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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画说科技史”该从何时讲起呢？思考再三，笔者决定从汉代讲起。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从历史上看，秦朝执政时间太短，不谈或可理解，但是漫长的先秦时期难道没有与科技有关的图画值得一讲吗？我们从一个故事谈起吧。
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最近，一位历史学爱好者请教一位文博专家：“为什么先秦的东西（文物）总体上大气、厚重，而到了汉代一下子变得小家子气了呢？”专家回答说，先秦的文物以青铜器居多，而汉代多是陶制明器（即冥器），主体文物的材质影响了观感。
这种解释很有道理，青铜器多为礼器，与墓葬主人的等级和身份密切相关。比如现藏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鼎，高133厘米，重832千克。尽管汉代出土文物中有高2米多的陶仓楼（陶制的储存粮食的楼），但总体而言，明器多为形体较小的陶灶、陶井、陶仓、陶厕、陶狗、陶鸡等，加上陶器在色泽上本身就“土”，故汉代文物总体没先秦文物显得“高大上”，这便是一般公众的感受。
汉代陪葬品的“土”，或者说“世俗化”是有原因的。首先，汉代丧葬文化中的“事死如生”观，也即死后的“享用”要和生前一样，这是陪葬品世俗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厚葬成风。其次，汉代选拔官吏中的“举孝廉”制，对厚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了东汉中晚期，这种制度已经变了味，有人为了博取功名，厚葬父母已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箕宿
此外，汉代在秦帝国的基础上统一了中华帝国400年，汉文化气魄之大，超乎想象，有“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慷慨豪迈，有封狼居胥、燕然勒功那样的虽远必诛，有丝绸之路商贸往来的交流和包容。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积淀，造就了汉代文物中与科技相关者远超先秦，其中汉画尤为精彩。
本文中的汉画主要是指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但并不是说汉画仅有这些内容，比如帛画、器物画等都应算汉画。所谓帛画，即绘在缣帛上的画，最著名的恐怕是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那件T形帛画了。所谓器物画，就是刻绘在各种器物上的装饰性图案，比如在铜镜、漆器、带钩、铺首等器物上刻画的。但是帛画出土有限，器物画要么图案形式程式化，要么受器形局限，总之这些画中反映科技的内容远逊画像砖、画像石和壁画。
弧矢和天狼
汉画中的科技内容异常丰富，主要集中在各地出土的天文图、农耕图、收获图、舂碓图、庖厨图、汲引图、狩猎图、捕鱼图、纺织图、冶铁图、井盐图等。拙文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择取一些重要、少见、有趣的介绍一下。
笔者时常回忆起小时候在故乡看到的满天星斗，如今居住在都市中的孩子很难想象那种盛景了。不过，他们从课本中总能学到大熊座、小熊座和猎户座这样的星座知识，这都属于现代国际上通行的88个星座体系，它们起源于古希腊。但是古代中国对星空的认知独具一格，创造了“三垣二十八宿”星空体系。“垣”就是城墙，“三垣”是指天上三块用“城墙”围起来的天区，分别是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二十八宿则是把黄道附近的星空分了28份（不是平均分配），正好对应月亮绕地球一周的时间（27.3天）。二十八宿又分为4组，每组7宿，这便是古代中国的“四象”：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古代“三垣”形成年代较晚，这里只谈二十八宿。
那么，二十八宿体系是形成于汉代吗？非也。专家考证，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年代在公元前5670年，之后一直不断演化，到了战国早期基本定型。1978年，在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漆箱盖上，研究者发现了迄今最早的全部二十八宿名称。但是，到了汉代才出现了较为细致的二十八宿天文星图。2017年，考古学界公布了一个新发现，在陕西靖边县发掘了一处东汉中晚期的墓葬，在墓葬壁画中首次发现了大量星形、星数、图像、题名四要素齐全的汉代天文图，其中就有二十八宿。
中国古代对星空的认知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我们可以通过介绍二十八星宿中的两个以窥全貌。通俗地说，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就是把地上能想到的统统“搬到”天上，在天上建了一套“天上人间”。皇帝、太子、诸侯、三公、九卿、造车的、杀猪的、卖布的、鸡、狗、鳖、鱼全都有，甚至还有天厕，一应俱全。
比如，东方七宿中的“箕”宿（图①），《诗经》云“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便是形容它的，是说天上的箕宿空有其名，并不能实际用于簸扬。但是在靖边县出土的汉画中，箕宿真的是在用于簸扬。画面上箕宿四星连成簸箕状，旁边跽坐一女性，似在持箕劳作。由于箕宿就像农用的簸箕，故有风神之说。“月离于箕风沙扬”便是说月亮运行到箕宿，地上就会起风扬尘。当然这只是迷信附会之说。
弋射收获画像砖（拓片）
再谈谈南方七宿中的井宿。在井宿中有两个星官（类似“星座”）“弧矢”和“天狼”（图②），这正是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所写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星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视星等为-1.46（视星等指观测者用肉眼所看到的星体亮度）。在冬季夜空中，天狼星非常容易找到，就在獵户座腰带三星的东南方向。在我国古代，天狼星主侵略之兆，故在其旁专门设置了弧矢9星（壁画上为6颗）来防备它。靖边壁画的弧矢内部绘有一男子，正在挽弓射向西边的天狼星。
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最近，一位历史学爱好者请教一位文博专家：“为什么先秦的东西（文物）总体上大气、厚重，而到了汉代一下子变得小家子气了呢？”专家回答说，先秦的文物以青铜器居多，而汉代多是陶制明器（即冥器），主体文物的材质影响了观感。
这种解释很有道理，青铜器多为礼器，与墓葬主人的等级和身份密切相关。比如现藏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鼎，高133厘米，重832千克。尽管汉代出土文物中有高2米多的陶仓楼（陶制的储存粮食的楼），但总体而言，明器多为形体较小的陶灶、陶井、陶仓、陶厕、陶狗、陶鸡等，加上陶器在色泽上本身就“土”，故汉代文物总体没先秦文物显得“高大上”，这便是一般公众的感受。
汉代陪葬品的“土”，或者说“世俗化”是有原因的。首先，汉代丧葬文化中的“事死如生”观，也即死后的“享用”要和生前一样，这是陪葬品世俗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厚葬成风。其次，汉代选拔官吏中的“举孝廉”制，对厚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了东汉中晚期，这种制度已经变了味，有人为了博取功名，厚葬父母已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此外，汉代在秦帝国的基础上统一了中华帝国400年，汉文化气魄之大，超乎想象，有“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慷慨豪迈，有封狼居胥、燕然勒功那样的虽远必诛，有丝绸之路商贸往来的交流和包容。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积淀，造就了汉代文物中与科技相关者远超先秦，其中汉画尤为精彩。
汉画与科技
本文中的汉画主要是指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壁画；但并不是说汉画仅有这些内容，比如帛画、器物画等都应算汉画。所谓帛画，即绘在缣帛上的画，最著名的恐怕是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那件T形帛画了。所谓器物画，就是刻绘在各种器物上的装饰性图案，比如在铜镜、漆器、带钩、铺首等器物上刻画的。但是帛画出土有限，器物画要么图案形式程式化，要么受器形局限，总之这些画中反映科技的内容远逊画像砖、画像石和壁画。
汉画中的科技内容异常丰富，主要集中在各地出土的天文图、农耕图、收获图、舂碓图、庖厨图、汲引图、狩猎图、捕鱼图、纺织图、冶铁图、井盐图等。拙文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择取一些重要、少见、有趣的介绍一下。
二十八宿
笔者时常回忆起小时候在故乡看到的满天星斗，如今居住在都市中的孩子很难想象那种盛景了。不过，他们从课本中总能学到大熊座、小熊座和猎户座这样的星座知识，这都属于现代国际上通行的88个星座体系，它们起源于古希腊。但是古代中国对星空的认知独具一格，创造了“三垣二十八宿”星空体系。“垣”就是城墙，“三垣”是指天上三块用“城墙”围起来的天区，分别是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二十八宿则是把黄道附近的星空分了28份（不是平均分配），正好对应月亮绕地球一周的时间（27.3天）。二十八宿又分为4组，每组7宿，这便是古代中国的“四象”：东方苍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古代“三垣”形成年代较晚，这里只谈二十八宿。
那么，二十八宿体系是形成于汉代吗？非也。专家考证，二十八宿体系的形成年代在公元前5670年，之后一直不断演化，到了战国早期基本定型。1978年，在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漆箱盖上，研究者发现了迄今最早的全部二十八宿名称。但是，到了汉代才出现了较为细致的二十八宿天文星图。2017年，考古学界公布了一个新发现，在陕西靖边县发掘了一处东汉中晚期的墓葬，在墓葬壁画中首次发现了大量星形、星数、图像、题名四要素齐全的汉代天文图，其中就有二十八宿。
中国古代对星空的认知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我们可以通过介绍二十八星宿中的两个以窥全貌。通俗地说，这种“天人合一”思想就是把地上能想到的统统“搬到”天上，在天上建了一套“天上人间”。皇帝、太子、诸侯、三公、九卿、造车的、杀猪的、卖布的、鸡、狗、鳖、鱼全都有，甚至还有天厕，一应俱全。
比如，东方七宿中的“箕”宿（图①），《诗经》云“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便是形容它的，是说天上的箕宿空有其名，并不能实际用于簸扬。但是在靖边县出土的汉画中，箕宿真的是在用于簸扬。画面上箕宿四星连成簸箕状，旁边跽坐一女性，似在持箕劳作。由于箕宿就像农用的簸箕，故有风神之说。“月离于箕风沙扬”便是说月亮运行到箕宿，地上就会起风扬尘。当然这只是迷信附会之说。
再谈谈南方七宿中的井宿。在井宿中有两个星官（类似“星座”）“弧矢”和“天狼”（图②），这正是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所写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星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视星等为-1.46（视星等指观测者用肉眼所看到的星体亮度）。在冬季夜空中，天狼星非常容易找到，就在獵户座腰带三星的东南方向。在我国古代，天狼星主侵略之兆，故在其旁专门设置了弧矢9星（壁画上为6颗）来防备它。靖边壁画的弧矢内部绘有一男子，正在挽弓射向西边的天狼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