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大体上延续了《开元礼》的宾礼制度,根据蕃客身份的不同,将宾礼分为蕃主来朝、蕃使来朝两类。在北宋的宾礼实践中,蕃使来朝占据了绝大多数,而且其礼仪逐渐分化,特别是在澶渊之盟后,朝廷分别为契丹、高丽、交州、西南蕃和其他地区的使者制定了宾礼仪注。契丹使者来朝礼仪的规格远高于其他蕃使,其他蕃使见辞礼仪的仪式过程也有差异,这些事实都说明宾礼的制定原则发生了大幅变化,蕃使来朝礼仪不再统一制定,而是重在对不同周边政权进行差别对待。这些宾礼仪注在很长时间内都被遵循,《政和五礼新仪》中的蕃使来朝礼仪也只是在此基础上略作调整。值得注意的是,澶渊之盟后涉外事务上对口管理体制的出现,与宾礼制定原则的变化基本同步,这意味着北宋最终放弃了对一元化天下秩序的追求。此后北宋的周边形势总体上没有好转,正因为这样,虽然涉外礼仪和涉外机构都有所调整,但是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