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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斯诺登事件中，一大焦点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SecurityAgency，NSA）秘密监控本国民众的“棱镜”计划。其实这种枪口冲内的鬼祟行动，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开始了。到底有哪些，我们永远也无法都弄清楚。现在我们只是根据一些资料，讲一讲可能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最早开始的一项国内监控计划。
发芽，三家公司相助“三叶草”
说这个监控计划前，有必要先提一提：早在一战、二战期间，美国军方、外交部，就曾先后建立过一些针对通信的情报机构，主要任务是破译对方的通信密码。最辉煌的战果，就是二战中的中途岛海战、击毙山本五十六，以及在一战后的华盛顿会议期间，完全掌握日本政府的谈判底牌，成功把日方的战列舰配额压缩到最低比例。
取得这些业绩的单位，就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情报机构，“棱镜”计划实施者，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前身。但在一战刚结束时，这些机构遇到了“业务量”突然减少、和平环境带来更多限制的困局，一度被取消合并。二战结束后，类似的事情再次重演。
1945年8月15日，战局已非常分明，日本宣布投降，而杜鲁门总统已迫不及待地签发指令，要求新闻检查署主任宣布结束该署的活动。想当年，珍珠港的滚滚黑烟刚升起不到3周，国会就闪电般批准了《新闻检查法》。而现在，以战时国家安全为名的通信检查即将废止。不难想象，美国将迅速回归和平状态，很多战时做法都将很快被叫停。
对于战争中迅速膨胀的陆军、海军信号情报机构——现在已经改名叫“武装部队安全局”（AFSA，有关它转变为NSA的经过，参见即将出版的增刊《棱镜折射出的黑洞》。对于“信号情报”，通俗的说法可以是“窃听”）——来说，这既是多年辛苦最好的回报，也是无比糟糕的消息。敌人没有了，战争状态结束了，再也不能理所当然地获得进出美国的每一封电报了，而这个数字曾是每年几百万。已经被撑成大胃王的秘密机构，再一次面临断粮之灾。在这个酷热难当的盛夏，武装部队安全局的严冬已经到来。
武装部队安全局局长柯德曼准将，完全了解没有素材却要从事信号情报工作的痛苦。事实上，早在1932年，身为中尉的柯德曼就加入了刚刚成立的美国陆军信号情报机构，进入“美国密码之父”弗里德曼小小的信号情报学校，是第二届唯一的学员（第一届学员也只有一人，当时整个陆军信号情报机构，加上他们俩学员，也只有9人，可现在的NSA，有6万多人）。那时，国务卿史汀生的那句“君子不偷看他人的信件”，言犹在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怕是多年过去也难以释怀吧。时光荏苒，13年过去，中尉变成了准将，可当年的窘迫如今又重现了。怎么办？柯德曼认为，解决问题就得从电报的源头下手。当时美国的国际电报主要由三家电报公司运营，即西联电报、美国无线电和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柯德曼派人依次去拜访，说明情况，希望能“征得他们的同意，截收美国收发或转发的一切政府电报，并为照相复制做出必要的安排”。
此刻是8月18日，日本还有两周才签字投降。凭借这一点点的“战争气氛”和谈判策略，谈判代表成功地获得了三家公司的同意。但是他们也担心，这种活动并不符合联邦通信委员会制定的条例，也可能遭到爱揭发不法活动的美国电信协会的强烈反对。因此，他们希望此举能获得司法部长的同意，这样至少将来不太可能被告上法庭。9月1日，日本仍未签字，但三大公司的第一批国际电报已经送到了武装部队安全局。
“三叶草”计划（ProiectSHAM，ROCK），就这样拉开大幕。
转向，法律、技术、政客都支持
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比较谨慎。比如在美国无线电公司，每天凌晨3-5点，安全局的人穿着便装来到电报局，开始分拣自己感兴趣的电报。换便装的做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保密效果，很值得怀疑，因为他们坐的车不是“便车”，而是绿色的军牌车辆，何况还用中士、下士之类的头衔彼此称呼。很快，这些军人来选电报的事就人人皆知了。没到一年，嫌麻烦的电报公司和嫌副本太少的安全局一拍即合——后者可以收到每份电报的全文，实施地点从最初的纽约扩大到了华盛顿、旧金山和圣安东尼奥。
1946年3月，“三叶草”计划全面展开。到1949年5月18日，国防部长约翰逊会见了各公司代表，声称杜鲁门总统、克拉克司法部长和自己都保证，各位不会由于为“三叶草”提供支持而受到任何刑事起诉。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各公司也就不再要求政府作出不起诉保证了。
“三叶草”计划就这样静静地、常规地运行着，武装部队安全局也在1952年10月变成了国家安全局（NSA）。
此后，世界从电报纸条时代进入磁带时代。1964年，随着各电报公司陆续开始这个重大技术升级，武装部队安全局的后裔——国家安全局（NSA），拥有了新型计算机“收获”（Harvest）。从各城市收集来的磁带，每天空运到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后，将复制的副本装入计算机，就可以运用程序“搜索”关键词。当然，1964年的高科技肯定。比不上今天的谷歌搜索引擎，但比起之前又软又脆弱的穿孔纸带，能高速进带并“搜索”的磁带，已经足够令人瞠目结舌了。
除了技术进步，还有一项人事变动也极大影响了“三叶草”计划的发展。
1961年，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就任司法部长。这位立志打击有组织犯罪的高官发现。诸如税务局、证交委这样的机构。约有29或30个，都拥有某个侧面的资料。他打算把所有的机构都联合起来，在他所在的司
法部里设立一个情报单位，彼此交换已知的情报。简而言之，对有组织犯罪，他要把所有的情报碎片都拼在一起，然后统一存档在他的司法部里。
到目前为止，这事还不算太出格，毕竟把所有资源都控制在自己手里是一切权贵的梦想，而建立跨机构交流机制，也不过是官僚主义的常规动作而已。但下一步，司法部的做法变得不同寻常了。1962年起，司法部刑事司有组织犯罪处主动向国家安全局提交了几百个诈骗犯的名字，希望国家安全局能提供那些已经获得、或将来可能获得的关于这些嫌疑犯的全部资料。后来在若干次秘密起诉中，国家安全局的信号情报资料都成为呈堂证供。 1961年4月17日，肯尼迪总统批准了中央情报局关于利用流亡美国的古巴人入侵古巴的计划，却遭到惨败，史称“猪湾事件”。这让他弟弟、司法部长肯尼迪的心中，多了一根叫“古巴”的刺。
1962年5月，在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前5个月，国家安全局变得更加炙手可热。显然是在肯尼迪部长的指示下，联邦调查局开始向国家安全局提交另一份名单，上面都是与古巴有商业来往的美国公民和公司的名字。像对待司法部一样，国家安全局也没有让联邦调查局失望，通过“三叶草”计划获得的情报，最终摆上联邦调查局的案头。
由此，有组织犯罪、古巴问题，成为“三叶革”计划的转折点。
之前，它强调的是“外国”，即与外国有关的信号情报；而现在，它矛头一转，轻松地就指向了对此一无所知的美国公民。“三叶草”计划，从此以“美国国家安全局第一次对本国国民进行的大规模窃听行为”而青史留名，现在的“棱镜”，其实不过是同一思维在网络时代的延续而已。
升级，“三位一体”的监听
“三叶草”计划既然能“胳膊肘向内拐”，那就时刻都可能更进一步。国家安全局知道，由于有“第9号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指令”这个天条的保护，它什么也不用怕、什么也不必担心，只管放手去做就是。从当年起，它就开始有计划地将美国人及一些美国公民团体列入了自己的监视名单。
5年后，连陆军部助理参谋长亚波洛夫都向国家安全局拍发了电报，要求提供引起美国社会骚乱的各种公民团体及个人的任何情报，包括在美国社会风起云涌的反对越南战争的和平反战运动团体，反对种族歧视的“黑权”（BlackPower）活动。
按照宪法，军方完全无权干预政治。但在这份电报中，军方对社会反战运动和黑权运动竟然会敌视到如此程度，以致要国家安全局盯住这些“外国政府代理人”。这样的要求，让见多识广的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都被惊住了。“毫无先例……在我的记忆中，这事就是一个里程碑，每当我回想类似的事，它总是第一个跳出来。”
但是，亚波洛夫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在白宫、联邦调查局和肯尼迪司法部长的联合压力下，陆军被迫成立了应付国内骚乱的部门，亚波洛夫就是这个部门的头儿。接到电报后，国家安全局局长卡特在第二天给亚波洛夫、中央情报局主任及情报委员会的各位委员都发了一封电报，表示将努力获得信号情报，以满足陆军的要求。
名单纷至沓来。负责保护总统、隶属财政部的美国特勤局（USSS）的名单里，列出了一些积极反战和倡导民权的团体。中央情报局的要求广得多，“与外国有某种关系的美国人”在激进运动、逃避兵役、激进宣传等活动中的情况统统都要。联邦调查局和国防情报局（DIA）当然也不会放着这等资源不要，纷纷提供了自己的名单。
在这些名单中，我们能够发现激烈反战的大影星简·方达（1972年赴越南，通过电台向参战美军喊话，“在美军飞机上装炸弹是非法的，扔炸弹则是战犯”）、著名黑人活动家马丁·路德·金、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与“美国摇滚之父”鲍勃·迪伦的前任女友，民谣歌手琼·贝兹……等等。这些激烈反战的著名人物，点燃了美国社会的反战潮，给美国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尴尬和麻烦。
“三叶草”计划的监听对象，随之越来越多。问题还不止于此。监听了A，A的好友B就被补入名单，而与B在同一个激进团体的C从此也“光荣上榜”。这样滚起雪球，名单的长度很快就失控。更糟糕的是，名单上的所有人，其所有的通信都要被监听，哪怕是文稿或邀请函，只要能被侦听到，就一定要侦听。
就这样，美国国家安全局，一个本来完全对外的情报机构，现在深深卷入了对自己公民的信号情报活动之中。
对美国的安全来说，这些情报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苏联核导弹的最新情报。但是它却享受最高密级待遇，就是每份含有监视名单的电报的上方，均会加盖“绝密，仅经通信情报渠道处理”的特殊印章，这比一般的“绝密”（TOPSE-CRET）还要高一级。不仅如此，这样的电报还会再加盖“三位一体”（Trine）印章，表示它是三级通信情报中，密级最高的第一级。这个“三位一体”后来被改成了“本影”（Umbra，意为“星球的阴影”）。
于是，一份加盖“绝密，仅经通信情报渠道处理”和“三位一体”的电报，就会成为情报海洋中深不见底的秘密，被无数的常规绝密文件所遮盖。
“尖塔”，“三叶草”的终极之路
但是，这和窃听来的克里姆林宫高官的信号情报又不能同日而语。1969年9月1日，这类监视反战和激进美国公民的信号情报活动计划，被单独定名为“尖塔”计划（ProiectMINARET），并规定所有的“尖塔”情报都不得注明出自国家安全局。
能够证明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是，“尖塔”情报不需要像其它超绝密级的信号情报一样，还需标明“仅经通信情报渠道处理”，它只有这一个来源，因此这句也被删掉，从此变得更不显眼、更不容易被发现，而加盖的“尖塔”字样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比起“三叶草”，“尖塔”又向前走了一大步。“三叶草”中，还必须要截获两名美国人之间的通信，才能做上述密级处理。而现在，单独一个美国人进行的通信联络，以及提到他名字的通信联络，通通都被归为“尖塔”情报。不过在“三叶草”时代，监视名单上增添名字还比较随意，够级别的人拿起电话随便吩咐特定岗位的某个职员就可以做到：而“尖塔”必须按流程，以书面形式正式提交。
1969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尼克松内阁决心力除毒品危害，多个情报及执法机构开始通力合作。1970年4月，麻醉品与危险药品管理局的官员拜见了国家安全局副局长，提出监视名单的范围要包括“违反美国有关麻醉品和危险药品法令的一切行为”。这可是很少见的兜底条款，因为这等于放纵执法部门滥权。就是说，开厂制毒固然在窃听之列，多买几根大麻烟一样可能引来专门的监视。对此，国家安全局同意了。威力无穷的信号情报，现在又将准星套在了毒品贩子和瘾君子的头上。
几年下来，战果丰硕。但是，中央情报局的总法律顾问发现这个活动后，认为这已超出了中情局的法定职责范围，而且可能违反了《1934年通信法》第605条，因此中情局退出了。1972年8月，一位空军安全局的前中士决定向大众公布国家安全局的种种内幕，这引起了国家安全局的深刻担忧，如果有人再把窃听毒品犯罪的事抖出去，又该怎么办？
1973年7月，国家安全局决定停止毒品走私监视计划。
在这期间，多个情报机构与胡佛任局长的联邦调查局，就针对美国公民的信号情报活动，展开了长期的政治战。大家都觉得，联邦调查局可以帮自己，但胡佛被起初的小事给惹恼了，变为坚决反对，并使用了各种政治手腕，阻止国家安全局和多家情报机构实现这个愿望，最后甚至闹到要去国会作证，公开中央情报局要求联邦调查局为自己在指定地方安装窃听器的事。中央情报局随后放弃了这个打算。
1975年5月12日，为保密起见，国家安全局局长艾伦空军中将手写了一份备忘录，宣布已经连续执行了差不多30年的“三叶草”计划，从5月16日起正式终止。
这项被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丘奇称为“可能是政府对美国人采取过的最大的截听计划”，就这样无疾而终、悄悄而去，一如当年它悄悄的来。
发芽，三家公司相助“三叶草”
说这个监控计划前，有必要先提一提：早在一战、二战期间，美国军方、外交部，就曾先后建立过一些针对通信的情报机构，主要任务是破译对方的通信密码。最辉煌的战果，就是二战中的中途岛海战、击毙山本五十六，以及在一战后的华盛顿会议期间，完全掌握日本政府的谈判底牌，成功把日方的战列舰配额压缩到最低比例。
取得这些业绩的单位，就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情报机构，“棱镜”计划实施者，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前身。但在一战刚结束时，这些机构遇到了“业务量”突然减少、和平环境带来更多限制的困局，一度被取消合并。二战结束后，类似的事情再次重演。
1945年8月15日，战局已非常分明，日本宣布投降，而杜鲁门总统已迫不及待地签发指令，要求新闻检查署主任宣布结束该署的活动。想当年，珍珠港的滚滚黑烟刚升起不到3周，国会就闪电般批准了《新闻检查法》。而现在，以战时国家安全为名的通信检查即将废止。不难想象，美国将迅速回归和平状态，很多战时做法都将很快被叫停。
对于战争中迅速膨胀的陆军、海军信号情报机构——现在已经改名叫“武装部队安全局”（AFSA，有关它转变为NSA的经过，参见即将出版的增刊《棱镜折射出的黑洞》。对于“信号情报”，通俗的说法可以是“窃听”）——来说，这既是多年辛苦最好的回报，也是无比糟糕的消息。敌人没有了，战争状态结束了，再也不能理所当然地获得进出美国的每一封电报了，而这个数字曾是每年几百万。已经被撑成大胃王的秘密机构，再一次面临断粮之灾。在这个酷热难当的盛夏，武装部队安全局的严冬已经到来。
武装部队安全局局长柯德曼准将，完全了解没有素材却要从事信号情报工作的痛苦。事实上，早在1932年，身为中尉的柯德曼就加入了刚刚成立的美国陆军信号情报机构，进入“美国密码之父”弗里德曼小小的信号情报学校，是第二届唯一的学员（第一届学员也只有一人，当时整个陆军信号情报机构，加上他们俩学员，也只有9人，可现在的NSA，有6万多人）。那时，国务卿史汀生的那句“君子不偷看他人的信件”，言犹在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怕是多年过去也难以释怀吧。时光荏苒，13年过去，中尉变成了准将，可当年的窘迫如今又重现了。怎么办？柯德曼认为，解决问题就得从电报的源头下手。当时美国的国际电报主要由三家电报公司运营，即西联电报、美国无线电和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柯德曼派人依次去拜访，说明情况，希望能“征得他们的同意，截收美国收发或转发的一切政府电报，并为照相复制做出必要的安排”。
此刻是8月18日，日本还有两周才签字投降。凭借这一点点的“战争气氛”和谈判策略，谈判代表成功地获得了三家公司的同意。但是他们也担心，这种活动并不符合联邦通信委员会制定的条例，也可能遭到爱揭发不法活动的美国电信协会的强烈反对。因此，他们希望此举能获得司法部长的同意，这样至少将来不太可能被告上法庭。9月1日，日本仍未签字，但三大公司的第一批国际电报已经送到了武装部队安全局。
“三叶草”计划（ProiectSHAM，ROCK），就这样拉开大幕。
转向，法律、技术、政客都支持
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比较谨慎。比如在美国无线电公司，每天凌晨3-5点，安全局的人穿着便装来到电报局，开始分拣自己感兴趣的电报。换便装的做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保密效果，很值得怀疑，因为他们坐的车不是“便车”，而是绿色的军牌车辆，何况还用中士、下士之类的头衔彼此称呼。很快，这些军人来选电报的事就人人皆知了。没到一年，嫌麻烦的电报公司和嫌副本太少的安全局一拍即合——后者可以收到每份电报的全文，实施地点从最初的纽约扩大到了华盛顿、旧金山和圣安东尼奥。
1946年3月，“三叶草”计划全面展开。到1949年5月18日，国防部长约翰逊会见了各公司代表，声称杜鲁门总统、克拉克司法部长和自己都保证，各位不会由于为“三叶草”提供支持而受到任何刑事起诉。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各公司也就不再要求政府作出不起诉保证了。
“三叶草”计划就这样静静地、常规地运行着，武装部队安全局也在1952年10月变成了国家安全局（NSA）。
此后，世界从电报纸条时代进入磁带时代。1964年，随着各电报公司陆续开始这个重大技术升级，武装部队安全局的后裔——国家安全局（NSA），拥有了新型计算机“收获”（Harvest）。从各城市收集来的磁带，每天空运到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后，将复制的副本装入计算机，就可以运用程序“搜索”关键词。当然，1964年的高科技肯定。比不上今天的谷歌搜索引擎，但比起之前又软又脆弱的穿孔纸带，能高速进带并“搜索”的磁带，已经足够令人瞠目结舌了。
除了技术进步，还有一项人事变动也极大影响了“三叶草”计划的发展。
1961年，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就任司法部长。这位立志打击有组织犯罪的高官发现。诸如税务局、证交委这样的机构。约有29或30个，都拥有某个侧面的资料。他打算把所有的机构都联合起来，在他所在的司
法部里设立一个情报单位，彼此交换已知的情报。简而言之，对有组织犯罪，他要把所有的情报碎片都拼在一起，然后统一存档在他的司法部里。
到目前为止，这事还不算太出格，毕竟把所有资源都控制在自己手里是一切权贵的梦想，而建立跨机构交流机制，也不过是官僚主义的常规动作而已。但下一步，司法部的做法变得不同寻常了。1962年起，司法部刑事司有组织犯罪处主动向国家安全局提交了几百个诈骗犯的名字，希望国家安全局能提供那些已经获得、或将来可能获得的关于这些嫌疑犯的全部资料。后来在若干次秘密起诉中，国家安全局的信号情报资料都成为呈堂证供。 1961年4月17日，肯尼迪总统批准了中央情报局关于利用流亡美国的古巴人入侵古巴的计划，却遭到惨败，史称“猪湾事件”。这让他弟弟、司法部长肯尼迪的心中，多了一根叫“古巴”的刺。
1962年5月，在震惊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前5个月，国家安全局变得更加炙手可热。显然是在肯尼迪部长的指示下，联邦调查局开始向国家安全局提交另一份名单，上面都是与古巴有商业来往的美国公民和公司的名字。像对待司法部一样，国家安全局也没有让联邦调查局失望，通过“三叶草”计划获得的情报，最终摆上联邦调查局的案头。
由此，有组织犯罪、古巴问题，成为“三叶革”计划的转折点。
之前，它强调的是“外国”，即与外国有关的信号情报；而现在，它矛头一转，轻松地就指向了对此一无所知的美国公民。“三叶草”计划，从此以“美国国家安全局第一次对本国国民进行的大规模窃听行为”而青史留名，现在的“棱镜”，其实不过是同一思维在网络时代的延续而已。
升级，“三位一体”的监听
“三叶草”计划既然能“胳膊肘向内拐”，那就时刻都可能更进一步。国家安全局知道，由于有“第9号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指令”这个天条的保护，它什么也不用怕、什么也不必担心，只管放手去做就是。从当年起，它就开始有计划地将美国人及一些美国公民团体列入了自己的监视名单。
5年后，连陆军部助理参谋长亚波洛夫都向国家安全局拍发了电报，要求提供引起美国社会骚乱的各种公民团体及个人的任何情报，包括在美国社会风起云涌的反对越南战争的和平反战运动团体，反对种族歧视的“黑权”（BlackPower）活动。
按照宪法，军方完全无权干预政治。但在这份电报中，军方对社会反战运动和黑权运动竟然会敌视到如此程度，以致要国家安全局盯住这些“外国政府代理人”。这样的要求，让见多识广的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都被惊住了。“毫无先例……在我的记忆中，这事就是一个里程碑，每当我回想类似的事，它总是第一个跳出来。”
但是，亚波洛夫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在白宫、联邦调查局和肯尼迪司法部长的联合压力下，陆军被迫成立了应付国内骚乱的部门，亚波洛夫就是这个部门的头儿。接到电报后，国家安全局局长卡特在第二天给亚波洛夫、中央情报局主任及情报委员会的各位委员都发了一封电报，表示将努力获得信号情报，以满足陆军的要求。
名单纷至沓来。负责保护总统、隶属财政部的美国特勤局（USSS）的名单里，列出了一些积极反战和倡导民权的团体。中央情报局的要求广得多，“与外国有某种关系的美国人”在激进运动、逃避兵役、激进宣传等活动中的情况统统都要。联邦调查局和国防情报局（DIA）当然也不会放着这等资源不要，纷纷提供了自己的名单。
在这些名单中，我们能够发现激烈反战的大影星简·方达（1972年赴越南，通过电台向参战美军喊话，“在美军飞机上装炸弹是非法的，扔炸弹则是战犯”）、著名黑人活动家马丁·路德·金、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与“美国摇滚之父”鲍勃·迪伦的前任女友，民谣歌手琼·贝兹……等等。这些激烈反战的著名人物，点燃了美国社会的反战潮，给美国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尴尬和麻烦。
“三叶草”计划的监听对象，随之越来越多。问题还不止于此。监听了A，A的好友B就被补入名单，而与B在同一个激进团体的C从此也“光荣上榜”。这样滚起雪球，名单的长度很快就失控。更糟糕的是，名单上的所有人，其所有的通信都要被监听，哪怕是文稿或邀请函，只要能被侦听到，就一定要侦听。
就这样，美国国家安全局，一个本来完全对外的情报机构，现在深深卷入了对自己公民的信号情报活动之中。
对美国的安全来说，这些情报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苏联核导弹的最新情报。但是它却享受最高密级待遇，就是每份含有监视名单的电报的上方，均会加盖“绝密，仅经通信情报渠道处理”的特殊印章，这比一般的“绝密”（TOPSE-CRET）还要高一级。不仅如此，这样的电报还会再加盖“三位一体”（Trine）印章，表示它是三级通信情报中，密级最高的第一级。这个“三位一体”后来被改成了“本影”（Umbra，意为“星球的阴影”）。
于是，一份加盖“绝密，仅经通信情报渠道处理”和“三位一体”的电报，就会成为情报海洋中深不见底的秘密，被无数的常规绝密文件所遮盖。
“尖塔”，“三叶草”的终极之路
但是，这和窃听来的克里姆林宫高官的信号情报又不能同日而语。1969年9月1日，这类监视反战和激进美国公民的信号情报活动计划，被单独定名为“尖塔”计划（ProiectMINARET），并规定所有的“尖塔”情报都不得注明出自国家安全局。
能够证明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是，“尖塔”情报不需要像其它超绝密级的信号情报一样，还需标明“仅经通信情报渠道处理”，它只有这一个来源，因此这句也被删掉，从此变得更不显眼、更不容易被发现，而加盖的“尖塔”字样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比起“三叶草”，“尖塔”又向前走了一大步。“三叶草”中，还必须要截获两名美国人之间的通信，才能做上述密级处理。而现在，单独一个美国人进行的通信联络，以及提到他名字的通信联络，通通都被归为“尖塔”情报。不过在“三叶草”时代，监视名单上增添名字还比较随意，够级别的人拿起电话随便吩咐特定岗位的某个职员就可以做到：而“尖塔”必须按流程，以书面形式正式提交。
1969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尼克松内阁决心力除毒品危害，多个情报及执法机构开始通力合作。1970年4月，麻醉品与危险药品管理局的官员拜见了国家安全局副局长，提出监视名单的范围要包括“违反美国有关麻醉品和危险药品法令的一切行为”。这可是很少见的兜底条款，因为这等于放纵执法部门滥权。就是说，开厂制毒固然在窃听之列，多买几根大麻烟一样可能引来专门的监视。对此，国家安全局同意了。威力无穷的信号情报，现在又将准星套在了毒品贩子和瘾君子的头上。
几年下来，战果丰硕。但是，中央情报局的总法律顾问发现这个活动后，认为这已超出了中情局的法定职责范围，而且可能违反了《1934年通信法》第605条，因此中情局退出了。1972年8月，一位空军安全局的前中士决定向大众公布国家安全局的种种内幕，这引起了国家安全局的深刻担忧，如果有人再把窃听毒品犯罪的事抖出去，又该怎么办？
1973年7月，国家安全局决定停止毒品走私监视计划。
在这期间，多个情报机构与胡佛任局长的联邦调查局，就针对美国公民的信号情报活动，展开了长期的政治战。大家都觉得，联邦调查局可以帮自己，但胡佛被起初的小事给惹恼了，变为坚决反对，并使用了各种政治手腕，阻止国家安全局和多家情报机构实现这个愿望，最后甚至闹到要去国会作证，公开中央情报局要求联邦调查局为自己在指定地方安装窃听器的事。中央情报局随后放弃了这个打算。
1975年5月12日，为保密起见，国家安全局局长艾伦空军中将手写了一份备忘录，宣布已经连续执行了差不多30年的“三叶草”计划，从5月16日起正式终止。
这项被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丘奇称为“可能是政府对美国人采取过的最大的截听计划”，就这样无疾而终、悄悄而去，一如当年它悄悄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