学校教育里的不太一样。在线参与是个学习文化，应该成为数字化学习型城市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陈德人（浙江大学电子服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数字化学习港最需要的是学习的过程体验
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体验的过程，而体验本身就是生活，更多的学习成果是过程中的积累。今天我对数字化学习港有了新的感悟：数字化学习港不仅仅是“学习的”，对老百姓来说更多的是通过学习所得到的更加美好的生活。
“数字化学习港”这个名字，是六年以前张尧学司长、刘英处长和我参加科技部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的现代服务业专题专家组时，在编制数字教育服务发展规划时所取的一个名字。对数字化学习港的认识也一直在探索和再认识过程中，现在它的开放性、协同性、共享性特别是广泛的社会应用需求已经越来越被大家认同了。结合学习广州数字化学习港的经验，我这里有两点要跟大家分享和讨论。 第一，今天讨论的数字化学习和电子商务的关系非常密切，当初我们写《数字化学习港》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强调教育服务必须产业化。因为教育服务本身是第三产业，必须通过产业化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正轨，否则永远是政府掏钱，是做不大的。继续教育需要的大量资金主要由市场机制来解决。
我们2012年11月24日在北京刚刚举办了一个“信息社会50人论坛”的年度总结会。这个论坛组织是2011年9月在杭州成立的完全由各界知识分子组成的自由研究团体，其共识借用了联合国2003年发布的信息社会原则宣言：在今天的世界上，信息和知识可以通过世界上所有的网络生成、交流、共享和传播。我们认为信息社会包括了四个形态，即知识型经济、网络化社会、服务型政府和数字化生活。广州数字化学习港很好地体现了这四者的完美结合。当前的知识型经济是经济和知识密切联系的产物。像广州远程教育中心谢巍总经理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角度的知识型经济的展示。教育服务的产业化如今正在不同场景里充分体现出来。我认为除了义务教育以外的教育体系都应该由教育服务产业来支撑。
浙江大学2006年发起成立了电子服务这一新学科，2007年该学科成为我国第一个现代服务业博士点。它跨越了计算机、管理、经济三大学科，也和行业领域相结合，在教育领域的结合就是数字化学习港。因此可以说数字化学习港的形成和应用本身既有理论基础又有经济需求。
第二，数字化学习港最需要的是学习过程体验。学习过程也是一个体验的过程，而体验本身就是生活。更多学习成果是过程中的积累。今天的讨论也使我对数字化学习港有了新感悟：数字化学习港不仅是“学习的”，对老百姓来说更多是预示着通过学习所得到的更美好的生活，就像党的十八大在强调“美丽中国”的生活场景一样。学习和生活密不可分。
为什么在5.3亿网民当中，网络学习的人数15年来一直超不过网络游戏的人数？网络游戏的人数在不断增长，网络学习的人数也在增长，为什么后者增长的幅度比前者小得多？我们分析一下网络游戏就可以知道，游戏的过程其实也是学习的过程，体验深刻的游戏更加受到玩家的欢迎。现在有些教育软件就是让用户在玩游戏的过程中获得学习成果，这就是体验式的学习。我特别希望数字化学习港的场景里更多的学习产品是类似于游戏体验的学习。
吴峰（北京大学企业与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在学习型城市建设中重视生成社会知识中心
如果各地广播电视大学能构建以现代人力资源发展为研究引领，以社会知识中心为重点环节，以教育新理念、新技术为创新的阵地，将会为自身发展开拓新的空间。
广州电大在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过程中做得非常全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面开花，面向政府，面向企业，面向社区；二是质量高，课件、平台、机制都是以质量为抓手。
我们国家终身学习的建设要借助信息技术。2012年10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成立了干部在线学习部门并建立了干部教育网站，这是一个很强的信号，可以看得出未来在党政系统，在线学习将成为干部终身学习的主要方式。企业中在线学习的发展也非常迅速，我们有很翔实的数据来支撑这个结论。有一些人批判在线学习，批判学习技术。固然在线学习还处于发展中，但是这些人忽略了一个事实：采用在线学习方式的培训量已经占整体培训量的一半以上，并且在线学习使员工学习覆盖率大大提高。在线学习的生命力是非常强大的。
广播电视大学能不能成为社会知识的中心？传统的视角忽略了社会知识，仅仅认为高校是创造知识的主体，这是片面的。知识分成四类：why、what、how、who。其中，why和what层次的知识基本集中在高校，这些都是自然存在的知识或者是现实知识；而how和who这两个层次的知识更多是社会知识，更多地存在于企业与社会中。如果我们把这类知识整合起来，电大作为社会知识的总中心，与众多的企业知识中心采取云架构的方式链接，将对我国知识体系的丰富和我国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具有极重大的意义，未来支撑终身学习的知识更多的是来源于社会知识而不是书本课堂知识。因此在这点上，中心城市的电大作为地域上知识中心的构建点和架构点，帮助企业建立企业知识中心，可能会非常有意义。
企业对知识的重视以及企业中的知识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目前，我国有400到500所企业大学，有数量更多的培训中心，企业知识的建设是其重点。另外一个通用的理念是，企业大学的核心就是企业知识，企业知识对于企业的战略作用是极其显著的，能在核心人员流失的情况下很快弥补损失。而同时，企业知识管理能极大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因此，企业在知识中心建设方面有强大的动力与主动性。这就需要电大去研究如何采取信息技术的方式建立知识中心。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希望把平台、课件卖给企业，送“大学”上门，就会发现，有时候我们送上去的东西人家不见得要。我们送的东西如何满足企业的需求，如何满足企业战略需求，这都值得考虑。企业可能不买我们的平台，但是会想要购买我们的知识中心产品。由此，电大可以从企业组织需求的层面切入进去，使知识中心产品成为企业战略的需要，中心城市的电大可以为企业打造网上的社会知识体系，实践知识和生产技能紧密结合起来，成为我国总体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终身学习密切相关的两个专业是人力资源发展专业及数字化学习专业。终身学习最后追求的是两个结果：人力质量提升与和谐社会的构成。因此，终身学习的过程非常重要，也就是如何进行人力质量发展。目前终身学习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文化层面和理念层面，美国大学院校教育学院中有五十多个开设了HRD（人力资源发展）方向，我们电大应该能够发展现代人力资源发展方向，将传统的HRD与现代教育技术结合起来，并且建设一支专业的现代人力资源发展研究队伍，达到国际水平。马克思说，物质资料分为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其中生产资料更加重要，因为生产资料决定了生活资料的生产。我国终身学习的推进，需要大量的终身学习工作者，而现代人力资源发展专业正是培养终身学习工作者的摇篮。国内学校在人力资源发展方面的教学研究还很薄弱，电大系统如果能在这个领域的学科建设和研究上多一些引领，培养更多的人力资源发展的工作者，对于电大本身以及学习型社会的构建都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的新技术和新理念创新方面，还需要注重模式创新。比如：可汗学院翻转式教学的创新，把课堂学习和私底下的学习翻转过来；把策略上的创新引入到学习当中；将移动学习引入创新之中——这些都将会在终身学习的方法层面产生极大突破。
总之，如果各地广播电视大学能构建以现代人力资源发展为研究引领，以社会知识中心为重点环节，以教育新理念、新技术为创新的阵地，将会为自身发展开拓新的空间。
（根据会议资料整理，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