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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对自身醒醉心态的定义最初见于其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的作品《和陶饮酒二十首》：“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并且苏轼还生动地表达了这种饮酒心态下的心境感受：“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苏轼反对魏晋名士式的狂饮滥醉，他欣赏的醉酒状态是“清醒的醉”，即不醒不醉、亦醒亦醉的“醒醉”状态。
这种饮酒心态的形成，一方面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即苏轼的酒量确实较小。《书东皋子书后》中载：“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若以酒量大小论高低，那天下饮酒之人必定都能胜过他。另一方面则与苏轼的人生态度有关。而苏轼的人生态度及生命精神，恰恰与禅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轼关乎“醒醉”的诗词创作中能明显见得其受到禅宗精神内核的诸多濡染影响。万物皆空的禅宗宇宙观，使苏轼词于“醒醉”中领略人生如梦的哲学理趣;“但无妄想，性自清净”的禅宗内在心境追求，使苏轼词于“醒醉”中寻求随缘超旷的人生态度;“本心顿悟”的禅宗物我直觉观照，使苏轼词于“醒醉”中成就淡泊自然的词风。可以说，苏轼词中体现的“醒醉”饮酒心态，恰恰是其禅宗思想的外化。而正是由于其与禅宗思想的不解之缘，“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能充分体悟酒之真正理趣，苏轼真可称得尼采笔下的“酒神艺术家”了。
一、人生如梦：于“醒醉”中领略宇宙哲学
“人生如梦”“人生如寄”原是中国文人的常规慨叹，前者主要反映了人们在空间存在中对个体生命实在性的探寻，后者则反映了人们在时间流感中对个体生命有限性的沉思。而禅宗思想中的“人生如梦”则偏重于强调“万物皆空”的“色空观”以及人生短暂、世事虚无的生命理念。人生与世间万物一样是镜中花水中月，如海市蜃楼、梦幻泡影一般稍纵即逝。
苏轼涉及饮酒醒醉的词中，不乏对“人生如梦”“万物皆空”的直接慨叹。《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中，开头便是一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正如庄子《齐物论》中所谓“且有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世事虚妄，终当归空无。“夜来风叶已鸣廊”，“落叶辞柯，人生几何”，人生多么短暂无常。词末“把盏凄然北望”，只能暂且通过饮酒排遣中秋无人共赏月的孤寂感。与这首词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一樽酒，敬江上之月，敬多情本心，敬如梦人生，虽不至于酩酊大醉，却也足以寄托着生命如幻影瞬息即逝的喟叹了。
然而，源于对禅宗“人生如幻、空空色色、有无合一”的精神内核的参悟，苏轼对“人生如梦”有了更深一层的阐释。不同于大多数前人沉沦于世事无常的悲观消极，最终走向文学艺术创作的虚无主义的流调，苏轼词中的“醒醉”尽管也寄予“人生如梦”的深沉慨叹，但并不仅仅是一味沉浸于悲愁苦痛的，而更倾向于以一种乐天知命的态度面对生命的无常。在禅宗与信奉它的士大夫那里，宇宙如微尘，天地如芥子，它只是小小本心—人的思维幻化的虚影。千代万代，如同一瞬，只有彻悟者才能得到生命的永恒，了悟者可以使万劫变为一瞬，也可以使一瞬变为永恒。所以，既然人生一切皆空，与其消沉悲哀，不如在对宇宙万物的观照中体悟到生命的哲学，在哲理思辨中消解哀痛与郁结，将世事的庞杂纷扰化解为易逝的泡影，在人生的苦闷情调中寻求愉悦的解脱，从而使形同“沧海一粟”的个体存在得到价值升华，于“一瞬”中实现生命时间与生命空间的永恒。
而苏轼对“人生如梦”禅宗精神更深层次的理解，恰恰可以体现于其词中独树一帜的“醒醉”心态。因为不被局限于消沉悲观的、自暴自弃式的肆意情绪宣泄以及一味受感性驱使的远离虚妄世事的仓皇遁逃，所以不需要完全无知觉的“狂饮滥醉”，而仅仅需要一种相对理性节制的“半醒半醉”的状态。只有处于“醒醉”的状态，方能在感受到解脱与释放的同时，依旧保有对于宇宙哲学的思考力和领悟力。“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饮酒的目的不仅仅止步于兄弟难聚的孤独愁苦，更是为了向这广博的宇宙发问。“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俨然突破了“小我之忧”的局限，将目光聚焦于苍生万物的演变与更替，令思维驶向那更阔大的宇宙规律去探索、去参悟。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也有对“醒醉”状态文学艺术创作的阐述：“如果说醉是自然与人嬉戏，那么，酒神艺术家在创作时便是与醉嬉戏……当他做梦而同时又知道自己是在做梦，那状态庶几近之。”饮酒之“醉醒”心态与“做梦又自知是梦”确实有着微妙的共通之处，而苏轼的词作恰恰打通了“醒醉”与“人生如梦”禅宗思想的联系，使其酝酿出人生短暂、世事无常的慨叹以及对宇宙哲学之禅趣的深刻领略。
二、随缘超旷：于“醒醉”中寻求内在清净
较之于早期佛教，禅宗更倾向于内在修行方面的突破。早期的佛教注重外在的形式，无论是追求静坐独处以求得内心平静，抑或是退隐山林，啸吟风月，士大夫注重的都是从外在的形式追求心理的平衡，希望能从外界的体验当中消解内心的烦恼。而禅宗则认为一切苦恼皆是虚妄，只要保持内心的清净，就能体会到人生与宇宙的永恒，从而求得解脱。禅宗不讲苦行与坐禅，而是讲求随心而行，随缘任运，不受外在形式的束缚。
在这种“但无妄想，性自清净”的禅宗内在心境追求的影响下，苏轼练就了随缘自适的处世哲学以及超旷乐天的生活态度。这种哲学显然不是一味地愤懑郁结于现实的困境与压迫无法脱身，却也和“小隐隐于野”，从现实中遁逃退避去追求虚无的隐遁主义不同—是在两者中间寻得一个平衡点。这种面对坎坷命运，平和接纳的达观，在苏轼有关饮酒“醒醉”心态的词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該词作于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际。小序中交代得很清楚，“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满怀经世济民情怀的苏东坡，却仕途失意，被迫远离政治中心，辗转漂泊。难得乘兴出游却遭遇一场意料之外的雨，甚至连可供遮蔽的雨具都没有，只能淋着雨前行。这种际遇在大多数人的观念和认知中，可以算得是雪上加霜、诸事不顺了。若换做是“柳七郎”之属的词人，恐怕又免不了要生发出“凄风苦雨”式的关乎坎坷人生的哀叹了。可是苏轼不一样，他的词作中展露的人生态度“自是一家”。“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他对待这场令同行人“狼狈”的雨，是一种坦然接受、随缘而喜的心境。一场不期而遇的雨，不过是得以一笑置之，甚至乐在其中的世间常情罢了。而这种旷达适意的态度被巧妙地融合于“料峭春风吹酒醒”的“醒醉”状态中了。半醉之中，被微冷的风吹醒，却不感到凄凉，抬首，山头的斜阳露出暖意融融的笑脸，仿佛在迎接这位微醺中安然漫步的词人。《定风波·莫听窗外打卟声》里的酒，脱离了传统诗词创作中“消愁”之酒、“苦闷”之酒的意象含义桎梏。“醒醉”心态下的“吟啸徐行”也迥异于魏晋名士狂饮服药后的颠痴状态，是悠然地缓缓行步，是在理性的约束与感性的洒脱释放之间寻得了微妙的平衡。末句“也无风雨也无晴”堪称该词的点睛之笔，其精妙之处恰恰在于将东坡看待一场雨的态度推演至其面对人生大风大浪的一贯态度，即虽免不了世俗观念中因不得志而产生的郁闷与无奈，却不一味纠结其中，而是跳出自哀自怜的思维怪圈，将生命中的困境与坎坷看作等同于“晴雨”的万物常理，勇于接纳并泰然处之，既然难以改变，那么就索性随缘随心。 而“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对于外界的纷扰与苦难保持内在清净的平常之心，正是苏轼词中透过“醒醉”心态传达的独特心态。无论《浣溪沙·雪里餐毡例姓苏》中“天寒酒色转头无”对困顿境遇的坦荡自嘲，还是《望江南·超然台作》中“诗酒趁年华”对思乡之苦的超然调适，都是苏轼由“清净之心”的内在修为生发出的生命达观的体现，即面对世事坎坷，以寻常之理视之，不急不躁，不多生悲喜，于醒醉中寻求随缘超旷的禅意心境。
三、本心顿悟：于“醒醉”中成就淡泊词风
“本心顿悟”的直觉观照，关乎认识宇宙世界的方法论，是禅宗另一重要精神内核。所谓“本心顿悟”，即“物我合一”“我心即宇宙”。強调以“我”的意识为本源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广阔如银河，微小至尘埃，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本心”的化境。因此，认识真实世界的唯一方法是出自“本心”的直觉性“顿悟”。而这种颇有“神秘主义”色彩的顿悟方式比较抽象，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所以当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将这种“本心顿悟”的方法论贯彻到具体文学艺术创作的方法论中时，就被简要地概括成了“不立文字”四字。所谓“不立文字”，即扬弃前代唐诗创作中对文字韵律的考究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自然浑融的境界，转向从客观物象出发顿悟宇宙世界的真貌与“我”之人生的真理，因而外化为平淡的风格和深远的意旨。
而具有典型宋代士大夫人格的苏轼，自然受到这种“本心顿悟”的创作方法论影响。东坡词中，不乏从自然世界直觉观照阐发出的生命哲理，所谓“格物而致知”，苏轼词作中的灵感与理趣，很多都源自对自然的“顿悟”，由此又塑造了其自然淡泊的词风与审美趣味。在涉及“醒醉”心态的词作中，这种“本心顿悟”也有淋漓尽致的展现。如《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深夜宴饮，东坡就在这亦醉亦醒的状态中归来，已至三更，家童都已鼾声如雷，无人应门。于是他只得独倚藜杖，聆听这江水的奔流之声。深夜独处，又带着半酣之时的醉意，此时东坡的精神世界与自然万物产生了无限的联结与交融。而这，恰是禅宗“物我合一”的境界。万籁俱寂中无止息的江声，似乎在宣告宇宙的永恒规律，在启迪着东坡对于人生哲思的顿悟与阐发。自然如此广博圆融，宇宙时空如此亘长，世间万物皆有其发展流变的不变之理，而作为一个“小我”，在偌大的天地间本就犹如沧海一粟般渺小，又何必如此纠结于成败得失，何必常为身不由己、追名逐利、奔竞钻营的生活状态而愤恨、焦虑呢？不如遵从“无欲”之“本心”，在这风静波平的深夜，“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远离尘世间的纷扰，将“顿悟”后的生命情怀彻底融入这浩浩无际的江海宇宙之中。
该词作中的“醒醉”心态，似乎是“本心顿悟”生发的重要条件。正是在亦醉亦醒之间，方能获得“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精神体验。而这种远离俗世纷扰、寄形于自然万物的状态，恰恰为出乎于直觉观照的宇宙参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东坡是在“醒醉”中“格物”，又在“醒醉”中达到“顿悟”的境界的。因而从这颗蕴藏智慧的“顿悟”之心中映射出的自然，无疑褪去了过分文字雕琢的，平淡却包含独特理趣的“大成之象”。“夜阑风静縠纹平”，没有多余的修饰，却具有一种灵性、一种淡然之中的哲思。这种“顿悟”，转化为文字，就形成了苏轼一贯自然淡泊的词风。于“醒醉”中完成一种对自然“本质化”的感知与参悟，再将这种禅思与自我生命的体验巧妙地融合起来，因此苏轼词拥有“尚意”与“理趣”的特质，成就了精警凝练的淡泊风格与审美趣味。
四、结语
东坡认为自己的“醒醉”心态是生命内在的清醒在外在醉态的掩饰下，审视周遭的万物，仿佛精神脱离了躯壳，呈现完全自由的状态。正是在这种“醒醉”之中，苏轼得以远离纷扰，用一种超然洒脱的心境，无拘无束地寄形于广阔的天地之间;又得以保有理性的慧心，去用发乎本心的直觉观照、顿悟宇宙世界的哲理。而这种“醒醉”形态的精神本质，无疑受到东坡本人禅宗意识的影响。在其关乎“醒醉”的诗词创作中，万物皆空的禅宗宇宙观，外化为对人生如梦哲学理趣的参悟;“但无妄想，性自清净”的禅宗内在心境追求，外化为随缘超旷人生态度的表露;“本心顿悟”的禅宗物我直觉观照，外化为文字层面淡泊自然的词风—可以说，东坡“醒醉”之词作中能明显见得禅宗精神内核的浸染。作为尼采笔下的“酒神艺术家”，苏轼以酒参禅、以“醒醉”之态为禅境之外化、以“醒醉”之心为禅道之外化、以“醒醉”之文思为禅理之外化，因而得以充分体悟酒中之真正意趣、理趣。酒与禅宗可谓苏轼一生精神之轨迹与创作之性灵的忠实伴侣。
这种饮酒心态的形成，一方面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即苏轼的酒量确实较小。《书东皋子书后》中载：“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若以酒量大小论高低，那天下饮酒之人必定都能胜过他。另一方面则与苏轼的人生态度有关。而苏轼的人生态度及生命精神，恰恰与禅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苏轼关乎“醒醉”的诗词创作中能明显见得其受到禅宗精神内核的诸多濡染影响。万物皆空的禅宗宇宙观，使苏轼词于“醒醉”中领略人生如梦的哲学理趣;“但无妄想，性自清净”的禅宗内在心境追求，使苏轼词于“醒醉”中寻求随缘超旷的人生态度;“本心顿悟”的禅宗物我直觉观照，使苏轼词于“醒醉”中成就淡泊自然的词风。可以说，苏轼词中体现的“醒醉”饮酒心态，恰恰是其禅宗思想的外化。而正是由于其与禅宗思想的不解之缘，“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能充分体悟酒之真正理趣，苏轼真可称得尼采笔下的“酒神艺术家”了。
一、人生如梦：于“醒醉”中领略宇宙哲学
“人生如梦”“人生如寄”原是中国文人的常规慨叹，前者主要反映了人们在空间存在中对个体生命实在性的探寻，后者则反映了人们在时间流感中对个体生命有限性的沉思。而禅宗思想中的“人生如梦”则偏重于强调“万物皆空”的“色空观”以及人生短暂、世事虚无的生命理念。人生与世间万物一样是镜中花水中月，如海市蜃楼、梦幻泡影一般稍纵即逝。
苏轼涉及饮酒醒醉的词中，不乏对“人生如梦”“万物皆空”的直接慨叹。《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中，开头便是一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正如庄子《齐物论》中所谓“且有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世事虚妄，终当归空无。“夜来风叶已鸣廊”，“落叶辞柯，人生几何”，人生多么短暂无常。词末“把盏凄然北望”，只能暂且通过饮酒排遣中秋无人共赏月的孤寂感。与这首词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一樽酒，敬江上之月，敬多情本心，敬如梦人生，虽不至于酩酊大醉，却也足以寄托着生命如幻影瞬息即逝的喟叹了。
然而，源于对禅宗“人生如幻、空空色色、有无合一”的精神内核的参悟，苏轼对“人生如梦”有了更深一层的阐释。不同于大多数前人沉沦于世事无常的悲观消极，最终走向文学艺术创作的虚无主义的流调，苏轼词中的“醒醉”尽管也寄予“人生如梦”的深沉慨叹，但并不仅仅是一味沉浸于悲愁苦痛的，而更倾向于以一种乐天知命的态度面对生命的无常。在禅宗与信奉它的士大夫那里，宇宙如微尘，天地如芥子，它只是小小本心—人的思维幻化的虚影。千代万代，如同一瞬，只有彻悟者才能得到生命的永恒，了悟者可以使万劫变为一瞬，也可以使一瞬变为永恒。所以，既然人生一切皆空，与其消沉悲哀，不如在对宇宙万物的观照中体悟到生命的哲学，在哲理思辨中消解哀痛与郁结，将世事的庞杂纷扰化解为易逝的泡影，在人生的苦闷情调中寻求愉悦的解脱，从而使形同“沧海一粟”的个体存在得到价值升华，于“一瞬”中实现生命时间与生命空间的永恒。
而苏轼对“人生如梦”禅宗精神更深层次的理解，恰恰可以体现于其词中独树一帜的“醒醉”心态。因为不被局限于消沉悲观的、自暴自弃式的肆意情绪宣泄以及一味受感性驱使的远离虚妄世事的仓皇遁逃，所以不需要完全无知觉的“狂饮滥醉”，而仅仅需要一种相对理性节制的“半醒半醉”的状态。只有处于“醒醉”的状态，方能在感受到解脱与释放的同时，依旧保有对于宇宙哲学的思考力和领悟力。“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饮酒的目的不仅仅止步于兄弟难聚的孤独愁苦，更是为了向这广博的宇宙发问。“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俨然突破了“小我之忧”的局限，将目光聚焦于苍生万物的演变与更替，令思维驶向那更阔大的宇宙规律去探索、去参悟。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也有对“醒醉”状态文学艺术创作的阐述：“如果说醉是自然与人嬉戏，那么，酒神艺术家在创作时便是与醉嬉戏……当他做梦而同时又知道自己是在做梦，那状态庶几近之。”饮酒之“醉醒”心态与“做梦又自知是梦”确实有着微妙的共通之处，而苏轼的词作恰恰打通了“醒醉”与“人生如梦”禅宗思想的联系，使其酝酿出人生短暂、世事无常的慨叹以及对宇宙哲学之禅趣的深刻领略。
二、随缘超旷：于“醒醉”中寻求内在清净
较之于早期佛教，禅宗更倾向于内在修行方面的突破。早期的佛教注重外在的形式，无论是追求静坐独处以求得内心平静，抑或是退隐山林，啸吟风月，士大夫注重的都是从外在的形式追求心理的平衡，希望能从外界的体验当中消解内心的烦恼。而禅宗则认为一切苦恼皆是虚妄，只要保持内心的清净，就能体会到人生与宇宙的永恒，从而求得解脱。禅宗不讲苦行与坐禅，而是讲求随心而行，随缘任运，不受外在形式的束缚。
在这种“但无妄想，性自清净”的禅宗内在心境追求的影响下，苏轼练就了随缘自适的处世哲学以及超旷乐天的生活态度。这种哲学显然不是一味地愤懑郁结于现实的困境与压迫无法脱身，却也和“小隐隐于野”，从现实中遁逃退避去追求虚无的隐遁主义不同—是在两者中间寻得一个平衡点。这种面对坎坷命运，平和接纳的达观，在苏轼有关饮酒“醒醉”心态的词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诠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該词作于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际。小序中交代得很清楚，“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满怀经世济民情怀的苏东坡，却仕途失意，被迫远离政治中心，辗转漂泊。难得乘兴出游却遭遇一场意料之外的雨，甚至连可供遮蔽的雨具都没有，只能淋着雨前行。这种际遇在大多数人的观念和认知中，可以算得是雪上加霜、诸事不顺了。若换做是“柳七郎”之属的词人，恐怕又免不了要生发出“凄风苦雨”式的关乎坎坷人生的哀叹了。可是苏轼不一样，他的词作中展露的人生态度“自是一家”。“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他对待这场令同行人“狼狈”的雨，是一种坦然接受、随缘而喜的心境。一场不期而遇的雨，不过是得以一笑置之，甚至乐在其中的世间常情罢了。而这种旷达适意的态度被巧妙地融合于“料峭春风吹酒醒”的“醒醉”状态中了。半醉之中，被微冷的风吹醒，却不感到凄凉，抬首，山头的斜阳露出暖意融融的笑脸，仿佛在迎接这位微醺中安然漫步的词人。《定风波·莫听窗外打卟声》里的酒，脱离了传统诗词创作中“消愁”之酒、“苦闷”之酒的意象含义桎梏。“醒醉”心态下的“吟啸徐行”也迥异于魏晋名士狂饮服药后的颠痴状态，是悠然地缓缓行步，是在理性的约束与感性的洒脱释放之间寻得了微妙的平衡。末句“也无风雨也无晴”堪称该词的点睛之笔，其精妙之处恰恰在于将东坡看待一场雨的态度推演至其面对人生大风大浪的一贯态度，即虽免不了世俗观念中因不得志而产生的郁闷与无奈，却不一味纠结其中，而是跳出自哀自怜的思维怪圈，将生命中的困境与坎坷看作等同于“晴雨”的万物常理，勇于接纳并泰然处之，既然难以改变，那么就索性随缘随心。 而“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对于外界的纷扰与苦难保持内在清净的平常之心，正是苏轼词中透过“醒醉”心态传达的独特心态。无论《浣溪沙·雪里餐毡例姓苏》中“天寒酒色转头无”对困顿境遇的坦荡自嘲，还是《望江南·超然台作》中“诗酒趁年华”对思乡之苦的超然调适，都是苏轼由“清净之心”的内在修为生发出的生命达观的体现，即面对世事坎坷，以寻常之理视之，不急不躁，不多生悲喜，于醒醉中寻求随缘超旷的禅意心境。
三、本心顿悟：于“醒醉”中成就淡泊词风
“本心顿悟”的直觉观照，关乎认识宇宙世界的方法论，是禅宗另一重要精神内核。所谓“本心顿悟”，即“物我合一”“我心即宇宙”。強调以“我”的意识为本源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广阔如银河，微小至尘埃，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本心”的化境。因此，认识真实世界的唯一方法是出自“本心”的直觉性“顿悟”。而这种颇有“神秘主义”色彩的顿悟方式比较抽象，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所以当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将这种“本心顿悟”的方法论贯彻到具体文学艺术创作的方法论中时，就被简要地概括成了“不立文字”四字。所谓“不立文字”，即扬弃前代唐诗创作中对文字韵律的考究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自然浑融的境界，转向从客观物象出发顿悟宇宙世界的真貌与“我”之人生的真理，因而外化为平淡的风格和深远的意旨。
而具有典型宋代士大夫人格的苏轼，自然受到这种“本心顿悟”的创作方法论影响。东坡词中，不乏从自然世界直觉观照阐发出的生命哲理，所谓“格物而致知”，苏轼词作中的灵感与理趣，很多都源自对自然的“顿悟”，由此又塑造了其自然淡泊的词风与审美趣味。在涉及“醒醉”心态的词作中，这种“本心顿悟”也有淋漓尽致的展现。如《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深夜宴饮，东坡就在这亦醉亦醒的状态中归来，已至三更，家童都已鼾声如雷，无人应门。于是他只得独倚藜杖，聆听这江水的奔流之声。深夜独处，又带着半酣之时的醉意，此时东坡的精神世界与自然万物产生了无限的联结与交融。而这，恰是禅宗“物我合一”的境界。万籁俱寂中无止息的江声，似乎在宣告宇宙的永恒规律，在启迪着东坡对于人生哲思的顿悟与阐发。自然如此广博圆融，宇宙时空如此亘长，世间万物皆有其发展流变的不变之理，而作为一个“小我”，在偌大的天地间本就犹如沧海一粟般渺小，又何必如此纠结于成败得失，何必常为身不由己、追名逐利、奔竞钻营的生活状态而愤恨、焦虑呢？不如遵从“无欲”之“本心”，在这风静波平的深夜，“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远离尘世间的纷扰，将“顿悟”后的生命情怀彻底融入这浩浩无际的江海宇宙之中。
该词作中的“醒醉”心态，似乎是“本心顿悟”生发的重要条件。正是在亦醉亦醒之间，方能获得“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的精神体验。而这种远离俗世纷扰、寄形于自然万物的状态，恰恰为出乎于直觉观照的宇宙参悟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东坡是在“醒醉”中“格物”，又在“醒醉”中达到“顿悟”的境界的。因而从这颗蕴藏智慧的“顿悟”之心中映射出的自然，无疑褪去了过分文字雕琢的，平淡却包含独特理趣的“大成之象”。“夜阑风静縠纹平”，没有多余的修饰，却具有一种灵性、一种淡然之中的哲思。这种“顿悟”，转化为文字，就形成了苏轼一贯自然淡泊的词风。于“醒醉”中完成一种对自然“本质化”的感知与参悟，再将这种禅思与自我生命的体验巧妙地融合起来，因此苏轼词拥有“尚意”与“理趣”的特质，成就了精警凝练的淡泊风格与审美趣味。
四、结语
东坡认为自己的“醒醉”心态是生命内在的清醒在外在醉态的掩饰下，审视周遭的万物，仿佛精神脱离了躯壳，呈现完全自由的状态。正是在这种“醒醉”之中，苏轼得以远离纷扰，用一种超然洒脱的心境，无拘无束地寄形于广阔的天地之间;又得以保有理性的慧心，去用发乎本心的直觉观照、顿悟宇宙世界的哲理。而这种“醒醉”形态的精神本质，无疑受到东坡本人禅宗意识的影响。在其关乎“醒醉”的诗词创作中，万物皆空的禅宗宇宙观，外化为对人生如梦哲学理趣的参悟;“但无妄想，性自清净”的禅宗内在心境追求，外化为随缘超旷人生态度的表露;“本心顿悟”的禅宗物我直觉观照，外化为文字层面淡泊自然的词风—可以说，东坡“醒醉”之词作中能明显见得禅宗精神内核的浸染。作为尼采笔下的“酒神艺术家”，苏轼以酒参禅、以“醒醉”之态为禅境之外化、以“醒醉”之心为禅道之外化、以“醒醉”之文思为禅理之外化，因而得以充分体悟酒中之真正意趣、理趣。酒与禅宗可谓苏轼一生精神之轨迹与创作之性灵的忠实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