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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新区建设成为城市扩容的主要途径之一。新区的地缘成分与人口成分的复杂性，附藏着社会联结弱化衍生的社会个体伦理道德风险和社会保障性风险。文章通过将新区建设中社会治理问题与新区行政体系变化及人口流动规律相联系，以社会原子化相关理论对新区社会原子化风险予以分析，试以重构社会联结在风险社会中规避社会原子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旨在创新新区社会治理模式，提升新区社会治理水平。
关键词：新区建设 社会原子化 风险社会 治理水平
2020年10月20日，中国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要“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社会隐形状态是变化、发展的，社会风险普遍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中，并通过一定形势表现出来。
学者田毅鹏（2015）对社会原子化做出描述：“单位外新的社会组织尚未完善，新的社会联结仍未健全，导致个人游离于社会组织和群体之外，出现人际关系疏离、社会纽带松弛、个人与公共脱节的社会原子化、结构碎片化的现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诸多社会问题存在共性的源头，社会个体面临的伦理生态复杂化和社会联结疏离化的形势。尤其在新区建设过程中，人口向心式流动、就业不稳定性等因素也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新区居民的伦理生态稳定性和趋于集体化的“单位属性”，社会个体呈原子状的游离状态增加了社会风险，诱使更多诸如信任危机、诚信危机、道德危机等社会失范、个体无助等社会问题在社会运行过程中显现。
一、社会原子化风险在新区建设中的客观体现
近十余年来，新区建设体量不断增大，诸如雄安新区、西咸新区、 兰州新区、贵安新区等。新区建设不仅仅是行政区划、区域行政归属关系的重构，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契机。产业、经济的发展成为驱动人口流动的原动力，但随人口流动而来的还有社会综合治理、社会保障的压力。
（一）人口成分呈复杂化趋势
新区建设除了原先行政管辖的关系的变化，辖区人口成分也逐渐丰富化。以西咸新区为例，西咸新区所辖区域为西安市与咸阳市之间区域以及咸阳市原辖区部分区域，西安、咸阳两市所辖7县（区）的23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构成空港、沣东、秦汉、沣西、泾河新城。这些地方原先位于郊区，居民多为当地城乡居民。而西咸新区建成后，分化了西安市、咸阳市部分行政功能，同样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原先的当地回迁居民、引进人员、各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原外县区赴新区开展各项商业活动者、各类服务业从业者等。
（二）社会个体间关系网络松弛
新区建成后的居民不仅包含原先本来相互熟悉的居民，还聚集了受不同文化体系影响、从事不同工作、不同收入水平的“新邻居”。原先来自农村的居民所处的环境多处于以宗族、亲缘、共同的工作内容、生产资料的同质化相联系的人际网络；城镇居民的人际关系更多来看是邻里关系、同事关系。人口成分比较稳定，人际网络相对紧密，人与人之间因种种原因的联系构成“熟人社会”。新区建成后，以居民社区为研究范围，同一社区居民来源复杂，且新区成立后，新区社区居民从上文分析的各种来源汇集于新区，形成了人与人相对陌生、人际网络松弛的“生人社会”。
（三）次生性社会问题出现频率较高
在实地调查走访中，新区建设的溢出效应相对清晰。文章针对其负面溢出效应进行资料整理得出如下变化：首先，在新区的“生人社会”当中，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相较以前更强了，对于陌生人有更高的“戒备心理”，当然在全新的环境中，这是人类生物属性的体现。在这种自我保护的戒备心态下，人们对于不直接关系自己的事情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冷漠和“作壁上观”的态度。其次，除了必要的工作生活需要，人际交流骤减。再次，在经营活动尤其是流动经营活动中，诚信问题较为明显。最后，在诸如外来人口医疗保障、劳动仲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政策落实、个人诉求沟通等问题上存在一定间隙，上下沟通渠道较为狭隘。
二、社会原子化风险在新区建设中的形成肌理
个人以原子形态在社会中游离，社会性趋弱，是一个“单位”解构的过程。新区建设则是以社会重构的形式集合新区运行所涉及、吸引的不同背景流入人口构成一个新的、趋于稳定的社会圈子。在新构成的社会圈子当中，社会成员原先的伦理环境尚未完善，这种断层所带来的空白期是社会原子化风险最高的时间段。作为委员会、尚存“城中村”的村两委工作压力变大，社会问题的治理压力亟待疏解。
（一）新区向心式“破茧”效应对人口引流
新区建设凝聚着经济发展、产业集聚、资源集约、人才集中等发展目标，城镇化的向心力带动着周边地区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同时以多样化的形式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原先相对固定的居住、工作环境下的居民，在新区更大发展空间、更多发展机遇、更高生活水平等优势的吸引下突破原先环境流向新区。加之近些年一些城市的户籍政策逐步放宽，落户政策向各类人才大幅度倾斜，主动的引流政策对新区的人口流速加快、社会居民成分复杂化又增添了一大主要诱因。
（二）社会伦理生态系统解构
以宗族、亲缘为主要维系关系的农村地区伦理生态在新区建设的影响下逐步结构，原先同一相对区域的农村居民文化范畴的语言、风俗、生活习惯相近，其言行受“熟人社会”的舆论约束，个人受到周围其他社会个体的客观监督，人们会重视名誉、口碑以及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城镇居民原先同樣生活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网络之中，长期以来的工作、生活交际业已形成相对熟悉的人际圈，城镇居民同样处在相对成熟的伦理生态当中。新区的建成，流入新区的农村居民脱离了原先的伦理环境，处于新区的城乡居民中融入了流入人口，社会伦理生态处于解构状态，在重构完成的周期内，处于陌生环境下的防御心理以及不在顾忌舆论场域影响的个人言行存在失范风险。 （三）社会中间组织联结单位弱化
社会个体脱离了原先的伦理生态，同样也从原来的各自的“单位”脱离出来，流入新区的农村人口与扮演社会中间组织的户籍或原长期居住地的社会自治组织，也就是村两委的联系趋于疏离，城镇居民由于行政区划的更迭也存在“离心”状态。在新区，国家层面的惠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下达难度增加的问题，社会个体的诉求上传通道也没有从前顺畅。作为社会中间组织、联结国家与个人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在传统的社會联结，在面临区行政区划变革、辖区居住人员变动的情况下常规的工作业已非常繁重，对于上级政策下达、居民诉求上传的问题上存在更大的工作压力，辖区内居民的归属感、向心力的培养更显得任重道远。
三、新区建设中社会原子化风险的治理对策
针对新区建设过程中的社会原子化风险，目前对于基层社会治理来说尚未引起充分重视亦或是理论尚未成熟。但是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和深入一线的社会调查，对其理论肌理和对现实的影响，发现社会原子化风险确实是诱发当前一些社会问题的重要诱因。尝试从其形成过程中嗅探治理策略，提出从社会网络、社会中间链接角度，基于智慧化手段构建社会原子化风险的防御体系，供相关学、基层社会治理决策者参考。
（一）加强新区社区社会网络强度
伴随着新区建设，新兴社区数量也随之增加。在新区人口成分复杂的社区中，社区居民从事工作各有不同，从工作单位的层面强化社会网络存在较大困难。以居住社区为单位探寻社会网络强化相对便利。以社区为单位，开展邻里活动，可借助网络平台，适时在业余开展线上线下文化娱乐活动，快速增进邻里情感，缩短“生人社会”向“熟人社会”的过渡周期，形成新的社会伦理生态，将“熟人”的舆论监督无形归入社区治理当中。
（二）丰富居民居住区域自制组织功能
社区自治组织不仅仅局限于数据汇总、通知传达等琐事，充分提高社区自制组织的引导地位，做到社区居民间的文化娱乐、联谊活动有人组织、有人过问、有人支持。细化管理，在居民中选出局部负责的“十户长”，分担社区繁琐事务工作压力，在做好基层传统工作的同时有针对性的、有侧重点的关心新迁入居民。有意识、有组织、有制度、有激励的举办社区节日庆祝，育儿经验交流，手工、书法、垂钓、舞蹈、红歌、戏曲等业余兴趣活动，拉进干群关系。
（三）加深社会中间组织公共性程度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地位，在基层社区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社区党团组织作为凝聚社区居民的主要力量。加强社区党团组织建设，让流动党员、团员“有家可回”，从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开始，培养集体意识、向心意识。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强化干部风险意识，通过“结对子”“互拜师傅”的方式为年轻干部的成长助力，同时提高老干部的理论水平，开阔眼界。
（四）构建基层智慧化社会风险防御体系
借助智慧化手段，基于移动智能设备的终端应用，搭建人防、物防、技防结合的综合治理平台，并兼容社区居民、社区干部之间的信息交流功能。通过平台亦可以发布惠民信息，上传居民诉求，采集基础数据。同时，平台还应成为广大居民展示才艺、交流工作、生活心得的园地和舞台。
四、结论
社会原子化风险并不唯一存在于在新区建设中，传统意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间苗式管理从客观上增加了基层治理相关部门的工作压力。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宝贵的群众工作方法，在新时期新阶段，充分依靠群众，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去“原子化”，是规避大量社会问题的捷径，尽管存在一定难度，但是从社会原子化风险的思路深探，从问题的根源处对症下药，才能达到一劳永逸的社会治理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J].冶金企业文化，2020（06）：4-7.
[2]田毅鹏.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J].社会科学，2009（07）：71-75+189.
关键词：新区建设 社会原子化 风险社会 治理水平
2020年10月20日，中国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要“发扬斗争精神，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社会隐形状态是变化、发展的，社会风险普遍存在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中，并通过一定形势表现出来。
学者田毅鹏（2015）对社会原子化做出描述：“单位外新的社会组织尚未完善，新的社会联结仍未健全，导致个人游离于社会组织和群体之外，出现人际关系疏离、社会纽带松弛、个人与公共脱节的社会原子化、结构碎片化的现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诸多社会问题存在共性的源头，社会个体面临的伦理生态复杂化和社会联结疏离化的形势。尤其在新区建设过程中，人口向心式流动、就业不稳定性等因素也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新区居民的伦理生态稳定性和趋于集体化的“单位属性”，社会个体呈原子状的游离状态增加了社会风险，诱使更多诸如信任危机、诚信危机、道德危机等社会失范、个体无助等社会问题在社会运行过程中显现。
一、社会原子化风险在新区建设中的客观体现
近十余年来，新区建设体量不断增大，诸如雄安新区、西咸新区、 兰州新区、贵安新区等。新区建设不仅仅是行政区划、区域行政归属关系的重构，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契机。产业、经济的发展成为驱动人口流动的原动力，但随人口流动而来的还有社会综合治理、社会保障的压力。
（一）人口成分呈复杂化趋势
新区建设除了原先行政管辖的关系的变化，辖区人口成分也逐渐丰富化。以西咸新区为例，西咸新区所辖区域为西安市与咸阳市之间区域以及咸阳市原辖区部分区域，西安、咸阳两市所辖7县（区）的23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构成空港、沣东、秦汉、沣西、泾河新城。这些地方原先位于郊区，居民多为当地城乡居民。而西咸新区建成后，分化了西安市、咸阳市部分行政功能，同样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原先的当地回迁居民、引进人员、各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原外县区赴新区开展各项商业活动者、各类服务业从业者等。
（二）社会个体间关系网络松弛
新区建成后的居民不仅包含原先本来相互熟悉的居民，还聚集了受不同文化体系影响、从事不同工作、不同收入水平的“新邻居”。原先来自农村的居民所处的环境多处于以宗族、亲缘、共同的工作内容、生产资料的同质化相联系的人际网络；城镇居民的人际关系更多来看是邻里关系、同事关系。人口成分比较稳定，人际网络相对紧密，人与人之间因种种原因的联系构成“熟人社会”。新区建成后，以居民社区为研究范围，同一社区居民来源复杂，且新区成立后，新区社区居民从上文分析的各种来源汇集于新区，形成了人与人相对陌生、人际网络松弛的“生人社会”。
（三）次生性社会问题出现频率较高
在实地调查走访中，新区建设的溢出效应相对清晰。文章针对其负面溢出效应进行资料整理得出如下变化：首先，在新区的“生人社会”当中，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相较以前更强了，对于陌生人有更高的“戒备心理”，当然在全新的环境中，这是人类生物属性的体现。在这种自我保护的戒备心态下，人们对于不直接关系自己的事情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冷漠和“作壁上观”的态度。其次，除了必要的工作生活需要，人际交流骤减。再次，在经营活动尤其是流动经营活动中，诚信问题较为明显。最后，在诸如外来人口医疗保障、劳动仲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政策落实、个人诉求沟通等问题上存在一定间隙，上下沟通渠道较为狭隘。
二、社会原子化风险在新区建设中的形成肌理
个人以原子形态在社会中游离，社会性趋弱，是一个“单位”解构的过程。新区建设则是以社会重构的形式集合新区运行所涉及、吸引的不同背景流入人口构成一个新的、趋于稳定的社会圈子。在新构成的社会圈子当中，社会成员原先的伦理环境尚未完善，这种断层所带来的空白期是社会原子化风险最高的时间段。作为委员会、尚存“城中村”的村两委工作压力变大，社会问题的治理压力亟待疏解。
（一）新区向心式“破茧”效应对人口引流
新区建设凝聚着经济发展、产业集聚、资源集约、人才集中等发展目标，城镇化的向心力带动着周边地区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同时以多样化的形式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原先相对固定的居住、工作环境下的居民，在新区更大发展空间、更多发展机遇、更高生活水平等优势的吸引下突破原先环境流向新区。加之近些年一些城市的户籍政策逐步放宽，落户政策向各类人才大幅度倾斜，主动的引流政策对新区的人口流速加快、社会居民成分复杂化又增添了一大主要诱因。
（二）社会伦理生态系统解构
以宗族、亲缘为主要维系关系的农村地区伦理生态在新区建设的影响下逐步结构，原先同一相对区域的农村居民文化范畴的语言、风俗、生活习惯相近，其言行受“熟人社会”的舆论约束，个人受到周围其他社会个体的客观监督，人们会重视名誉、口碑以及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城镇居民原先同樣生活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网络之中，长期以来的工作、生活交际业已形成相对熟悉的人际圈，城镇居民同样处在相对成熟的伦理生态当中。新区的建成，流入新区的农村居民脱离了原先的伦理环境，处于新区的城乡居民中融入了流入人口，社会伦理生态处于解构状态，在重构完成的周期内，处于陌生环境下的防御心理以及不在顾忌舆论场域影响的个人言行存在失范风险。 （三）社会中间组织联结单位弱化
社会个体脱离了原先的伦理生态，同样也从原来的各自的“单位”脱离出来，流入新区的农村人口与扮演社会中间组织的户籍或原长期居住地的社会自治组织，也就是村两委的联系趋于疏离，城镇居民由于行政区划的更迭也存在“离心”状态。在新区，国家层面的惠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下达难度增加的问题，社会个体的诉求上传通道也没有从前顺畅。作为社会中间组织、联结国家与个人的社区居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在传统的社會联结，在面临区行政区划变革、辖区居住人员变动的情况下常规的工作业已非常繁重，对于上级政策下达、居民诉求上传的问题上存在更大的工作压力，辖区内居民的归属感、向心力的培养更显得任重道远。
三、新区建设中社会原子化风险的治理对策
针对新区建设过程中的社会原子化风险，目前对于基层社会治理来说尚未引起充分重视亦或是理论尚未成熟。但是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和深入一线的社会调查，对其理论肌理和对现实的影响，发现社会原子化风险确实是诱发当前一些社会问题的重要诱因。尝试从其形成过程中嗅探治理策略，提出从社会网络、社会中间链接角度，基于智慧化手段构建社会原子化风险的防御体系，供相关学、基层社会治理决策者参考。
（一）加强新区社区社会网络强度
伴随着新区建设，新兴社区数量也随之增加。在新区人口成分复杂的社区中，社区居民从事工作各有不同，从工作单位的层面强化社会网络存在较大困难。以居住社区为单位探寻社会网络强化相对便利。以社区为单位，开展邻里活动，可借助网络平台，适时在业余开展线上线下文化娱乐活动，快速增进邻里情感，缩短“生人社会”向“熟人社会”的过渡周期，形成新的社会伦理生态，将“熟人”的舆论监督无形归入社区治理当中。
（二）丰富居民居住区域自制组织功能
社区自治组织不仅仅局限于数据汇总、通知传达等琐事，充分提高社区自制组织的引导地位，做到社区居民间的文化娱乐、联谊活动有人组织、有人过问、有人支持。细化管理，在居民中选出局部负责的“十户长”，分担社区繁琐事务工作压力，在做好基层传统工作的同时有针对性的、有侧重点的关心新迁入居民。有意识、有组织、有制度、有激励的举办社区节日庆祝，育儿经验交流，手工、书法、垂钓、舞蹈、红歌、戏曲等业余兴趣活动，拉进干群关系。
（三）加深社会中间组织公共性程度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地位，在基层社区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社区党团组织作为凝聚社区居民的主要力量。加强社区党团组织建设，让流动党员、团员“有家可回”，从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开始，培养集体意识、向心意识。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强化干部风险意识，通过“结对子”“互拜师傅”的方式为年轻干部的成长助力，同时提高老干部的理论水平，开阔眼界。
（四）构建基层智慧化社会风险防御体系
借助智慧化手段，基于移动智能设备的终端应用，搭建人防、物防、技防结合的综合治理平台，并兼容社区居民、社区干部之间的信息交流功能。通过平台亦可以发布惠民信息，上传居民诉求，采集基础数据。同时，平台还应成为广大居民展示才艺、交流工作、生活心得的园地和舞台。
四、结论
社会原子化风险并不唯一存在于在新区建设中，传统意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间苗式管理从客观上增加了基层治理相关部门的工作压力。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宝贵的群众工作方法，在新时期新阶段，充分依靠群众，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去“原子化”，是规避大量社会问题的捷径，尽管存在一定难度，但是从社会原子化风险的思路深探，从问题的根源处对症下药，才能达到一劳永逸的社会治理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J].冶金企业文化，2020（06）：4-7.
[2]田毅鹏.转型期中国社会原子化动向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挑战[J].社会科学，2009（07）：71-75+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