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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2月，《新青年》刊登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周作人开篇明义地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从“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出发，中国文学里的故事叙述从此便被分成了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排斥非人的文学，提倡人的文学，这便是新文学之所以成其为新的核心要义。
文学研究会成立时，众人公推周作人负责起草了文学研究会的发起宣言。周作人是早期文学研究会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重镇，而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也可以视为周作人“人的文学”思想的延伸和发展。总体而言，“人的文学”不仅是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是现代以来真正的文学家们共同竖起来的理想大纛。
1957年5月5日，《文艺月报》刊发了钱谷融撰的《论“文学是人学”》。对照阅读《人的文学》与《论“文学是人学”》，可以发现两篇文章聚焦的具体问题虽有不同，但是对“人”的关注却有内在的一致性。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在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中，人道主义也被当成了理解“文学是人学”的“总钥匙”。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人人各不相同，周作人和钱谷融追求的都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内在质素，而为了能够实现这样的追求，就必然要求打破强加在人身上的种种外在的藩篱与束缚。
中国传统文学并非没有“人的文学”，中国传统社会也并非没有人道。周作人引用《圣经》里的话说，“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就文学上的诸多问题而言，许多自以为高明的发现，其实“只因为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结果只是为了一点名利争来争去，离人道日远，也就疏远了真正的“人的文学”。周作人并不觉得自己倡导“人的文学”有何高明之处，他想要告诉世人的，只是一点儿常识。“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
有人道，自然也就有人的文学。但是人之道似乎并不十分宽阔，“正路”走起来似乎也并不轻松，所以无知的世人总是容易“迷入兽道鬼道里去”，而“人的文学”也就随之失落了。其实，无知的世人未必都是“迷入”兽道鬼道。“迷入”亦有主动被动之别，但是无论怎样的“迷入”，总还能给人以较为文明的感觉，怕的是无知的世人不是“迷入”，被强迫才不得已而入了兽道鬼道。自身无知，没有选择的能力，也失掉了选择的权力，而那些高高在上自以为有知，且掌握着选择权力的人，有时候自己不愿意走“正道”，却也不愿意让别人走“正道”，于是有强迫，于是有暴力，兽道鬼道遂横行无忌。又或者是强有力的人误将兽道鬼道当作了“正道”，非要用了种种手段诱惑迫使世人跟着一道走，实际上“迷入”兽道鬼道的只是少数自以为是的人，愚昧的世人大多只能是被强迫的温顺的绵羊。
在不同的社会时代里，“人的文学”的失落的具体表现各个不同，所以对失落之求亦各不相同。周作人认为倡导“人的文学”，首先需要弄清楚的，便是什么是“人”，对于人的理解，“有两个要点：（1）‘从动物’进化的；（2）从动物‘进化’的。”由这两个要点，引申出对人的生活所应持有的态度：“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但是，动物性的本能不等同于兽性，所以周作人要求排斥改正人身上的“兽性的余留”。何为“兽性的余留”，哪些是應该得到完全满足的“生活本能”？似乎并无也不宜有特定的判别标准，所以周作人提出“要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时代不同，判别的标准也随之变化，变化的标准有时显示的是人类社会的进步，有时候也可能标示出来的是退步。
人道与兽道之别，并非亘古不变，“兽性的余留”与应该得到完全满足的“生活本能”之间的区分，更是微妙异常。《孟子·离娄下》有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几希”便是“正道”狭隘难走的最好说明。废名在《知堂先生》中说：
知堂先生的德行，与其说是伦理的，不如说是生物的，有如鸟类之羽毛，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卫生的。然而自然无知，人类则自作聪明，人生之健全而同乎自然，非善知识者而能之欤？
废名认为惟“善知识者”知晓“人生之健全”的路途，表达的也还是“正道”狭隘的意思。只有“善知识者”知道走向健全的人生的道路，普通的人并不知道，这样的路，即便是通天大道，在没有能够被普通人知道之前，隐而未见，行者稀少，整体上来说暂时还是属于狭隘之路。从进化的角度来说，生命的路本就不宽阔，亿万年演化之路，付出了无数的牺牲，最终也才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走上了人的道路。只有很小的生命才有机会走的路，怎么算得上宽阔？强调“正道”狭隘，并非说“正道”不好，而是意在说明为什么人总是需要去寻“正道”，“正道”“人道”为何总是被兽道鬼道遮蔽。
无论是“迷入”，还是被强迫，兽道鬼道的肆虐乃是事实，按照周作人的判断，“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他列出的十种应该排斥的非人的文学，包含着许多现在仍在流行的且被奉为经典的著作，如《封神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周作人的观点未必都对，对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具体列举也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但是，周作人从著作者的态度出发区别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即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依然有值得借鉴的价值和意义。
安于非人的生活，满足于非人的生活，这样的著作态度，只能产出非人的文学。著作者的态度决定了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有态度的著作者未必能够讲好故事，就像百年前的文学研究会的作者，小说大都写得粗糙不堪，能够讲好故事的并不多见。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作家，若是心中并无人道、兽道与鬼道的区别，安于非人的生活而不自知，满足于做鬼也幸福的鬼道生活，这样的作家能够“讲好”的中国故事，只能是媚俗的故事，他们追求的所谓讲好，便是能够获得世俗利益的好，将讲好故事当成了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尽管所叙故事可能也时时点出人道、正道，而著作者自己的态度却是完全两样，文不如其人虽也不必多加苛责，但是没有真诚的态度做底子，好的故事终究也只是好的故事，只适合装裱起来加以供奉，而与真正的人生无涉，亦与真正的人的文学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文学研究会宣言》指出：“研究一种学问，本不是一个人关了门可以成功的”，而后谈到中国文学，在开端的时候更应该尽力借助外国文学的资料。《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中则说：“介绍世界的文学，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以谋我们与人们全体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文学研究会充分意识到，若要建设中国的新文学，必先致力于译介外国文学。没有开阔的视野与海纳百川的胸怀，关起门来自讲自话并不能推动新文学的发展。周作人在《人的文学》的结尾部分，着重谈的也正是这一点。周作人先说的是人与人类的关系，单位是个“我”，总数是个“人”，“人总与人类相关”，“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每个人要顾虑自己的命运，同时也不得不顾虑全人类的命运。既然是全人类，自然不分阶级，亦不分中外，能说的便是时代。正因为如此，所以要想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眼里就需要“看见了世界的人类”。眼里看不见世界的人类，实际上仍然等同于将别的人视同非人，思想态度上也就不会顾虑全人类的命运，这种类型的作家，往往能够写出快意恩仇的故事，却不大能够讲述真正的人的故事。
鲁迅在写给青年木刻家陈烟桥的信中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若是迎合别国猎奇的趣味，为别国所注意的有地方色彩的文学便是媚俗，真正为别国所注意且容易成为世界的故事叙述，根源应如周作人所说，“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真正好的故事叙述，应有助于破除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厚壁障，能够带领人们走向相互的理解而非误解。
（作者为广州美术学院教师。）
文学研究会成立时，众人公推周作人负责起草了文学研究会的发起宣言。周作人是早期文学研究会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重镇，而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也可以视为周作人“人的文学”思想的延伸和发展。总体而言，“人的文学”不仅是五四时期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中心概念，是现代以来真正的文学家们共同竖起来的理想大纛。
1957年5月5日，《文艺月报》刊发了钱谷融撰的《论“文学是人学”》。对照阅读《人的文学》与《论“文学是人学”》，可以发现两篇文章聚焦的具体问题虽有不同，但是对“人”的关注却有内在的一致性。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在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中，人道主义也被当成了理解“文学是人学”的“总钥匙”。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人人各不相同，周作人和钱谷融追求的都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内在质素，而为了能够实现这样的追求，就必然要求打破强加在人身上的种种外在的藩篱与束缚。
中国传统文学并非没有“人的文学”，中国传统社会也并非没有人道。周作人引用《圣经》里的话说，“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就文学上的诸多问题而言，许多自以为高明的发现，其实“只因为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结果只是为了一点名利争来争去，离人道日远，也就疏远了真正的“人的文学”。周作人并不觉得自己倡导“人的文学”有何高明之处，他想要告诉世人的，只是一点儿常识。“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
有人道，自然也就有人的文学。但是人之道似乎并不十分宽阔，“正路”走起来似乎也并不轻松，所以无知的世人总是容易“迷入兽道鬼道里去”，而“人的文学”也就随之失落了。其实，无知的世人未必都是“迷入”兽道鬼道。“迷入”亦有主动被动之别，但是无论怎样的“迷入”，总还能给人以较为文明的感觉，怕的是无知的世人不是“迷入”，被强迫才不得已而入了兽道鬼道。自身无知，没有选择的能力，也失掉了选择的权力，而那些高高在上自以为有知，且掌握着选择权力的人，有时候自己不愿意走“正道”，却也不愿意让别人走“正道”，于是有强迫，于是有暴力，兽道鬼道遂横行无忌。又或者是强有力的人误将兽道鬼道当作了“正道”，非要用了种种手段诱惑迫使世人跟着一道走，实际上“迷入”兽道鬼道的只是少数自以为是的人，愚昧的世人大多只能是被强迫的温顺的绵羊。
在不同的社会时代里，“人的文学”的失落的具体表现各个不同，所以对失落之求亦各不相同。周作人认为倡导“人的文学”，首先需要弄清楚的，便是什么是“人”，对于人的理解，“有两个要点：（1）‘从动物’进化的；（2）从动物‘进化’的。”由这两个要点，引申出对人的生活所应持有的态度：“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但是，动物性的本能不等同于兽性，所以周作人要求排斥改正人身上的“兽性的余留”。何为“兽性的余留”，哪些是應该得到完全满足的“生活本能”？似乎并无也不宜有特定的判别标准，所以周作人提出“要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时代不同，判别的标准也随之变化，变化的标准有时显示的是人类社会的进步，有时候也可能标示出来的是退步。
人道与兽道之别，并非亘古不变，“兽性的余留”与应该得到完全满足的“生活本能”之间的区分，更是微妙异常。《孟子·离娄下》有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几希”便是“正道”狭隘难走的最好说明。废名在《知堂先生》中说：
知堂先生的德行，与其说是伦理的，不如说是生物的，有如鸟类之羽毛，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卫生的。然而自然无知，人类则自作聪明，人生之健全而同乎自然，非善知识者而能之欤？
废名认为惟“善知识者”知晓“人生之健全”的路途，表达的也还是“正道”狭隘的意思。只有“善知识者”知道走向健全的人生的道路，普通的人并不知道，这样的路，即便是通天大道，在没有能够被普通人知道之前，隐而未见，行者稀少，整体上来说暂时还是属于狭隘之路。从进化的角度来说，生命的路本就不宽阔，亿万年演化之路，付出了无数的牺牲，最终也才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走上了人的道路。只有很小的生命才有机会走的路，怎么算得上宽阔？强调“正道”狭隘，并非说“正道”不好，而是意在说明为什么人总是需要去寻“正道”，“正道”“人道”为何总是被兽道鬼道遮蔽。
无论是“迷入”，还是被强迫，兽道鬼道的肆虐乃是事实，按照周作人的判断，“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他列出的十种应该排斥的非人的文学，包含着许多现在仍在流行的且被奉为经典的著作，如《封神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周作人的观点未必都对，对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具体列举也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但是，周作人从著作者的态度出发区别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即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依然有值得借鉴的价值和意义。
安于非人的生活，满足于非人的生活，这样的著作态度，只能产出非人的文学。著作者的态度决定了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有态度的著作者未必能够讲好故事，就像百年前的文学研究会的作者，小说大都写得粗糙不堪，能够讲好故事的并不多见。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作家，若是心中并无人道、兽道与鬼道的区别，安于非人的生活而不自知，满足于做鬼也幸福的鬼道生活，这样的作家能够“讲好”的中国故事，只能是媚俗的故事，他们追求的所谓讲好，便是能够获得世俗利益的好，将讲好故事当成了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尽管所叙故事可能也时时点出人道、正道，而著作者自己的态度却是完全两样，文不如其人虽也不必多加苛责，但是没有真诚的态度做底子，好的故事终究也只是好的故事，只适合装裱起来加以供奉，而与真正的人生无涉，亦与真正的人的文学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文学研究会宣言》指出：“研究一种学问，本不是一个人关了门可以成功的”，而后谈到中国文学，在开端的时候更应该尽力借助外国文学的资料。《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中则说：“介绍世界的文学，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以谋我们与人们全体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文学研究会充分意识到，若要建设中国的新文学，必先致力于译介外国文学。没有开阔的视野与海纳百川的胸怀，关起门来自讲自话并不能推动新文学的发展。周作人在《人的文学》的结尾部分，着重谈的也正是这一点。周作人先说的是人与人类的关系，单位是个“我”，总数是个“人”，“人总与人类相关”，“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每个人要顾虑自己的命运，同时也不得不顾虑全人类的命运。既然是全人类，自然不分阶级，亦不分中外，能说的便是时代。正因为如此，所以要想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眼里就需要“看见了世界的人类”。眼里看不见世界的人类，实际上仍然等同于将别的人视同非人，思想态度上也就不会顾虑全人类的命运，这种类型的作家，往往能够写出快意恩仇的故事，却不大能够讲述真正的人的故事。
鲁迅在写给青年木刻家陈烟桥的信中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若是迎合别国猎奇的趣味，为别国所注意的有地方色彩的文学便是媚俗，真正为别国所注意且容易成为世界的故事叙述，根源应如周作人所说，“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真正好的故事叙述，应有助于破除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厚壁障，能够带领人们走向相互的理解而非误解。
（作者为广州美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