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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历史教学》，教学与研究，阅读，专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1-0030-03
记不清一生之中读过多少种刊物，但心中却十分清楚，在读过的各种刊物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历史教学》。
20世纪50年代，学中文的父亲在四川南充的一所高级中学当历史教师，在他的书桌上经常放着《历史教学》。那时，全国高校的系科被划分为工科、理科和文科三大类，高考亦按此分类招录。父亲不希望儿子将来学文科，多方鼓励我以工科为发展方向。受此影响，加之小学和初中时我对数学和美术（尤其是画房子）有一定兴趣，长大当建筑设计师便成为我的理想。因为不喜欢历史，我一直未翻阅过眼前就放着的《历史教学》。上高中后，我的兴趣转向写作，这周写一首诗，下周弄一篇散文，不时有“作品”在学校的板报、墙报和学生文学刊物（油印本）上“发表”，多次获得文学写作类奖项。与此同时，头脑中的“建筑”就渐渐淡化了。
1956年夏，读完高二后，我自己拿定主意，弃工学文。知道我想法的变化后，父亲一脸无奈，沉默了一会儿说：“随你吧！”此后，我便看起《历史教学》来了。当时，主要是选看一些与历史高考内容要点有关联的知识性较强的短篇文章，论述历史教学的文章则全都不看。大半年后，我对历史有了一些兴趣，历史知识丰富了不少，也就是今天常说的“历史学科素养”有一定提高。基于这种情况，1957年高考报名时，第一志愿我便填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8月中旬，如愿以偿地收到录取通知书，全家人都很高兴。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历史教学》引我进入历史专业的课堂。如果没有和《历史教学》的这层关系，我多半是走进中文系的教室。
大学学习资源丰富，学校图书馆报刊阅览室和历史系资料室都订有《历史教学》，我和这个老朋友的接触自然更多了。选读的文章很有规律性，大体与学习的课程密切联系。比如，大一上中国古代史，就选读一些中古史论文，大二上中国近代史，多半就读这一研究领域的文章。大四时，我们年级未安排教学实习，只是到北师大女附中听了几节历史课，称之为“教学见习”。教学见习显然无法代替教学实习，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遗憾，我便集中阅读了一些《历史教学》上发表的一线历史教师谈历史教学原则、方式和方法的文章，获得一些间接经验。大学期间阅读《历史教学》的收获可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扩大和深化了专业学习的广度和深度。
20世纪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成都的一所工业中专工作。学校安排我当语文老师。没有选择余地，只能边学边干，以往的写作基础帮助我较快地适应了语文教学工作。中专图书馆不会订《历史教学》，而作为语文教师订一份历史教学刊物又似无必要。况且，弄不好还可能被视为是“不安心”工作的表现。按说，我就要和《历史教学》说“再见”了。不过，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一方面，在语文课堂上站住脚，获得领导、同事认可和学生欢迎后，我坚持业余学习和研究历史，需要读专业刊物。另一方面，幸运的是，我的堂姐是成都名校石室中学（四中）的历史老师，长期订有《历史教学》，并完整地保存了多年旧刊，这就为我阅读刊物提供了方便。一个学历史专业的人工作和生活在重技术和操作的中专，孤独是不可避免的。好在工作之余有亦师亦友的《历史教学》相伴，心境平静了不少。很多个夜晚，在读了刊中的好文章后，我会掩卷自问：“小伙子，你什么时候走上历史教学岗位？什么时候也在《历史教学》上发表文章？”起初我很乐观，认为自己要求并不很高，两个愿望应该很快实现。而实际上，问题并非那么简单。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十多年过去了，我还在教语文，改作文。
1977年，高考恢复，历史是文科必考科目之一。乘这股东风，已调到普通中学的我顺利地回归本行，成为专职历史教师。为适应新工作的需要，尽快从历史教学的“新手”变成“老手”，乃至“高手”，我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其中一个方面是，自费订阅《历史教学》，加大阅读的力度，并把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试着撰写历史教学研究文章。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不长的时间内，我的教学受到学生欢迎和校内外同行好评，多次在市上交流教学心得和经验。1980年，我的第一篇历史教学论文《试谈历史教学的生动性》在《历史教学》上刊出。多年的愿望实现了。我在中学历史教学第一线“战斗”了8年，其间的进步及所取得的教学成绩和研究成果，与学习《历史教学》上的文章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在此期间，因参加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举办的会议和活动，还认识了《历史教学》的编辑，结识了一大批《历史教学》的作者，通过交流，我对《历史教学》有了更多的了解。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中学调到成都教育学院，工作性质和内容发生很大变化，基本上不再上历史课了，但我研究的方向未变，仍是中学历史教学研究，《历史教学》照样订、照样看。刊物改为上半月刊和下半月刊后，我两刊都订、都看。给刊物写文章、投稿的热情也不逊前些年。
1999年，年满60岁的我退休了。按说，真的应与《历史教学》告别了。不过，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出现。因我继续进行历史教学研究和歷史高考研究，并参与九年义务教育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实际上是“退未全退、休未全休”，加之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因此与《历史教学》的关系反而更加密切。
首先，阅读《历史教学》的时间更多了。
退休后主要做家务事，照料多病的老伴，但每天总有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阅读和写作。《历史教学》是重点阅读的刊物。在职时虽每期都看，但不是篇篇文章都看。退休后则是每期都读，每篇文章都看，感兴趣的文章还会反复看。近两年，我重点阅读的是以下三类文章：第一类是统编历史教科书编写者介绍、阐释新教材的权威性较强的文章，如《历史学家谈高中历史教材——张帆先生访谈录》《核心素养统领教材的编写和使用——徐蓝先生访谈录》《历史教育与历史教材的若干省思——李帆先生访谈录》等。第二类是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文章，如王加丰的《“当代史”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张耕华的《略论史料的另面与史事的另面——关于中学历史史料教学的两点建议》等。第三类是一线历史教师（尤其青年教师）介绍历史教学心得体会的文章和体现新的课程理念的教学设计，如郑婷婷的《如何破解高中历史教材“内容多课时少的矛盾”？——以“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课为例》、苗颖的《“流动”的王朝——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社会》等。自己读了后，有机会还要向年轻同行推荐。
其次，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更多。
1980—2020年的40年里，我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了40多篇文章，平均每年一篇。梳理一下发表时间，可以看到1980—1999年在职时发表的不到10篇，而1999年退休后发表的有30多篇，其中2008年有6篇，2018年和2019年各有3篇。数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质量，应该说退休后发表的文章，总体质量高于从前。
最后，与刊物编者的联系更多、交流更深。
我与《历史教学》1980年以后的主编、编辑都有联系，但在职时期多属事务性的交流。退休后，不仅联系更多，而且学术性增强，交流的程度深化。近年，《历史教学》除主编、顾问外，所有编辑都是年轻人。以往都说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有“代沟”，难以沟通和交流。我现在已年过八旬，在和年轻编辑交流中，却未感到“沟”的存在。老年人其实很是脆弱的，遇到困难、困惑和困扰时，很容易产生退出“江湖”的想法。每当我出现这种状况时，年青的编辑们都给我以鼓励、支持和帮助。这是我退休后坚持研究直到今天的原因之一。
专业学术刊物是专业学习的园地和学术交流的平台。《历史教学》就是这样的优质刊物。从1956年那个炎热的暑期算起，这本特色鲜明的刊物已经陪伴我走过了65年的漫长时光，给了我知识、智慧、耐心和力量。“活到老学到老”是我的座右铭。年底又续订了下一年的刊物，我将继续以《历史教学》为师为友。在庆贺刊物创办70周年的时候，我要再次向忙碌在海河之畔的编辑朋友们道一声“谢谢”！
编后记：冯老师与《历史教学》渊源颇深，阅读一本杂志，坚持了65年，恐怕是学界少有的。也正是这一分分坚持，成了《历史教学》前行的动力。初与冯老师交往，是按照主编任世江老师的要求，写一封退稿信，这对一个新编辑来说，难度很大：对象是大家，还未约稿，却要先写退稿信;既得充分说明退稿理由，又得小心把握行文尺度。冯老师大度地接受了退稿建议，编读往来间，着实给了编辑们最大的支持。前几日与冯老师通话，尽管目力不济，尽管已至耄耋，他仍关注历史教学的前沿动态，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敬佩之余，还有汗颜。
【作者简介】冯一下，成都大学退休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1-0030-03
记不清一生之中读过多少种刊物，但心中却十分清楚，在读过的各种刊物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历史教学》。
20世纪50年代，学中文的父亲在四川南充的一所高级中学当历史教师，在他的书桌上经常放着《历史教学》。那时，全国高校的系科被划分为工科、理科和文科三大类，高考亦按此分类招录。父亲不希望儿子将来学文科，多方鼓励我以工科为发展方向。受此影响，加之小学和初中时我对数学和美术（尤其是画房子）有一定兴趣，长大当建筑设计师便成为我的理想。因为不喜欢历史，我一直未翻阅过眼前就放着的《历史教学》。上高中后，我的兴趣转向写作，这周写一首诗，下周弄一篇散文，不时有“作品”在学校的板报、墙报和学生文学刊物（油印本）上“发表”，多次获得文学写作类奖项。与此同时，头脑中的“建筑”就渐渐淡化了。
1956年夏，读完高二后，我自己拿定主意，弃工学文。知道我想法的变化后，父亲一脸无奈，沉默了一会儿说：“随你吧！”此后，我便看起《历史教学》来了。当时，主要是选看一些与历史高考内容要点有关联的知识性较强的短篇文章，论述历史教学的文章则全都不看。大半年后，我对历史有了一些兴趣，历史知识丰富了不少，也就是今天常说的“历史学科素养”有一定提高。基于这种情况，1957年高考报名时，第一志愿我便填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8月中旬，如愿以偿地收到录取通知书，全家人都很高兴。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历史教学》引我进入历史专业的课堂。如果没有和《历史教学》的这层关系，我多半是走进中文系的教室。
大学学习资源丰富，学校图书馆报刊阅览室和历史系资料室都订有《历史教学》，我和这个老朋友的接触自然更多了。选读的文章很有规律性，大体与学习的课程密切联系。比如，大一上中国古代史，就选读一些中古史论文，大二上中国近代史，多半就读这一研究领域的文章。大四时，我们年级未安排教学实习，只是到北师大女附中听了几节历史课，称之为“教学见习”。教学见习显然无法代替教学实习，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遗憾，我便集中阅读了一些《历史教学》上发表的一线历史教师谈历史教学原则、方式和方法的文章，获得一些间接经验。大学期间阅读《历史教学》的收获可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扩大和深化了专业学习的广度和深度。
20世纪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成都的一所工业中专工作。学校安排我当语文老师。没有选择余地，只能边学边干，以往的写作基础帮助我较快地适应了语文教学工作。中专图书馆不会订《历史教学》，而作为语文教师订一份历史教学刊物又似无必要。况且，弄不好还可能被视为是“不安心”工作的表现。按说，我就要和《历史教学》说“再见”了。不过，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一方面，在语文课堂上站住脚，获得领导、同事认可和学生欢迎后，我坚持业余学习和研究历史，需要读专业刊物。另一方面，幸运的是，我的堂姐是成都名校石室中学（四中）的历史老师，长期订有《历史教学》，并完整地保存了多年旧刊，这就为我阅读刊物提供了方便。一个学历史专业的人工作和生活在重技术和操作的中专，孤独是不可避免的。好在工作之余有亦师亦友的《历史教学》相伴，心境平静了不少。很多个夜晚，在读了刊中的好文章后，我会掩卷自问：“小伙子，你什么时候走上历史教学岗位？什么时候也在《历史教学》上发表文章？”起初我很乐观，认为自己要求并不很高，两个愿望应该很快实现。而实际上，问题并非那么简单。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十多年过去了，我还在教语文，改作文。
1977年，高考恢复，历史是文科必考科目之一。乘这股东风，已调到普通中学的我顺利地回归本行，成为专职历史教师。为适应新工作的需要，尽快从历史教学的“新手”变成“老手”，乃至“高手”，我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其中一个方面是，自费订阅《历史教学》，加大阅读的力度，并把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试着撰写历史教学研究文章。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不长的时间内，我的教学受到学生欢迎和校内外同行好评，多次在市上交流教学心得和经验。1980年，我的第一篇历史教学论文《试谈历史教学的生动性》在《历史教学》上刊出。多年的愿望实现了。我在中学历史教学第一线“战斗”了8年，其间的进步及所取得的教学成绩和研究成果，与学习《历史教学》上的文章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在此期间，因参加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举办的会议和活动，还认识了《历史教学》的编辑，结识了一大批《历史教学》的作者，通过交流，我对《历史教学》有了更多的了解。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中学调到成都教育学院，工作性质和内容发生很大变化，基本上不再上历史课了，但我研究的方向未变，仍是中学历史教学研究，《历史教学》照样订、照样看。刊物改为上半月刊和下半月刊后，我两刊都订、都看。给刊物写文章、投稿的热情也不逊前些年。
1999年，年满60岁的我退休了。按说，真的应与《历史教学》告别了。不过，这种情况仍然没有出现。因我继续进行历史教学研究和歷史高考研究，并参与九年义务教育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实际上是“退未全退、休未全休”，加之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因此与《历史教学》的关系反而更加密切。
首先，阅读《历史教学》的时间更多了。
退休后主要做家务事，照料多病的老伴，但每天总有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阅读和写作。《历史教学》是重点阅读的刊物。在职时虽每期都看，但不是篇篇文章都看。退休后则是每期都读，每篇文章都看，感兴趣的文章还会反复看。近两年，我重点阅读的是以下三类文章：第一类是统编历史教科书编写者介绍、阐释新教材的权威性较强的文章，如《历史学家谈高中历史教材——张帆先生访谈录》《核心素养统领教材的编写和使用——徐蓝先生访谈录》《历史教育与历史教材的若干省思——李帆先生访谈录》等。第二类是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文章，如王加丰的《“当代史”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张耕华的《略论史料的另面与史事的另面——关于中学历史史料教学的两点建议》等。第三类是一线历史教师（尤其青年教师）介绍历史教学心得体会的文章和体现新的课程理念的教学设计，如郑婷婷的《如何破解高中历史教材“内容多课时少的矛盾”？——以“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课为例》、苗颖的《“流动”的王朝——辽宋夏金元的经济与社会》等。自己读了后，有机会还要向年轻同行推荐。
其次，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更多。
1980—2020年的40年里，我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了40多篇文章，平均每年一篇。梳理一下发表时间，可以看到1980—1999年在职时发表的不到10篇，而1999年退休后发表的有30多篇，其中2008年有6篇，2018年和2019年各有3篇。数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质量，应该说退休后发表的文章，总体质量高于从前。
最后，与刊物编者的联系更多、交流更深。
我与《历史教学》1980年以后的主编、编辑都有联系，但在职时期多属事务性的交流。退休后，不仅联系更多，而且学术性增强，交流的程度深化。近年，《历史教学》除主编、顾问外，所有编辑都是年轻人。以往都说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有“代沟”，难以沟通和交流。我现在已年过八旬，在和年轻编辑交流中，却未感到“沟”的存在。老年人其实很是脆弱的，遇到困难、困惑和困扰时，很容易产生退出“江湖”的想法。每当我出现这种状况时，年青的编辑们都给我以鼓励、支持和帮助。这是我退休后坚持研究直到今天的原因之一。
专业学术刊物是专业学习的园地和学术交流的平台。《历史教学》就是这样的优质刊物。从1956年那个炎热的暑期算起，这本特色鲜明的刊物已经陪伴我走过了65年的漫长时光，给了我知识、智慧、耐心和力量。“活到老学到老”是我的座右铭。年底又续订了下一年的刊物，我将继续以《历史教学》为师为友。在庆贺刊物创办70周年的时候，我要再次向忙碌在海河之畔的编辑朋友们道一声“谢谢”！
编后记：冯老师与《历史教学》渊源颇深，阅读一本杂志，坚持了65年，恐怕是学界少有的。也正是这一分分坚持，成了《历史教学》前行的动力。初与冯老师交往，是按照主编任世江老师的要求，写一封退稿信，这对一个新编辑来说，难度很大：对象是大家，还未约稿，却要先写退稿信;既得充分说明退稿理由，又得小心把握行文尺度。冯老师大度地接受了退稿建议，编读往来间，着实给了编辑们最大的支持。前几日与冯老师通话，尽管目力不济，尽管已至耄耋，他仍关注历史教学的前沿动态，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敬佩之余，还有汗颜。
【作者简介】冯一下，成都大学退休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