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这次对周勃的任命，并非倚重，只是权当一个过渡。有句俗话说得好：一朝天子一朝臣。文帝很清楚，真正能够成为他股肱大臣的不可能是前朝留下的功臣，只能是由他自己去发现和培植的新臣。在这以前，他从对各郡县的考核中，发现河南郡守吴公治绩列为天下第一，就将他征调来京，擢任为廷尉。吴公向文帝推荐了他的一个门客，那便是来自洛阳的卓荦英才贾谊。自汉迄今，贾谊可说是中国青年学子心目中的偶像。单是读一读他那篇行文汪洋恣肆、立论高峻警策的《过秦论》，就会让你一唱三叹，无限神往。文帝与贾谊交谈后，大喜，立授为博士。此后每逢朝议，诸老先生不能言，唯独这个二十出点头的青年博士对答如流，而又能恰如人意，满朝文武一时皆以为能。文帝特予超迁，不到一年，就将他升为九卿之一的郎中令的属官中大夫，职掌议论，秩比二千石，已属高官。英姿勃发的贾谊，又接连提出了改定朝制、修订法令和令列侯赴国等一系列建议。文帝意欲进一步倚重贾谊，拟议任贾谊以公卿之位，使之与诸大臣并列。这一下功臣们发急了，周勃、灌婴等等对贾谊来了个群起而攻之。他们说：这个洛阳来的小青年，刚学了点皮毛，什么都不懂，只会擅权乱事！
　　众怒难犯，文帝不得不将拟议搁下。但同时却颁发了这样一道诏令：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遗憾。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远离所封食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同“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史记》本纪）
　　这份诏令便是根据贾谊建议起草的。诏令规定，所有受封为列侯者都必须离开长安到各自所受之封国去。只有两种人可以例外：一是朝廷现职官员；二是有诏令允许留京者。就是这两种人，也须让他们的太子去封国。文帝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为了摆脱功臣们的掣肘，还有一层更深的考虑：列侯聚集于京，久之必将形成与皇权抗衡的一种力量；各令之国，使其化整为零，就不会再构成威胁。
　　对文帝来说，这既是一次较量，也是一次冒险。他深知自己还远没有获得一言九鼎、一呼百应的权威。但为着建立真正的帝王集权专制制度，他又必须这样做。
　　果然，诏令发出后多日，列侯还是借故拖延，谁也不肯响应。而这时候的贾谊，更成了众矢之的，毁谤四起。
　　文帝看出来了，贾谊的存在，已成了列侯抵制赴国的一个借口。作为皇帝，他必须维护自己诏令的权威性。权衡再三，不得不以贬抑他极為欣赏和器重的少年奇才贾谊，以换取对列侯的控制权。于是便命贾谊离开长安，南下去做长沙王吴差（高帝时异姓七王之一吴芮元孙）的太傅。贾谊襟怀未展，壮志未酬，却也只好被迫离京赴任。
　　贾谊既已离京，文帝就有了话语权，再把周勃找来，说了这样一番话：
　　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这实际上要作为丞相的周勃扮演一次带头羊的角色，率先赴国。周勃已经别无选择，他一离京，按规定就得交出相权，文帝即以太尉灌婴继任丞相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