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元明之际，也就是十四世纪下半叶，是中国、东亚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大转折。不要说一三六八年明朝建立，蒙古时代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渐次崩溃，一四0五年跛子帖木儿去世，世界又回到东是东、西是西的状态;就说传统中国这块地方，统治者从蒙古人转为汉族人，毫无疑问会带来政治、思想、文化史的大变迁。不妨凭直觉想象一下，至少在华北这一原本属于汉唐帝国的核心区域，从契丹、女真到元朝，居然有两个多世纪一直是非汉族统治，按照某些偏激的说法是，这里“但知有夷狄，不复知有华夏”。可是，到了一三六八年之后，这样一大片地区又要重回汉族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中，这一变迁将会是何等深刻和广泛！不过，也许你会说，我凭直觉也会知道元明之际有巨大震荡，但有关历史变迁的这种震荡，要怎样通过具体而微的例证，让读者身历其境地知道它的深刻和广泛，从而体会到那真是一个历史大关节呢？这恐怕就是专业历史学者的责任了。
　　说到专业历史学者的作用，我以为就是发掘各种文献，打捞历史细节，恢复过去的图景。几年前，我曾去参观日本古老寺院修复壁画的过程，我总在想，历史学者就得像这些高明的修复技师一样，面对久已剥落得看不清原貌的残缺壁画，不能添油加醋，也不能自说白话，首先必须修旧如旧，对每一个细节都要耐心，然后把壁画还原。我以为，张佳的《图像、观念与仪俗》，就是把元明之际族群文化变迁的真实图景，从漶漫不明重新修复到清晰生动，重新展示给读者的一本好书。

二

　　关注历史研究领域的人会察觉，近些年来，族群（民族）、信仰（宗教）、疆域（领土）、国家（帝国）以及文化（认同）这些关键词都很受关注。那么，十四世纪下半叶的东部亚洲，横跨欧亚的元代大帝国的崩溃，以及明王朝为中心的朝贡圈重新建立，在族群、信仰、疆域、国家与文化认同上的影响是什么？特别是当蒙古统治的元朝，变成汉族统治的明朝，在族群、文化和认同方面究竟发生什么变化？这个问题过去并不是没有人讨论，其实，宫崎市定、钱穆等著名学者就已经有所论及。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们似乎都认定，元明之际并没有什么“民族革命”，明朝推翻元朝时那些严分华夷、厘清胡汉的各种宣言，不过是朱元璋起事之后，为了争取政治合法性，事后所做的宣传。宫崎市定就觉得，元明之际的动乱中，没有什么“攘夷”色彩，钱穆甚至觉得在元朝，就连汉族士人也没有太多的夷夏观念，所以，明朝推翻了元朝，并没有“华夏重光”的喜悦。
　　可是，如果真是这样，元代之前的宋代，那种曾经深入骨髓的胡汉华夷观念究竟到哪儿去了呢？元代之后的明朝，干吗要大张旗鼓地以夏变夷，在礼俗制度上大动干戈重回儒家传统呢？元代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等级区分，难道会轻易淡化族群之间的认同问题？宫崎市定、钱穆的这一判断影响相当大，以致后来很多学者（如已故的川大蒙思明教授和北大刘浦江教授）都这么接着说，好像明朝取代元朝，不过就是“朝代轮回”或者“换个皇帝”。当然，如果按照这一看法倒也省事，一方面我们仍然可以顺口说唐宋元明清，汉唐之后的中国文化确实绵绵不绝地连续，而没有实质性的断裂;一方面则容易相信元帝国就像习惯说的那样，他们进入中原就汉化了，因而他们也就是中国的一个王朝。
　　可是张佳很细心。他并没有简单地反驳这种宏大判断，而是从细微处出发，重新在云遮雾绕的文献中，发掘历史的蛛丝马迹，修复这个政治、思想和文化史的大关节。在第二章《胡元考》中，他注意到明初朱元璋著名的《谕中原檄》里，那种强烈的夷夏观念，表面上看很突兀，实际上却渊源有自，绝不是无源之水。在元代其实它是有“根”的，“只不过沦为被遮掩与压抑的思想潜流”。他指出，元代的思想言论环境并不因为蒙古人少统治宽松，而像蓝文徵所说：“八九十年间，汉人之衣冠礼乐，悉仍旧贯，未曾剃发易服，思想言论著作亦自由。”其实，元代在某种程度上恐怕也如后来的清代，对有关胡汉华夷的言论都很忌讳和压抑。当然空口无凭，张佳在书中发掘了很多过去人忽略的史料，证明元时期对汉人故国之思的压抑，使得文化环境严密而敏感，人们常常只能“神销意在而不敢出声哭也”。由于这些真情实感并不能直接宣于书册，而常常是以“典故”“度词”“隐喻”写出来，加上在清代再一次遭到删削和涂改，粗心的研究者如果一闪而过，似乎就会觉得元帝国内部各个族群真的是其乐融融，胡汉一家。
　　其实，这就像清代由于文字狱而导致记录多有缺失。前些年，我曾在各种燕行录即朝鲜人的点滴漏网记载中，看到不少清代这样的现象：有关满汉之间，他们在口谈之后紧张掩饰，笔谈之后焚毁灭迹。要知道，元代资料不仅比清代少，而且可能同样经过避讳胡汉华夷的清代人删改，因此这类记录更需要仔细发掘。在张佳的周密考察下，我们才渐渐看到，元代的汉族士人也一样，提到“文信公”（文天祥）就改说“颜鲁公”（颜真卿），说到“季宋”就改称“季汉”，传统文学修辞中的用典比喻，成了遮掩政治意图的方便技巧，刻印出版时的改字、挖字，成了逃避灾祸的不二法门，他们心知肚明“当代公卿，不免嫌疑避忌”，所以，这种民族主义情感和观念就被文献重重遮蔽。
　　在张佳的考证下，我们看到了元朝汉族士人的夷夏观念，仍然不断通过比喻和典故顽强地表现。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潜流，才会在元代末年鼓荡出“汉儿皇帝出世也”这种胡汉对立的民族革命声响，而《谕中原檄》的出世，也就不再是思想史上孤立或突兀的一环。

三

　　在歷史上，族群之间的差异，会带来文化上严酷的压抑和自我压抑，而统治族群的位置反转，也总是带来文化取向上的变化，我们不必因为追求现代国家的民族和睦，为历史上族群文化的彼此压抑现象隐讳。已故范文澜先生就说过这个意思，一九八0年，《历史研究》刊登了他写于一九六二年却始终没有发表的遗稿，文中就说到，古代帝国统治下的民族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完全依靠力量对比，大小强弱之间，根本不存在和平共处、平等联合这一类的概念”。元代压抑汉族人的故国之思和文化认同，而明代一旦恢复汉族统治，也同样迅速采取去蒙古化政策。在这个时候，重新确立汉人传统礼仪衣冠，重新强调传统儒家的社会秩序，贬低蒙古时代的各种文化，便从“潜流”变成了“显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