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对话是其必由之路，文明互鉴是其内在要求，而文明共生是其价值旨归。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着文化的隔阂与冲突等挑战，必须有的放矢积极应对。一是打造“文化场”，以文化的平等对话加深互相理解;二是关注“问题域”，以广泛的价值共识推进全球治理;三是坚持“中国性”，以坚实的文化自信应对文化霸权。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文化挑战;应对
　　DOI：10.15938/j.cnki.iper.2019.05.006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9）05-0021-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可见，文化维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维度，文明交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渠道。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着多样性文化之间的差异、分歧、冲突带来的文化激荡和挑战。因此，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须正视文化激荡，应对文化挑战，营造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良好国际氛围。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向度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深，国家与国家之间越来越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平发展、合作共贏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应运而生。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在多样化社会制度总体和平并存，各国之间仍然存在利益竞争和观念冲突的现代国际体系条件下，每一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而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在一个由不同地理环境、人口种族、宗教信仰和社会制度组合而成的多彩世界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在文明对话中孕育，在文明互鉴中生长，在文明共生中成形。
　　 1 .文明对话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从一国出发，而是着眼于人类命运发展规律、世界文明美好走向的全球发展观。文明间的对话则是促进各国政治沟通、经济合作、国家安全的必要通道。习近平指出“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图景是多元文化理性寻求共同的发展空间和领域，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和谐文化生态。
　　世界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种族孕育的文化大相径庭，文化发展和文化诉求也方枘圆凿，各文化有其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当然，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文化系统接触交流日益频繁，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日愈广泛。然而，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和利益不同，各国文明之间的对话存在着本国经济利益至上和贸易对话为主导的局限式交流，存在着弱肉强食、丛林法则、单边主义的不平等对话现象，存在夸大文明的分歧与冲突，否认文明交流与融合，并企图以所谓优越文明取代其他文明的文化霸权主义倾向，严重阻碍了国际文化交流进程和国际互信体系的形成。因此，不同文明间需要彻底抛弃文化上的“冷战”思维，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在现有基础上加强平等对话，加深认识和理解，消除分歧与误解。
　　 2 .文明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
　　我们生活的地球是多样化文化、多国度文明共存的地球。尽管不同文明生长的国家民族有大有小，生成的时间有先有后，但各文明各有自己创造发展的历史，各有自己的文明特色，各有自己文明发展的优势，也各有自己的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的独特贡献。一花独放不是春，万花齐放春满园。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明之花竞相开放，姹紫嫣红，才构成了世界文明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绚丽。各国家民族，其文明形态本质上并无高下优劣之分，恰好需要加强文化文明的相互交流，借鉴吸收他国文明的长处，实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共存和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共同的文化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时代背景是世界的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时期。一方面，国家间经济合作密不可分，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孕育将给世界各国带来发展的红利，文化层面上的互相理解和交流有助于各国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把握合作的立场，形成合作共赢的价值取向，从而达成更具针对性的、更具效率性的合作。另一方面，资本的全球扩张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恐怖主义、生态破坏、难民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恶化，一国无力独自解决跨国发展难题，文化层面上的互相理解和交流有助于互相借鉴他国的文化智慧，充分利用他国的文化力量，群策群力寻找最佳解决方案。
　　 3 .文明共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旨归
　　不同的生活环境、地理区域和发展历史孕育着不同的人文环境，世界上的 233个国家和地区，法律法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文化文明多有不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忽视世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如果万物万事都清一色了，事物的发展、世界的进步也就停止了”。相反，“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认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认同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对于世界发展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提倡不同文明间相互加深了解、认识、尊重和互鉴，增进多样性基础上的融合性，差异性基础上的和谐性，达到世界文明共生的和谐状态。
　　文明的相互融合是伴随经济发展必然发生的过程。“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在这个必然的历史进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文明共同发展，日益成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大势。面对全球性发展难题能够携手治理，面对发展成果能够共同分享，以文化交流化解文化隔阂，以文明互鉴促进文明融合，实现世界文明的共生发展，世界和平的永续发展，人类美好的幸福追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的价值旨归。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挑战
　　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奏响了时代号角，提供了时代滋养。同时，构建过程中也遇到了文化隔阂、偏见、冲突等各种文化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共识寻求和实践进程推进仍然任重道远。
　　 1.文化民族主义
　　文化在地缘、种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别导致群体之间在价值规范、思想观念以及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不同文化面对全球文化交流与发展的态势呈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容易滋生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中表现，或文化的民族主义表达，强调本民族文化固有的特性和优势，强调本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重在维护和弘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化模式。文化民族主义容易形成文化定势。文化定势以高度概括性的类似于“贴标签”的简单性、程序性的文化认知方式，形成对民族文化的模式固见，在跨文化交往中常常导致文化偏见的产生，造成文化交流的误解和断裂。文化民族主义容易走向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以激进的，排外的态度，歧视甚至打压异质文化。文化本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社会生活的观念反映，与社会实践和文化交流密不可分。文化保守主义脱离时代的发展，脱离社会的实践，脱离文化共生发展的大势，阻碍文化的更新、创造和发展，也不利于打破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藩篱，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和多元共生，奠定構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文化基础。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不能不面对和正视文化保守主义的现实挑战及其消极影响。
　　 2.文明优越论
　　伴随着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西方以工业革命和全球殖民为手段积累了巨大的物质和科技力量，扩大了西方文化的全球传播和影响，相应地产生了文明上的优越心理。文明优越论指西方文明以凌驾和超越其他文明的优越文明自居，夸大其他文明的落后和西方文明的优越，以本文明的特征和发展为尺度衡量评判其他文明，并且企图改造其他文明，“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都是其典型表现。持文明优越论者居高临下，充满着傲慢与偏见，甚嚣尘上的“美国例外论”和“美国优先论”便是如此。美国把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作为普世价值，在世界各地推行颜色革命，制造动乱和战乱，侵犯别国的主权和人权，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还挑起世界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冲突，蓄意破坏世界贸易和公平竞争，导致世界秩序紊乱。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深刻指出，“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世界文明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共同创造和发展的文明，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明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都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任何贬低和歧视他国文明，将其他文明边缘化的做法势必导致本文明的膨胀和毁灭，并阻碍世界文明的发展，削弱和消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文明基石。
　　 3.文明冲突论
　　20世纪末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抛出“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将世界文明主要分为八大文明，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未来的世界冲突将会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中国的儒家文明等文明之间的冲突。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明将是冷战后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冷战后的全球政治生态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分析范式，但其以西方文明优越论为前提，片面放大了文明的异质性和对立性，强调以西方基督教文明来对抗和取代其他文明。实际上，世界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存在着差异、分歧乃至隔阂是很正常，正是具有这种文化差异、分歧乃至隔阂，所以需要加强文化交流互鉴。只有通过广泛深入的文化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才能以文化交流化解思想隔阂，以文化交锋澄清价值是非，以文化交融促进文明共生。
　　然而，现今美国为了打压、遏制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又重新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作为外交战略的旗帜来挥舞。2019年5月，美国《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团队正是基于“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战”的理念制定对华战略。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的基伦·斯金纳公开宣扬中美贸易战是“这是一场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这是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将中美贸易摩擦鼓噪为“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文明冲突论”作为政治煽动和排外主义的理论依据和政治辩解，这充分表明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是为维护美国一超独霸地位服务的。因此，文明冲突论不仅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造成了文化障碍和挑战，甚至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了威胁和破坏，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和警觉。
　　 4.文化霸权主义
　　冷战后，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福轲的“话语霸权 ”等学说都表明了文化力量制约、影响国际秩序走向和趋势的重要作用。文化被西方视为与经济、政治、军事同等的一大国际角力力量。代表西方国家的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文化霸权主义，运用自身的文化资源对他国文化施以渗透和侵略，推销西方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实施颜色革命，以达到混淆价值是非，培植西方附庸，控制他国发展，维护美国霸权主义的目的。如同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当对美国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全世界带来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的科技浪潮，文化霸权主义借助西方主导的大众传媒手段、全球文化交流、人权外交等手段，利用文化舆论战等方式，抹黑、丑化、妖魔化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俄罗斯等所谓战略竞争对手，力图全面干扰破坏、打压遏制中国等国家的发展，呈现出更广泛、更偏执、更富侵略性的特征。但无论文化霸权主义穿上如何“文明”的外衣，其实质仍是一种文化强权和文化殖民，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利益，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背道而驰，也阻挠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应对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挑战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若想深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提高应对文化挑战的意识和能力，逐步化解文化障碍，营造良好文化环境。
　　 1 .打造“文化场”，以文化的平等对话加深相互理解
　　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场域”的观点。“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场域又具有独立性，每个场域的行动者及其活动受该场域的逻辑和原则制约。文化场域就是各种文化之间的客观关系连接起来的文化网络或构型。国家和地区间经济的相互联系与依存日益加深，文化的交流、互动和融合日益增多，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场域生成创造了客观的条件与基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场”，深化平等基础上的文化交流，能够消解文化隔阂和文化冲突，促进世界各国各地区互相尊重，相互理解。
　　在全球范围内营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场”，需要文化的交流和实践的推进。首先，中国应当以现实为基础，不断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和发展特色，创新话语表达。如“亚洲命运共同体”、“网络命运共同体”、“生态命运共同体”等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议题热度和话语力度。其次，中国应当加强与各国的文化沟通。除了政府之间的文化交流與沟通之外，推进学术界、文艺界、传媒界、企业界及各种民间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在其他事情相同的情况下，通讯密度的增加将确保民族之间，至少是中间阶级之间，或更至少是世界的外交官之间同伴感基础的扩大”。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关注、认识和认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最后，建立健全平等广泛的文化沟通与文明对话机制。大力发展和利用国际、区域以及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的平台，如联合国、G20会议、APEC会议、金砖五国合作机制、达沃斯论坛特别是中国致力打造和推进的博鳌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等等，开展全球的、区域的、跨国的、多边的国际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形成文明对话的长效机制，保障国家和地区间的平等对话广泛、持续、深入地开展，在开放、包容、互促的氛围中加深不同文明的相互了解、理解，化解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隔阂。
　　 2 .关注“问题域”，以广泛的价值共识推进全球治理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文化冲突，究其根本是国家利益的冲突。全球性问题和矛盾的解决，需要克服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等等文化偏见，凝聚价值共识，加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和认同，实现和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
　　当前，大国战略博弈和文化冲突加剧，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凸显，国际安全和发展面临不确定性，人口问题、生态问题、贫困问题和网络安全问题等具体问题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维护全球安全、推动全球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命运与共的利益依据。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全球治理”，期望“发展一整套包括制度、规则及新型国际合作机制在内的体制，以此为基础不断应对全球挑战和跨国现象所产生的问题”。然而，冷战后的全球性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治理在全球层面成果不足，导致“全球治理失灵”。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无法适应逐渐变化的世界政治格局，而要想可持续地增进全球利益，将发展红利平等合理的惠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发挥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必须纠正“文明优越论”把西方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的错误态度和立场，遵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尊重各国的文化传统和多样性需求，以“和而不同”取代“文化对抗”，以“美美与共”取代“文明冲突”，将民族国家与跨国家、非国家主体连接在一起，真正从西方中心主义治理向全球协同治理转变，形成新的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格局。国际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越深入，全球文化多样性共存的认同度越高，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文化偏见纠正和消除得越彻底，全球治理越有效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越具有文化基础和价值共识。
　　 3 .坚持“中国性”，以坚实的文化自信应对文化霸权
　　文化霸权主义是国际霸权主义的文化形态。文化霸权主义总是企图以西方所谓的优越文明来否定和取代其他文明，并且以各种手段加强西方的价值渗透，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念，推行以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所谓西方普世价值为核心内容的颜色革命，实际上是为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和人权，损害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霸权主义服务的文化武器。国际霸权主义把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把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崛起视为一种威胁，把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看作是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力图通过歪曲、丑化、妖魔化中国来诋毁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国家形象，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巨大的文化挑战。
　　面对西方文化霸权对于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挑战和冲击，中国须增强自身的文化定力，坚持中国立场，维护共同价值，以坚实的文化自信提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文化自信既是增强中国人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深层文化力量，也是积极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文化基础。汲取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智慧和力量，促进世界不同国家之间文化交流与融合，加强同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交锋，抵御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文化渗透和影响，抵御西方颜色革命给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干扰和破坏，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譬如，“一带一路”倡议便是以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为基础提出的中国方案，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2018年底，5年的时间内已同122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合作，建立起广泛的伙伴合作关系，形成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国家合作平台，促进了文化的友好沟通和交流，有力地推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既伴随着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和协同合作，也伴随着反对国际霸权主义包括文化霸权主义干扰破坏的交锋和角力。 　　因此，针对国际霸权主义包括文化霸权主义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的种种干扰、阻挠和破坏，要以坚定的中国立场、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坚强的国家意志应对，始终不渝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提供中国方案，做出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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