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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中华》报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份中央机关报，它在中央苏区发行量最大，传播最广，影响力最强。毛泽东为《红色中华》报的创办、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为《红色中华》的
创办积极筹措
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为了宣传大会的召开情况，扩大影响，红色中华通讯社于大会召开的当天成立。会后，根据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需要，《红色中华》报顺势创刊。毛泽东为《红色中华》报的创办，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为《红色中华》报挑选了首批编辑。毛泽东深知，报纸质量的好坏、能否得到较好的发展，直接取决于编辑人员素质水平的高低。因此创刊前他就物色了周以栗、王觀澜为负责人和编辑人选。1930年12月，王观澜从苏联回国，担任《红旗报》的主编，为此他经常下乡了解农村情况后撰文登载报上，此举深得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后就指定王观澜筹建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并指定他为主编。该报编辑队伍中还有李伯钊等。这些被毛泽东亲定的负责人和编辑，拥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专业素养，为该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对《红色中华》的办报宗旨、任务进行了正确的引领。据李伯钊回忆，当时毛泽东的住室与《红色中华》编辑部仅一墙之隔，一向重视宣传和报刊工作的他，经常到编辑部交流观点、进行政策方针上的指导。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刊登《发刊词》，明确指出，本报的宗旨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为贯彻这一宗旨，《发刊词》又规定了《红色中华》的任务：第一要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第二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第三要尽量揭破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与反动统治的内部冲突崩溃，及一切政治内幕。
三、为《红色中华》报的创办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持。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在几次反“围剿”战争中，缴获了一批电台和无线电收发报装置。有了无线电通讯机器后，他又开始发掘无线电技术人才。其中，王诤和刘寅就是他从敌军部队中发掘过来的。在龙岗战斗中被俘后，刘寅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过去你们的技术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你们的技术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为革命服务，希望你们好好地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听了毛泽东一席话后，两人思想发生转变，表示要尽力做好工作。之后，毛泽东又很快地从军中挑选文化水平较高、政治素质较好的一批青年，举办了几期无线电训练班，他经常抽时间为他们作形势报告，上政治课。学员毕业后，走上了技术工作岗位，他们利用无线电设备和技术接收外界信息，使《红色中华》自创刊开始，几乎每期都有关于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的报道。
由于毛泽东亲自筹备，《 红色中华 》很快走上发展轨道，报社也因其名气飙升而成为毛泽东对外宣传的窗口和名片。他还常把一些重要客人介绍到编辑部来座谈。“红中社”成立不久，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举行了宁都暴动，他们到瑞金后，毛泽东就亲自陪同他们参观访问了红中社。可见，红中社和《红色中华》已代表了苏区新闻文化事业的最高水平，对革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着力推动《红色中华》的发展
《红色中华》走上正轨后，由于有许多其他重要工作要抓，毛泽东没有直接领导《红色中华》的日常工作。但他仍时刻关注它的发展，经常指导和过问报社工作情况，为它的成长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中央苏区时期，中央政府机关（包括红中社）先在瑞金叶坪办公，后搬迁到沙洲坝。毛泽东在战事和其他工作间隙，只要回到中央政府驻地就时常到访红中社，一方面了解国内外各类信息，一方面对红中社进行政治方针上的指导。1935年11月，红军到达陕北后，革命环境相对稳定，他造访红中社就更勤了，据当时负责编辑工作的廖承志回忆：“每晚11点至12点钟的时候，毛泽东一定来，来看当天第一手消息。他来看国民党的消息，看国际的消息，看来自解放区的消息，每晚和我们在一起坐上一二个钟头，一面看，一面问一些问题，一面谈一谈。”
毛泽东还经常接受红中社记者的采访，这也是他表达自己思想和主张，给《红色中华》提供指导和帮助的一种方式。每当红中社记者前往采访时，他都热情接待，或畅谈时局，或耐心回答记者的提问，或为他们提供材料。据时任《红色中华》主编的杨尚昆回忆，1933年4月他专门走访了毛泽东。杨尚昆说：“《红色中华》要写一篇关于夏耕运动的社论，这篇文章应该怎么写才好？他便侃侃而谈，告诉我应该怎么写，怎么写。”杨尚昆后来发表的文章《关于夏耕运动》，其思想内容实际上是毛泽东的。1934年4月，毛泽东又就对华政策致列强通牒一事向《红色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指出，日本外务省的通牒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1934年8月，他还就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问题，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作报告，分析了《红色中华》报和中央苏区报纸的发展情况，他说：“中央苏区已有大小报纸三四十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3000份增至40000份，《青年实话》发行2.8万份，《斗争》只在江西苏区每期至少要销2.71万份，《红星》1.73万份，证明群众文化水平是迅速提高。”销量猛增，反映了《红色中华》蓬勃发展的上升趋势；发行量40000及其他报刊发行量的详细数据，又充分证实了《红色中华》作为中央苏区第一大报的牢固地位。但随着“左”倾中央在苏区统治地位的确立，红军在其错误军事路线的指挥下，连连失利，苏区逐渐缩小，物质日益匮乏。1934年10月3日，中央红军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色中华》也在出版第240期后被迫停刊。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25日，《红色中华》报在瓦窑堡复刊。复刊号为240期，仍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沿用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出版的期码。当天，毛泽东为助力《红色中华》的复刊，接受了记者任质斌的采访，谈话内容在复刊号上刊登，题目为《毛泽东同志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指出：蒋介石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的所谓对外方针的演说，是“全力为日本帝国主义辩护”。复刊的《红色中华》，在其一年多的时间里，大力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配合了党在政治、經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斗争。1936年12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为《红色中华》题写报头，字迹刚健豪放，自此，“红色中华”四个字的报名改用经典的“毛体”。这也是毛泽东到达陕北后题写的第一款报名。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逐渐成熟；同时，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印刷条件也变好。因此，中央决定把《红色中华》报停刊而改出《新中华报》，以便面向全国人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发动全国人民建立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1月，毛泽东又亲自为《新中华报》题写报头。
为《红色中华》热情撰文
毛泽东对《红色中华》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积极为该报撰稿，是该报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为《红色中华》所撰写的文章，内容全面、思想深刻，成为该刊革命思想的灵魂。据统计，该刊所登他撰写的文章或以他名义签发的政策文件近80篇。其中由他撰写、署名为“毛泽东”的文章近10篇，主要有《 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 》 《 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 《 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 》 《 今年的选举》 《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 》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五一劳动节宣言 》 等。被世人熟知的《 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 》就是一篇传颂一时、影响深远的佳作，后被选入《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改名为《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它阐述了经济建设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
综合看来，这些文章所涉及的内容甚为宽泛。重点有：一、刊登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发布的布告、宣言；公布两次代表大会的人事变动；公布人民委员会历次常会的会议记录；为苏维埃负责人员会议及贫农团代表大会发布召集信息等。二、选举工作。主要阐述搞好选举工作的重要性，指导如何搞好选举工作，并汇报各地选举工作检查的结果等。三、立法、司法工作。主要登载新颁布的婚姻法、苏维埃组织法、惩治反革命条例、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判裁条例、司法程序等；公布关于军事要犯判决书的决议案，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办法等。四、苏区经济建设。内容主要集中于号召苏区发展各项生产、制定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倡办粮食合作社、号召搞好春耕运动、建立国库、整顿财政等。五、战争动员、战争后勤工作。根据地的革命战争异常残酷。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多次强调战争动员和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并对战争动员和后勤工作的方式、方法进行指导。六、外交工作。主要包括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以及对苏区以外的革命组织、革命活动的交涉交流工作。对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签署了几个对日宣言，如第18期第5-6版《红色中华》登载了毛泽东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对国民党，毛泽东坚决反对它与帝国主义签订卖国协定、出卖中国华北、平津等无耻行径。对苏区以外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毛泽东经常发表言论声明，以示支持。除此以外，毛泽东还撰文关注查田运动、富农劳役队、苏区行政区域的划分、红军中对逃跑分子及叛徒的处理、苏维埃政府的改造和建设、革命纪念活动、出境通信等。
总之，在《红色中华》报，毛泽东或长篇短论，或畅谈时局，或针砭时弊，或凝聚政治思想，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毛泽东正是以自己通畅的思想表达，引领了报刊的思想走向。毛泽东的思想是《红色中华》革命思想的灵魂。特别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思想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思想斗争较激烈的时期，《红色中华》曾刊登揭批王明等人脱离革命实际的错误主张，然而，也正是有了几乎同时的毛泽东的稿件的登载，《红色中华》才有了代表正确思想路线的声音和言论。在思想斗争激烈的当口，有了毛泽东政治智慧在其上的挥洒，《红色中华》就不会偏离革命的轨道。
（责编 兴柱）
为《红色中华》的
创办积极筹措
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为了宣传大会的召开情况，扩大影响，红色中华通讯社于大会召开的当天成立。会后，根据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需要，《红色中华》报顺势创刊。毛泽东为《红色中华》报的创办，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为《红色中华》报挑选了首批编辑。毛泽东深知，报纸质量的好坏、能否得到较好的发展，直接取决于编辑人员素质水平的高低。因此创刊前他就物色了周以栗、王觀澜为负责人和编辑人选。1930年12月，王观澜从苏联回国，担任《红旗报》的主编，为此他经常下乡了解农村情况后撰文登载报上，此举深得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后就指定王观澜筹建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并指定他为主编。该报编辑队伍中还有李伯钊等。这些被毛泽东亲定的负责人和编辑，拥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和专业素养，为该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二、对《红色中华》的办报宗旨、任务进行了正确的引领。据李伯钊回忆，当时毛泽东的住室与《红色中华》编辑部仅一墙之隔，一向重视宣传和报刊工作的他，经常到编辑部交流观点、进行政策方针上的指导。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刊登《发刊词》，明确指出，本报的宗旨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为贯彻这一宗旨，《发刊词》又规定了《红色中华》的任务：第一要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第二要指导各级苏维埃的实际工作，纠正各级苏维埃在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第三要尽量揭破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政治派别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与反动统治的内部冲突崩溃，及一切政治内幕。
三、为《红色中华》报的创办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持。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在几次反“围剿”战争中，缴获了一批电台和无线电收发报装置。有了无线电通讯机器后，他又开始发掘无线电技术人才。其中，王诤和刘寅就是他从敌军部队中发掘过来的。在龙岗战斗中被俘后，刘寅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过去你们的技术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你们的技术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为革命服务，希望你们好好地为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努力工作。”听了毛泽东一席话后，两人思想发生转变，表示要尽力做好工作。之后，毛泽东又很快地从军中挑选文化水平较高、政治素质较好的一批青年，举办了几期无线电训练班，他经常抽时间为他们作形势报告，上政治课。学员毕业后，走上了技术工作岗位，他们利用无线电设备和技术接收外界信息，使《红色中华》自创刊开始，几乎每期都有关于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的报道。
由于毛泽东亲自筹备，《 红色中华 》很快走上发展轨道，报社也因其名气飙升而成为毛泽东对外宣传的窗口和名片。他还常把一些重要客人介绍到编辑部来座谈。“红中社”成立不久，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举行了宁都暴动，他们到瑞金后，毛泽东就亲自陪同他们参观访问了红中社。可见，红中社和《红色中华》已代表了苏区新闻文化事业的最高水平，对革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着力推动《红色中华》的发展
《红色中华》走上正轨后，由于有许多其他重要工作要抓，毛泽东没有直接领导《红色中华》的日常工作。但他仍时刻关注它的发展，经常指导和过问报社工作情况，为它的成长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中央苏区时期，中央政府机关（包括红中社）先在瑞金叶坪办公，后搬迁到沙洲坝。毛泽东在战事和其他工作间隙，只要回到中央政府驻地就时常到访红中社，一方面了解国内外各类信息，一方面对红中社进行政治方针上的指导。1935年11月，红军到达陕北后，革命环境相对稳定，他造访红中社就更勤了，据当时负责编辑工作的廖承志回忆：“每晚11点至12点钟的时候，毛泽东一定来，来看当天第一手消息。他来看国民党的消息，看国际的消息，看来自解放区的消息，每晚和我们在一起坐上一二个钟头，一面看，一面问一些问题，一面谈一谈。”
毛泽东还经常接受红中社记者的采访，这也是他表达自己思想和主张，给《红色中华》提供指导和帮助的一种方式。每当红中社记者前往采访时，他都热情接待，或畅谈时局，或耐心回答记者的提问，或为他们提供材料。据时任《红色中华》主编的杨尚昆回忆，1933年4月他专门走访了毛泽东。杨尚昆说：“《红色中华》要写一篇关于夏耕运动的社论，这篇文章应该怎么写才好？他便侃侃而谈，告诉我应该怎么写，怎么写。”杨尚昆后来发表的文章《关于夏耕运动》，其思想内容实际上是毛泽东的。1934年4月，毛泽东又就对华政策致列强通牒一事向《红色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指出，日本外务省的通牒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1934年8月，他还就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问题，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作报告，分析了《红色中华》报和中央苏区报纸的发展情况，他说：“中央苏区已有大小报纸三四十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3000份增至40000份，《青年实话》发行2.8万份，《斗争》只在江西苏区每期至少要销2.71万份，《红星》1.73万份，证明群众文化水平是迅速提高。”销量猛增，反映了《红色中华》蓬勃发展的上升趋势；发行量40000及其他报刊发行量的详细数据，又充分证实了《红色中华》作为中央苏区第一大报的牢固地位。但随着“左”倾中央在苏区统治地位的确立，红军在其错误军事路线的指挥下，连连失利，苏区逐渐缩小，物质日益匮乏。1934年10月3日，中央红军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色中华》也在出版第240期后被迫停刊。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25日，《红色中华》报在瓦窑堡复刊。复刊号为240期，仍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沿用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出版的期码。当天，毛泽东为助力《红色中华》的复刊，接受了记者任质斌的采访，谈话内容在复刊号上刊登，题目为《毛泽东同志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指出：蒋介石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的所谓对外方针的演说，是“全力为日本帝国主义辩护”。复刊的《红色中华》，在其一年多的时间里，大力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配合了党在政治、經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斗争。1936年12月8日，毛泽东又亲自为《红色中华》题写报头，字迹刚健豪放，自此，“红色中华”四个字的报名改用经典的“毛体”。这也是毛泽东到达陕北后题写的第一款报名。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逐渐成熟；同时，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印刷条件也变好。因此，中央决定把《红色中华》报停刊而改出《新中华报》，以便面向全国人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发动全国人民建立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1月，毛泽东又亲自为《新中华报》题写报头。
为《红色中华》热情撰文
毛泽东对《红色中华》的重要贡献还在于他积极为该报撰稿，是该报重要撰稿人之一。他为《红色中华》所撰写的文章，内容全面、思想深刻，成为该刊革命思想的灵魂。据统计，该刊所登他撰写的文章或以他名义签发的政策文件近80篇。其中由他撰写、署名为“毛泽东”的文章近10篇，主要有《 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 》 《 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 《 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 》 《 今年的选举》 《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 》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五一劳动节宣言 》 等。被世人熟知的《 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 》就是一篇传颂一时、影响深远的佳作，后被选入《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改名为《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它阐述了经济建设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
综合看来，这些文章所涉及的内容甚为宽泛。重点有：一、刊登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发布的布告、宣言；公布两次代表大会的人事变动；公布人民委员会历次常会的会议记录；为苏维埃负责人员会议及贫农团代表大会发布召集信息等。二、选举工作。主要阐述搞好选举工作的重要性，指导如何搞好选举工作，并汇报各地选举工作检查的结果等。三、立法、司法工作。主要登载新颁布的婚姻法、苏维埃组织法、惩治反革命条例、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判裁条例、司法程序等；公布关于军事要犯判决书的决议案，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办法等。四、苏区经济建设。内容主要集中于号召苏区发展各项生产、制定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倡办粮食合作社、号召搞好春耕运动、建立国库、整顿财政等。五、战争动员、战争后勤工作。根据地的革命战争异常残酷。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多次强调战争动员和后勤工作的重要性，并对战争动员和后勤工作的方式、方法进行指导。六、外交工作。主要包括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以及对苏区以外的革命组织、革命活动的交涉交流工作。对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签署了几个对日宣言，如第18期第5-6版《红色中华》登载了毛泽东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对国民党，毛泽东坚决反对它与帝国主义签订卖国协定、出卖中国华北、平津等无耻行径。对苏区以外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活动，毛泽东经常发表言论声明，以示支持。除此以外，毛泽东还撰文关注查田运动、富农劳役队、苏区行政区域的划分、红军中对逃跑分子及叛徒的处理、苏维埃政府的改造和建设、革命纪念活动、出境通信等。
总之，在《红色中华》报，毛泽东或长篇短论，或畅谈时局，或针砭时弊，或凝聚政治思想，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毛泽东正是以自己通畅的思想表达，引领了报刊的思想走向。毛泽东的思想是《红色中华》革命思想的灵魂。特别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思想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思想斗争较激烈的时期，《红色中华》曾刊登揭批王明等人脱离革命实际的错误主张，然而，也正是有了几乎同时的毛泽东的稿件的登载，《红色中华》才有了代表正确思想路线的声音和言论。在思想斗争激烈的当口，有了毛泽东政治智慧在其上的挥洒，《红色中华》就不会偏离革命的轨道。
（责编 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