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我记事起，我就有一个哥哥，他是下乡知青。听父亲说，他先前和爷爷住在南边的窑洞里，和女知青英子结婚后搬到生产队的大房子里，小时候我常常去供销社给柱子哥买烟，他给我贰角钱，让我买一毛八的宝成烟，找回的二分钱可以买两个水果糖，那甜甜的水果糖是贫瘠童年的美味，但母亲说，不能花柱子哥的钱，他家兄弟多，日子很难。我父亲和柱子哥回城一趟，装了半蛇皮袋子红苕给他家里人做口粮，小小的我很懂事，下一次，当我把一盒宝成烟递给柱子哥，另一只汗津津的小手捏着一枚闪闪发光的二分硬币给他时，他很惊讶：”怎么没买糖？”我记得我说：”我不想吃糖”就跑开了。我常去柱子哥和英子姐的家里，他们用小小的饭锅，柱子哥用柳条编的竹篦，小小的圆形，刚好放在锅里，可以热馍馍，蒸红苕，英子姐从省城带回一个小收音机，包裹着干净的白色泡沫外衣，收音机里“咿咿呀呀”放着我听不懂的节目，我就去捏那些白色的泡泡，听泡泡碎裂时”啪啪“的声音。
　　柱子哥怎么回城的？我已经记不起来，大概我已经上学去了，我上小学的时候他回来过两次，一次是他骑着自行车，后面有一个白色的冰棍箱子，他从咸阳骑车卖冰棍，一路回到家乡，剩余不多的冰棍我爷爷帮忙给他卖，五分钱一根，那是我第一次吃冰棍，当时的乡下是没有冰棍的。有一年过春节回来，那时情况还不是很好，他带着元宵和水果，元宵我不曾见过的，吃起来黏黏甜甜的，总没有冰棍好吃。再一次回来，带着八岁的女儿和英子姐，那时两人已经是双职工，分到一间小小的房子共住，这次回来，柱子哥带了两桌酒席的菜，在我家摆酒席，宴请当年的一些伙伴朋友，住了一个星期，他们回城了。
　　柱子哥好久不回村里了，大家都知道，他和英子姐离婚了，这是他们回城之后的第十二年。英子姐愤怒的哭诉那个第三者的介入，她说人生最艰难的时候都过来了，在乡下时多苦啊，日子刚过好却要离婚，她不舍得啊！她要我父母亲去城里说服柱子哥，因为柱子哥听我父母的话。我的父母不能挽回这段经历坎坷的婚姻，后来听我妈说，他们去了城里，柱子哥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英子姐能对他妈妈好一点。可英子姐嘶声力竭反驳：”你妈那穷酸样我一辈子也不会对她好！”我能想象英子姐说话的语气，她不知道她的话会让这个男人有多伤心，她舍不得给自己买一件衣裳却给他买最贵的皮衣，她把他打扮成全厂最帅气的男人，让他吸引许多女人的视线，他是公认的好男人，她却愚蠢到用刀子一样的语言在他心上划一个裂口，柱子哥眼睛红了，他对我爸妈说：”叔，姨，你们回吧，我这婚离定了。”我的父母都不说话，他们默默的回到家里。
　　自此少有柱子哥的消息，父亲还是牵挂他，每每想去看他，必要带上家中磨过二遍的面粉，麦麸出的多，面又白又细，柱子哥总说家里的面粉好吃，城里的面吃不出面的味道。当满身灰尘的父亲扛着一蛇皮袋子面粉穿街过巷找到柱子哥城里的家，柱子哥像是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拥抱父亲。
　　新嫂嫂对乡下人并无好感，有一次父亲说他想柱子哥了，于是我就请他们一家人出来吃饭，因服务员烧糊了稠酒，新嫂嫂颇有微词，完全一副城里的小资女人，场面气氛热烈，我心中却是异样的感觉，有一回，她在我面前抱怨乡下来的“谁谁”住在家中，如此让她厌烦，并一再申明，她对我父亲绝对没有那些想法，我无端难过起来，那“谁谁和谁谁”是柱子哥青年时的好伙伴，他们陪着他渡过了人生最艰难的岁月，他下乡时十六岁，那是他人生的疼痛和历练。新嫂嫂的人生和柱子哥不同，她不明白他为何要让这些人来家里，她讨厌他们。自此我父亲不再去他们家，他的沉默，让一切关于柱子哥的记忆都沉淀下来。
　　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人生中跌跌撞撞前行着，我父母在年老之后经历了一些变故和伤痛。有一天，在柱子哥退休之后的某天，他一个人，驾着车，出咸阳，过泾阳，一路向他记忆中的村庄疾驶而来。他的一个好朋友刚刚过世，另一个陪着他找到我家，去看望我年迈的父母。淳朴的乡亲把一袋袋苹果和细磨过的面粉装在他的车上，叮咛他没事就回来看看。他在村子的角角落落都走了一遭，他是这个村子流浪已久的孩子，他人生最珍贵的岁月，就是关于村庄。废弃的生产队场房，荒草迷离，墙上斑驳的白灰字迹，讲述久远的历史痕迹，谁还在记忆深处回望，曾最爱的地方，我的村庄——你记忆里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