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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嘉兴的一个小村里，王志华、朱文炳、朱生荣、朱强四代电影放映员，“接力”放映电影50余年。“流动电影院”又开场，“哒哒”的走带声转出了光影老味道，也转动了整村人的文化生活。
摇橹船上的“水乡电影”
浙江嘉兴桐乡市洲泉镇马鸣村地处江南水乡，境内河流成网、航道纵横。时光倒回60多年前，除水路客运和货运外，河道间时常摇来一条“电影船”。船上载着一台百十来斤的放映机、几盘胶片、卷起的幕布和一只高音喇叭，徐徐靠向岸边的村子。几样物件看似简单，却寄托着当地村民日常劳作、跑船生活中最美好的期盼。
1952年，17岁的王志华初中毕业，随后进入为期半年的电影培训班，学习放映技术、电工、使用和维修发动机及发电机等课程。一毕业，他便承担起当地放映电影的任务，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第一代电影放映员。
“那时放电影很艰苦，每个县（当时仍为桐乡县）只有一支电影队，一支队伍要照顾20到30个村。”今年已85岁高龄的王志华回忆。虽然几乎一年四季都漂泊在外，但每次一看到越来越多的观众围上来，他也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了意义。“那时没有电视、没有广播，一个月才放一场电影。”王志华笑着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在桐乡崇福镇大操场放映电影时的热闹场景：“得有七八千人到场，相当于一整个县城的人都来了。”
为服务当时常在水路奔波的跑船人，王志华也会靠向岸边为他们放映“专场”。他回忆，50年代中期有次放黄梅戏电影《天仙配》时，河道里集聚了大概上百条船。
1973年，王志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期电影放映培训班，手把手教授3名学生。此后的25年里，他坚持开设了40多期培训班。时至今日，他的学生遍布桐乡县市乡镇。
村村挂银幕，人人看电影
扁担挑音箱、毛竹做支架、麻绳绑银幕，加上一台放映机、一部幻灯机和一个发电机，构成了第二代放映人朱文炳的“流动电影院”。1973年，23岁的朱文炳师从王志华，退伍后在乡下电影队放电影。
朱文炳还记得自己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那是一个大年初一，洲泉镇人民广场上聚了3000多号人，“连树上都是人”。电影里大雪纷飞，电影外大伙儿穿着厚棉袄，120分钟的电影挤着站着看完。“当时观众太多了，生怕放映机出毛病，我紧张得不得了。”朱文炳回忆道。
在很長一段时间里，放电影都是村里的一件“大事”———提前一周就把毛笔写的电影海报贴上，一个月放三场，10个村轮着放，远近亲邻统统赶过来，“盛况空前”，家家户户抢着请放映员吃饭。村里的文艺生活相对匮乏，电影投影的那一束追光，对村民而言，也像是一处点亮通向外界生活的文化窗口和精神通道。
胶片一旦转起来，就要从头至尾放完，非极端情况中途绝不停机。“只要有人看，我们就放，这关乎大伙儿对我们的信任。”朱文炳说，一次放映时突然下起大雨，观众自愿帮忙抢救机器。
彼时一场电影票价6分钱，最旺时一晚要去三个地方放映，等第三场开始已是午夜2点，还有很多人满心欢喜地站着等。深夜电影放完，江南水道上起了一层白雾，那是冬天，到处白茫茫，行船找不到方向，大伙就在原地等雾散了再走———朱文炳说，亲历胶片电影的最黄金时代，何其有幸。
1986年，朱生荣在部队后勤部门放了三年电影。因为经验丰富，退伍后就接了朱文炳的“班”，成为第三代放映人，背着机器继续奔波在各个村落。直到20世纪90年代，乡里第一家影剧院建成，银幕从户外“搬”进了室内。乡亲们坐进宽敞电影院，再也不用为“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而发愁。
有了固定放映场所，本不用再主动“送戏上门”。但朱生荣觉得，总会有一些村民因为路途遥远不便赶来看电影。他利用在影剧院工作的闲暇时间，和另一位放映员成立了“义马乡兄弟电影队”，把机器装在摩托车上，专门为偏远农村的老人孩子放电影，一放就是十余载。
光影经年沉淀，光彩动人
严格意义上讲，胶片电影放映的使命在朱生荣手上已经结束了。
进入新世纪，国内影院开始大量普及数字电影，胶片电影从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彩色宽银幕。2006年，朱生荣在隔壁村子的通桥仪式上放了最后一场胶片电影后，默默将跟了他半辈子的“老伙伴”封存进库房。
朱生荣一度觉得，他的放映人生就此告一段落，直到儿子朱强的马鸣电影机展示馆开张。从小在电影幕布前长大，这位85后的年轻人对胶片电影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朱强说，时至今日，他最爱的电影依然是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城南旧事》，“胶片电影不管从故事内容、表现手法还是精神内涵，在电影历史上都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2014年9月的一天，朱强在杭州办事过程中，碰巧遇到一位收旧货的老人正在砸一个老电影放映机，想把上面的铝壳取下。朱强当即“救下”了这台老电影放映机。查阅资料，他发现这个放映机竟是“长江老五四”———1954年中国仿造的苏联“乌克兰”16毫米胶片放映机。那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放映机，数量甚少，深受电影发烧友追捧。
至此，朱强开始到处搜寻老式电影机和相关设备。如今，在300平方米的电影机展示馆里，收藏着近百台各类经典放映机。这里不仅承载了一个时代的记忆，也为几代放映员提供了“重温手艺”的地方。
“我要把老电影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如今，朱强又重新拾起父亲的老行当，扛着机器走上广场、走进校园，讲述为中国人提供了近半个世纪“文化大餐”的胶片电影背后的故事。
邢大军据《新华每日电讯》段菁菁/文整理
摇橹船上的“水乡电影”
浙江嘉兴桐乡市洲泉镇马鸣村地处江南水乡，境内河流成网、航道纵横。时光倒回60多年前，除水路客运和货运外，河道间时常摇来一条“电影船”。船上载着一台百十来斤的放映机、几盘胶片、卷起的幕布和一只高音喇叭，徐徐靠向岸边的村子。几样物件看似简单，却寄托着当地村民日常劳作、跑船生活中最美好的期盼。
1952年，17岁的王志华初中毕业，随后进入为期半年的电影培训班，学习放映技术、电工、使用和维修发动机及发电机等课程。一毕业，他便承担起当地放映电影的任务，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当地第一代电影放映员。
“那时放电影很艰苦，每个县（当时仍为桐乡县）只有一支电影队，一支队伍要照顾20到30个村。”今年已85岁高龄的王志华回忆。虽然几乎一年四季都漂泊在外，但每次一看到越来越多的观众围上来，他也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了意义。“那时没有电视、没有广播，一个月才放一场电影。”王志华笑着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在桐乡崇福镇大操场放映电影时的热闹场景：“得有七八千人到场，相当于一整个县城的人都来了。”
为服务当时常在水路奔波的跑船人，王志华也会靠向岸边为他们放映“专场”。他回忆，50年代中期有次放黄梅戏电影《天仙配》时，河道里集聚了大概上百条船。
1973年，王志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期电影放映培训班，手把手教授3名学生。此后的25年里，他坚持开设了40多期培训班。时至今日，他的学生遍布桐乡县市乡镇。
村村挂银幕，人人看电影
扁担挑音箱、毛竹做支架、麻绳绑银幕，加上一台放映机、一部幻灯机和一个发电机，构成了第二代放映人朱文炳的“流动电影院”。1973年，23岁的朱文炳师从王志华，退伍后在乡下电影队放电影。
朱文炳还记得自己放映的第一部电影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那是一个大年初一，洲泉镇人民广场上聚了3000多号人，“连树上都是人”。电影里大雪纷飞，电影外大伙儿穿着厚棉袄，120分钟的电影挤着站着看完。“当时观众太多了，生怕放映机出毛病，我紧张得不得了。”朱文炳回忆道。
在很長一段时间里，放电影都是村里的一件“大事”———提前一周就把毛笔写的电影海报贴上，一个月放三场，10个村轮着放，远近亲邻统统赶过来，“盛况空前”，家家户户抢着请放映员吃饭。村里的文艺生活相对匮乏，电影投影的那一束追光，对村民而言，也像是一处点亮通向外界生活的文化窗口和精神通道。
胶片一旦转起来，就要从头至尾放完，非极端情况中途绝不停机。“只要有人看，我们就放，这关乎大伙儿对我们的信任。”朱文炳说，一次放映时突然下起大雨，观众自愿帮忙抢救机器。
彼时一场电影票价6分钱，最旺时一晚要去三个地方放映，等第三场开始已是午夜2点，还有很多人满心欢喜地站着等。深夜电影放完，江南水道上起了一层白雾，那是冬天，到处白茫茫，行船找不到方向，大伙就在原地等雾散了再走———朱文炳说，亲历胶片电影的最黄金时代，何其有幸。
1986年，朱生荣在部队后勤部门放了三年电影。因为经验丰富，退伍后就接了朱文炳的“班”，成为第三代放映人，背着机器继续奔波在各个村落。直到20世纪90年代，乡里第一家影剧院建成，银幕从户外“搬”进了室内。乡亲们坐进宽敞电影院，再也不用为“只闻其声不见其影”而发愁。
有了固定放映场所，本不用再主动“送戏上门”。但朱生荣觉得，总会有一些村民因为路途遥远不便赶来看电影。他利用在影剧院工作的闲暇时间，和另一位放映员成立了“义马乡兄弟电影队”，把机器装在摩托车上，专门为偏远农村的老人孩子放电影，一放就是十余载。
光影经年沉淀，光彩动人
严格意义上讲，胶片电影放映的使命在朱生荣手上已经结束了。
进入新世纪，国内影院开始大量普及数字电影，胶片电影从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彩色宽银幕。2006年，朱生荣在隔壁村子的通桥仪式上放了最后一场胶片电影后，默默将跟了他半辈子的“老伙伴”封存进库房。
朱生荣一度觉得，他的放映人生就此告一段落，直到儿子朱强的马鸣电影机展示馆开张。从小在电影幕布前长大，这位85后的年轻人对胶片电影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朱强说，时至今日，他最爱的电影依然是20世纪80年代拍摄的《城南旧事》，“胶片电影不管从故事内容、表现手法还是精神内涵，在电影历史上都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2014年9月的一天，朱强在杭州办事过程中，碰巧遇到一位收旧货的老人正在砸一个老电影放映机，想把上面的铝壳取下。朱强当即“救下”了这台老电影放映机。查阅资料，他发现这个放映机竟是“长江老五四”———1954年中国仿造的苏联“乌克兰”16毫米胶片放映机。那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放映机，数量甚少，深受电影发烧友追捧。
至此，朱强开始到处搜寻老式电影机和相关设备。如今，在300平方米的电影机展示馆里，收藏着近百台各类经典放映机。这里不仅承载了一个时代的记忆，也为几代放映员提供了“重温手艺”的地方。
“我要把老电影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如今，朱强又重新拾起父亲的老行当，扛着机器走上广场、走进校园，讲述为中国人提供了近半个世纪“文化大餐”的胶片电影背后的故事。
邢大军据《新华每日电讯》段菁菁/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