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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县县令任维初（详见《“呆者”任维初》，《读书》二0一八年第六期，下称“前文”）不过是只“小老虎”，江宁巡抚朱国治才是“大老虎”。他不仅位更高、权更重，而且胆更大、心更狠，手段也更加高超;更重要的，他是“哭庙案”的主要制造者和施刑者，是十足的首恶。然而不知何故，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追究和审判。
世人皆知朱国治制造“哭庙案”（下称“本案”）是在“哭庙”事发之后，其实应该追究到“哭庙”之前，在其向任维初“索馈”之际，甚至在确定任维初为县令人选之时，就已经伏下祸端（参见前文）。当然，朱国治实质性地制造本案，是在“哭庙”事发之后，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先是幕后监控。《辛丑纪闻》（下称“《纪闻》”）载：“（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一日，会世祖章皇帝哀诏至苏，幕设府堂，哭临三日。抚臣朱国治、按臣张凤起、道臣王纪及府县官、郡臣、缙绅、孝廉等，清晨咸在……初四日，薛尔张作文，丁子伟于教授处请钥，启文庙门，哭泣。诸生拥至者百有余人，鸣钟击鼓。旋至府堂，乘抚、按在时，跪进揭帖。时随至者，复有千余人，号呼而来，欲逐任令。抚臣大骇，叱左右擒诸生及众，遂尔星散，只获去十一人：倪用宾、沈珥、顾伟业、张韩、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等;同任维初，发道尊王公研审。”这是二月初四日的“哭庙”，诸生（秀才）先在文庙“哭泣”，继而到府堂“跪进揭帖”。朱国治先是“大骇”，继而下令抓人。但此时还只是“事”，尚未成为“案”。在朱国治将所抓捕的十一名秀才连同任维初交由道臣王纪“研审”后，便具有了“案”的性质。朱国治此举，既可突出自身权威，亦可显示其办事公正，还可将难题下交，自己隐身幕后监控，留下更大的进退余地和操作空间。
王纪的“研审”及其结果，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吴县仓总吴之行招供说：“本官（任维初）粜米，与书办（自己）无涉。所经手者四百石，得银三百二十两，送与本官，只此是实。”证明任维初“监守自盗”属实。二是任维初招供说：“犯官到县止二月，无从得银，而抚宪索馈甚急，故不得已而粜粮耳。”供认不讳，但推责于朱国治的“索馈”。三是十一名秀才皆“极言县令贪酷”，证明诸生“讦告”可信。然而吴之行原本不在朱国治“发”给王纪“研审”的人员中，却被先行拷问和突破，这表明王纪不仅很会办案，而且办得很认真，也很公正。从任维初自称“犯官”可知，王纪已将他作为嫌犯对待;十一名秀才放在最后问，则透露王纪很可能是将他们作为原告，并不认为其有罪。这是本案最初的倾向和“定调”，但很快就发生转折。
原来朱国治早已安排了“卧底”监视王纪的“研审”。《纪闻》载：“抚臣固有觇者在，还报以实，大惊。”朱的“大惊”或许不只是由于任维初这么快就供出其“索馈”，还因其得知王纪办案的倾向和“定调”大不利己。于是，先是“连夜使人于道尊处取口供。见之，怒甚”，想必笔录口供比“卧底”报告的情况还要严重;继而“（朱）复即使人于道尊处易之”。竟然另做一份笔录口供调换原口供。想必王纪此刻已经知晓朱国治的“隐情”，并且选择了“服从”与“配合”。继而“（朱）即发一宪牌与维初，高抬年月，其略曰：‘兵饷甚急，多征粮米，以备不虞’”。这是补做（伪造）一份“上级文件”，把日期往前提，造成早有指示的假象。而“多征粮米”云云，既是为了掩人耳目、逃避追究，同时也有暗示任维初准此“口径”翻供的用意。这样任维初瞬间由贪官酷吏便成为忠勤职守的功臣了。朱国治这一连串操作，假公济私、明暗结合、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其心机之严密、吏道之精熟，自不必说;其擅权弄术、肆无忌惮之“魄力”，也实在令人“惊叹”;同时也显示出过人的权变和隐忍——朱在既惊且怒之下，对“叛徒”任维初的痛恨可想而知，但朱不仅没有发作，反而想方设法保护任。这种权变和隐忍，后面还有更突出的表现。
然而就在朱国治“妙手回春”之际，事态和案情又有新的发展：二月初五日，又有诸生“哭庙”。以往的叙说大都将这次“哭庙”与二月初四日“哭庙”混为一谈，其实二者在时间、主旨及性质等诸多方面皆有不同（可分别称之为“前哭庙”和“后哭庙”）。顾予咸《雅园居士自叙》（下称《自叙》）云：“哀诏至，抚司集绅士哭临。会有吴令某，私盗漕米，易值以媚抚。诸生某某职践更者，不能平，因讦令诸不法事。抚某疑荐绅与其谋，诸生又事不白，奔哭孔庙。吴中故习：诸生事不得直，即作卷堂文，以儒冠裂之夫子庙廷，名曰‘哭庙’。”这里所说的诸生“讦令诸不法事”即指“前哭廟”;而“诸生又事不白，奔哭孔庙”，则属“后哭庙”。所谓“事不白”，当是指当局（朱）对“前哭庙”的讦令没有合理答复，反而拘禁十一名秀才不放。因而“后哭庙”的主要指向，除了继续讦告任维初，更重要的是为被拘秀才鸣冤叫屈、声援抗议和呼吁维权。
《纪闻》载：“时，教授程邑参任维初‘六案’，金圣叹因有‘十弗见’之笑焉。”程翼仓（名邑，字幼洪，一字翼苍），顺治九年进士及第，选庶吉士，十三年出为苏州府学教授，深受士民敬重。他的“参‘六案”’想必是揭发任维初的诸多罪状;尤其是“参……案”的表述，显示这不是一般文章，而是要呈送上级有关部门的正式“题参”，具有实名参劾的性质。金圣叹此时已名满天下，其文以尖锐泼辣著称。他的“‘十弗见’之笑”，系“因”程参而发，或许就是一些记载所说的“卷堂文”“哭庙文”之类。如果说程参是从“体制内”施压的话，那么金笑则是从“体制外”施压，二者里应外合、推波助澜，形成强大的冲击力。
朱国治眼见事态有失控之势，便索性走上前台接管了本案。但他并没有立刻采用暴力镇压，而是努力“求和”。他的这种努力，以往的相关叙说大都未予注意，其实这是很重要的细节，不仅展现了朱国治的另一面，而且在案情发展上具有关键性作用。《纪闻》载：“‘哭庙’后，道尊访于松交。松交曰：‘任知县似不可使知牧民之责矣！’抚臣知其言，衔之，故及于难。”顾予咸号松交（字小阮，吴县人），时为吏部员外郎，因病还乡休假。王纪来“访”顾，当是受了朱的指使，来为任说情。何以知之？《白叙》云：“当抚某之莅吴也，一日猝至，余实他往，疑故谢之，不怿。翼晨又来，摈从密语，语移晷，大都皆讲情，而余又答以道义。退而言曰：‘此老倔强，利不可动，将来必长短我。’而杀机伏矣。”看来朱在王遭到顾的拒绝后，仍不死心，又亲自出马，而且一日夜间两次“猝至”，可见其急迫;遭“谢之”，心虽“不怿”仍“翼晨又来”“语移晷”。朱国治的“讲情”，想必是叙情谊、拉关系、套近乎、谈交易之类，不仅动之以情，而且诱之以利，当然也不免威之以害;而顾予咸所答之“道义”，则应为国法、政纪、道德、良心、君子小人之辨之类，不仅严词拒绝，还有“教训”和“警告”的意味。韩菼在《顾予咸墓表》中披露了更多细节：“盖先生（顾予咸）素有直声，巡抚朱国治时方眶令（任维初），畏先生，造而请焉，若求援状。曰：‘令无罪，当罪诸生。’先生正色曰：‘诸生讦令事皆实，何罪？当罪令。’乃愕然去。”明确指出朱一再拜顾是为“求援”——请求顾包庇任而治罪诸生。《研堂见闻杂记》则说：“郡绅顾松交，素与抚臣议左，抚臣心衔之。诸生之变起，抚臣始亦欲松交为调人;松交不应，于是愿得而甘心。” 相关记载多以为朱决心制造大案肆行杀戮是在“求和”遭拒之后，实际上，在其“求和”之前，很可能已有预谋了。从顾“素有直声”“素与抚臣议左”，朱对顾的“畏”“心衔之”，以及朱派去的王纪遭拒而返等情况来看，以朱的老奸巨猾，当是在亲自出马之前就已料到不会有好的结果，故必然备有“预案”。因此他的“求和”其实是为顾予咸设下一个陷阱：你若应允，我危机可解，而你必“直声”大损;你若拒绝，我便诬你同罪，亦可借此渡过危机。无论如何，都是于我有利而于你不利。如此说来，朱国治的“求和”原本就是一种策略：能“和平”解决更好，不能则使用“暴力”，二者皆暗藏杀机，只是“杀”的理由和方式有所不同而已。顾似乎并没有考虑太多，只是“直道而行”，故自蹈其中。
然则顾予咸的言辞拒绝，进一步刺激并坚定了朱国治制造大案、大行杀戮的决心，而且立刻付诸实施。《纪闻》载：“初六日，抚臣将拜疏，集各官及乡绅，谓之曰：‘任令一事，意欲从轻发落，不谓诸生鸣钟击鼓，震惊先帝之灵。而程教授又参“六案”，不得不上闻矣，奈何！奈何！’各官及乡绅唯唯。”所谓“拜疏”就是向朝廷（皇帝及辅臣）上疏，报告事态及审理情况，并提出处理意见，请求下一步指示，可称为“初审报告”。朱国治亲自操刀，表明他已全权处理本案。他与“各官及乡绅”谈话，就是要告诉大家，他已决定将本案上报朝廷，升级为大案、要案。他的“奈何”之叹，不尽是虚伪，确有其“不得已”处。尤可注意的是，此时朱已将“哭庙”说成是“鸣钟击鼓”“震惊先帝之灵”，暗示诸生“聚众倡乱”“大不敬”，皆属死罪。朱的杀人之心显露无遗，众官绅哪个还敢有异议？
幸赖《纪闻》的保存，后世不仅可以看到朱国治“拜疏”的文本，还能“欣赏”到他的“生花妙笔”。限于篇幅，这里不便全文呈现，只能略做介绍。起首题日：“为县令催征招尤，劣生纠党肆横，谨据实陈奏，亟求法处事。”这里将任维初的贪酷说成“催征招尤”，并用“县令”替代任维初;而将诸生的“哭庙”说成“纠党肆横”，并用“劣生”替代诸生。这其实就是定性定论，貌似不动声色，却将一支支“利箭”准确射向朝廷和诸生的“要害”之处：说“催征招尤”，即意味着“抗纳钱粮”;而钱粮正是朝廷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抗纳便是与朝廷作对。称“县令”，便将任维初这一个体普遍化为群体，而县令群体既属朝廷命官，也是催征钱粮的主力，必须予以支持和保护;而诸生藐视县令，即意味着藐视朝廷。称“劣生”，便将诸生从“读书人”群体中孤立出来。在当时特定的背景和语境下，甚至有敌对朝廷、反抗政府的隐指。“纠党肆横”当然最为朝廷所忌惮。继而朱国治仅就任维初一方做正面陈述，只字不提其“贪酷”，显得任非但无罪，反成了忠勤职守、为国分忧、忍辱负重的好官。随后报告初审结果，则只罗列诸生罪状，指其“震惊先帝之灵”“声言扛打朝廷命官（县令）——此属“大不敬”和“藐视朝廷”;“匿名揭帖”——此属违犯禁令;串集“凶党数千人”“鸣钟击鼓”——此属“聚众倡乱”，朱国治还特别使用反问句——“意欲何为”以激起朝廷的警觉和联想。这四条中的任一条，都足以置诸生于死地。而对任的“赃款”，仅用“俱属风影”四个字，便轻易抹去;对吴之行的“卖漕”，则说“并无证见之人”，置之不问。继而提出处理意见——从反面提醒（实为警告）朝廷，必须“显示大法”，立查严办;同时诱导朝廷，只有如此，才能完成钱粮的征纳，保护忠勤职守的官吏。最后报告当前采取的措施：说“将知县任维初摘印拘留”，显得处置得当、公正无私;说“为此密疏题参，伏祈皇上大彰乾断，严加法处施行”，这才是其真正目的。总之，朱国治充分施展“刀笔”功夫，颠倒黑白、瞒上欺下、深文附会、自我美化;将叙事、虚构、夸张、想象、抒情等手法娴熟运用。不要说朝廷高层，就是一般不了解内情的读者，也會信以为真;而了解内情的读者，更是要“拍案叫绝”了。
这道拜疏送达朝廷，果然立刻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又赶上“金坛叛逆”“镇江失机”两案同时俱发，遂一并“着满洲侍郎叶尼、理事官英孥、春沙、海布勒等，公同确议，拟罪具奏”。相当于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由满洲“四大人”挂帅，朱国治等高级长官配合，进行“会审”，而实际上全由朱国治操控。这里不拟细述其操控的全部过程，仅举几个显著事例：一是改变“会审”地点。《纪闻》载：“四月初一日，共传满洲大臣将至姑苏，县官封民房四五所，将为公署。……至初三日，则传于江宁公审，不至苏州。盖抚臣恐民心有变，故欲江宁会审也。”在姑苏“会审”，显然既便于办公，也有利于诸生一方，而不利于任维初（及朱国治）一方，故朱将其改在江宁（今南京市）。二是操纵全部审问。《纪闻》载：“会审时，抚臣嘱‘四大人’不问松交，止夹薛尔张，问‘顾予咸知情否？’尔张为松交多（受）夹四五棍。张故文士，而受重刑，虽哀号吁天，终不招松交‘知情’二字。”所有从苏州解送到江宁受审的“人犯”，都是由朱国治确定的。而将薛尔张作为重点严刑拷问，只问其（顾予咸）是否“知情”，也是出自朱国治之“嘱”，“四大人”只是遵“嘱”行事而已。三是执笔撰写拜疏。《纪闻》载：“‘四大人’审毕，遂同抚臣商榷拜疏……奏疏中口供皆非实据，抚臣为稿，文致其辞，‘四大人’署名而已。”这次“拜疏”实即“会审报告”——向朝廷上报“会审”情况及定罪量刑结果。较之“初审报告”，风格迥然不同，但同样堪称“奇文”，足见朱国治的“刀笔”不拘一格，各臻其“妙”。其文本《纪闻》亦有保存，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四是擅自提前处决。《纪闻》载：“七月十三日立秋。十二日，抚臣于江宁署中，坐立不安。因郎公送大人未归，欲待之归，则恐事迟有变;不待之归，则恐获罪。徘徊莫决，而一念及于身家，则杀人之念大炽。故十三日未时立秋而于巳时未及立秋之前，不待郎公之归，而十案之人皆弃市矣。”被其提前处死的不止“哭庙案”十八名秀才。“是日也，十案共一百二十一名：凌迟二十八名，斩八十九人，绞四人。抚臣分五处斩决，‘抗粮’及‘无为告’二案，斩于江宁之三山街。”“抗粮案”，这应是当时官方办案给它的称谓，比习惯所称之“哭庙案”更为准确。 总之，朱国治不仅制造了本案，而且实际上控制和主宰了全过程。随着秀才们的人头落地，本案也大体了结。秀才们家破人亡，沉冤九泉;朱国治虽有所不甘（未能杀掉顾予咸），亦可谓心满意足。血腥过后，复归太平。《纪闻》补记云：“朱国治后抚云南，如故操。岁癸丑，吴三桂反，以刻剥军粮，将士积忿，乃脔而食之，骸骨无一存者。”又述“先君子感而有诗”四首其二曰：“祸深缝掖岂无因？节钺东南密网陈。窃得官储输暮夜，还君印绶杀君身。”其意若曰：杀人者终于被杀，朱国治的下场乃是其为恶作孽的报应，当然也包括制造“哭庙案”。这大致代表了民间的认识和评价。
然而在官方史书里，朱国治是入“忠义传”的。如《清史稿》记载其主要“功绩”有三：一是顺治十六年江宁巡抚，献计防御郑成功，诏下所司议行。此为“军功”。二是“又以苏、松、常、镇四府钱粮抗欠者多，分别造册，绅士一万三千五百余人，衙役二百四十人，请敕部察议。部议现任官降二级调用，衿士褫革，衙役照赃治罪有差”。此即“奏销案”，是其“政绩”。三是任云南巡抚时，吴三桂胁迫其“从逆”，朱国治“骂贼尤烈，即时遇害”。此属“节烈”。故康熙二十一年有诏“其从优议恤”，加赠户部右侍郎，赐祭葬如典礼，荫一子入监;雍正时，入祀“昭忠祠”。朱国治究竟怎么死的？官方和民问所记截然不同，其褒贬之意皆甚鲜明。
《清史列传》记朱国治顺治四年由贡生授固安知县，后擢顺德知府、霸昌道台。顺治十五年内升大理寺少卿，十六年迁大理寺卿，同年擢江宁巡抚，两年之中连升三级，必有过人之处。“康熙元年，丁父忧，不候代归。部议：擅离职守，革职。”为奔父丧，连乌纱帽都不顾了。如此说，朱国治也算是个熟读圣贤书，“忠”心耿耿、“孝”心拳拳之人;而且精通政纪，深谙国法。问题是：同一个朱国治，对朝廷忠义节烈、宁死不屈;却又欺上瞒下，为国大蠹。同样一个朱国治，对父母孝敬有加、在所不惜;对士民却残酷暴虐、嗜杀成性。他的人格何以如此分裂却又这般统一？他是怎样“消化”法纪的惩处、良知的谴责、人性的拷问、天理的报复、历史的审判等与制造惨案、滥杀无辜之间的矛盾冲突的？这些确是令人困惑而又发人深思的问题。固然可以从历史文化、社会背景、官场生态、现实因素等诸多角度和层面进行解说，但单纯的“宏观”和“外部”的讨论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憾。
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清史稿》在记叙朱国治“政绩”后，加了一句评语：“以是颇有刻核名”。“刻核”，一般解释为“苛刻”，似有未达。《说文解字》曰：“刻，镂也。”段玉裁注云：“《释器》曰：金谓之‘镂’;木谓之‘刻’，此析言之;统言则‘刻’亦‘镂’也，引申为刻核、刻薄之刻。”《说文》释“核，实也。考事，而笮徼遮，其辞得实曰‘核’”。《段注》云：“而者，反复之。笮者，迫之。徼者，巡也。遮者，遏也。言考事者定于一是，必使其上下四方之辞皆不得逞，而后得其实，是谓‘核’。此所谓咨于故实也，所谓实事求是也。”原来“實事求是”还有这个意思！然则过度的“刻核”就可能走向极端，变为刻薄乃至刻毒。官史于表彰朱国治“忠义”时言其“刻核”，而且是“颇”有其“名”，足见其“刻核”使史官不能隐也不忍隐。《哭庙纪略》亦云：“国治后抚云南，惨刻如故。”可知刻核、惨刻，乃是朱国治的一贯作风，也是其性格实质。何楷曰：“《吕刑》云：‘非佞折狱，惟良折狱。’苟恃其明察而深文巧诋，缘饰以没其情，民且有含冤矣。故言刻核者日‘深文’，言锻炼者曰‘文致’，法曰‘文网’，弄法者曰‘舞文’。治狱之多冤，未有不起于文者，此皆敢心误之也。”（《古周易订诂》）所以史官用此“刻核”二字，不仅点出朱国治的为官苛刻、为人刻毒，而且隐指其舞文弄法、制造冤狱，也有为受害者鸣冤昭雪的意思，这也算是一种“微言大义”吧。
世人皆知朱国治制造“哭庙案”（下称“本案”）是在“哭庙”事发之后，其实应该追究到“哭庙”之前，在其向任维初“索馈”之际，甚至在确定任维初为县令人选之时，就已经伏下祸端（参见前文）。当然，朱国治实质性地制造本案，是在“哭庙”事发之后，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先是幕后监控。《辛丑纪闻》（下称“《纪闻》”）载：“（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一日，会世祖章皇帝哀诏至苏，幕设府堂，哭临三日。抚臣朱国治、按臣张凤起、道臣王纪及府县官、郡臣、缙绅、孝廉等，清晨咸在……初四日，薛尔张作文，丁子伟于教授处请钥，启文庙门，哭泣。诸生拥至者百有余人，鸣钟击鼓。旋至府堂，乘抚、按在时，跪进揭帖。时随至者，复有千余人，号呼而来，欲逐任令。抚臣大骇，叱左右擒诸生及众，遂尔星散，只获去十一人：倪用宾、沈珥、顾伟业、张韩、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等;同任维初，发道尊王公研审。”这是二月初四日的“哭庙”，诸生（秀才）先在文庙“哭泣”，继而到府堂“跪进揭帖”。朱国治先是“大骇”，继而下令抓人。但此时还只是“事”，尚未成为“案”。在朱国治将所抓捕的十一名秀才连同任维初交由道臣王纪“研审”后，便具有了“案”的性质。朱国治此举，既可突出自身权威，亦可显示其办事公正，还可将难题下交，自己隐身幕后监控，留下更大的进退余地和操作空间。
王纪的“研审”及其结果，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吴县仓总吴之行招供说：“本官（任维初）粜米，与书办（自己）无涉。所经手者四百石，得银三百二十两，送与本官，只此是实。”证明任维初“监守自盗”属实。二是任维初招供说：“犯官到县止二月，无从得银，而抚宪索馈甚急，故不得已而粜粮耳。”供认不讳，但推责于朱国治的“索馈”。三是十一名秀才皆“极言县令贪酷”，证明诸生“讦告”可信。然而吴之行原本不在朱国治“发”给王纪“研审”的人员中，却被先行拷问和突破，这表明王纪不仅很会办案，而且办得很认真，也很公正。从任维初自称“犯官”可知，王纪已将他作为嫌犯对待;十一名秀才放在最后问，则透露王纪很可能是将他们作为原告，并不认为其有罪。这是本案最初的倾向和“定调”，但很快就发生转折。
原来朱国治早已安排了“卧底”监视王纪的“研审”。《纪闻》载：“抚臣固有觇者在，还报以实，大惊。”朱的“大惊”或许不只是由于任维初这么快就供出其“索馈”，还因其得知王纪办案的倾向和“定调”大不利己。于是，先是“连夜使人于道尊处取口供。见之，怒甚”，想必笔录口供比“卧底”报告的情况还要严重;继而“（朱）复即使人于道尊处易之”。竟然另做一份笔录口供调换原口供。想必王纪此刻已经知晓朱国治的“隐情”，并且选择了“服从”与“配合”。继而“（朱）即发一宪牌与维初，高抬年月，其略曰：‘兵饷甚急，多征粮米，以备不虞’”。这是补做（伪造）一份“上级文件”，把日期往前提，造成早有指示的假象。而“多征粮米”云云，既是为了掩人耳目、逃避追究，同时也有暗示任维初准此“口径”翻供的用意。这样任维初瞬间由贪官酷吏便成为忠勤职守的功臣了。朱国治这一连串操作，假公济私、明暗结合、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其心机之严密、吏道之精熟，自不必说;其擅权弄术、肆无忌惮之“魄力”，也实在令人“惊叹”;同时也显示出过人的权变和隐忍——朱在既惊且怒之下，对“叛徒”任维初的痛恨可想而知，但朱不仅没有发作，反而想方设法保护任。这种权变和隐忍，后面还有更突出的表现。
然而就在朱国治“妙手回春”之际，事态和案情又有新的发展：二月初五日，又有诸生“哭庙”。以往的叙说大都将这次“哭庙”与二月初四日“哭庙”混为一谈，其实二者在时间、主旨及性质等诸多方面皆有不同（可分别称之为“前哭庙”和“后哭庙”）。顾予咸《雅园居士自叙》（下称《自叙》）云：“哀诏至，抚司集绅士哭临。会有吴令某，私盗漕米，易值以媚抚。诸生某某职践更者，不能平，因讦令诸不法事。抚某疑荐绅与其谋，诸生又事不白，奔哭孔庙。吴中故习：诸生事不得直，即作卷堂文，以儒冠裂之夫子庙廷，名曰‘哭庙’。”这里所说的诸生“讦令诸不法事”即指“前哭廟”;而“诸生又事不白，奔哭孔庙”，则属“后哭庙”。所谓“事不白”，当是指当局（朱）对“前哭庙”的讦令没有合理答复，反而拘禁十一名秀才不放。因而“后哭庙”的主要指向，除了继续讦告任维初，更重要的是为被拘秀才鸣冤叫屈、声援抗议和呼吁维权。
《纪闻》载：“时，教授程邑参任维初‘六案’，金圣叹因有‘十弗见’之笑焉。”程翼仓（名邑，字幼洪，一字翼苍），顺治九年进士及第，选庶吉士，十三年出为苏州府学教授，深受士民敬重。他的“参‘六案”’想必是揭发任维初的诸多罪状;尤其是“参……案”的表述，显示这不是一般文章，而是要呈送上级有关部门的正式“题参”，具有实名参劾的性质。金圣叹此时已名满天下，其文以尖锐泼辣著称。他的“‘十弗见’之笑”，系“因”程参而发，或许就是一些记载所说的“卷堂文”“哭庙文”之类。如果说程参是从“体制内”施压的话，那么金笑则是从“体制外”施压，二者里应外合、推波助澜，形成强大的冲击力。
朱国治眼见事态有失控之势，便索性走上前台接管了本案。但他并没有立刻采用暴力镇压，而是努力“求和”。他的这种努力，以往的相关叙说大都未予注意，其实这是很重要的细节，不仅展现了朱国治的另一面，而且在案情发展上具有关键性作用。《纪闻》载：“‘哭庙’后，道尊访于松交。松交曰：‘任知县似不可使知牧民之责矣！’抚臣知其言，衔之，故及于难。”顾予咸号松交（字小阮，吴县人），时为吏部员外郎，因病还乡休假。王纪来“访”顾，当是受了朱的指使，来为任说情。何以知之？《白叙》云：“当抚某之莅吴也，一日猝至，余实他往，疑故谢之，不怿。翼晨又来，摈从密语，语移晷，大都皆讲情，而余又答以道义。退而言曰：‘此老倔强，利不可动，将来必长短我。’而杀机伏矣。”看来朱在王遭到顾的拒绝后，仍不死心，又亲自出马，而且一日夜间两次“猝至”，可见其急迫;遭“谢之”，心虽“不怿”仍“翼晨又来”“语移晷”。朱国治的“讲情”，想必是叙情谊、拉关系、套近乎、谈交易之类，不仅动之以情，而且诱之以利，当然也不免威之以害;而顾予咸所答之“道义”，则应为国法、政纪、道德、良心、君子小人之辨之类，不仅严词拒绝，还有“教训”和“警告”的意味。韩菼在《顾予咸墓表》中披露了更多细节：“盖先生（顾予咸）素有直声，巡抚朱国治时方眶令（任维初），畏先生，造而请焉，若求援状。曰：‘令无罪，当罪诸生。’先生正色曰：‘诸生讦令事皆实，何罪？当罪令。’乃愕然去。”明确指出朱一再拜顾是为“求援”——请求顾包庇任而治罪诸生。《研堂见闻杂记》则说：“郡绅顾松交，素与抚臣议左，抚臣心衔之。诸生之变起，抚臣始亦欲松交为调人;松交不应，于是愿得而甘心。” 相关记载多以为朱决心制造大案肆行杀戮是在“求和”遭拒之后，实际上，在其“求和”之前，很可能已有预谋了。从顾“素有直声”“素与抚臣议左”，朱对顾的“畏”“心衔之”，以及朱派去的王纪遭拒而返等情况来看，以朱的老奸巨猾，当是在亲自出马之前就已料到不会有好的结果，故必然备有“预案”。因此他的“求和”其实是为顾予咸设下一个陷阱：你若应允，我危机可解，而你必“直声”大损;你若拒绝，我便诬你同罪，亦可借此渡过危机。无论如何，都是于我有利而于你不利。如此说来，朱国治的“求和”原本就是一种策略：能“和平”解决更好，不能则使用“暴力”，二者皆暗藏杀机，只是“杀”的理由和方式有所不同而已。顾似乎并没有考虑太多，只是“直道而行”，故自蹈其中。
然则顾予咸的言辞拒绝，进一步刺激并坚定了朱国治制造大案、大行杀戮的决心，而且立刻付诸实施。《纪闻》载：“初六日，抚臣将拜疏，集各官及乡绅，谓之曰：‘任令一事，意欲从轻发落，不谓诸生鸣钟击鼓，震惊先帝之灵。而程教授又参“六案”，不得不上闻矣，奈何！奈何！’各官及乡绅唯唯。”所谓“拜疏”就是向朝廷（皇帝及辅臣）上疏，报告事态及审理情况，并提出处理意见，请求下一步指示，可称为“初审报告”。朱国治亲自操刀，表明他已全权处理本案。他与“各官及乡绅”谈话，就是要告诉大家，他已决定将本案上报朝廷，升级为大案、要案。他的“奈何”之叹，不尽是虚伪，确有其“不得已”处。尤可注意的是，此时朱已将“哭庙”说成是“鸣钟击鼓”“震惊先帝之灵”，暗示诸生“聚众倡乱”“大不敬”，皆属死罪。朱的杀人之心显露无遗，众官绅哪个还敢有异议？
幸赖《纪闻》的保存，后世不仅可以看到朱国治“拜疏”的文本，还能“欣赏”到他的“生花妙笔”。限于篇幅，这里不便全文呈现，只能略做介绍。起首题日：“为县令催征招尤，劣生纠党肆横，谨据实陈奏，亟求法处事。”这里将任维初的贪酷说成“催征招尤”，并用“县令”替代任维初;而将诸生的“哭庙”说成“纠党肆横”，并用“劣生”替代诸生。这其实就是定性定论，貌似不动声色，却将一支支“利箭”准确射向朝廷和诸生的“要害”之处：说“催征招尤”，即意味着“抗纳钱粮”;而钱粮正是朝廷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抗纳便是与朝廷作对。称“县令”，便将任维初这一个体普遍化为群体，而县令群体既属朝廷命官，也是催征钱粮的主力，必须予以支持和保护;而诸生藐视县令，即意味着藐视朝廷。称“劣生”，便将诸生从“读书人”群体中孤立出来。在当时特定的背景和语境下，甚至有敌对朝廷、反抗政府的隐指。“纠党肆横”当然最为朝廷所忌惮。继而朱国治仅就任维初一方做正面陈述，只字不提其“贪酷”，显得任非但无罪，反成了忠勤职守、为国分忧、忍辱负重的好官。随后报告初审结果，则只罗列诸生罪状，指其“震惊先帝之灵”“声言扛打朝廷命官（县令）——此属“大不敬”和“藐视朝廷”;“匿名揭帖”——此属违犯禁令;串集“凶党数千人”“鸣钟击鼓”——此属“聚众倡乱”，朱国治还特别使用反问句——“意欲何为”以激起朝廷的警觉和联想。这四条中的任一条，都足以置诸生于死地。而对任的“赃款”，仅用“俱属风影”四个字，便轻易抹去;对吴之行的“卖漕”，则说“并无证见之人”，置之不问。继而提出处理意见——从反面提醒（实为警告）朝廷，必须“显示大法”，立查严办;同时诱导朝廷，只有如此，才能完成钱粮的征纳，保护忠勤职守的官吏。最后报告当前采取的措施：说“将知县任维初摘印拘留”，显得处置得当、公正无私;说“为此密疏题参，伏祈皇上大彰乾断，严加法处施行”，这才是其真正目的。总之，朱国治充分施展“刀笔”功夫，颠倒黑白、瞒上欺下、深文附会、自我美化;将叙事、虚构、夸张、想象、抒情等手法娴熟运用。不要说朝廷高层，就是一般不了解内情的读者，也會信以为真;而了解内情的读者，更是要“拍案叫绝”了。
这道拜疏送达朝廷，果然立刻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又赶上“金坛叛逆”“镇江失机”两案同时俱发，遂一并“着满洲侍郎叶尼、理事官英孥、春沙、海布勒等，公同确议，拟罪具奏”。相当于成立了一个“专案组”，由满洲“四大人”挂帅，朱国治等高级长官配合，进行“会审”，而实际上全由朱国治操控。这里不拟细述其操控的全部过程，仅举几个显著事例：一是改变“会审”地点。《纪闻》载：“四月初一日，共传满洲大臣将至姑苏，县官封民房四五所，将为公署。……至初三日，则传于江宁公审，不至苏州。盖抚臣恐民心有变，故欲江宁会审也。”在姑苏“会审”，显然既便于办公，也有利于诸生一方，而不利于任维初（及朱国治）一方，故朱将其改在江宁（今南京市）。二是操纵全部审问。《纪闻》载：“会审时，抚臣嘱‘四大人’不问松交，止夹薛尔张，问‘顾予咸知情否？’尔张为松交多（受）夹四五棍。张故文士，而受重刑，虽哀号吁天，终不招松交‘知情’二字。”所有从苏州解送到江宁受审的“人犯”，都是由朱国治确定的。而将薛尔张作为重点严刑拷问，只问其（顾予咸）是否“知情”，也是出自朱国治之“嘱”，“四大人”只是遵“嘱”行事而已。三是执笔撰写拜疏。《纪闻》载：“‘四大人’审毕，遂同抚臣商榷拜疏……奏疏中口供皆非实据，抚臣为稿，文致其辞，‘四大人’署名而已。”这次“拜疏”实即“会审报告”——向朝廷上报“会审”情况及定罪量刑结果。较之“初审报告”，风格迥然不同，但同样堪称“奇文”，足见朱国治的“刀笔”不拘一格，各臻其“妙”。其文本《纪闻》亦有保存，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四是擅自提前处决。《纪闻》载：“七月十三日立秋。十二日，抚臣于江宁署中，坐立不安。因郎公送大人未归，欲待之归，则恐事迟有变;不待之归，则恐获罪。徘徊莫决，而一念及于身家，则杀人之念大炽。故十三日未时立秋而于巳时未及立秋之前，不待郎公之归，而十案之人皆弃市矣。”被其提前处死的不止“哭庙案”十八名秀才。“是日也，十案共一百二十一名：凌迟二十八名，斩八十九人，绞四人。抚臣分五处斩决，‘抗粮’及‘无为告’二案，斩于江宁之三山街。”“抗粮案”，这应是当时官方办案给它的称谓，比习惯所称之“哭庙案”更为准确。 总之，朱国治不仅制造了本案，而且实际上控制和主宰了全过程。随着秀才们的人头落地，本案也大体了结。秀才们家破人亡，沉冤九泉;朱国治虽有所不甘（未能杀掉顾予咸），亦可谓心满意足。血腥过后，复归太平。《纪闻》补记云：“朱国治后抚云南，如故操。岁癸丑，吴三桂反，以刻剥军粮，将士积忿，乃脔而食之，骸骨无一存者。”又述“先君子感而有诗”四首其二曰：“祸深缝掖岂无因？节钺东南密网陈。窃得官储输暮夜，还君印绶杀君身。”其意若曰：杀人者终于被杀，朱国治的下场乃是其为恶作孽的报应，当然也包括制造“哭庙案”。这大致代表了民间的认识和评价。
然而在官方史书里，朱国治是入“忠义传”的。如《清史稿》记载其主要“功绩”有三：一是顺治十六年江宁巡抚，献计防御郑成功，诏下所司议行。此为“军功”。二是“又以苏、松、常、镇四府钱粮抗欠者多，分别造册，绅士一万三千五百余人，衙役二百四十人，请敕部察议。部议现任官降二级调用，衿士褫革，衙役照赃治罪有差”。此即“奏销案”，是其“政绩”。三是任云南巡抚时，吴三桂胁迫其“从逆”，朱国治“骂贼尤烈，即时遇害”。此属“节烈”。故康熙二十一年有诏“其从优议恤”，加赠户部右侍郎，赐祭葬如典礼，荫一子入监;雍正时，入祀“昭忠祠”。朱国治究竟怎么死的？官方和民问所记截然不同，其褒贬之意皆甚鲜明。
《清史列传》记朱国治顺治四年由贡生授固安知县，后擢顺德知府、霸昌道台。顺治十五年内升大理寺少卿，十六年迁大理寺卿，同年擢江宁巡抚，两年之中连升三级，必有过人之处。“康熙元年，丁父忧，不候代归。部议：擅离职守，革职。”为奔父丧，连乌纱帽都不顾了。如此说，朱国治也算是个熟读圣贤书，“忠”心耿耿、“孝”心拳拳之人;而且精通政纪，深谙国法。问题是：同一个朱国治，对朝廷忠义节烈、宁死不屈;却又欺上瞒下，为国大蠹。同样一个朱国治，对父母孝敬有加、在所不惜;对士民却残酷暴虐、嗜杀成性。他的人格何以如此分裂却又这般统一？他是怎样“消化”法纪的惩处、良知的谴责、人性的拷问、天理的报复、历史的审判等与制造惨案、滥杀无辜之间的矛盾冲突的？这些确是令人困惑而又发人深思的问题。固然可以从历史文化、社会背景、官场生态、现实因素等诸多角度和层面进行解说，但单纯的“宏观”和“外部”的讨论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憾。
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清史稿》在记叙朱国治“政绩”后，加了一句评语：“以是颇有刻核名”。“刻核”，一般解释为“苛刻”，似有未达。《说文解字》曰：“刻，镂也。”段玉裁注云：“《释器》曰：金谓之‘镂’;木谓之‘刻’，此析言之;统言则‘刻’亦‘镂’也，引申为刻核、刻薄之刻。”《说文》释“核，实也。考事，而笮徼遮，其辞得实曰‘核’”。《段注》云：“而者，反复之。笮者，迫之。徼者，巡也。遮者，遏也。言考事者定于一是，必使其上下四方之辞皆不得逞，而后得其实，是谓‘核’。此所谓咨于故实也，所谓实事求是也。”原来“實事求是”还有这个意思！然则过度的“刻核”就可能走向极端，变为刻薄乃至刻毒。官史于表彰朱国治“忠义”时言其“刻核”，而且是“颇”有其“名”，足见其“刻核”使史官不能隐也不忍隐。《哭庙纪略》亦云：“国治后抚云南，惨刻如故。”可知刻核、惨刻，乃是朱国治的一贯作风，也是其性格实质。何楷曰：“《吕刑》云：‘非佞折狱，惟良折狱。’苟恃其明察而深文巧诋，缘饰以没其情，民且有含冤矣。故言刻核者日‘深文’，言锻炼者曰‘文致’，法曰‘文网’，弄法者曰‘舞文’。治狱之多冤，未有不起于文者，此皆敢心误之也。”（《古周易订诂》）所以史官用此“刻核”二字，不仅点出朱国治的为官苛刻、为人刻毒，而且隐指其舞文弄法、制造冤狱，也有为受害者鸣冤昭雪的意思，这也算是一种“微言大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