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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思想禁锢，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通过对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进行反思，肯定了道家的“真”，他的《焚书·童心说》谈及了道家提倡的人格精神。他的思想对乐舞的影响极其深远，对乐舞研究十分有价值。
一、李贽对儒家礼乐思想的重新认识
儒家思想对人们个体道德和个人素质修为有着很高的要求。君子必须人格高尚，道德品行兼好，并且懂礼乐，君子以行仁、行义为己任。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须是仁义。君子处事要恰到好处，做到中庸，并提倡人人都要做君子，尊重伦理道德，使之在乐舞中完善发展，强调了礼乐在社会、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周代实施礼乐政治，其根本目的是要协调社会关系，使社会达到有序状态，保证国家的稳定，同时造就了雅乐的光辉历史。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秩序混乱，孔子以“仁”定人心，强调音乐要遵从人的内心，之后又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并把音乐“发乎情，止乎礼义”奉为金科玉律，禁止人真情实感的自由抒发。儒家的音乐思想是通过音乐来打造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乐记》中提到，孔子在观赏了《大韶》和《大武》之后，对《大韶》的评价十分之高，认为它尽善尽美，认为《大武》只是感官上的好看，没有表达出“善”。“善”就是奴隶社会所提倡的道德和礼教。孔子支持周代的礼乐制度，故其伦理和礼教的道德意识体现在他对乐舞的审美评价中。对《韶》的评价反映了孔子对乐舞“善”的审美标准，它表现并达到了奴隶制度初期崇尚德礼的社会理想。
李贽肯定了儒家思想在礼乐中的情感表达，他认为音乐是需要用真情感动人心的，强调情感在音乐中的作用。针对儒家提倡的“中正以平之”“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的音乐形式，李贽提出了“拘于律则为律所制，不受规则不成律”，强调“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的主张。他在《焚书·读律肤说》中说：“盖声色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李贽认为真正的音乐是因情而起，不是因情而起的音乐就不是最自然的声音，违背了音乐的初衷，只有自然的发声，才是最真实、最具情感的声音，符合儒家“真善美”的要求。
李贽是明人，那么明代的乐舞又呈现出怎样一番景象呢？明末翰林院编修吴伟业为《北词广正谱》作序，曰：“今之传奇即古者歌舞之变也，然其感动人心，较昔之歌舞更显舒畅矣。”“则感人之深，与乐之歌舞所以陶淑斯人而归于中正和平者，其一致也。”在明代社会流行的乐舞已然没有雅乐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街头广场充满世俗气息的戏剧，到处是市民文化和劳动人民朴实、活泼、乐观的民间舞蹈，不在乎动作和套路，充满世俗生活情味的戏曲（舞蹈）开始盛行。这种情景与李贽提出的追求个人情感的主体思想，即不受束缚、反对封建思想、反对思想禁锢的主张一致。
二、李贽对道家自然乐论的理解
在道家思想影响下的音乐美学思想，提倡自由发声，倡导自然，解放思想，总体上看，这是积极的，但也有消极的一面。面对社会、面对后来的音乐，它还是持保守态度，不愿面对时事政治和世俗生活，否定演绎的音乐。
《焚书·童心说》记载：“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李贽提倡人的个性发展，包括音乐风格，强调不要墨守成规，反对以前保守的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约束音乐，约束个性的发展。他所谓的“真”，是从心底发出真實的声音，符合道家“自然之性”的思想。王欢《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在阐释》写道：“李贽音乐美学思想中的‘真实自然’是积极向上的，道家音乐思想中的‘真’是无为而治、消极的，两者有本质的差别。虽然如此，但是却殊途同归，都是以抒发‘自然真实’的情感作为其主要目的。”
乐舞反映了太极、武术、阴阳、五行、道、气等传统文化理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哲理情感意识。中国古代，诗、乐、舞为一体，而舞蹈是实用性很强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乐天地”是乐舞的最高形式，指的是乐舞活动渴望身心合一乃至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文化以真、善、美为理想，使主观和客观相统一、人与自然相统一，表现主体情意和艺术意识。与天地相合，顺应自然，这是道家的核心思想，学习乐舞的时间也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和变化来进行，人们认为“羽”本是自然界的馈赠，象征万物茂盛的夏天，那么夏天应该执羽毛作舞；冬天萧瑟寒冷，万物皆藏取暖，那么“干”和“盾”最为合适，二者皆为护身之物，象征储藏的冬天，所以秋冬季节学武舞，手执干戈作舞。这体现了中国古代乐舞的审美观，中国乐舞也在浓郁的中国古代哲学文化中孕育出来，形成独具特色的乐舞文化。
道家思想对舞蹈的影响深远。当下，人们欢庆节日的舞蹈中就有不少体现了道教思想，如《舞钟馗》《傩舞》等。《盘龙祭》《五方祭》《跳八仙》《山鬼》《女钟馗》等这些舞台剧的编排都吸收了道家思想，汲取了民俗礼仪，为舞台艺术打开了一条新思路。
王欢《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再阐释》中提到：“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也是对‘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的净化和升华。他在内容、形式两方面都提倡自然，反对矫情，不受任何人为因素的束缚和制约，他音乐美学观代表了一种开拓创新的精神，是对儒家礼乐思想的批判与吸纳，对道家自然乐论的改造与融合的一种合理的体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代表着一种挣脱封建束缚，追求自由解放的愿望和精神。”说明李贽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符合大众审美的典范。
三、李贽的“童心”思想
李贽认为人格平等，反对以伦理道德的高低去评判一个人，认为这样是不公平的，也是没依据的，人之常情和私欲是被允许的，这就形成了他的平等理论。他指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之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即成人矣，又何佛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宁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平等人格的提出在当时社会具有进步意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亲近平民的歌舞表演也体现了这一点。歌舞不再是皇宫贵族才能享受，它贯穿于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百姓娱乐放松的一个重要方式。
周代礼崩乐坏也证明了李贽的平等理论。雅乐是基于阶级等级的乐舞，只有宫廷贵族才能享受，脱离了人民大众，也终将会被清新活泼的民间清乐击败。明人袁宏道的《迎春歌》展现了明人歌舞游乐之盛况：“乌沙新缕汉宫花，青奴跪进屠苏酒。采莲舟上玉作幢，歌童毛女白双双。梨园旧乐三千部，苏州新谱十三腔。”此时的乐舞已经不拘于宫廷娱乐，大众也需要自己的娱乐方式，宫廷与民间同喜同乐的盛况也是大众要求人人平等的体现。
个性自由也是李贽所提倡的。个性自由强调了个人的地位，每个人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要重视个人的爱好和性情，不让个人的才华与天赋被埋没。在明清时期的盛大节日中，极具个性的歌舞表演已经出现，并且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欢迎。李贽想通过《童心说》达到解放社会思想的目的，在后人看来具有进步意义。例如，明清戏曲出现了生、旦、净、末、丑等角色，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故事，这也体现了李贽所强调的个性自由。
（陕西师范大学）
一、李贽对儒家礼乐思想的重新认识
儒家思想对人们个体道德和个人素质修为有着很高的要求。君子必须人格高尚，道德品行兼好，并且懂礼乐，君子以行仁、行义为己任。君子也尚勇，但勇的前提必须是仁义。君子处事要恰到好处，做到中庸，并提倡人人都要做君子，尊重伦理道德，使之在乐舞中完善发展，强调了礼乐在社会、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周代实施礼乐政治，其根本目的是要协调社会关系，使社会达到有序状态，保证国家的稳定，同时造就了雅乐的光辉历史。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秩序混乱，孔子以“仁”定人心，强调音乐要遵从人的内心，之后又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并把音乐“发乎情，止乎礼义”奉为金科玉律，禁止人真情实感的自由抒发。儒家的音乐思想是通过音乐来打造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乐记》中提到，孔子在观赏了《大韶》和《大武》之后，对《大韶》的评价十分之高，认为它尽善尽美，认为《大武》只是感官上的好看，没有表达出“善”。“善”就是奴隶社会所提倡的道德和礼教。孔子支持周代的礼乐制度，故其伦理和礼教的道德意识体现在他对乐舞的审美评价中。对《韶》的评价反映了孔子对乐舞“善”的审美标准，它表现并达到了奴隶制度初期崇尚德礼的社会理想。
李贽肯定了儒家思想在礼乐中的情感表达，他认为音乐是需要用真情感动人心的，强调情感在音乐中的作用。针对儒家提倡的“中正以平之”“五色成文而不乱，八风从律而不奸，百度得数而有常”的音乐形式，李贽提出了“拘于律则为律所制，不受规则不成律”，强调“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的主张。他在《焚书·读律肤说》中说：“盖声色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李贽认为真正的音乐是因情而起，不是因情而起的音乐就不是最自然的声音，违背了音乐的初衷，只有自然的发声，才是最真实、最具情感的声音，符合儒家“真善美”的要求。
李贽是明人，那么明代的乐舞又呈现出怎样一番景象呢？明末翰林院编修吴伟业为《北词广正谱》作序，曰：“今之传奇即古者歌舞之变也，然其感动人心，较昔之歌舞更显舒畅矣。”“则感人之深，与乐之歌舞所以陶淑斯人而归于中正和平者，其一致也。”在明代社会流行的乐舞已然没有雅乐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街头广场充满世俗气息的戏剧，到处是市民文化和劳动人民朴实、活泼、乐观的民间舞蹈，不在乎动作和套路，充满世俗生活情味的戏曲（舞蹈）开始盛行。这种情景与李贽提出的追求个人情感的主体思想，即不受束缚、反对封建思想、反对思想禁锢的主张一致。
二、李贽对道家自然乐论的理解
在道家思想影响下的音乐美学思想，提倡自由发声，倡导自然，解放思想，总体上看，这是积极的，但也有消极的一面。面对社会、面对后来的音乐，它还是持保守态度，不愿面对时事政治和世俗生活，否定演绎的音乐。
《焚书·童心说》记载：“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李贽提倡人的个性发展，包括音乐风格，强调不要墨守成规，反对以前保守的封建思想和伦理道德约束音乐，约束个性的发展。他所谓的“真”，是从心底发出真實的声音，符合道家“自然之性”的思想。王欢《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在阐释》写道：“李贽音乐美学思想中的‘真实自然’是积极向上的，道家音乐思想中的‘真’是无为而治、消极的，两者有本质的差别。虽然如此，但是却殊途同归，都是以抒发‘自然真实’的情感作为其主要目的。”
乐舞反映了太极、武术、阴阳、五行、道、气等传统文化理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哲理情感意识。中国古代，诗、乐、舞为一体，而舞蹈是实用性很强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乐天地”是乐舞的最高形式，指的是乐舞活动渴望身心合一乃至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文化以真、善、美为理想，使主观和客观相统一、人与自然相统一，表现主体情意和艺术意识。与天地相合，顺应自然，这是道家的核心思想，学习乐舞的时间也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和变化来进行，人们认为“羽”本是自然界的馈赠，象征万物茂盛的夏天，那么夏天应该执羽毛作舞；冬天萧瑟寒冷，万物皆藏取暖，那么“干”和“盾”最为合适，二者皆为护身之物，象征储藏的冬天，所以秋冬季节学武舞，手执干戈作舞。这体现了中国古代乐舞的审美观，中国乐舞也在浓郁的中国古代哲学文化中孕育出来，形成独具特色的乐舞文化。
道家思想对舞蹈的影响深远。当下，人们欢庆节日的舞蹈中就有不少体现了道教思想，如《舞钟馗》《傩舞》等。《盘龙祭》《五方祭》《跳八仙》《山鬼》《女钟馗》等这些舞台剧的编排都吸收了道家思想，汲取了民俗礼仪，为舞台艺术打开了一条新思路。
王欢《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再阐释》中提到：“李贽的音乐美学思想也是对‘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的净化和升华。他在内容、形式两方面都提倡自然，反对矫情，不受任何人为因素的束缚和制约，他音乐美学观代表了一种开拓创新的精神，是对儒家礼乐思想的批判与吸纳，对道家自然乐论的改造与融合的一种合理的体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代表着一种挣脱封建束缚，追求自由解放的愿望和精神。”说明李贽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符合大众审美的典范。
三、李贽的“童心”思想
李贽认为人格平等，反对以伦理道德的高低去评判一个人，认为这样是不公平的，也是没依据的，人之常情和私欲是被允许的，这就形成了他的平等理论。他指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之知，亦无一刻不生知者……即成人矣，又何佛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宁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平等人格的提出在当时社会具有进步意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亲近平民的歌舞表演也体现了这一点。歌舞不再是皇宫贵族才能享受，它贯穿于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百姓娱乐放松的一个重要方式。
周代礼崩乐坏也证明了李贽的平等理论。雅乐是基于阶级等级的乐舞，只有宫廷贵族才能享受，脱离了人民大众，也终将会被清新活泼的民间清乐击败。明人袁宏道的《迎春歌》展现了明人歌舞游乐之盛况：“乌沙新缕汉宫花，青奴跪进屠苏酒。采莲舟上玉作幢，歌童毛女白双双。梨园旧乐三千部，苏州新谱十三腔。”此时的乐舞已经不拘于宫廷娱乐，大众也需要自己的娱乐方式，宫廷与民间同喜同乐的盛况也是大众要求人人平等的体现。
个性自由也是李贽所提倡的。个性自由强调了个人的地位，每个人都是独立存在的个体，要重视个人的爱好和性情，不让个人的才华与天赋被埋没。在明清时期的盛大节日中，极具个性的歌舞表演已经出现，并且受到人们的喜爱和欢迎。李贽想通过《童心说》达到解放社会思想的目的，在后人看来具有进步意义。例如，明清戏曲出现了生、旦、净、末、丑等角色，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故事，这也体现了李贽所强调的个性自由。
（陕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