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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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坚是第一位进入中国也是第一位创作中文诗歌的来华耶稣会士.他筚路蓝缕编纂《葡汉字典》,创造性地利用多种已有的中文教材,第一次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中文学习方法.他通过对晚明蒙学、劝善文学、八股文的学习,逐步掌握了格律诗的写作技巧.其所撰中文诗歌,将天主教基本教义和西方文学与文化引入晚明文学现场,并以之与中国文学传统和自身经历相结合,是一项突破性的跨文化交流创举.他以诗歌为桥梁,与王泮、徐渭、欧大任等著名文人进行直接交流,回国后又尝试进行中国典籍多语种外译,首开中学西传之先河.他创造性的跨文化实践,不仅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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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坚是第一位进入中国也是第一位创作中文诗歌的来华耶稣会士.他筚路蓝缕编纂《葡汉字典》,创造性地利用多种已有的中文教材,第一次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中文学习方法.他通过对晚明蒙学、劝善文学、八股文的学习,逐步掌握了格律诗的写作技巧.其所撰中文诗歌,将天主教基本教义和西方文学与文化引入晚明文学现场,并以之与中国文学传统和自身经历相结合,是一项突破性的跨文化交流创举.他以诗歌为桥梁,与王泮、徐渭、欧大任等著名文人进行直接交流,回国后又尝试进行中国典籍多语种外译,首开中学西传之先河.他创造性的跨文化实践,不仅开晚明以来汉语基督教文学之大端,也对当代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其他文献
从“清之考证已是科学方法”“学术发现\'须排除\'行为发现\'困扰”和“斯坦因、伯希和与\'考古学道德问题”“三个方面,续论新发表论文《敦煌遗书发现人暨敦煌学起始新论》和《敦煌学术史所涉早期人物整理与评议——兼论敦煌遗书发现人暨敦煌学起始》中的核心观点.分析引证中外近/现/当代史家对清代史学的高度评价,论述”科学方法“对实证和逻辑的推重与应用;再次强调叶昌炽—裴景福才是”敦煌遗书学术发现“的真正发现人,王园禄道士(和杨河清)仅为敦煌遗书的”行为发现人“;续论”敦煌学起始“研究的严重缺失及目
独孤氏与权氏家族不仅自身构成姻亲关系,而且分别与博陵崔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京兆韦氏联姻构成了姻娅之网络,这样胡姓士族与关中士族、山东士族构成了一个政事与文学交融的清流群体.文学复古之所以没有获得较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多数沉居下僚,萧颖士、李华等人均是如此,贾至、独孤及、元结等人开始地位上升,却没有形成居于京城的文化核心力量.从权德舆关于独孤氏家族的诗文来看,自独孤及到权德舆、韩愈、柳宗元,这个链条才连接起来,以政事与文学的双重作用推动古文运动的进展.姻亲关系是古文传承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开
民国时期平民称帝事件至少发生了 24起,它们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首先,伪皇帝多假托历史上的真实皇帝或者神佛转世,以此塑造称帝的正当性.其次,从地域分布看,事件主要发生在政府难以有效管理、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地方.再次,平民称帝现象发生了阶段性演进,符合中国社会进步以及社会思潮变动的内在规律.该现象是思想观念、社会生活与政治局势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文章系统展示了现代晋语植物量词“本”的三种读音及其使用情况,分析了“本1”“本2”“本3”在传世文献中的用字情况,并建议“本1(舒声)”用“本”字,“本2(入声)”用“茇”字,“本3(分音词)”需强化约定意识,尽可能使用约定的字形.
20世纪30年代前期,随着日本侵略步伐的加快,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申报月刊》紧扣“抗日救亡”时代主题,刊载大量文章,深入探讨日本侵华问题及其解决之道.该刊认识到日本的“亡华之心”与日本侵华问题的“世界性”,并重点关注“东北问题”,明确提出武力抗日、“自救为主”、寻求外援的解决举措,侧面响应了中共爱国救亡的正确主张,对激发民众抗日意识和信心,推动国民政府抗战及实行“争取与国”的外交方针,对纠正盲目依赖国联、一味寻求列强援华制日或坐等列强与日开战、“口头抗日”而不实际抵抗等错误倾向具有积极作用.
一、少年戴敦邦与《红楼梦》小说结缘rn李根:戴先生您好!众所周知,戴先生已有许多关于古代小说题材的绘画作品,其中关于《红楼梦》的题材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我了解,您画了好多版本的《红楼梦》系列绘画,有人物绣像、描绘《红楼梦》情节的插画等,又分为白描和着色这两类.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您能否回忆一下是从哪一年开始对《红楼梦》这个题材感兴趣的?
当我们把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归结为“人的哲学”时,实际上还必须注意到这种人本主义问题式的内部转换,只有充分了解了这种内部转换之后,我们才能廓清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与中后期思想的内在关联性.总体上来看,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问题式经过了两条线索的转变,一是明线,即显性逻辑的转变,先后经过了“自我意识的对象化”向“单个人的抽象物”的转变、再到“类本质的对象化”的转变、最后到“社会关系”的转变;二是暗线,即隐性逻辑的转变,先后经过了“哲学的世界化”向“无产阶级的物质武器”的转变、再到“无产阶级的工业实践”的转变、最后到“
弘治金台岳刊本《西厢记》卷首与正文共有二百五十四版插图,这成为书坊主干预文本的重要手段.基于将《西厢记》打造为“魁本”的目标,卷首像赞式图文结合方式干扰着读者阅读,激发读者对文学作品作对话式思考;而“钱塘梦景”插图,则抬升司马猷地位,使司马猷、张生、郑恒三足鼎立.正文插图服务于“唱与图合”的目标,图题为读者阅读提供空间语境,也制约着戏曲文本的阅读节奏;不同版式插图的次第出现,使阅读产生类似看戏的舞台现场感;多叶联版式的插图选择也有着绘工与编辑的精心考量.金台岳本图像叙事留有特定时代舞台叙事的印记,插图以美
日本八户市立图书馆所藏林语堂《红楼梦》英译原稿并未提及底本,可以先通过比对林稿译文与《红楼梦》诸本异文,找出匹配度最高的版本,并结合2021年香港嘉德春拍公开的林语堂晚年致陈守莉的亲笔信提及的有关《红楼梦人名索引》所据版本的线索,及台北林语堂故居所藏《红楼梦人名索引》原稿,明确翻译底本是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增评补图石头记》.
古代西亚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文献中所记载的异域地名“麦鲁哈”(me-luh-ha),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指代不同的地理位置.“麦鲁哈”在公元前3千纪大概指印度河流域,在公元前1千纪中后期指的是东非.而在公元前1300--前800年这五百年的楔形文字文献中,没有任何关于“麦鲁哈”的记录.麦鲁哈地名发生变迁的起点可能位于公元前14世纪的阿马尔那时代.麦鲁哈地名从印度到东非变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商路西迁,后期从东非进口的商品与早期文献中记载的来自麦鲁哈的商品相类似,使人们认为东非即早期文献中的麦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