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班婕妤生活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西汉王朝，其家族——班氏，在当时地位显赫，文武兼备，德行辈出，可谓盛极一时。班婕妤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成长，所以涵养颇高。汉代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班婕妤，其言行举止无不彰显着儒家思想。然而，从她的生活态度及其作品中亦可以看到道家思想的痕迹。两种思想存在于班婕妤之身，其呈现形式为外儒内道。本文将通过对她的生活经历及其作品的分析，来研究她外儒内道的思想。
　　关键词：班婕妤；思想；外儒内道
　　班婕妤，生在西汉时期，天生丽质，满腹才华，一朝选在君王侧，却最终无法逃脱被抛弃的命运。在汉代，儒家文化是思想的主流，且儒家文化贯穿着整个班氏家族，因此，班婕妤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武帝时虽“罢黜百家”，但并没有完全绝对压制其他流派的存在，黄老之学依然发挥着功用，班氏家族也有着道家思想的暗流，班婕妤的思想中就蕴含着道家思想。本文拟通过史料、其个人创作来分析班婕妤为人处世的态度以及其中蕴含的外儒内道思想。
　　班婕妤贤德聪慧，以儒家的伦理道德约束自己，规范自己，仁义礼智存于内心，不敢有所逾越。而赵氏姐妹则文化修养不高，也就没有太多思想的束缚，做事不顾人言，令成帝对她们二人溺爱有加。班婕妤失宠退居长信宫，对成帝的怨恨固然有，但终究是儒家“忠”的理念，让她依然对皇帝尽职尽责，且依然感念皇恩，始终是怨而不怒，即儒家的“哀而不伤”。与此同时，班婕妤自请退居，也有道家的清虚自守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一、班婕妤主要作品分析
　　1.《怨歌行》
　　《怨歌行》见于徐陵的《玉台新咏》，并收入《相和歌词·楚调曲》，为班婕妤所作。《玉台新咏》还有序说：“昔汉成帝班婕妤失宠，供养于长信宫，乃做赋自伤，并为怨诗一首。”但是，有人否定此诗为班婕妤所作，其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是一首五言诗。在班婕妤生活的时代，这种诗体形式并未出现。第二，《汉书》没有记载这首诗。《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汉书外戚班婕妤传言班为赵飞燕所谮，失宠居长信宫，作赋自伤；无弊为怨诗一首之说。”且汉书录赋全文，如有怨诗，亦当并载。故今人一般认为本篇是乐府古辞而非班所作。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五言体诗。武帝时期，存在有五言的乐府民歌，当时有一名乐师李延年，《古谣谚》有记载说“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萧涤非先生的看法是“延年出身微贱，‘父母兄弟皆故倡’今既为协律都尉，总领乐府，因效民歌体而为此歌。复于第五句放衍‘宁不知’三字以为‘新变声’。此三字者，亦如词曲之衬字耳，吾人即认此篇为纯五言歌。”他认为《怨歌行》是属于五言体诗的，并充分证明其结论。萧涤非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讲到“近有据《汉书》无作怨诗之言，遂疑此篇为伪作者。关于此点之解释有二：（1）由于当时史家，轻视此种文艺作品，以为小道郑声，无关大体，故阙而不载。（2）由于班固为亲着讳之微意，观《艺文志》不列婕妤作赋之目……婕妤于班固为大姑母，则此篇班氏不载，亦在情理中，并非不可能。”因此，萧先生也认为此诗为班婕妤所作，且理由充分。
　　综上所述，在汉代，五言体诗已经出现并有所发展，那么，班婕妤创作《怨歌行》来感叹自己的身世经历，是有极大可能性的。而否定此诗为班婕妤所作的人，则因史料不足，不足以证明此诗另有作者，且本人认同萧涤非先生的观点。所以，我认为，此诗确为班婕妤所作。
　　2.《自悼赋》
　　《自悼赋》见于《汉书·外戚传》，确为班婕妤所作。这篇赋写于班婕妤退居东宫之后，描写自身生活经历，带有自传性质。该赋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入宫、得宠、失宠、退居。
　　《自悼赋》字字滴血，乃肺腑之言，感人至深！朱熹在《楚辞后语》中评“《绿衣》兮《白华》，自古兮有之”，曰“至其情虽出于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守，援古以自慰，和平中正，终不过于惨伤”。中和乃中庸之道的主要内容，在《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刘熙载也称其“怨而不怒，兼有‘塞渊、温惠、淑慎’六字之长，可谓深得风人之旨”。班婕妤满腹幽怨之情，却以温润之笔法道出，既表现出了儒家的“中正平和”，也体现了道家的“清虚自守”。
　　3.《捣素赋》
　　《捣素赋》见于《古文苑》和《艺文类聚》，为班婕妤所作。但也有人对作品的作者持怀疑的态度。如《文选》的注者李善在谢惠连《雪赋》注中说过：“班婕妤《捣素赋》曰：‘伫风轩而结睇，对愁云之浮沉’。然疑此赋非婕妤之文。行来已久，故兼引之。”但是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费振刚等辑校的《全汉赋》及龚克昌的《全汉赋评注》都将作品归入班婕妤的名下。所以，由于史料不足，不能就此否定不是班婕妤所作。本文认同此文为班婕妤所作。
　　此赋从形美、声怨、情哀三个层次写尽捣素宫人的悲苦命运，作者本人内心的哀怨也借此得以抒发。作者情思深邈，用情至深。《古文苑》章樵注曰：“欲寄行客以达此心，复以为嫌而不敢，可谓发乎情，止于礼义矣。”同样是儒家中和、节情思想的体现。
　　二、通过对主要作品的分析来研究其外儒内道的思想
　　作为一个人，他是可以同时接受诸家思想的，而并非纯粹受一家之影响，特别是对于中国古人来讲。曾经的“百家争鸣”，是一个思想言论自由、文化多元的时代，人们可以将两种相互矛盾但又相互支撑的思想同时纳为己用，因此并没有绝对的对立和绝对的独立。而人们要做的，就是在适当的情况下选择一种适于形势的思想来支配自己的言行。不因相信一家思想，而去绝对的排斥、抵制另一种思想的“入侵”。人们要做的便是使它们融为一体，为己所用。班婕妤以自己的生活实践着自己的思想，我们从她的经历和作品之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她融合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其呈现形势为外儒内道。
　　在外，班婕妤以儒家思想规范自身。班婕妤侍奉成帝以儒家之礼，严格遵守君臣之礼、夫妻之道，不敢有丝毫越矩之处，言行举止间也透漏着儒家对人们的要求，如辞辇不坐、修身治己等。当她遭遇丧子失宠之后，仍感念皇恩，以礼节情，哀而不伤和忠君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内，班婕妤以道家思想养心。道家则讲求出世，崇尚自然，它强调的是一个人逍遥自在的存在于天地之间，更加注重人的心灵。班婕妤以道家思想养心，使自己可以少欲、寡欲，清虚自守。当自己遭逢变故退居长信宫时，道家思想便成了她抚慰精神创伤的妙方，成了她心灵的避难所。
　　综上所述，班婕妤既严格按照儒家思想的标准要求自己，又以道家思想自慰。此二种思想存在于一身，且很好地融合，即为外儒内道。它不仅支配着婕妤的行为，同时也使她可以安于天地之间，获得心灵的超脱。
　　处于封建时代的班婕妤，以女子的身份立于世间，注定了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是一种依附的姿态。刘建波《女性主义视角下先秦两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写到：“中国古代女性主体性地位的日渐失却，她们一次又一次地以自己的行为，建构着一种新的权力，那就是德——通过在逆境中对自身高洁忠贞的肯定，对自己在诗词才艺上的展现，获得一种‘自我崇高’的超越，从而获取了一种道德力。”班婕妤或许有着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只是迫于强烈的时代文化重压，使其无法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且没有能力去寻找属于女性的那种独立意识。在外儒内道思想的指导下，虽经历人生的浮沉，却能在承受了巨大的伤痛之后，依然可以获取一种平和之美。“止在抑扬之间”，她从哀怨中获取心灵的解脱，在精神上得到一种升华，无愧于“藐姑冰雪”之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