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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 早期的选译，重在冒险和艳情元素
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最早被译介给德国读者的要数 《水浒传》。东方学家威廉·硕特（Wilhelm Schott） 分别编译了该书的第一回与武松相关的情节，译文先后刊载于 《外国文献杂志》（Magazin für die Literatur des Auslandes）1834年第一百三十三期和一百五十三期上，分别题为《洪信历险记》 和 《为兄报仇的英雄武松》。而此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法国人巴赞是将 《水浒传》 译介到欧洲的第一人，直至1996年德国汉学家瓦拉文斯博士将这篇硕特的译文挖掘出来。
这篇珍贵的文献之所以会湮没如此之久，与《外国文献杂志》 的性质有关。名为杂志，其实就是一张只有四版的小报，每周一三五出版。每期的内容没有固定的套路，刊登的文章颇为驳杂，既有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也有诸如海外游记之类的随笔文字，时政新闻摘要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我检视的1834年共157期中，与中国有关的文章合计有10篇，只有硕特发表的这两篇与文学相关。因此，有学者将该杂志译作《外国文学杂志》 欠妥，有点望文生义。
说起硕特，还有一点不能不提：他也是第一个将 《论语》 翻译成德语的人。神学出身的他掌握了多门语言，后来自学汉语。也是年轻胆儿大，24岁出头他就推出了 《论语》 前十章的译文，题为 《中国智者孔夫子及其弟子的著作》 （1826年）。不过，这个译本一经发布便遭质疑，有明显从马士曼的英译本转译的痕迹。硕特在翻译时的确参考了英文本，由此也可以推断，此时他的汉语水平尚有限。之后，硕特在普鲁士皇家图书馆负责中文图书编目，过目大量的中国经典，勤学苦读，学问日进。后来他又编译了 《本草纲目》 《华严经》《太平广记》 等书，译文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与东方各国语言宗教相关的学术著作，卓然成为一代大家。
据瓦拉文斯对德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中文善本的梳理，考证出硕特依据的中文底本并非流行的水浒70回本，而是一个年代更早的114回本。原文中具有汉语特色的描绘场景、渲染气氛的文字被大量删节，为了突出故事 （例如武松故事）主线，对旁枝末节也删繁就简。既然没有其他语言的译文可以参考，可以推断，硕特是独立完成这两篇编译文字的。
沉寂了将近70年，一个转译自英文、题为 《鲁达入伙始末》 的小册子于1904年问世。据学者考证，其母本是在 《中国评论》 （1872/1873）上连载的 《中国大汉历险记》。虽说只是一本小册子，但因为列入雷克拉姆出版社的 《万有文库》 而抬升了身价，因为能入选这套丛书的大多是经典著作，读者面也很广。今天在欧美旧书交易网站上仍能频见此书，且售价不贵，推想当年此书印量并非稀少。译者科恩曾任杂志主编，擅写具有异域情调的冒险故事，畅销一时，读者多为青少年。他转译 《水浒传》 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该译本曾于20世纪60年代在民主德国重印过（书名中的“鲁达”由韦氏拼音变成了汉语拼音），书后附有德国汉学家白定元 （Werner Bettin）的跋。
1914年，一部两卷本的 《中国小说集》（Chinesische Novellen，Leipzig）在德国问世，编译者是身兼律师、作家和编辑的鲁德尔斯贝尔格，收录的大多为中国古代短篇作品，例如 《聊斋志异》 《十二楼》里的单篇故事。其中有一篇题为 《卖炊饼武大的不忠实妇人的故事》 取自70回本 《水浒传》 第二十三回。十年后，鲁德尔斯贝尔格调整了选目，换了一家维也纳的出版社，仍旧冠名 《中国小说集》。正是由于同名的缘故，造成了国内学者在考证 《水浒传》 德译本问题上的误解，甚至以讹传讹。在这个后出的集子里，新收了一篇 《永净寺》，摘译的是70回本里第四十三至四十五回里杨雄与潘巧云的故事。据笔者考证，其实该译文已经于两年前刊载于文艺期刊 《浮士德》1922年第八期上了。
无独有偶，这两个片段堪称 《水浒传》中艳情故事双璧，看来译者对这个题材情有独钟。在有关潘巧云的故事后，他加了一个注解，认为这个故事原本来自《金瓶梅》，后来才进入了《水浒传》。这说明译者不算是汉学行家。他的译文时常添油加醋，可读性甚强。德国汉学宗师福兰阁认为，这样的译文固然赏心悦目，却不是地道的中国味儿，甚而以辞害意，误导读者。
除了上述这两本小说集，鲁德尔斯贝尔格还编译过 《中国古代爱情喜剧集》，这个选本传播颇广，其中选录了一出 《人生即梦》，即马致远的 《黄粱梦》。当年德籍朝鲜作曲家尹伊桑曾创作了轰動一时的歌剧作品 《吕洞之梦》，其德语台本便是在这个译本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
以 《水浒传》 为灵感的德语长篇小说
科恩和鲁德尔斯贝尔格的译文激发了作家埃伦施泰因的灵感，促使他创作出一部名为 《强盗和士兵》 （1927） 的长篇小说。过去有国内学者将这部小说当作节译本著录，其实是个误会。打个比方，这部小说之于 《水浒传》，好似庞德的 《华夏集》 之于中国古诗。
小说基于70回本，大大简化了水浒故事的情节，围绕武松的事迹展开。一开篇就交代武松兄弟的父亲是一位穷困的失意文人，整日价与夫人喝着西北风吟风弄月，弟兄二人颇不以为然。此外父母还生养了一个女儿，习女红之外也学吟诗作赋，俨然大家闺秀的教养。作者将武松设定为与其父对立的角色，父亲软弱，无力抵抗压迫，武松强悍，以武犯禁。父亲以自尽结束人生，武松一番抗争之后也最终隐遁。此外小说还创造了罗（Lo）这样一个完美人格形象，他以“无为而无不为”的稳健姿态践行着有别于武松父子的第三种人生道路，正是在他的指引下，武松最终归于“道”。几年后，埃伦施泰因又对这部小说加以修订，更名为 《替天行道的凶犯》 （1931）。这篇小说还曾经被翻译家邓洛普译成英文（1929），在英美世界传播。
埃伦施泰因也是个诗人，名噪一时。他20世纪20年代曾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迷恋上了中国的诗歌。与庞德一样，他也仿（译）写了一系列作品，结集出版的有 《诗经》 《白乐天》 《中国之哀》 《黄色之歌》 等。 真正意义上的《水浒传》译本
真正意义上的 《水浒传》 译本还是最先由库恩完成的。在正式出版前，库恩于1933至1934年间先后在卫礼贤主编的刊物 《中国学报》上发表了三篇节译文，分别为 《黄泥冈劫案》 《宋江入伙梁山叛军》 《蓼儿洼里设埋伏》。
如果说，对于德国读者而言，卫礼贤是进入中国古代智慧的钥匙的话，那么库恩则是传播中国古典文学的使徒。就在三篇节译文发表后不久，译本于1934年问世。库恩在120回本 《水浒传》 基础上删繁就简，将其命名为 《梁山泊的强盗》。库恩本人在 《后记》 中毫不隐晦地说，自己的译文是自由的意译，因为其宗旨就是将全书的主体内容介绍给德国读者。例如书中有关武松、潘金莲、西门庆的故事，他就故意略去未译。他认为，自己之前翻译过 《金瓶梅》 （1930），读者已经可以从中知晓这个故事，故而没有必要再重复翻译了。这样的理由未免让人啼笑皆非，然而库恩却觉得理所当然。
库恩的剪裁 （甚至是改写） 固然有损 《水浒传》 的全貌，但客观地说，在传达水浒故事的精神实质方面却是比较成功的，而且语言和文风也符合读者的趣味，所以这个译本在德国影响很大，曾多次重印，此外它还被转译到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国，推动了 《水浒传》 在欧洲的传播。20世纪50年代，库恩还与劳瓦尔德合作，将其译本再做简化加工，出了一种青少年普及本。
遭遇“任性”翻译，《水浒传》 呼唤全译本
1968年，民主德国的岛屿出版社 （两德分裂后，东西德各自有一家）推出了两卷本的 《梁山的强盗》，该译本基于金圣叹批的70回本 《水浒传》，出自约翰娜·赫茨费尔德之手。
与库恩一样，赫茨费尔德也不是“体制”中人。20世纪30年代，她在柏林和汉堡的大学里陆续学习了几门东亚语言，二战期间曾在日本驻柏林的使馆新闻处工作。二战结束后，已年逾花甲的她竟开启了生活新篇章，成为了一名自由作家兼翻译家。经她之手译成德语的中国文学作品就有 《今古奇观》 《水浒》 《西游记》 《把一切献给党》 （吴运铎）、《家》 （巴金）、《子夜》 （茅盾）、《鲁迅作品选》 等，还编译过几本中国小说选集。此外，她也撰写有关亚洲的文章和著作，例如 《新中国的性教育问题》。她的这些译本印数不少，在民主德国的读者中颇有影响。稿费不足以维持她多病的晚年生活，作协常给她提供补助，最后甚至给她安排了舒适的住房。
然而她的汉语水平究竟如何，研究者们的说辞比较含糊。据同代人回忆，她在翻译时经常与中国同事和本国年轻翻译家合作。有学者推断，其不少译作大概并非直接译自中文，而是 （至少是部分） 脱胎于英文本和俄文本，因而常与原文有较大差距。
那么这个 《水浒传》 译本的质量如何呢？达姆 （Irene Damm）曾以 《水浒传》 的译本比较为题撰写了硕士论文，比对了赫茨费尔德的德译本、达尔斯 （Jacques Dars） 的法译本以及赛珍珠 （Pearl S.Buck）、杰克逊 （J.N.Jackson）和沙博理 （Sidney Shapiro）的三种英译本之间的得失。她得出的结论是，在这四个译本中，杰克逊和赫茨费尔德的译本堪称“任性”，严格意义上很难视为译作。此外，这个德译本有明显参照赛珍珠的英译本的痕迹，然而篇幅却只有后者的六成左右。在某些段落，还可以看出借鉴过罗加乔夫的俄译本。较之原文，赫茨费尔德的译文风格时而故作夸张，时而近乎俚俗。而且她还对原文进行了大尺度的“加工”，例如缩减了那些打斗场面，将许多对话改为转述口吻，对随文出现的诗句采用自由的翻译，不少段落经改写后与原文相去甚远。
显然，她的译本依然遵循的是库恩的翻译策略，为了迎合德国读者的趣味，不惜对原文下狠手。达姆对德国读者的建议是，如果不通法语，那么最好是去读赛珍珠翻译的 《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显然不是一句对德译本的恭维话。2010年，岳麓书社出版了《水浒传 （汉德对照）》，德文部分即采用了赫茨费尔德的翻译，是 《大中华文库》 中的一種，可算是“进口转出口”之一例。
半个世纪过去了，德语世界里未见任何一种《水浒传》 新译问世。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水浒传》 德文全译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真的希望在某个隐秘的地方，一位高人正在埋首迻译，我们就期待其出关之日吧。
（选自《文汇报》2018年11月19日）
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中，最早被译介给德国读者的要数 《水浒传》。东方学家威廉·硕特（Wilhelm Schott） 分别编译了该书的第一回与武松相关的情节，译文先后刊载于 《外国文献杂志》（Magazin für die Literatur des Auslandes）1834年第一百三十三期和一百五十三期上，分别题为《洪信历险记》 和 《为兄报仇的英雄武松》。而此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法国人巴赞是将 《水浒传》 译介到欧洲的第一人，直至1996年德国汉学家瓦拉文斯博士将这篇硕特的译文挖掘出来。
这篇珍贵的文献之所以会湮没如此之久，与《外国文献杂志》 的性质有关。名为杂志，其实就是一张只有四版的小报，每周一三五出版。每期的内容没有固定的套路，刊登的文章颇为驳杂，既有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也有诸如海外游记之类的随笔文字，时政新闻摘要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我检视的1834年共157期中，与中国有关的文章合计有10篇，只有硕特发表的这两篇与文学相关。因此，有学者将该杂志译作《外国文学杂志》 欠妥，有点望文生义。
说起硕特，还有一点不能不提：他也是第一个将 《论语》 翻译成德语的人。神学出身的他掌握了多门语言，后来自学汉语。也是年轻胆儿大，24岁出头他就推出了 《论语》 前十章的译文，题为 《中国智者孔夫子及其弟子的著作》 （1826年）。不过，这个译本一经发布便遭质疑，有明显从马士曼的英译本转译的痕迹。硕特在翻译时的确参考了英文本，由此也可以推断，此时他的汉语水平尚有限。之后，硕特在普鲁士皇家图书馆负责中文图书编目，过目大量的中国经典，勤学苦读，学问日进。后来他又编译了 《本草纲目》 《华严经》《太平广记》 等书，译文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此外他还撰写了大量与东方各国语言宗教相关的学术著作，卓然成为一代大家。
据瓦拉文斯对德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中文善本的梳理，考证出硕特依据的中文底本并非流行的水浒70回本，而是一个年代更早的114回本。原文中具有汉语特色的描绘场景、渲染气氛的文字被大量删节，为了突出故事 （例如武松故事）主线，对旁枝末节也删繁就简。既然没有其他语言的译文可以参考，可以推断，硕特是独立完成这两篇编译文字的。
沉寂了将近70年，一个转译自英文、题为 《鲁达入伙始末》 的小册子于1904年问世。据学者考证，其母本是在 《中国评论》 （1872/1873）上连载的 《中国大汉历险记》。虽说只是一本小册子，但因为列入雷克拉姆出版社的 《万有文库》 而抬升了身价，因为能入选这套丛书的大多是经典著作，读者面也很广。今天在欧美旧书交易网站上仍能频见此书，且售价不贵，推想当年此书印量并非稀少。译者科恩曾任杂志主编，擅写具有异域情调的冒险故事，畅销一时，读者多为青少年。他转译 《水浒传》 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该译本曾于20世纪60年代在民主德国重印过（书名中的“鲁达”由韦氏拼音变成了汉语拼音），书后附有德国汉学家白定元 （Werner Bettin）的跋。
1914年，一部两卷本的 《中国小说集》（Chinesische Novellen，Leipzig）在德国问世，编译者是身兼律师、作家和编辑的鲁德尔斯贝尔格，收录的大多为中国古代短篇作品，例如 《聊斋志异》 《十二楼》里的单篇故事。其中有一篇题为 《卖炊饼武大的不忠实妇人的故事》 取自70回本 《水浒传》 第二十三回。十年后，鲁德尔斯贝尔格调整了选目，换了一家维也纳的出版社，仍旧冠名 《中国小说集》。正是由于同名的缘故，造成了国内学者在考证 《水浒传》 德译本问题上的误解，甚至以讹传讹。在这个后出的集子里，新收了一篇 《永净寺》，摘译的是70回本里第四十三至四十五回里杨雄与潘巧云的故事。据笔者考证，其实该译文已经于两年前刊载于文艺期刊 《浮士德》1922年第八期上了。
无独有偶，这两个片段堪称 《水浒传》中艳情故事双璧，看来译者对这个题材情有独钟。在有关潘巧云的故事后，他加了一个注解，认为这个故事原本来自《金瓶梅》，后来才进入了《水浒传》。这说明译者不算是汉学行家。他的译文时常添油加醋，可读性甚强。德国汉学宗师福兰阁认为，这样的译文固然赏心悦目，却不是地道的中国味儿，甚而以辞害意，误导读者。
除了上述这两本小说集，鲁德尔斯贝尔格还编译过 《中国古代爱情喜剧集》，这个选本传播颇广，其中选录了一出 《人生即梦》，即马致远的 《黄粱梦》。当年德籍朝鲜作曲家尹伊桑曾创作了轰動一时的歌剧作品 《吕洞之梦》，其德语台本便是在这个译本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
以 《水浒传》 为灵感的德语长篇小说
科恩和鲁德尔斯贝尔格的译文激发了作家埃伦施泰因的灵感，促使他创作出一部名为 《强盗和士兵》 （1927） 的长篇小说。过去有国内学者将这部小说当作节译本著录，其实是个误会。打个比方，这部小说之于 《水浒传》，好似庞德的 《华夏集》 之于中国古诗。
小说基于70回本，大大简化了水浒故事的情节，围绕武松的事迹展开。一开篇就交代武松兄弟的父亲是一位穷困的失意文人，整日价与夫人喝着西北风吟风弄月，弟兄二人颇不以为然。此外父母还生养了一个女儿，习女红之外也学吟诗作赋，俨然大家闺秀的教养。作者将武松设定为与其父对立的角色，父亲软弱，无力抵抗压迫，武松强悍，以武犯禁。父亲以自尽结束人生，武松一番抗争之后也最终隐遁。此外小说还创造了罗（Lo）这样一个完美人格形象，他以“无为而无不为”的稳健姿态践行着有别于武松父子的第三种人生道路，正是在他的指引下，武松最终归于“道”。几年后，埃伦施泰因又对这部小说加以修订，更名为 《替天行道的凶犯》 （1931）。这篇小说还曾经被翻译家邓洛普译成英文（1929），在英美世界传播。
埃伦施泰因也是个诗人，名噪一时。他20世纪20年代曾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迷恋上了中国的诗歌。与庞德一样，他也仿（译）写了一系列作品，结集出版的有 《诗经》 《白乐天》 《中国之哀》 《黄色之歌》 等。 真正意义上的《水浒传》译本
真正意义上的 《水浒传》 译本还是最先由库恩完成的。在正式出版前，库恩于1933至1934年间先后在卫礼贤主编的刊物 《中国学报》上发表了三篇节译文，分别为 《黄泥冈劫案》 《宋江入伙梁山叛军》 《蓼儿洼里设埋伏》。
如果说，对于德国读者而言，卫礼贤是进入中国古代智慧的钥匙的话，那么库恩则是传播中国古典文学的使徒。就在三篇节译文发表后不久，译本于1934年问世。库恩在120回本 《水浒传》 基础上删繁就简，将其命名为 《梁山泊的强盗》。库恩本人在 《后记》 中毫不隐晦地说，自己的译文是自由的意译，因为其宗旨就是将全书的主体内容介绍给德国读者。例如书中有关武松、潘金莲、西门庆的故事，他就故意略去未译。他认为，自己之前翻译过 《金瓶梅》 （1930），读者已经可以从中知晓这个故事，故而没有必要再重复翻译了。这样的理由未免让人啼笑皆非，然而库恩却觉得理所当然。
库恩的剪裁 （甚至是改写） 固然有损 《水浒传》 的全貌，但客观地说，在传达水浒故事的精神实质方面却是比较成功的，而且语言和文风也符合读者的趣味，所以这个译本在德国影响很大，曾多次重印，此外它还被转译到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国，推动了 《水浒传》 在欧洲的传播。20世纪50年代，库恩还与劳瓦尔德合作，将其译本再做简化加工，出了一种青少年普及本。
遭遇“任性”翻译，《水浒传》 呼唤全译本
1968年，民主德国的岛屿出版社 （两德分裂后，东西德各自有一家）推出了两卷本的 《梁山的强盗》，该译本基于金圣叹批的70回本 《水浒传》，出自约翰娜·赫茨费尔德之手。
与库恩一样，赫茨费尔德也不是“体制”中人。20世纪30年代，她在柏林和汉堡的大学里陆续学习了几门东亚语言，二战期间曾在日本驻柏林的使馆新闻处工作。二战结束后，已年逾花甲的她竟开启了生活新篇章，成为了一名自由作家兼翻译家。经她之手译成德语的中国文学作品就有 《今古奇观》 《水浒》 《西游记》 《把一切献给党》 （吴运铎）、《家》 （巴金）、《子夜》 （茅盾）、《鲁迅作品选》 等，还编译过几本中国小说选集。此外，她也撰写有关亚洲的文章和著作，例如 《新中国的性教育问题》。她的这些译本印数不少，在民主德国的读者中颇有影响。稿费不足以维持她多病的晚年生活，作协常给她提供补助，最后甚至给她安排了舒适的住房。
然而她的汉语水平究竟如何，研究者们的说辞比较含糊。据同代人回忆，她在翻译时经常与中国同事和本国年轻翻译家合作。有学者推断，其不少译作大概并非直接译自中文，而是 （至少是部分） 脱胎于英文本和俄文本，因而常与原文有较大差距。
那么这个 《水浒传》 译本的质量如何呢？达姆 （Irene Damm）曾以 《水浒传》 的译本比较为题撰写了硕士论文，比对了赫茨费尔德的德译本、达尔斯 （Jacques Dars） 的法译本以及赛珍珠 （Pearl S.Buck）、杰克逊 （J.N.Jackson）和沙博理 （Sidney Shapiro）的三种英译本之间的得失。她得出的结论是，在这四个译本中，杰克逊和赫茨费尔德的译本堪称“任性”，严格意义上很难视为译作。此外，这个德译本有明显参照赛珍珠的英译本的痕迹，然而篇幅却只有后者的六成左右。在某些段落，还可以看出借鉴过罗加乔夫的俄译本。较之原文，赫茨费尔德的译文风格时而故作夸张，时而近乎俚俗。而且她还对原文进行了大尺度的“加工”，例如缩减了那些打斗场面，将许多对话改为转述口吻，对随文出现的诗句采用自由的翻译，不少段落经改写后与原文相去甚远。
显然，她的译本依然遵循的是库恩的翻译策略，为了迎合德国读者的趣味，不惜对原文下狠手。达姆对德国读者的建议是，如果不通法语，那么最好是去读赛珍珠翻译的 《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显然不是一句对德译本的恭维话。2010年，岳麓书社出版了《水浒传 （汉德对照）》，德文部分即采用了赫茨费尔德的翻译，是 《大中华文库》 中的一種，可算是“进口转出口”之一例。
半个世纪过去了，德语世界里未见任何一种《水浒传》 新译问世。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水浒传》 德文全译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真的希望在某个隐秘的地方，一位高人正在埋首迻译，我们就期待其出关之日吧。
（选自《文汇报》2018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