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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汉学家对孟子、荀子文学思想的探讨,围绕孟子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知言养气说和荀子的实用论和创作心理论展开,为我们国内的古代文学思想研究提供了参照。
关键词:美国汉学家 孟子 荀子 文学思想
孟子与荀子作为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其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知言养气说等观点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引起国外汉学家的关注。
杜维明在《孟子思想中人的观念:中国美学探索》中探讨了孟子的自我修养(self-cultivation)观念对中国艺术理论的影响。杜氏围绕孟子思想中的“道、身、心、神”四个范畴展开,其目的一是探讨古典儒学,特别是孟子关于人的思想;二是以上述四个范畴作为理解中国美学思想的钥匙。“道”(the Tao),作为人行为的准则,在孟子的思想中不仅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也是他全部思想的基础。孟子所谓的“道”不是一个静止的范畴,而是一个动态发展、永无止境的进程,是通过学习使一个自私的自我转变为一个具有能知能爱的自我完整的过程。身(the body)在儒家那里,经常是一个带着特定含义的词汇,这一词汇隐含着自我的更为内在的意义,它是自我修行的土壤,而“六艺”是陶冶自我的手段。在孟子思想中,那种通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的修行来完善自身的人,可以创造出自身的真和美。倘若说身是表达一种时空观念存在的概念,那么与身相比,心(the heart)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其超越时空的功能。在孟子看来,学习是一个“求其放心”(lost heart)的过程,而研习“六艺”是为存心。所谓“存心”,便是牢牢地保持人心的能动的和不断开拓的状态以洞悉圣人以及我们自己心中的真与美,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大体”境界。孟子将那些实现自我的伟大转换的人称为“圣”,而将那超出我们理解的“圣”称为神(the spiritual)。因此可以看出,神如同善、真、美一样都象征着人潜在的完美状态。而通过对浩然之气的培养以开发与激活人体与人心内部的、能够将自我发展与天地融为一体的潜能,使人性能够参与天地的转化和发展的过程,最终达到与天地同在的境界。上述这种自我完善的方法在杜维明看来为中国艺术确立了一个深厚的人文主义基础。孟子用其人道的定义去影响美学观念,将人体和渗透于人的结构中的感知能力作为定义美的观念的主要参照点。美就像是人身上不断生长着的所有善与真的品质一样,是作为一种激励标准而存在的。美从经验着的自我和为人所感知的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来陶冶认得情趣,文字仅仅只是传递和表达“意”的,而内在的领悟、心灵的乐趣或转换的精神才是美的真正根基。这样通过对孟子饶有兴味的解读,杜氏用几个与身体有关的术语描绘出自我修行的几个阶段,认为艺术既是修身、修性的途径,又是其外在的体现,故而“中国艺术有着深厚的人文根基”。
施友忠以为,虽然孟子保留并发展了孔子的说教主义(didacticism),但是他的理想主义与神秘的学问(mystical learnings)使得他能够采取灵活的态度来对待一些文学问题,他主张以开明的姿态来阐释《诗经》,他说“说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这种较为自由的阐释在施友忠看来是一种纯粹直觉或主观的判断,是十分冒险的妄加猜测,反映出评论者的主观印象。但施友忠又认为这种主观判断并非一无是处,在批评刚出现的时候,真实的看法(sincere opinion)本身就是一大贡献。当然另一方面,孟子又主张不能孤立地解读作品,必须结合作者的生平与所处的时代语境,即“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的主观印象式批评方法。但施氏认为即便历史维度的引入也很难平衡主观、印象式批评者的观点。
相对而言,施友忠认为“养气说”是孟子对中国文学批评更为重要的贡献。“气”(breath, or vital life or spirit)在孟子那里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可见,“气”代表的是经由道德修养所获得的道德品质。在论“养气”时,孟子还谈到了“知言”:“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施氏认为,这其中就有一些文学意味。“浩然之气”是君子的特征,是一种道德勇气,这种勇气形之于言辞,言语就变得合乎情理,产生势如破竹的力量,就会赋予文学诸如雄浑、劲健、豪放、飘逸等风格。在后来的发展中,“气”的内涵逐渐扩大,不仅含有最初单纯的道德意义,还增添了美学的意义,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品评作家才能及作品高下的重要标准。
宇文所安对孟子的“知言”理论也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对此,宇文所安认为孟子所谓的“知言”并不是指简单地理解一段话的意思,当然更不是仅仅再现说话者说这段话的意思。孟子所说的“知言”是:理解一段话彰显了说话者的何种意图,又使什么(what)得以澄明(manifest)。更为重要的是,说话者所说的是不自觉的,或许根本就不是其原意的表露。在此,宇文所安格外注意到孟子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引导方向。他说,在西方语境中,“member of an audience”中的“member”暗示“集体”(the collective body)才是完整的有机体:文本所予以的接受期待不能由某个读者实现。而孟子的“知言”刻画了一种迥然有别的读者原型,这种读者并不是为了单纯寻求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模式,而是去试图理解另一个人。以此为起点发展起来的文学艺术,如果某一文本强烈触动了读者的情感,原因在作者及其时代,而与读者和文本的封闭关系无涉。即使一个文本经千万人之手,它永远也都只找一个人,即一个“知言”的人。
荀子是继孔孟之后儒家思想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施友忠认为与孟子相比,荀子的文学观更具有实用性(practical)。对他来说,文学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在于它的有用性(usefulness),这一观点最初见于孔子,在实用主义的墨家那里得到进一步强化。施氏说,尽管荀子关注社会行为的原则和产生社会和谐的途径与方法,但他也注意到了文学的某些价值,如对人性格的美化作用。只是问题在于荀子所谓的“文学”还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而是“学问”(learning)的统称。文学与学问之间畛域的模糊或许是作为纯文学起点的诗歌逐渐承担上道德教化的原因之一。而荀子更是处处援引《诗经》来表达他的道德观点。
在施友忠看来,虽然荀子是一个自然主义的哲学家,但他对创作活动的根源与本质有着深刻的见地,并对创作心理有着合理的阐释。通过引证荀子论“乐”(music)的一段话,施氏解释说,荀子认为音乐的功能在于调整人的情感使之和谐,这种内在的和谐首先为社会和谐奠定基础,然后再经由“礼”(li)使社会和谐得以实现,而“礼”指的是社会行为(social conduct),是“乐”的内在原则的外化。由于音乐与诗歌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荀子的乐论对后来的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海外汉学家以“他者”视角应用西方相关理论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进行的翻译、阐释和研究为我们国内的古代文学思想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要实现新的突破,不能单纯从纵向上追求现代转换,还要在横向上融会中西,充分利用、借鉴与吸收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从不同文化的语境中反观自我,进而形成一种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立体研究。■
关键词:美国汉学家 孟子 荀子 文学思想
孟子与荀子作为孔子之后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继承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其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知言养气说等观点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引起国外汉学家的关注。
杜维明在《孟子思想中人的观念:中国美学探索》中探讨了孟子的自我修养(self-cultivation)观念对中国艺术理论的影响。杜氏围绕孟子思想中的“道、身、心、神”四个范畴展开,其目的一是探讨古典儒学,特别是孟子关于人的思想;二是以上述四个范畴作为理解中国美学思想的钥匙。“道”(the Tao),作为人行为的准则,在孟子的思想中不仅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也是他全部思想的基础。孟子所谓的“道”不是一个静止的范畴,而是一个动态发展、永无止境的进程,是通过学习使一个自私的自我转变为一个具有能知能爱的自我完整的过程。身(the body)在儒家那里,经常是一个带着特定含义的词汇,这一词汇隐含着自我的更为内在的意义,它是自我修行的土壤,而“六艺”是陶冶自我的手段。在孟子思想中,那种通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的修行来完善自身的人,可以创造出自身的真和美。倘若说身是表达一种时空观念存在的概念,那么与身相比,心(the heart)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其超越时空的功能。在孟子看来,学习是一个“求其放心”(lost heart)的过程,而研习“六艺”是为存心。所谓“存心”,便是牢牢地保持人心的能动的和不断开拓的状态以洞悉圣人以及我们自己心中的真与美,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大体”境界。孟子将那些实现自我的伟大转换的人称为“圣”,而将那超出我们理解的“圣”称为神(the spiritual)。因此可以看出,神如同善、真、美一样都象征着人潜在的完美状态。而通过对浩然之气的培养以开发与激活人体与人心内部的、能够将自我发展与天地融为一体的潜能,使人性能够参与天地的转化和发展的过程,最终达到与天地同在的境界。上述这种自我完善的方法在杜维明看来为中国艺术确立了一个深厚的人文主义基础。孟子用其人道的定义去影响美学观念,将人体和渗透于人的结构中的感知能力作为定义美的观念的主要参照点。美就像是人身上不断生长着的所有善与真的品质一样,是作为一种激励标准而存在的。美从经验着的自我和为人所感知的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来陶冶认得情趣,文字仅仅只是传递和表达“意”的,而内在的领悟、心灵的乐趣或转换的精神才是美的真正根基。这样通过对孟子饶有兴味的解读,杜氏用几个与身体有关的术语描绘出自我修行的几个阶段,认为艺术既是修身、修性的途径,又是其外在的体现,故而“中国艺术有着深厚的人文根基”。
施友忠以为,虽然孟子保留并发展了孔子的说教主义(didacticism),但是他的理想主义与神秘的学问(mystical learnings)使得他能够采取灵活的态度来对待一些文学问题,他主张以开明的姿态来阐释《诗经》,他说“说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这种较为自由的阐释在施友忠看来是一种纯粹直觉或主观的判断,是十分冒险的妄加猜测,反映出评论者的主观印象。但施友忠又认为这种主观判断并非一无是处,在批评刚出现的时候,真实的看法(sincere opinion)本身就是一大贡献。当然另一方面,孟子又主张不能孤立地解读作品,必须结合作者的生平与所处的时代语境,即“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的主观印象式批评方法。但施氏认为即便历史维度的引入也很难平衡主观、印象式批评者的观点。
相对而言,施友忠认为“养气说”是孟子对中国文学批评更为重要的贡献。“气”(breath, or vital life or spirit)在孟子那里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可见,“气”代表的是经由道德修养所获得的道德品质。在论“养气”时,孟子还谈到了“知言”:“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施氏认为,这其中就有一些文学意味。“浩然之气”是君子的特征,是一种道德勇气,这种勇气形之于言辞,言语就变得合乎情理,产生势如破竹的力量,就会赋予文学诸如雄浑、劲健、豪放、飘逸等风格。在后来的发展中,“气”的内涵逐渐扩大,不仅含有最初单纯的道德意义,还增添了美学的意义,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品评作家才能及作品高下的重要标准。
宇文所安对孟子的“知言”理论也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公孙丑上》)。对此,宇文所安认为孟子所谓的“知言”并不是指简单地理解一段话的意思,当然更不是仅仅再现说话者说这段话的意思。孟子所说的“知言”是:理解一段话彰显了说话者的何种意图,又使什么(what)得以澄明(manifest)。更为重要的是,说话者所说的是不自觉的,或许根本就不是其原意的表露。在此,宇文所安格外注意到孟子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引导方向。他说,在西方语境中,“member of an audience”中的“member”暗示“集体”(the collective body)才是完整的有机体:文本所予以的接受期待不能由某个读者实现。而孟子的“知言”刻画了一种迥然有别的读者原型,这种读者并不是为了单纯寻求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模式,而是去试图理解另一个人。以此为起点发展起来的文学艺术,如果某一文本强烈触动了读者的情感,原因在作者及其时代,而与读者和文本的封闭关系无涉。即使一个文本经千万人之手,它永远也都只找一个人,即一个“知言”的人。
荀子是继孔孟之后儒家思想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施友忠认为与孟子相比,荀子的文学观更具有实用性(practical)。对他来说,文学存在的唯一合法性在于它的有用性(usefulness),这一观点最初见于孔子,在实用主义的墨家那里得到进一步强化。施氏说,尽管荀子关注社会行为的原则和产生社会和谐的途径与方法,但他也注意到了文学的某些价值,如对人性格的美化作用。只是问题在于荀子所谓的“文学”还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而是“学问”(learning)的统称。文学与学问之间畛域的模糊或许是作为纯文学起点的诗歌逐渐承担上道德教化的原因之一。而荀子更是处处援引《诗经》来表达他的道德观点。
在施友忠看来,虽然荀子是一个自然主义的哲学家,但他对创作活动的根源与本质有着深刻的见地,并对创作心理有着合理的阐释。通过引证荀子论“乐”(music)的一段话,施氏解释说,荀子认为音乐的功能在于调整人的情感使之和谐,这种内在的和谐首先为社会和谐奠定基础,然后再经由“礼”(li)使社会和谐得以实现,而“礼”指的是社会行为(social conduct),是“乐”的内在原则的外化。由于音乐与诗歌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荀子的乐论对后来的诗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海外汉学家以“他者”视角应用西方相关理论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进行的翻译、阐释和研究为我们国内的古代文学思想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要实现新的突破,不能单纯从纵向上追求现代转换,还要在横向上融会中西,充分利用、借鉴与吸收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从不同文化的语境中反观自我,进而形成一种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立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