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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起,话剧《保尔·柯察金》在各地陆续上演,金山、张瑞芳分别饰演苏联青年保尔与冬妮娅,异域的凛凛风雪燃成一团火,红遍大江南北。
作为《保尔·柯察金》的剧本翻译,高莽也在北京观看了这出戏。演出时他发现观众发出笑声,一问才知,是自己翻译的东北腔太重,引得观众连连笑场。这年他21岁,距离第一次尝试翻译仅仅过去4年。“没什么文学修养,其实挺失败的,有时候别人听不懂,但没人修改。”他日后回忆。
那是高莽第一次意识到文学翻译的艰辛,在往后七十余年的翻译生涯里,他越发体会到“翻译是戴着镣铐的舞蹈”,甚至给自己取了“乌兰汗”这个笔名;“乌兰”是蒙语中红色的意思,“汗”则表明翻译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与汗水。
高莽是把俄罗斯文学带到中国的人。儿时哈尔滨瑰丽的异国风情使他对邻国产生了浓厚兴趣,17岁那年,他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从此深深喜爱上了这门手艺。后来,他翻译了包括《米耶达诗选》《锌皮娃娃兵》等在内的数十部俄罗斯作品,曾获得俄罗斯友谊勋章、普希金奖及高尔基奖等多个奖项。2011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从青年时期起,高莽便一头钻进“白銀时代”,关注大变革里的苦难与变迁,也留意到作家群体的个人动荡史。每次去俄罗斯,他都会在勃洛克、阿赫玛托娃、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等作家的墓前停留致敬;他给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画像,在自己的译作里配图,表达他对俄罗斯文学的那份热忱。
高莽生前接受采访时,提及最多的是苏联女诗神安娜·阿赫玛托娃。因为“文革”对苏联几位知名作家的错误批判,高莽也曾对这位女诗人产生过误会。30年后,他才正式邂逅了“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方由仇恨转为崇敬和热爱,并翻译其《安魂曲》等著名诗歌。一生未见这位偶像,是他的最大遗憾。2016年,时逢阿赫玛托娃逝世50周年,90高龄的高莽抄写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一百三十余首,是弥补愧疚,也是献上他的由衷爱戴。
翻译事业之外,高莽创作了大量画作。年少时他先后跟随三位苏联老师学习过绘画,在生活中他不仅以国画形式描摹俄罗斯作家的画像,还给巴金、钱钟书、卞之琳等朋友画速写。纵使晚年得了肝病,腰痛缠身,他也说自己“闲不住”,书房是每天待得最多的地方,翻译、写作、绘画构成了他晚年的生活图景。
巴金曾这样评价高莽:“在与他不多的接触中,我发现他特有的真诚,甚至像孩子一样的纯真,那洋溢在脸上的笑中,有令我难忘的孩子气和亲近感。”这份可爱感染过许多人。“有大学问又没有大架子”是同事朋友对高莽的普遍印象。他平时不拘一格,身上穿的工作服经常带着颜料痕迹,走哪儿都喜欢带着速写本。他与晚辈见面也极为谦逊,有时校对晚辈的作品,甚至会费心整理出一份“勘误表”。担任《世界文学》主编时,他还四处奔走举办作家讲座,希望晚辈多加努力,超越前辈。
高莽曾说,生活让他看到最多的是苦难,但他一生活得真挚热烈。《世界文学》现任主编高兴评价,这位恩师是可亲、可爱、“心中有光”的人。如同阿赫玛托娃在《安魂曲》中写的那样:“我不仅是为我一个人祈祷,而是为了所有与我站在一起的人们”;“北极星当空照耀,叶尼塞河翻滚波涛”——燃烧了近一个世纪后,寂静的时刻终于来临。先生走好。
高莽(1926-2017),哈尔滨人,文学翻译家
作为《保尔·柯察金》的剧本翻译,高莽也在北京观看了这出戏。演出时他发现观众发出笑声,一问才知,是自己翻译的东北腔太重,引得观众连连笑场。这年他21岁,距离第一次尝试翻译仅仅过去4年。“没什么文学修养,其实挺失败的,有时候别人听不懂,但没人修改。”他日后回忆。
那是高莽第一次意识到文学翻译的艰辛,在往后七十余年的翻译生涯里,他越发体会到“翻译是戴着镣铐的舞蹈”,甚至给自己取了“乌兰汗”这个笔名;“乌兰”是蒙语中红色的意思,“汗”则表明翻译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与汗水。
高莽是把俄罗斯文学带到中国的人。儿时哈尔滨瑰丽的异国风情使他对邻国产生了浓厚兴趣,17岁那年,他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从此深深喜爱上了这门手艺。后来,他翻译了包括《米耶达诗选》《锌皮娃娃兵》等在内的数十部俄罗斯作品,曾获得俄罗斯友谊勋章、普希金奖及高尔基奖等多个奖项。2011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从青年时期起,高莽便一头钻进“白銀时代”,关注大变革里的苦难与变迁,也留意到作家群体的个人动荡史。每次去俄罗斯,他都会在勃洛克、阿赫玛托娃、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等作家的墓前停留致敬;他给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画像,在自己的译作里配图,表达他对俄罗斯文学的那份热忱。
高莽生前接受采访时,提及最多的是苏联女诗神安娜·阿赫玛托娃。因为“文革”对苏联几位知名作家的错误批判,高莽也曾对这位女诗人产生过误会。30年后,他才正式邂逅了“俄罗斯诗歌的月亮”,方由仇恨转为崇敬和热爱,并翻译其《安魂曲》等著名诗歌。一生未见这位偶像,是他的最大遗憾。2016年,时逢阿赫玛托娃逝世50周年,90高龄的高莽抄写阿赫玛托娃的诗歌一百三十余首,是弥补愧疚,也是献上他的由衷爱戴。
翻译事业之外,高莽创作了大量画作。年少时他先后跟随三位苏联老师学习过绘画,在生活中他不仅以国画形式描摹俄罗斯作家的画像,还给巴金、钱钟书、卞之琳等朋友画速写。纵使晚年得了肝病,腰痛缠身,他也说自己“闲不住”,书房是每天待得最多的地方,翻译、写作、绘画构成了他晚年的生活图景。
巴金曾这样评价高莽:“在与他不多的接触中,我发现他特有的真诚,甚至像孩子一样的纯真,那洋溢在脸上的笑中,有令我难忘的孩子气和亲近感。”这份可爱感染过许多人。“有大学问又没有大架子”是同事朋友对高莽的普遍印象。他平时不拘一格,身上穿的工作服经常带着颜料痕迹,走哪儿都喜欢带着速写本。他与晚辈见面也极为谦逊,有时校对晚辈的作品,甚至会费心整理出一份“勘误表”。担任《世界文学》主编时,他还四处奔走举办作家讲座,希望晚辈多加努力,超越前辈。
高莽曾说,生活让他看到最多的是苦难,但他一生活得真挚热烈。《世界文学》现任主编高兴评价,这位恩师是可亲、可爱、“心中有光”的人。如同阿赫玛托娃在《安魂曲》中写的那样:“我不仅是为我一个人祈祷,而是为了所有与我站在一起的人们”;“北极星当空照耀,叶尼塞河翻滚波涛”——燃烧了近一个世纪后,寂静的时刻终于来临。先生走好。
高莽(1926-2017),哈尔滨人,文学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