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今年7月26日，是天则经济研究所成立20周年，作为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20年的发展沉浮与中国的社会变革紧密相关。你怎么看待天则所和中国这二十年发展的关系呢？如何评价这二十年？
　　茅于轼：天则所的过去二十年，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二十年。在这一过程中，天则所并不是旁观者，而且是尽全力在推进这个过程。回顾中国改革的历程，走在前面冲锋陷阵的人，往往冒了很大的风险，相反拖后腿阻碍改革的人，往往有保险箱保护的。
　　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并不求什么奖励，也没有任何个人的目标，相反倒是冒了很大的风险。我们只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够顺利一些，减少一些障碍。这也是一切追求变化，希望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人的共同愿望。
　　南都周刊：当初筹备天则所的初衷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我看了咱们《天则2012年鉴》，里面还列出了财务报告，去年收入504万元，对于一个民间智库来说，公益和盈利该如何协调？
　　茅于轼：20年前，是盛洪、唐寿宁等邀请我加入天则所。当时我还没有从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退休，虽然年龄到了（64岁），但精力还不错，还能够继续工作。本来想退休后，总算静下心来写几本书。由于天则所缺人，我就正式办了退休手续，加入了天则所。
　　当时盛洪是天则所的负责人，但后来他应芝加哥大学的邀请去了美国，我不得已就担起天则所负责人的责任。我这辈子就没当过领导，更没有承担一个单位财务自力更生的能力。因此，当时筹款成了我最头疼的事情。当时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经济十分活跃。我们本来以为做学问应该能在市场上赚钱。没想到知识这种产品是公共消费品，众多的人可以重复使用，它是没有产权的，很难卖钱。
　　经过两三年的摸索，逐渐确立了天则所的定位。我们是一个研究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机构，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政府。可是在中国政府不会购买独立研究所的服务，政府未必喜欢听不同的声音。所以天则所经费的来源只能靠募捐。去年我自己也捐了130多万，盛洪大概是7万多。
　　南都周刊：我们也知道，《2030年的中国》，是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合作的项目。但实际上天则所也有不少参与，作为民间智库，如何能够影响到国家的决策？你觉得天则所做到这一点了吗？
　　茅于轼：天则所在这20年中经历的种种挑战，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个记号。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努力推进以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解释何以市场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同时，我们又积极主张引进民营经济。
　　我们学习哈耶克和科斯，去解释经济自由主义是什么，为何社会需要它。我们也更主张保护人权取消特权。可以说很多研究，天则所都走在社会的前沿，同时不可避免地冒了很大的风险。
　　南都周刊：那么，你因为感到很多困难和困惑吗？天则所这20年来，一直坚持自己的独立发声和研究，对此你怎么评价？
　　茅于轼：天则所一共也才20多人，我们想保持自己的独立，但是毫不隐瞒地说，很困难。我们说话，很多人不愿意听，但加以限制。独立的声音更需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我们做华南研究中心，也是想回到改革开放最初的前沿阵地。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这方面并不是没有进步，而是在方向上缺失了科学和逻辑。我们呼吁民主和科学，我们不需要没有科学的民主，没有逻辑的革命。至今相当多的中国人不愿意接受历史事实，不肯用理性思考，偏执地固执己见。这一状况不改变，要让中国进步实在是很难改变。
　　科学就是追求真理，一个是“真”、一个是“理”。“真”就是事实，“理”就是逻辑。科学第一步要了解事实，不能用自己想象的东西代替事实，不承认事实。中国人需要改变自己的思维，要有追求科学的态度，要能求真、求理。
　　每个人都生存在同一个客观世界，但因为主观上的不同，不能完整地了解世界，戴着有色眼镜。我们要不断地将颜色降低，很多事情有事实依据但没逻辑，我们应该恢复我们的科学性。重新提倡科学思维，这比民主和革命更重要。接受不同的意见，才能发现更好的道路，规范我们的行为。
　　南都周刊：我们也知道，天则所的20年，也是承前启后的20年，如今有了新鲜血液加入，你对他们和天则所，有何期许？
　　茅于轼：在纪念天则所成立20周年的时候，展望未来我充满着乐观的情绪。不过对于民间智库的作用，确实起到了一些，但是很小。我们在国企、税收、资源、价格、特权和土地等方面，做了不少深入的研究，国内外有了一定的反响。
　　我们坚持了20年，还将坚持下去。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民间智库，我们要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从善意出发，我们的常务理事也不断在讨论，看看路有没有走偏，大家一定要多谅解，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