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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比较产生于相似的禁欲主义的社会背景下的《十日谈》和《金瓶梅》，探索两书所表现出的女性意识在性欲望、性权利、自我价值、女性智慧等方面的表现，初探两者不彻底的女性意识在男权社会下表现及原因，同时揭示两书在女性意识方面的差异。
关键词：《十日谈》；《金瓶梅》；女性意识；禁欲主义；性欲望；自我价值
作者简介：沈舒昕，女，就读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03
鲁迅先生曾说过，“吃饭可以维持生命，性爱可以延续生命”[1]，性欲作为人类一项基本的生命活动却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饱受争议，尽管儒家圣人孟子也承认“食色， 性也”，然而性欲却远不及食欲拥有“民以食为天”的地位，两性关系是“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2]，但是性欲却遭压抑久已，被视为不洁净的罪恶之源。
近日阅读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十日谈》，发觉与中国有“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之称的《金瓶梅》有诸多同异可比之处，《十日谈》和《金瓶梅》都可以说是关于两性描写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中反映出的当时禁欲主义下两性关系中的女性意识也是超越时代的进步意义。
一、时代背景下的禁欲主义
尽管两部作品诞生时间相差200年之久，但是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惊人的相似，禁欲主义阴霾密布的天空下，《十日谈》和《金瓶梅》捅开乌云，让“人性”的阳光开始照向人间。
薄伽丘的《十日谈》诞生在基督教文化鼎盛的中世纪，是西方社会最为黑暗的时代，一切以基督教统治为中心，其思想核心是禁欲主义，旨在维护封建统治，迫使人们忍受现世的剥削与奴役，以“来世思想”树立神至高无上的权威。神性压倒人性，其中对于男女之“性”的压抑尤为严峻，“性”被视为原罪，甚至正常的爱被抹杀成为“肉欲”。正是这样的背景下，薄伽丘高扬人性主义的大旗，以《十日谈》叩问这个黑暗的“禁欲主义”世界。
同样相似的背景下，纵观中国思想发展历程，从“独尊儒术”的汉朝开始，“礼义廉耻”、“三纲五常”成为了深入中国各阶层人民心中的道德准绳，其中尤以宋代程朱理学推崇的“存天理，灭人欲”为甚，强烈地压抑了人性。文人阶层言志抒情，却少有触碰“欲”的高压线的。《金瓶梅》产生在经济变革、市民阶级兴起的时代，长期压抑的人性在这一阶段释放、爆发，引起了巨大震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多情善感的妇女最需要别人的安慰，命运对于他们却偏是显得特别吝啬。”[3]将视线转向女性的作品诞生了，女性意识得到了初次的关注。
二、女性意识的萌发
1、性欲望、性权利的追求
传统封建文化中的女性长期作为男性释放性欲的工具存在，而这两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萌发首先体现在女性对于性欲望和性权利的追求上。
在《十日谈》中就有女性对于性权利的直接申诉。在第五天第十个故事中，酷爱女色的富翁皮耶德罗娶了个风骚的姑娘为妻。妻子得不到满足就与别人偷情，被抓包后发出了女性对于性要求和性权利的申诉：“即使你给我吃得好，穿得好，可是请你问问你自己的良心，你那方面待我怎样？你有多久没有陪我睡觉了？与其叫我独守空床，我倒宁愿穿得破破烂烂，不要吃好穿好。皮耶德罗，你要知道，我既然是女人，就有女人的欲望。我既然不能从你身上得到满足，自然要去找别人，你也怪不得我。”
而《金瓶梅》中淫妇之首潘金莲更是先后与张大户、西门庆、琴童、陈敬济、王潮儿有过数段奸情。为了满足自己对于性权利和性欲望的追求，她甚至抛开名分地位、不顾纲常伦理，与女婿陈经济私通。《金瓶梅》中的李瓶儿财、貌双全，为了满足自己的爱欲，更是倒贴着西门庆，两次改嫁。
由此看出，《十日谈》和《金瓶梅》中的女性都开始正视自己对性欲望的诉求，尤其是《十日谈》第九天第二个故事中反映出的饱受禁欲主义摧残的修女的通奸故事，更是以一种讽刺意味的手法表现女性对于性权利的追逐。自此，《金瓶梅》中不再有“贞节牌坊”、《十日谈》中不再有“禁欲修女”。
2、女性智慧的体现
除了对性欲望的追求，女性智慧的体现也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这一点在《十日谈》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作者通过一系列故事证明女性也是智勇双全的形象，她们足以以自己的力量与男性主导的男权社会进行抗争，这是一种对于男性领导的话语体系的反抗。
比如書中描写的第一天第五个故事中的蒙费拉特侯爵夫人， 在应付对她不怀好意的法兰西国王时，制作了“母鸡宴” 配以机智的应答， “可不是，陛下； 不过这儿的女人，就算在服装或是身份上有什么不同，其实跟别的地方的女人还是一模一样的。”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同时不失礼节。
3、自我价值的认同
在这两部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女性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认识到自我的价值，这里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不仅仅指上一点提到的对性欲望、性权利的追求以及女性智慧的展现，而是指女性不再仅仅满足于依附男人作为男性的附庸而生存，尽管他们还是会带着功利性去攀附男性，但是她们这种攀附已经开始由无意识的转向为了自身生存价值的。
她们通过各种方式去改变自己的生存地位，追寻自己的权力与主张，无论是《十日谈》还是《金瓶梅》中的女性，都不再是传统社会中安于命运的女性形象，她们开始认识到自己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且在积极地追寻新的幸福、新的定位、新的自我。
《十日谈》中的第六天第七个故事写到通奸的贵妇人菲莉帕在法庭上她公开地反对要将她处以火刑的法律：“法律对于男女应当是一视同仁的，而且它的制订，也应当得到遵守法律者的同意。这条法律是行不通的……当初制订这条法律时，并不曾征求过我们女人的同意，从来没有来找过我们，因此可以理所当然地给它扣上一顶‘对女人不怀好意’的帽子。” 《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人有着自我价值的存在，也具有争取幸福、追求爱情的权利，才会驱使她从武松到西门庆一路寻觅，渴求通过性来满足西门庆，从而在西门庆那里得到她属于她的、她渴望已久的爱情，以此实现自己的价值。李瓶儿的两次再嫁在传统伦理道德中也是大逆不道的，但这同样也是一种追求个人价值的体现。
三、男权社会下女性意识的不彻底性
不得不承认，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尽管两者都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萌发和觉醒，但是这种女性意识是仍旧带着男权社会痕迹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女性意识，背后的男性力量依然在发挥着强有力的限制作用，两部作品表现出的对女性的关注都是来自男性视角的，男性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视角对女性力量加以褒奖，但是又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这股女性力量掐灭。
1、首先，男性起着主导性的社会角色
比如说《十日谈》的开篇，菲罗美娜说“别忘了我们都是女人，我们年纪也不小了，不至于还不明白几个女人聚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的。女人要是没有男人的领导，势必弄成一团糟。[4]”就表现出了很强烈的男女社会分工意识，男性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主导角色，甚至在爱情中，男性也是十分看重女性的地位的，地位卑贱的女性让男性求爱的步伐止步不前。
2、其次，女性性格居于男性权威压制中
《十日谈》第四天的第三个故事开头，劳丽达说：“说真的，我们女人跟男人比起来，性格是比较脆弱的，意志也容易动摇得多——在这方面希望男人不要见笑我们才好”，男性依旧在扮演着一个女性审判者的角色。在第九天第九个故事中依旧可见男性的绝对权威，俗语“好马、劣马，总少不了一对踢马刺； 好娘子、坏娘子，都需要一根木棍子。[5]”女性处于男性的管教与控制之下。
《金瓶梅》中同样是如此，且不看书中女性各自的出发点，西门庆家中上上下下的女人都以得到他的宠幸为人生追求， 以潘金莲为首，百般讨好西门庆因此丑态毕露，才有了“兰汤大战”、“大闹葡萄架”等闹剧。而且，书中的潘金莲甚至有些被妖魔化，是一种“祸水”式的形象，正如中国历史上封建传统道德观念中一个又一个被打为“红颜祸水”的女性形象，且不管她们是否是处于对幸福抑或自由的渴望，一棍子都被当做罪恶之源，而男性却似乎处于被庇护的受害者地位，他们不过被当做劝诫的对象。
更何况，在《金瓶梅》的创作立场上，尽管作者一向被标榜为劝诫者的身份，但是书中细致入微的性描写难以掩饰作者对于性爱的玩味和欣赏，这更是一种男性权威对女性的压迫和伤害。
3、女性意识仅仅以性欲释放
两本书可以反映出的女性意识不约而同地通过性来表现，在《十日谈》原序中写到男性“自有许多消遣解脱的办法，可以去打鸟、打猎、钓鱼、骑马，也可以去赌博或是经商[6]”，而女性呢，“命运对于她们却偏是显得特别吝啬”。因此在作者看来，女性的生活似乎只围绕着“性”这个主题和中心，尽管两书的作者都表现了一定的女性对人本能的释放和追求，但是她们的这种觉醒被局限在了性的话题上。看似作者的创作是出于对女性需求的理解与同情，但是这样的“照顾”反而带有一种对女性意识局限于“性”的反讽意味。
四、两者所反映的女性意识的差异性
尽管两者都在禁欲主义背景下将着眼点放在两性关系中的女性意识上，但是于一些细微处不难发现两书表现出的女性意识是基于不同基础的，这和两本书创作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关系密切。
1、爱情在两书女性意识描写中地位不同
可以看到，《十日谈》所反映的女性观是基于爱情来描写的，在爱情中男性和女性处于同样的地位，互相吸引，纯粹至极，书中常常可以看到对于崇高爱情的歌颂。比如第四天的第一个故事中，年轻的小伙子在父亲的保护下与世隔绝，当他看到世俗世界中的女性就被深深地吸引，女性是那样的美好，即使被称作“绿鹅”，小伙子依旧难以掩饰自己想拥有“绿鹅”的强烈愿望。美好的爱情是发乎天性源于自然的，正如与世隔绝的小伙子带着最初的本能被美好的女性吸引，宗教戒律也无法打破年轻男女之间自然的吸引力，爱情是难以抗拒和美好的。
第四天中同样写到很多为爱情放弃生命的女性，年轻漂亮的公主绮丝梦达爱上父王宫中出身卑微的仆人纪斯卡多，父王将情人心脏挖出后美丽的女子痛不欲生，将毒酒洒在心脏上服毒而死；丽莎贝达的情人被哥哥杀死，她挖出他的头颅埋进花盆哭泣，哥哥夺走花盆让女子悲痛而死……
《十日谈》中大半故事的主题都是围绕着男女爱情来写的，正如第五天故事提到的“加利索与伊菲金利亚”的故事，直接来说明“爱情的力量有多么神圣，多么偉大”，可见《十日谈》是十分强调爱情给予女性的力量的。
与之相反的，《金瓶梅》中女性与男性处于十分悬殊的地位中，书中反映出的两性关系中几乎看不到爱情的痕迹，女性意识的觉醒表现在对个人价值的认识、对自己性欲望性权利的争取，但却在男权社会下因金钱、权利、地位的追逐而失去了爱情的纯粹性，书中女性为了自身的生存和攀升，费尽心机造就了无数悲剧，最终她们自己的命运也归于一种无意义的努力，她们自身的幸福也就此埋葬，女性意识表现为一种扭曲畸形了的纵欲行为。
2、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差异性
相较于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背景，欧洲的两性文化一向都和中国文化不同。
欧洲文化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希腊神话传说，二是基督教文化。神话作为希腊文化的典型形式，神人同性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神话中众多的神都在两性问题上犯着人的错误，但是对于女性意识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希腊神话中反应的男女神地位的统一性，女神和男神一样拥有者权利和智慧，这对于《十日谈》反应的欧洲女性意识是有着深刻影响的。同样，基督教文化中强调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按照基督教教义，通奸乃是人的七大罪恶之一，因此西方的婚姻关系中对于忠诚是更为重视的，一夫一妻制的关系中女性得到尊重，女性意识得以萌生。而西方特有的骑士文学同样将无条件为女性服务、奉献的精神贯穿到社会中去，得以传承。 再看传统的中国社会，一夫多妻制盛行多年，贞节牌坊竖起的同时青楼馆阁接连而起，男性三妻四妾是被理解的，女性稍有不守妇道的行为则被万事唾弃，女性根深蒂固的从属和附庸身份是直至今日都难以改变的。在封建家庭中，西门庆代表的男性力量和正妻吴月娘代表的封建力量，对于潘金莲为代表的妻妾力量起着压倒性的束缚和压制作用，因此即使“潘金莲”们带着觉醒的女性意识进行反抗和挣扎也难得解脱，最终在“工具”和依附角色中被物欲蒙住双眼导致精神的扭曲人格的变态，难以像《十日谈》所描写的那样获得纯粹美好的爱情。
五、总结
总而言之，《十日谈》和《金瓶梅》都凸显了男权社会下的女性欲望、自我价值，开始讲目光投向女性的意识和尊严，但在截然不同那个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生活的两位作者带着不同的出发点对两性关系中的女性意识进行了描写，产生的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局。
《十日谈》用人性的光辉照亮黑暗的禁欲主义世界，直接地肯定了自然力量给人带来的美好爱情，人们冲破封建禁欲的枷锁探求自由发展的人性之路，充满着自由、健康、热情的生机。
《金瓶梅》较之《十日谈》反映出的更像是一种冲破封建禁欲束缚的原始动物性冲动，女性原本合理的欲望和诉求在不彻底的解放中被扭曲变形，在封建旧力量的压迫下不择手段跳向另一个极端，通过激情和荒淫的释放从禁欲直接跳向了纵欲，最终却带着惨淡的悲剧色彩。
注释：
[1]《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第130至13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十二卷，第1 19页.
[3]《十日谈》薄伽丘，方平、王科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版，第5页.
[4]《十日谈》薄伽丘，方平、王科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版，第21页.
[5]《十日谈》薄伽丘，方平、王科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版，第620页.
[6]《十日谈》薄伽丘，方平、王科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版，第5页.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十日谈》，方平、王科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年版.
关键词：《十日谈》；《金瓶梅》；女性意识；禁欲主义；性欲望；自我价值
作者简介：沈舒昕，女，就读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6-0-03
鲁迅先生曾说过，“吃饭可以维持生命，性爱可以延续生命”[1]，性欲作为人类一项基本的生命活动却在人类历史进程中饱受争议，尽管儒家圣人孟子也承认“食色， 性也”，然而性欲却远不及食欲拥有“民以食为天”的地位，两性关系是“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2]，但是性欲却遭压抑久已，被视为不洁净的罪恶之源。
近日阅读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十日谈》，发觉与中国有“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之称的《金瓶梅》有诸多同异可比之处，《十日谈》和《金瓶梅》都可以说是关于两性描写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中反映出的当时禁欲主义下两性关系中的女性意识也是超越时代的进步意义。
一、时代背景下的禁欲主义
尽管两部作品诞生时间相差200年之久，但是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惊人的相似，禁欲主义阴霾密布的天空下，《十日谈》和《金瓶梅》捅开乌云，让“人性”的阳光开始照向人间。
薄伽丘的《十日谈》诞生在基督教文化鼎盛的中世纪，是西方社会最为黑暗的时代，一切以基督教统治为中心，其思想核心是禁欲主义，旨在维护封建统治，迫使人们忍受现世的剥削与奴役，以“来世思想”树立神至高无上的权威。神性压倒人性，其中对于男女之“性”的压抑尤为严峻，“性”被视为原罪，甚至正常的爱被抹杀成为“肉欲”。正是这样的背景下，薄伽丘高扬人性主义的大旗，以《十日谈》叩问这个黑暗的“禁欲主义”世界。
同样相似的背景下，纵观中国思想发展历程，从“独尊儒术”的汉朝开始，“礼义廉耻”、“三纲五常”成为了深入中国各阶层人民心中的道德准绳，其中尤以宋代程朱理学推崇的“存天理，灭人欲”为甚，强烈地压抑了人性。文人阶层言志抒情，却少有触碰“欲”的高压线的。《金瓶梅》产生在经济变革、市民阶级兴起的时代，长期压抑的人性在这一阶段释放、爆发，引起了巨大震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多情善感的妇女最需要别人的安慰，命运对于他们却偏是显得特别吝啬。”[3]将视线转向女性的作品诞生了，女性意识得到了初次的关注。
二、女性意识的萌发
1、性欲望、性权利的追求
传统封建文化中的女性长期作为男性释放性欲的工具存在，而这两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意识萌发首先体现在女性对于性欲望和性权利的追求上。
在《十日谈》中就有女性对于性权利的直接申诉。在第五天第十个故事中，酷爱女色的富翁皮耶德罗娶了个风骚的姑娘为妻。妻子得不到满足就与别人偷情，被抓包后发出了女性对于性要求和性权利的申诉：“即使你给我吃得好，穿得好，可是请你问问你自己的良心，你那方面待我怎样？你有多久没有陪我睡觉了？与其叫我独守空床，我倒宁愿穿得破破烂烂，不要吃好穿好。皮耶德罗，你要知道，我既然是女人，就有女人的欲望。我既然不能从你身上得到满足，自然要去找别人，你也怪不得我。”
而《金瓶梅》中淫妇之首潘金莲更是先后与张大户、西门庆、琴童、陈敬济、王潮儿有过数段奸情。为了满足自己对于性权利和性欲望的追求，她甚至抛开名分地位、不顾纲常伦理，与女婿陈经济私通。《金瓶梅》中的李瓶儿财、貌双全，为了满足自己的爱欲，更是倒贴着西门庆，两次改嫁。
由此看出，《十日谈》和《金瓶梅》中的女性都开始正视自己对性欲望的诉求，尤其是《十日谈》第九天第二个故事中反映出的饱受禁欲主义摧残的修女的通奸故事，更是以一种讽刺意味的手法表现女性对于性权利的追逐。自此，《金瓶梅》中不再有“贞节牌坊”、《十日谈》中不再有“禁欲修女”。
2、女性智慧的体现
除了对性欲望的追求，女性智慧的体现也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这一点在《十日谈》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作者通过一系列故事证明女性也是智勇双全的形象，她们足以以自己的力量与男性主导的男权社会进行抗争，这是一种对于男性领导的话语体系的反抗。
比如書中描写的第一天第五个故事中的蒙费拉特侯爵夫人， 在应付对她不怀好意的法兰西国王时，制作了“母鸡宴” 配以机智的应答， “可不是，陛下； 不过这儿的女人，就算在服装或是身份上有什么不同，其实跟别的地方的女人还是一模一样的。”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同时不失礼节。
3、自我价值的认同
在这两部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女性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认识到自我的价值，这里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不仅仅指上一点提到的对性欲望、性权利的追求以及女性智慧的展现，而是指女性不再仅仅满足于依附男人作为男性的附庸而生存，尽管他们还是会带着功利性去攀附男性，但是她们这种攀附已经开始由无意识的转向为了自身生存价值的。
她们通过各种方式去改变自己的生存地位，追寻自己的权力与主张，无论是《十日谈》还是《金瓶梅》中的女性，都不再是传统社会中安于命运的女性形象，她们开始认识到自己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且在积极地追寻新的幸福、新的定位、新的自我。
《十日谈》中的第六天第七个故事写到通奸的贵妇人菲莉帕在法庭上她公开地反对要将她处以火刑的法律：“法律对于男女应当是一视同仁的，而且它的制订，也应当得到遵守法律者的同意。这条法律是行不通的……当初制订这条法律时，并不曾征求过我们女人的同意，从来没有来找过我们，因此可以理所当然地给它扣上一顶‘对女人不怀好意’的帽子。” 《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人有着自我价值的存在，也具有争取幸福、追求爱情的权利，才会驱使她从武松到西门庆一路寻觅，渴求通过性来满足西门庆，从而在西门庆那里得到她属于她的、她渴望已久的爱情，以此实现自己的价值。李瓶儿的两次再嫁在传统伦理道德中也是大逆不道的，但这同样也是一种追求个人价值的体现。
三、男权社会下女性意识的不彻底性
不得不承认，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尽管两者都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萌发和觉醒，但是这种女性意识是仍旧带着男权社会痕迹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女性意识，背后的男性力量依然在发挥着强有力的限制作用，两部作品表现出的对女性的关注都是来自男性视角的，男性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视角对女性力量加以褒奖，但是又可以轻而易举地将这股女性力量掐灭。
1、首先，男性起着主导性的社会角色
比如说《十日谈》的开篇，菲罗美娜说“别忘了我们都是女人，我们年纪也不小了，不至于还不明白几个女人聚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的。女人要是没有男人的领导，势必弄成一团糟。[4]”就表现出了很强烈的男女社会分工意识，男性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主导角色，甚至在爱情中，男性也是十分看重女性的地位的，地位卑贱的女性让男性求爱的步伐止步不前。
2、其次，女性性格居于男性权威压制中
《十日谈》第四天的第三个故事开头，劳丽达说：“说真的，我们女人跟男人比起来，性格是比较脆弱的，意志也容易动摇得多——在这方面希望男人不要见笑我们才好”，男性依旧在扮演着一个女性审判者的角色。在第九天第九个故事中依旧可见男性的绝对权威，俗语“好马、劣马，总少不了一对踢马刺； 好娘子、坏娘子，都需要一根木棍子。[5]”女性处于男性的管教与控制之下。
《金瓶梅》中同样是如此，且不看书中女性各自的出发点，西门庆家中上上下下的女人都以得到他的宠幸为人生追求， 以潘金莲为首，百般讨好西门庆因此丑态毕露，才有了“兰汤大战”、“大闹葡萄架”等闹剧。而且，书中的潘金莲甚至有些被妖魔化，是一种“祸水”式的形象，正如中国历史上封建传统道德观念中一个又一个被打为“红颜祸水”的女性形象，且不管她们是否是处于对幸福抑或自由的渴望，一棍子都被当做罪恶之源，而男性却似乎处于被庇护的受害者地位，他们不过被当做劝诫的对象。
更何况，在《金瓶梅》的创作立场上，尽管作者一向被标榜为劝诫者的身份，但是书中细致入微的性描写难以掩饰作者对于性爱的玩味和欣赏，这更是一种男性权威对女性的压迫和伤害。
3、女性意识仅仅以性欲释放
两本书可以反映出的女性意识不约而同地通过性来表现，在《十日谈》原序中写到男性“自有许多消遣解脱的办法，可以去打鸟、打猎、钓鱼、骑马，也可以去赌博或是经商[6]”，而女性呢，“命运对于她们却偏是显得特别吝啬”。因此在作者看来，女性的生活似乎只围绕着“性”这个主题和中心，尽管两书的作者都表现了一定的女性对人本能的释放和追求，但是她们的这种觉醒被局限在了性的话题上。看似作者的创作是出于对女性需求的理解与同情，但是这样的“照顾”反而带有一种对女性意识局限于“性”的反讽意味。
四、两者所反映的女性意识的差异性
尽管两者都在禁欲主义背景下将着眼点放在两性关系中的女性意识上，但是于一些细微处不难发现两书表现出的女性意识是基于不同基础的，这和两本书创作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关系密切。
1、爱情在两书女性意识描写中地位不同
可以看到，《十日谈》所反映的女性观是基于爱情来描写的，在爱情中男性和女性处于同样的地位，互相吸引，纯粹至极，书中常常可以看到对于崇高爱情的歌颂。比如第四天的第一个故事中，年轻的小伙子在父亲的保护下与世隔绝，当他看到世俗世界中的女性就被深深地吸引，女性是那样的美好，即使被称作“绿鹅”，小伙子依旧难以掩饰自己想拥有“绿鹅”的强烈愿望。美好的爱情是发乎天性源于自然的，正如与世隔绝的小伙子带着最初的本能被美好的女性吸引，宗教戒律也无法打破年轻男女之间自然的吸引力，爱情是难以抗拒和美好的。
第四天中同样写到很多为爱情放弃生命的女性，年轻漂亮的公主绮丝梦达爱上父王宫中出身卑微的仆人纪斯卡多，父王将情人心脏挖出后美丽的女子痛不欲生，将毒酒洒在心脏上服毒而死；丽莎贝达的情人被哥哥杀死，她挖出他的头颅埋进花盆哭泣，哥哥夺走花盆让女子悲痛而死……
《十日谈》中大半故事的主题都是围绕着男女爱情来写的，正如第五天故事提到的“加利索与伊菲金利亚”的故事，直接来说明“爱情的力量有多么神圣，多么偉大”，可见《十日谈》是十分强调爱情给予女性的力量的。
与之相反的，《金瓶梅》中女性与男性处于十分悬殊的地位中，书中反映出的两性关系中几乎看不到爱情的痕迹，女性意识的觉醒表现在对个人价值的认识、对自己性欲望性权利的争取，但却在男权社会下因金钱、权利、地位的追逐而失去了爱情的纯粹性，书中女性为了自身的生存和攀升，费尽心机造就了无数悲剧，最终她们自己的命运也归于一种无意义的努力，她们自身的幸福也就此埋葬，女性意识表现为一种扭曲畸形了的纵欲行为。
2、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差异性
相较于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背景，欧洲的两性文化一向都和中国文化不同。
欧洲文化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希腊神话传说，二是基督教文化。神话作为希腊文化的典型形式，神人同性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神话中众多的神都在两性问题上犯着人的错误，但是对于女性意识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希腊神话中反应的男女神地位的统一性，女神和男神一样拥有者权利和智慧，这对于《十日谈》反应的欧洲女性意识是有着深刻影响的。同样，基督教文化中强调婚姻的神圣不可侵犯，按照基督教教义，通奸乃是人的七大罪恶之一，因此西方的婚姻关系中对于忠诚是更为重视的，一夫一妻制的关系中女性得到尊重，女性意识得以萌生。而西方特有的骑士文学同样将无条件为女性服务、奉献的精神贯穿到社会中去，得以传承。 再看传统的中国社会，一夫多妻制盛行多年，贞节牌坊竖起的同时青楼馆阁接连而起，男性三妻四妾是被理解的，女性稍有不守妇道的行为则被万事唾弃，女性根深蒂固的从属和附庸身份是直至今日都难以改变的。在封建家庭中，西门庆代表的男性力量和正妻吴月娘代表的封建力量，对于潘金莲为代表的妻妾力量起着压倒性的束缚和压制作用，因此即使“潘金莲”们带着觉醒的女性意识进行反抗和挣扎也难得解脱，最终在“工具”和依附角色中被物欲蒙住双眼导致精神的扭曲人格的变态，难以像《十日谈》所描写的那样获得纯粹美好的爱情。
五、总结
总而言之，《十日谈》和《金瓶梅》都凸显了男权社会下的女性欲望、自我价值，开始讲目光投向女性的意识和尊严，但在截然不同那个的社会文化环境下生活的两位作者带着不同的出发点对两性关系中的女性意识进行了描写，产生的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局。
《十日谈》用人性的光辉照亮黑暗的禁欲主义世界，直接地肯定了自然力量给人带来的美好爱情，人们冲破封建禁欲的枷锁探求自由发展的人性之路，充满着自由、健康、热情的生机。
《金瓶梅》较之《十日谈》反映出的更像是一种冲破封建禁欲束缚的原始动物性冲动，女性原本合理的欲望和诉求在不彻底的解放中被扭曲变形，在封建旧力量的压迫下不择手段跳向另一个极端，通过激情和荒淫的释放从禁欲直接跳向了纵欲，最终却带着惨淡的悲剧色彩。
注释：
[1]《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第130至131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四十二卷，第1 19页.
[3]《十日谈》薄伽丘，方平、王科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版，第5页.
[4]《十日谈》薄伽丘，方平、王科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版，第21页.
[5]《十日谈》薄伽丘，方平、王科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版，第620页.
[6]《十日谈》薄伽丘，方平、王科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版，第5页.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十日谈》，方平、王科一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