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坚持真理的优秀品德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尊敬和思念。
　　
　　严格要求子女
　　
　　张闻天早年投身革命，在白色恐怖的反动统治年代，和分离的子女、亲属连通讯往来都不可能。建国后，由于工作繁忙，以及后来的坎坷遭遇，和亲属、子女也无法正常往来，自从1975年8月，张闻天到无锡定居后，与家人的联系才频繁起来。这给张闻天晚年的生活带来一些温暖，但张闻天从来没有放松对亲属和子女的认真教育、严格要求。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对人民只有奉献的义务，没有索取的权利。”这是张闻天一贯奉行的原则。他对任人唯亲及裙带风等深恶痛绝。他曾多次明确表态：“不要说我没有后门，就是有后门我也不开!”对于亲属中有的人向别人托情送东西，他很生气：“就是办不成事情，也不要搞那一套!”亲属中任何人想利用他的关系办事的。只要一经发现，他就立即制止。
　　从儿子记事起，就知道父亲无论是担任省委书记，还是担任驻苏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都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为其谋过一次私利。1957年党中央第一次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张闻天鼓励儿子到河北茶淀农场劳动，两年后，才获准报考大学。报考前，儿子请求当时担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父亲给外交学院打一下招呼，以便录取时照顾。父亲不但不肯，反而对他说：“你有本事就去考，没本事别去上。”儿子后来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
　　1962年。儿子张虹生去新疆建设兵团劳动。在那里，挖大渠、割麦子、拾棉花、喂牛、赶马车，什么活都干。艰苦的环境，艰巨的工作，简陋的医疗条件，使他患上了迁延性肝炎，久久未能痊愈。为此，他向父亲请求回北京治病。谁知张闻天在回信中说：“你不要老是以干部子弟自居，有一点病就想往大城市跑，新疆有几十万人民群众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他们生了病不都是就地治疗吗?为什么你就不能就地治疗呀?”并随信寄了100元钱，……在张闻天的严格要求和鼓励下，儿子在新疆整整工作了15年。
　　15年中，父子俩见面的机会不多，联系全靠书信。父爱和家教相融，字里行间蕴含了慈父对远方儿子的思念和殷切期望。每当张虹生想起这些谆谆教导，就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任何困苦都不在话下。
　　
　　认真学习　诲人不倦
　　
　　读书是张闻天的一个主要生活内容，甚至可以说是他的“嗜好”。从广东肇庆搬到无锡时。张闻天所带的行李不多，但有好几箱书。一到无锡。张闻天就向工作人员了解无锡有几家书店，有没有图书馆，图书馆里藏书多不多，是否可以借阅等。
　　张闻天是个惜时如金的人，无论是在肇庆被看管时，还是在无锡养病期间，一般都是每天早晨5时起床洗漱。5时30分到7时打扫庭院、散步和收听国内外新闻。儿子难得回家一次，见他年逾7旬，又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和高血压，就心疼地说，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今后就别再扫地了。张闻天说，我自己门前的树叶自己不扫让谁来扫呢，打扫院子还可以锻炼身体，岂不一举两得，生命在于运动嘛!上午7时30分到11时及下午2时到5时，是他看书、读报、研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伏案写作时间。这段时间他全神贯注，有时就是打雷也不知道。孙女冬燕一次抱着爷爷的腿摆了半天，问爷爷为什么不理她，张闻天才如梦初醒地答道：啊!是小冬燕呀!对不起，对不起!刚才爷爷在看书，没有听见。
　　张闻天高度近视，还患有白内障，视力很差，可他全然不顾，就是在发病期间，也要躺在床上看书。有一次小冬燕来“告状”说，爷爷又在看书了，他的眼睛像兔子眼睛一样红红的。工作人员到张闻天的房间一看，是眼出血了，急忙找来眼科医生为他诊治。医生检查后不得不“命令”他停止看书。但没过几天，他的眼病稍有好转，又没完没了地看起书来。张闻天在病重期间，由于双手捧不动厚厚的书，就把一本普列汉诺夫的哲学书拆开，一页一页地看。
　　张闻天身体好时。喜欢去新华书店、百货商场及菜市场转转。他常和营业员、顾客、菜农交谈，了解市场供求、价格等情况，体察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情绪。儿子陪他散步时，他从刚出版的新书谈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从哲学、政治经济学谈到科学、历史、文学等。张闻天跟儿子谈得最多的，一是党风问题，二是国家经济问题。他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或忘记无产阶级的经济的物质的实际利益而空谈什么抽象的政治或伦理道德原则。一切好听的言论、声明和主张都必须考察其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能抱轻信的态度。
　　
　　有张有驰“养生”有道
　　
　　张闻天同志是一个学者型的政治家。但是，他没有一些文化人和政治家不良的生活习惯。张闻天同志生活很有规律，讲究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十点睡觉，雷打不动。曾经在张闻天同志身边工作几十年的何方老师说“周总理也深知张闻天的这个生活特点，特别关照我们，除非重大事情，10点以后尽量不去惊动他。”而外交部工作总是千头万绪，有些事深更半夜必须急速处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何方老师虽然不是张闻天同志的秘书，也常住在张闻天同志的家里，以防万一，出去顶替张闻天同志处理一些晚上10时以后的事情。
　　张闻天还有一个“养生”的经验是运动。尤其是经常做一些有特色的散步活动。张闻天年青时欢喜跑步、打乒乓、下围棋等。100米短跑，在大学读书时得过冠军。但是，成年之后。张闻天一直坚持的运动项目是散步。张闻天的散步有他自己的特点。他喜欢和一些同志一起走走，边走边说，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总是听得多，说得少。张闻天和一起散步的同志一边沟通思想，一边思考问题。别人滔滔不绝，谈论时局，他却洗耳恭听，偶插二句。“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张闻天做外交工作是如此，散步锻炼也是如此。从“养生”的角度来说，也许这更能修身和养神。张闻天这个散步的特点，还很符合他这个人的特点。张闻天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型的政治家，政治家型的思想家。而政治家，一般都喜欢前呼后拥高谈阔论，思想家呢。又往往喜欢苦思冥想孑孑独行。张闻天是二者的结合。他散步时喜欢找一些人一起去，和大家有交流，但沉默寡言独立思考问题的时间多。当然，不说话的时候，耳朵是用心地听。
　　
　　严以律己　艰苦朴素
　　
　　1975年8月23日，张闻天一家来到江苏无锡定居后已是百病缠身，曾几次送医院抢救。无锡市委领导指示医疗组在医疗方面要尽力尽责。医疗组深感无锡的医疗设备和技术比北京、上海等地差。因此，一方面提出要添置些必要的医疗设备和进口一些药品，另一方面常请外地的专科医生前来会诊。但张闻天得知后却表示，不要为他搞特殊，只要服用最普通、最常用的药品就可以了；无锡的医师水平亦很高，不必过多麻烦外地医生。当请外地医生来给他会诊时，他坚持不要公家多花招待费用，而由他来承担。每次换用新药时，他总是问医务人员，这药贵不贵?中医处方上开了点人参。他如数交款。有些常用药物，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他还专门叫上海的亲属买了寄来或带来。就是一只常放针药的小冰箱也是他自己买的。冬天来临，警卫员为他装了一只取暖炉，到医院领了一副刀闸开关。他知道以后，第二天就叫人原样买了一副送还给了医院。
　　1975年11月2日，张闻天病情严重，被送进医院抢救，并请来上海、南京、苏州等地的医生会诊。此后又多次会诊。但张闻天却说，只要诊断明确了，治疗都是一样的。今后不要那样兴师动众。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要求把医疗队撤掉。他总是说，我没有什么贡献，这样做，对不起党和国家。他在病痛面前从不流露悲观情绪，对医疗不讲任何条件，从不说我要什么，我要怎样。
　　1976年4月，张闻天连续几次发病，十分危险。他意识到将不久于人世，对妻子说：“我不行了……别的倒没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有为党工作，深感遗憾。”他一再重复：“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的党费。”为此，他还和妻子写了合约：
　　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的党费。
　　后来，根据张闻天生前的遗嘱，妻子为他上交党费4万元。1981年6月，妻子又向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捐款4万余元。
　　张闻天曾说过：“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历史的风雨裹雷挟电，大浪淘沙般冲洗着一个个匆匆过客，也更加闪映着那横亘天际而九死不悔的璀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