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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转变经济增长理念,实行共享式型增长,即“促进就业扩大和收入平等的经济增长”。为此需要调整有关社会经济政策,包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保障劳动者权益,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等。
【关键词】共享 经济增长 就业 收入分配
3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度,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但期间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而且影响日见显现,未来经济增长如何持续,如何提升,是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经济增长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30年,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受惠最多的30年。带着这样一种成就和基础,中国进入了建国后的第三个30年。但经济的高增长也伴随着诸多问题和隐患。
首先,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专家李实教授的估计,改革开放以来,除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过几年的下降外,中国的收入差距一直处于扩大之中。这其中有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也有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有地区的收入差距扩大,也有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但主要的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其次,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国民收入在不同要素之间的分配决定着居民收入分配的状况。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随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直到70-75%左右而处于稳态。而中国最近30年的情况则相反,劳动收入的份额总体来说处于不断的下降之中。
再次,消费不足,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投资和出口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它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对于经济增长非常关键。最近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却显示出不同的图景,投资和出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消费需求则明显乏力。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会有诸多问题,比如导致产能过剩,增加资源环境压力,使受全球经济波动影响的风险加大等,从而使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降低。
最后,就业压力仍然很大。现在每年大学毕业生有100多万无法落实工作,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此外,一些特殊群体的就业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重视,比如残疾人就业、失地农民就业、女性就业等。
以上问题或压力虽然不能说是由过去的经济增长带来的,但它们却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所必须解决或面对的。未来的发展,必须遵循新的增长理念,实行新的增长方式。新增长方式既要强调经济本身的增长,同时要强调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福祉的提高,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强调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增长目的的统一。这种新的增长理念和方式可称之为共享型增长。
共享式增长的含义
共享式增长是总结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增长理念,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而广为接收的定义。亚洲开发银行的庄巨忠博士在一篇报告中,将共享式增长界定为“机会均等的增长”,既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发展机会的均等;既要通过保持经济的高速与持续的增长,又要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均等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包容性。①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共享式增长是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长的利益和好处,要全面惠及整个社会和各层次的人群。②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让·皮埃尔·莱曼(Jean-Pierre Lehmann)教授则认为,共享式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地分享经济。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包括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前者包括作为指标的基尼系数、识字率、公共品的一般供应和分配,以及教育、卫生、电力、水利、交通基础实施、住房、人身安全等;后者包括观念和感情,其关键词是希望和参与,使社会上尽可能广泛的人群有共同的愿望。③显然,莱曼的定义要比庄巨忠和左小蕾的定义宽泛得多,但他们都强调了经济增长、公平、平等、分享等。
具体到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说,共享式增长可以被定义为“促进就业扩大和收入平等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就业和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就业的扩大和提升以及收入分配的改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要通过经济增长使就业得到扩大和提升,使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并平等地分配。
实现共享式增长的政策建议
实现共享式增长除要有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外,还要求有就业的不断扩大和提升,要求有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分配的改善。因此,从现在的增长转向共享式增长,除理念的转变外,更涉及到一系列政策的调整。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20世纪有关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经济增长理念的每一次转变,都要求经济增长方式发生相应转变。“十七大”报告基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了明确表述,即“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本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若从共享式增长的内在要求来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必须包括由主要依赖大企业带动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向大中小企业并重转变。
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而持续的推动力,同时也是促进收入分配平等和社会公平的重要力量。中国近30年教育发展非常快,比较好地适应和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但也应该看到,劳动者的教育文化程度仍总体偏低,当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仍高达47.6%。因此,仍必须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内在要求。为推动共享型社会的实现,未来的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要特别注意三点:一是质量。过去30年教育发展主要是数量扩张,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实现历史性跨越,职业教育取得历史性突破。但高速度后面是质量的参差不齐,这需要花时间去消化,花人财物力去提升。二是匹配。教育虽有自身的内在价值,但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已是世界性趋势,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等能否满足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已成为衡量办学水平的重要尺度。如何提高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匹配度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但首先需要教育内部做出调适,现在的教育已非传统的精英教育,强调教育对于社会需求的适应性,并不会贬损教育自身的内在价值,相反,教育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更有条件实现教育的其他目标。三是公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如果人群、地区之间的教育分配不公平,将会产生严重的经济、收入和代际不公平,所谓共享也就无从谈起。在当下中国,实现教育公平,要特别强调教育的公益性,要强调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要强调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
保障劳动者权益。2007年中国先后出台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等法律条例,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议和讨论。避开各利益相关者的不同意见不说,一个比较宏大而中性的问题是,以法律条例的形式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强调是否会大幅度提高劳动成本从而削弱竞争优势,不利于经济增长,并最终不利于扩大就业。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时间去回答。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总得要有意识地关注和保护劳动力的价值,因为希望通过经济增长自发地达到对劳动力价值的尊重和保护,则路途漫漫,且往往伴随着高昂的代价。笔者认为,“三法一条例”的出台和实施,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其价值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见,其争论会随时间推移而趋于平静。原因有三:第一,由于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以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不断上涨是难于避免的,而且这也有助于消费的扩大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第二,就业不仅包括数量的扩大,还包括质量的提高,即所谓的体面就业,而且后者往往更被劳动者所看重。增强就业的稳定性,改善工作环境,提高有关福利待遇等,是迈向体面就业的重要步骤,同时也是劳动者分享经济增长果实的体现。第三,对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强调,可能会增加部分企业的额外负担,甚至使部分企业倒闭,但对大部分企业来说,这是个转型的契机,是提高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契机。因此,贯彻落实有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
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市场一体化。人口体量大和收入水平提高所导致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巨大这一优势,若要得到体现,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一个一体化的市场。中国现在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除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外,另一个原因是市场被严重分割。已有研究表明,地方经济分权和政府间竞争是中国近30年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但正因为政府成为了竞争的主体,相互间设置各种壁垒特别是行政壁垒也就难于避免。因此,打破垄断和壁垒,促进流动和竞争,建设一个一体化的市场,是中国经济未来能够持续增长的条件。同时,市场的扩大、选择的增加、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等,本身就是共享型增长的内容和体现。在这过程中,政府要逐渐淡化自己的经济行为主体的角色,承担起公共品提供者的职责。政府自身也要进行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市场和社会经济环境。(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注释:
①庄巨忠:“以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一个战略框架”,载林毅夫、庄巨忠、汤敏、林暾:《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中国计划出版社,2008年。
②左小蕾:“推动共享性的经济发展”,《中国证券报》,2007年10月19日,第34页。
③【瑞士】让·皮埃尔·莱曼:“探索‘包容性’的增长”,《中国企业家》,2008年第13期。
【关键词】共享 经济增长 就业 收入分配
3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度,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3.0%的速度。但期间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而且影响日见显现,未来经济增长如何持续,如何提升,是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经济增长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30年,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受惠最多的30年。带着这样一种成就和基础,中国进入了建国后的第三个30年。但经济的高增长也伴随着诸多问题和隐患。
首先,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专家李实教授的估计,改革开放以来,除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过几年的下降外,中国的收入差距一直处于扩大之中。这其中有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也有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有地区的收入差距扩大,也有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但主要的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其次,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国民收入在不同要素之间的分配决定着居民收入分配的状况。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随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直到70-75%左右而处于稳态。而中国最近30年的情况则相反,劳动收入的份额总体来说处于不断的下降之中。
再次,消费不足,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投资和出口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它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对于经济增长非常关键。最近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却显示出不同的图景,投资和出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消费需求则明显乏力。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会有诸多问题,比如导致产能过剩,增加资源环境压力,使受全球经济波动影响的风险加大等,从而使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降低。
最后,就业压力仍然很大。现在每年大学毕业生有100多万无法落实工作,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此外,一些特殊群体的就业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重视,比如残疾人就业、失地农民就业、女性就业等。
以上问题或压力虽然不能说是由过去的经济增长带来的,但它们却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所必须解决或面对的。未来的发展,必须遵循新的增长理念,实行新的增长方式。新增长方式既要强调经济本身的增长,同时要强调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福祉的提高,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强调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增长目的的统一。这种新的增长理念和方式可称之为共享型增长。
共享式增长的含义
共享式增长是总结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增长理念,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而广为接收的定义。亚洲开发银行的庄巨忠博士在一篇报告中,将共享式增长界定为“机会均等的增长”,既强调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又强调发展机会的均等;既要通过保持经济的高速与持续的增长,又要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均等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包容性。①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共享式增长是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增长的利益和好处,要全面惠及整个社会和各层次的人群。②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让·皮埃尔·莱曼(Jean-Pierre Lehmann)教授则认为,共享式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地分享经济。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包括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前者包括作为指标的基尼系数、识字率、公共品的一般供应和分配,以及教育、卫生、电力、水利、交通基础实施、住房、人身安全等;后者包括观念和感情,其关键词是希望和参与,使社会上尽可能广泛的人群有共同的愿望。③显然,莱曼的定义要比庄巨忠和左小蕾的定义宽泛得多,但他们都强调了经济增长、公平、平等、分享等。
具体到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说,共享式增长可以被定义为“促进就业扩大和收入平等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就业和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就业的扩大和提升以及收入分配的改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要通过经济增长使就业得到扩大和提升,使收入水平得到提高并平等地分配。
实现共享式增长的政策建议
实现共享式增长除要有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外,还要求有就业的不断扩大和提升,要求有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分配的改善。因此,从现在的增长转向共享式增长,除理念的转变外,更涉及到一系列政策的调整。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20世纪有关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经济增长理念的每一次转变,都要求经济增长方式发生相应转变。“十七大”报告基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了明确表述,即“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本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若从共享式增长的内在要求来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必须包括由主要依赖大企业带动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向大中小企业并重转变。
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而持续的推动力,同时也是促进收入分配平等和社会公平的重要力量。中国近30年教育发展非常快,比较好地适应和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但也应该看到,劳动者的教育文化程度仍总体偏低,当前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仍高达47.6%。因此,仍必须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内在要求。为推动共享型社会的实现,未来的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要特别注意三点:一是质量。过去30年教育发展主要是数量扩张,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实现历史性跨越,职业教育取得历史性突破。但高速度后面是质量的参差不齐,这需要花时间去消化,花人财物力去提升。二是匹配。教育虽有自身的内在价值,但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已是世界性趋势,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等能否满足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已成为衡量办学水平的重要尺度。如何提高教育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匹配度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但首先需要教育内部做出调适,现在的教育已非传统的精英教育,强调教育对于社会需求的适应性,并不会贬损教育自身的内在价值,相反,教育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更有条件实现教育的其他目标。三是公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如果人群、地区之间的教育分配不公平,将会产生严重的经济、收入和代际不公平,所谓共享也就无从谈起。在当下中国,实现教育公平,要特别强调教育的公益性,要强调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要强调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
保障劳动者权益。2007年中国先后出台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等法律条例,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议和讨论。避开各利益相关者的不同意见不说,一个比较宏大而中性的问题是,以法律条例的形式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强调是否会大幅度提高劳动成本从而削弱竞争优势,不利于经济增长,并最终不利于扩大就业。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时间去回答。但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总得要有意识地关注和保护劳动力的价值,因为希望通过经济增长自发地达到对劳动力价值的尊重和保护,则路途漫漫,且往往伴随着高昂的代价。笔者认为,“三法一条例”的出台和实施,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其价值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见,其争论会随时间推移而趋于平静。原因有三:第一,由于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的来临以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不断上涨是难于避免的,而且这也有助于消费的扩大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第二,就业不仅包括数量的扩大,还包括质量的提高,即所谓的体面就业,而且后者往往更被劳动者所看重。增强就业的稳定性,改善工作环境,提高有关福利待遇等,是迈向体面就业的重要步骤,同时也是劳动者分享经济增长果实的体现。第三,对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强调,可能会增加部分企业的额外负担,甚至使部分企业倒闭,但对大部分企业来说,这是个转型的契机,是提高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契机。因此,贯彻落实有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劳资关系,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
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市场一体化。人口体量大和收入水平提高所导致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巨大这一优势,若要得到体现,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一个一体化的市场。中国现在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除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外,另一个原因是市场被严重分割。已有研究表明,地方经济分权和政府间竞争是中国近30年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但正因为政府成为了竞争的主体,相互间设置各种壁垒特别是行政壁垒也就难于避免。因此,打破垄断和壁垒,促进流动和竞争,建设一个一体化的市场,是中国经济未来能够持续增长的条件。同时,市场的扩大、选择的增加、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等,本身就是共享型增长的内容和体现。在这过程中,政府要逐渐淡化自己的经济行为主体的角色,承担起公共品提供者的职责。政府自身也要进行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市场和社会经济环境。(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注释:
①庄巨忠:“以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一个战略框架”,载林毅夫、庄巨忠、汤敏、林暾:《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中国计划出版社,2008年。
②左小蕾:“推动共享性的经济发展”,《中国证券报》,2007年10月19日,第34页。
③【瑞士】让·皮埃尔·莱曼:“探索‘包容性’的增长”,《中国企业家》,2008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