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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是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思想领袖、哲学家﹑和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思想家，其超验主义理论已成为美国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美国的孔子”。在他思想成熟的过程当中，他阅读了大量的东方文化书籍，并取其精华，丰富了他的超验主义理论。但是在19世纪的美国学者却带着异域偏见选择性的忽视了爱默生作品中的东方元素，使对他的思想定位模糊不清。事实上，爱默生的思想是对中国儒家思想消化处理之后的的概括，有很多契合与对立之处，都是爱默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结果。
【关键词】：爱默生;儒家思想;兼容并收;中庸之道
美国虽然政教分离，但是宗教氛围和宗教情结依然很浓厚。在美国，耶稣基督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更何况在欧洲中心论占统治地位的19世纪，儒家自然而然成为了“异教”，被美国学术界主流所排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爱默生受西方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对东方文化带有极端的偏见，认为西方文化较之东方文化有着不言而喻的优越性。直到1836年，爱默生阅读了乔舒亚·马什索编译的《孔子》，书中的思想渐渐才唤醒了爱默生对“异教”的兴趣。虽然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差距，而儒家思想中的精华也加大的触动了正在酝酿新思想的爱默生。也就是从那时起，爱默生对在东方这块神秘的土地上萌发出来的思想的好奇和探索便一发不可收拾。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他先后拜读了由一位无名氏编辑出版的《凤凰：古代奇文拾遗集》（The Phoenix： A collection of Old and Rare Fragments）;由大卫·科利（David Collie）译的《中国古典：通称四书》（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而这本书被爱默生称为“我的中国书”，足以见得他对《四书》的热爱;由汉学家詹姆斯·莱格（James Legge）意珠的《中国古典》（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s）也讓爱默生爱不释手，因为这不作品几乎包括了儒家和道家的所有经典作品。
1868年，在对中国驻美国史馆的致辞中，爱默生把孔子同苏格拉底和基督耶稣并行比较，他说：
“当苏格拉底听说神喻称他为最圣明的人时，他说着一定意味着其他人也认为自己最聪明睿智，但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孔子也早已这样看待自己了。而且我们称之为耶稣的“金科定律”的道理，孔子也先他五百年以同样的措辞讲过。他的伦理体系，虽然是针对一种与我们不同的社会状况而提出的，但我们今天读起来也还受益匪浅。”
虽说爱默生对儒家思想中的精华赞赏不已，但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绝对教条思想却不敢苟同，在致辞中，他说：
“她的人民具有这样一种本质的保守主义，乃至能以某种神奇的种族力量和全民行为使她编年史上的所有战争和革命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犹如她历史的太平洋上那瞬息即逝的波涛。这个民族在停滞中有她的特权。”
在他的致辞中我们可以看到1868年的爱默生对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爱默生的“超灵”思想，个人主义和自然观无不在儒家思想中找到一一的对应。但是在笔者看来，最让爱默生感到震撼的是儒家的“中庸之道”。
儒家讲仁爱，仁爱的直观表现是爱的情感。但情感的背后不是朴素的同情心，其中凝聚着一个重要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儒家诸理念中的核心：“中庸”。《中庸》第六章载：“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里是讲舜具有中庸的大智慧，其文脱胎于《论语》《孟子》。这句话是说孔子说“舜可以说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吧！他喜欢向人请教问题，又善于从人们浅近平常的话语里分析其含义。不宣扬别人的恶言恶行，只表彰别人的嘉言善行，根据‘过与不及’两端的情况，采纳中庸之道来治理百姓。这就是舜之所以成为舜的原因吧。”执两用中，做到不偏不倚，不过无不及，真正恰到好处。在《论语》里也有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这是孔子对子张和子夏的评价。子张做事总是超过限度，子夏则是不及。两者都不好，“中”最好。“中庸”一词原出自，《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对孔子而言，“中庸”作为“德”是“至”，即是天下最高的顶尖级的“德”。《中庸》第十一章载：“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这主要是说，真正的句子遵循中庸之道，即使隐遁在世间一生不被人知道，也绝不后悔，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由此，不得不说，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准则。在笔者看来，这也是儒家思想中最吸引爱默生的思想之一。
19世纪中期，美国经济迅猛发展，中国华人大举迁居美国，使得美国人不得不直面与之截然不同的文化，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主流地位决定了它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根深蒂固。在中国人看来很自然的行为举止一旦进入了美国人的视野，就被一棒子打上了低劣文化的烙印。中国人也被视为劣等民族。《芝加哥每日论坛报》曾报道称，尽管“孔子的门徒”对于圣诞节“熟视无睹”但却在意教堂提供的免费节目晚餐。中国华人的行为方式使得美国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已经不可逆转的恶化，而对于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的代言人孔子，也被扣上了“迂腐”“狡诈”的头衔。对爱默生而言，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庸之道”无疑为他提供了一重正确的文化选择，让他排除偏见，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了神秘的东方。
1868年，爱默生在一次致辞中把孔子同苏格拉底和基督耶稣并行比较，然后论证说孔子提出“中庸之道（Golden Mean）的时间比耶稣提出”金科玉律“（Golden Rule）的时间早了五百年。这足以见得爱默生对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的赞赏和认可。 而这种震撼对爱默生而言是不无原因的。熟悉爱默生的读者可能都知道爱默生与基督教的“不解之缘”。 爱默生出生在美国东部的波士顿的一个神职人员世家，父亲威廉继承先辈的志向，在当地最有名的“一位论”（Unitarianism）派的第一教堂做牧师，母亲是虔诚的信徒，爱默生从哈佛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哈佛神学院研读了一段时间，不久离校担任神职。他在《论自然》中说“正如植物依恋着大地，人依偎在上帝的怀抱。”他在哈佛神学院致辞中，他也曾说“一个人如果有一颗正义之心，他便因而是上帝。上帝的平安，上帝的不朽，上帝的权威随着正义进入他的身体。”他的这些话清楚无误地向我们表明了他对上帝的笃信和忠诚。同时，在致辞中，他也对现有教会制度展开了最猛列的攻击，他说：“历史基督教陷入了那种破坏一切宗教交流企图的错误。”
历史上，基督教不但要消灭异教徒，还在其内部迫害异端。一种宗教流传于不同民族，地区和不同阶层的人当中，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和想法应是正常的。按儒家的“和而不同”的“中庸”精神，有不同的意见大家可以互相商讨，切磋，共同提高，不应该封杀对方，更不应该诉诸暴力。《中庸》祖述章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里是说万物共同生长而互不妨害，道路同时并行而互不冲突。小的德行如河水一样长流不息，大的德行使万物敦厚纯朴。这就是天地所以伟大的原因啊！“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来形容万物的多样性与统一性。万物活活脱脱地生长，天地无声无息地化育，这就如同圣人的道德作用。这里的“中庸之道”似乎给基督徒们一个不错的解决方式。19世纪初期，西部大迁徙，新移民和内战加速了美国宗教界內部的改革，相对于18世纪中叶的“大觉醒运动”，它也被称为“第二次大觉醒”遍及于各个教派。第二次大复兴虽为教会带来许多信徒，但也促进了教会分裂的趋势;新的宗派和分支开始繁衍，背道的情况显然可见，传统的教义被冲淡，异端和现代主义暗地渗透教会再度进入垂死的光景。可以说十九世纪初期，是美国基督教史中教会最软弱的时期。西部开荒区的众多拓荒者正陷在灵性的无知与迷惘之中，争吵，打架，酗酒，低落道德，亵渎的言行，人际关系也变得不和谐。也就是在19世纪初期，爱默生接触到了东方文学中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这个“中庸之道”对于处于迷惘期的他来说是震撼的。1841年，爱默生在波士顿共济会宣读的关于时事的报告中讲到：“我们不指望天空变得更蓝，蜂蜜会变得更甜，或气候变得更加温和;我们希望的是人际关系变得简单而幸福。”而他的希望在“中庸之道”中找到了明确的答案。《中庸》第三十二章载：“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源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这里是讲至圣诚仁德作用，是中庸释义不倚的依据。
19世纪初，宗教渐渐衰落，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贫富差距的加大也使人们的关系不再和谐，这使爱默生感到，“这一代人无原则和希望可言”，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爱默生为什么会对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有如此高的赞许了。“过则失中，不及则未至，固惟中庸之德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无难事;但世教衰，民不兴行，故鲜能之，今已久矣。” 这是说“中庸之道”开始时是人人都有的，但因世道变化，教化衰落，民众不再奉行这种道理和准则，所以才说很少有人能做到。爱默生处于世道的变化中，试图矫正教会和民众的准则和行为，也为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爱默生与其他超验主义者一样，对东方的古典哲学理念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但是他并没有机械的照搬异域文化，而是灵活有机，不漏痕迹的将异域文化与美国本土文化巧妙结合，并且对不同的文化进行了包容，海纳百川，一切为我所用，由此而形成的超验主义思想对美国民主思想以及美国民族身份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理念与方法，对于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弘扬和发展中国文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R·W爱默生著 赵一凡译：《美国学者 爱默生演讲集》[M]， 北京：三联书店，1998
[2] 方尔加：《<大学><中庸>意释致用》[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 方尔加：《儒家思想演讲录》[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4] 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M]，北京： 三联书店，1996
[5] 王国轩：《大学·中庸·孝经》[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6] 杨金才：爱默生与东方主义[J]， 南京社会科学2005（10）
[7] 张弘：《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
[8] 朱熹：喻岳衡主编《四书集注》[M]， 长沙：岳麓书社，1985
【关键词】：爱默生;儒家思想;兼容并收;中庸之道
美国虽然政教分离，但是宗教氛围和宗教情结依然很浓厚。在美国，耶稣基督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更何况在欧洲中心论占统治地位的19世纪，儒家自然而然成为了“异教”，被美国学术界主流所排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爱默生受西方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对东方文化带有极端的偏见，认为西方文化较之东方文化有着不言而喻的优越性。直到1836年，爱默生阅读了乔舒亚·马什索编译的《孔子》，书中的思想渐渐才唤醒了爱默生对“异教”的兴趣。虽然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差距，而儒家思想中的精华也加大的触动了正在酝酿新思想的爱默生。也就是从那时起，爱默生对在东方这块神秘的土地上萌发出来的思想的好奇和探索便一发不可收拾。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他先后拜读了由一位无名氏编辑出版的《凤凰：古代奇文拾遗集》（The Phoenix： A collection of Old and Rare Fragments）;由大卫·科利（David Collie）译的《中国古典：通称四书》（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而这本书被爱默生称为“我的中国书”，足以见得他对《四书》的热爱;由汉学家詹姆斯·莱格（James Legge）意珠的《中国古典》（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s）也讓爱默生爱不释手，因为这不作品几乎包括了儒家和道家的所有经典作品。
1868年，在对中国驻美国史馆的致辞中，爱默生把孔子同苏格拉底和基督耶稣并行比较，他说：
“当苏格拉底听说神喻称他为最圣明的人时，他说着一定意味着其他人也认为自己最聪明睿智，但他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孔子也早已这样看待自己了。而且我们称之为耶稣的“金科定律”的道理，孔子也先他五百年以同样的措辞讲过。他的伦理体系，虽然是针对一种与我们不同的社会状况而提出的，但我们今天读起来也还受益匪浅。”
虽说爱默生对儒家思想中的精华赞赏不已，但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绝对教条思想却不敢苟同，在致辞中，他说：
“她的人民具有这样一种本质的保守主义，乃至能以某种神奇的种族力量和全民行为使她编年史上的所有战争和革命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犹如她历史的太平洋上那瞬息即逝的波涛。这个民族在停滞中有她的特权。”
在他的致辞中我们可以看到1868年的爱默生对中国已经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爱默生的“超灵”思想，个人主义和自然观无不在儒家思想中找到一一的对应。但是在笔者看来，最让爱默生感到震撼的是儒家的“中庸之道”。
儒家讲仁爱，仁爱的直观表现是爱的情感。但情感的背后不是朴素的同情心，其中凝聚着一个重要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儒家诸理念中的核心：“中庸”。《中庸》第六章载：“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里是讲舜具有中庸的大智慧，其文脱胎于《论语》《孟子》。这句话是说孔子说“舜可以说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吧！他喜欢向人请教问题，又善于从人们浅近平常的话语里分析其含义。不宣扬别人的恶言恶行，只表彰别人的嘉言善行，根据‘过与不及’两端的情况，采纳中庸之道来治理百姓。这就是舜之所以成为舜的原因吧。”执两用中，做到不偏不倚，不过无不及，真正恰到好处。在《论语》里也有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这是孔子对子张和子夏的评价。子张做事总是超过限度，子夏则是不及。两者都不好，“中”最好。“中庸”一词原出自，《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对孔子而言，“中庸”作为“德”是“至”，即是天下最高的顶尖级的“德”。《中庸》第十一章载：“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这主要是说，真正的句子遵循中庸之道，即使隐遁在世间一生不被人知道，也绝不后悔，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由此，不得不说，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准则。在笔者看来，这也是儒家思想中最吸引爱默生的思想之一。
19世纪中期，美国经济迅猛发展，中国华人大举迁居美国，使得美国人不得不直面与之截然不同的文化，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主流地位决定了它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的根深蒂固。在中国人看来很自然的行为举止一旦进入了美国人的视野，就被一棒子打上了低劣文化的烙印。中国人也被视为劣等民族。《芝加哥每日论坛报》曾报道称，尽管“孔子的门徒”对于圣诞节“熟视无睹”但却在意教堂提供的免费节目晚餐。中国华人的行为方式使得美国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已经不可逆转的恶化，而对于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的代言人孔子，也被扣上了“迂腐”“狡诈”的头衔。对爱默生而言，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庸之道”无疑为他提供了一重正确的文化选择，让他排除偏见，将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了神秘的东方。
1868年，爱默生在一次致辞中把孔子同苏格拉底和基督耶稣并行比较，然后论证说孔子提出“中庸之道（Golden Mean）的时间比耶稣提出”金科玉律“（Golden Rule）的时间早了五百年。这足以见得爱默生对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的赞赏和认可。 而这种震撼对爱默生而言是不无原因的。熟悉爱默生的读者可能都知道爱默生与基督教的“不解之缘”。 爱默生出生在美国东部的波士顿的一个神职人员世家，父亲威廉继承先辈的志向，在当地最有名的“一位论”（Unitarianism）派的第一教堂做牧师，母亲是虔诚的信徒，爱默生从哈佛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哈佛神学院研读了一段时间，不久离校担任神职。他在《论自然》中说“正如植物依恋着大地，人依偎在上帝的怀抱。”他在哈佛神学院致辞中，他也曾说“一个人如果有一颗正义之心，他便因而是上帝。上帝的平安，上帝的不朽，上帝的权威随着正义进入他的身体。”他的这些话清楚无误地向我们表明了他对上帝的笃信和忠诚。同时，在致辞中，他也对现有教会制度展开了最猛列的攻击，他说：“历史基督教陷入了那种破坏一切宗教交流企图的错误。”
历史上，基督教不但要消灭异教徒，还在其内部迫害异端。一种宗教流传于不同民族，地区和不同阶层的人当中，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和想法应是正常的。按儒家的“和而不同”的“中庸”精神，有不同的意见大家可以互相商讨，切磋，共同提高，不应该封杀对方，更不应该诉诸暴力。《中庸》祖述章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里是说万物共同生长而互不妨害，道路同时并行而互不冲突。小的德行如河水一样长流不息，大的德行使万物敦厚纯朴。这就是天地所以伟大的原因啊！“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来形容万物的多样性与统一性。万物活活脱脱地生长，天地无声无息地化育，这就如同圣人的道德作用。这里的“中庸之道”似乎给基督徒们一个不错的解决方式。19世纪初期，西部大迁徙，新移民和内战加速了美国宗教界內部的改革，相对于18世纪中叶的“大觉醒运动”，它也被称为“第二次大觉醒”遍及于各个教派。第二次大复兴虽为教会带来许多信徒，但也促进了教会分裂的趋势;新的宗派和分支开始繁衍，背道的情况显然可见，传统的教义被冲淡，异端和现代主义暗地渗透教会再度进入垂死的光景。可以说十九世纪初期，是美国基督教史中教会最软弱的时期。西部开荒区的众多拓荒者正陷在灵性的无知与迷惘之中，争吵，打架，酗酒，低落道德，亵渎的言行，人际关系也变得不和谐。也就是在19世纪初期，爱默生接触到了东方文学中儒家思想的“中庸之道”，这个“中庸之道”对于处于迷惘期的他来说是震撼的。1841年，爱默生在波士顿共济会宣读的关于时事的报告中讲到：“我们不指望天空变得更蓝，蜂蜜会变得更甜，或气候变得更加温和;我们希望的是人际关系变得简单而幸福。”而他的希望在“中庸之道”中找到了明确的答案。《中庸》第三十二章载：“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源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这里是讲至圣诚仁德作用，是中庸释义不倚的依据。
19世纪初，宗教渐渐衰落，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拜金主义的盛行，贫富差距的加大也使人们的关系不再和谐，这使爱默生感到，“这一代人无原则和希望可言”，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爱默生为什么会对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有如此高的赞许了。“过则失中，不及则未至，固惟中庸之德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无难事;但世教衰，民不兴行，故鲜能之，今已久矣。” 这是说“中庸之道”开始时是人人都有的，但因世道变化，教化衰落，民众不再奉行这种道理和准则，所以才说很少有人能做到。爱默生处于世道的变化中，试图矫正教会和民众的准则和行为，也为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爱默生与其他超验主义者一样，对东方的古典哲学理念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但是他并没有机械的照搬异域文化，而是灵活有机，不漏痕迹的将异域文化与美国本土文化巧妙结合，并且对不同的文化进行了包容，海纳百川，一切为我所用，由此而形成的超验主义思想对美国民主思想以及美国民族身份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理念与方法，对于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弘扬和发展中国文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R·W爱默生著 赵一凡译：《美国学者 爱默生演讲集》[M]， 北京：三联书店，1998
[2] 方尔加：《<大学><中庸>意释致用》[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 方尔加：《儒家思想演讲录》[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4] 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M]，北京： 三联书店，1996
[5] 王国轩：《大学·中庸·孝经》[M]， 北京：中华书局，2012
[6] 杨金才：爱默生与东方主义[J]， 南京社会科学2005（10）
[7] 张弘：《跨越太平洋的雨虹——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
[8] 朱熹：喻岳衡主编《四书集注》[M]， 长沙：岳麓书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