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教师就像鲶鱼一样
　　相比于欠发达地区,某富裕地区的代课教师有了另一个名字,叫临聘教师。某些地方的临聘教师绝大多数不但有证,很多还是非常优秀的教师。但无论优秀也罢,没证也罢,临聘和代课两个名字的本质身份都是一致的:存在于体制外,为体制打工,为体制所利用,获得远低于编制内人员的回报。作者耀琪如是说。(见《羊城晚报》)追求身份认同,寻求价值回报,在相关地区对临聘教师来说唯一的道路就是参加考试。有的地方转为公办教师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有干部身份和完整的人事关系,也即是来本地教书之前必须是公办教师或有人事编制。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非考试门槛。所有的门槛形式上是为了保证教育水准,最终当然也可以保护既有编制教师队伍利益,同时也就保护着本地的财政。
　　还有的地方为了缓和两大阵营的矛盾,发明了合同制(教师),这种向前迈出的一步,却不被代课教师认可。因为“合同”不但并非职业归宿,更重要还是收入依然落后。一切政策上的好处,相对于编制教师的收益水平来说,不过是一些基本保障线罢了,这就是临聘老师们的最大心结。
　　可见,即使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也并不会因为财政的优厚而轻易让代课教师群体变身为正规军。反而因为临聘教师的危机感和积极性,成为许多学校最值得利用之处,代课者就像鲶鱼一样存在于稳定的教育框架中。这些新鲜的、体制外的元素自我形成一个竞争市场,接受雇主的选择,并在竞争中争取出人头地,跃上龙门。
　　
　　小学语文用美德
　　“绑架”了孩子?
　　浙江三位语文老师曾给小学语文教材挑毛病,发现某些名人美德故事是假的。比如爱迪生母亲接受阑尾炎手术,爱迪生用反光镜提供“照明”,可当时还没有阑尾炎手术;陈毅探母,查无实据。故事是假的,以下结论似乎就顺理成章:小学语文用美德“绑架”了孩子。(见《南方网》)
　　作者杨于泽认为,首先,这里涉及美德故事的真实性问题。美德寓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体现在一些小事上,如果有人较真,要翻开二十四史、相关传记、回忆录进行考证,那真的会感到失望。所谓割股疗亲、凿壁囊萤之类,即便史书有所记载,所据大抵也是传闻,较真起来,多半查无实据。但作为美德故事,它们还是参与了对社会道德观念、个人道德修养的型塑。简单用“真实”标准来衡量,西方用于教化的道德故事可能更属虚妄。西方人道德观念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圣经》,而《圣经》是一部宗教经典,也是一部文学作品,没有真实性可言。较起真来,《圣经》宣扬的道德观念还自相矛盾,比如耶稣既鼓吹财富“马太效应”,又诅咒“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但它还是西方人的道德教材。
　　这里又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美德教育是否必要,是否有害。道德是社会的黏合剂,它规范人们的价值取舍和所行所止,生成社会的基础秩序。所谓美德,是指那些可以增强人格力量的道德要求,不论西方东方,每个人总是要有一点的,比如诚实、守信、勇气等等。相应地,美德教育就不可少。中国用来进行道德教育的西方故事,现在陆续被人考证出来,属于无中生有。如有一个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儿时的故事,说华盛顿用自己的小斧头砍掉了父亲的樱桃树,父亲已经放出狠话,但华盛顿还是勇敢地站出来认了错,父亲认为这是“千棵樱桃树不换”的品质。既然西方人这样教育孩子,中国人拿来作为教材,似乎也无大碍。
　　这不是说,我们的小学语文课本就没有问题。语文除了讲授语言文学知识外,还是灌输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甚至生活意义的平台。现有小学语文课本的问题,不是它用道德“绑架”了孩子,而是很多观念、价值已经不合时宜,缺失一个现代社会所需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
　　人性问题,应该是基础教育的一个基本问题。现在重新流行的《三字经》,起首就是“人之初,性本善”。中国宣扬人性本善,于是课本讲了太多的好人好事。倒是像《喜羊羊与灰太狼》这样的动漫,给孩子开了真正的人性启蒙课,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再比如,我们的道德教育,片面地宣扬孝顺、节俭、谦让、服从的道德,而漠视独立、权利这样的现代价值观念,使现代人格存在传统与现代失衡的现象。这样教育出来的人,就不算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而是有更多臣民色彩。
　　这样看来,小学语文课本的问题就不是美德故事的真假,而是如何引入更多体现现代价值的故事,型塑国民新的道德观念和人格的问题。
　　责任编辑邹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