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北方的高炮防空部队不止是中国，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还有苏联、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派出的高炮连，大家都是穿着越南军服参战，苏联和中国部队划河而治，互不往来。美国飞机被击落过，大家都争抢着抓捕美国飞行员，谁逮着就算谁的。有意思的是据说美国飞机被击落后，美国飞行员喜欢让中国人捉到，因为我们优待俘虏。而落到越南军民手中，那就是九死一生了。我的影集里就有一张别人送的照片，一个美国飞行员举着一个用六国文字写好的手绢大小的救命书跪在地上。
　　当时中苏的意识形态之争很严重，这种对立也延续到越南北方战场。不但大家老死不相往来，而且互相遇上也横眉立目，互不相让。听老的参战部队讲，苏联的物资也运到凭祥转运，然后到同一个货场分发。一次，在一号公路上，一辆苏联的军车坏了，又死活不肯让路，造成道路阻塞，中国军车迟滞在路上，谁都知道美军空袭随时到来，一旦在没有隐蔽的环境下遭遇空袭，损失无法想象。我军的驾驶员听苏军驾驶员说车子坏了，就跳上驾驶室把车打着了，开到了路边。苏军的驾驶员觉得很没面子，就和我们的驾驶员吵了起来，恼羞成怒后掏枪把我军的驾驶员打死了。我们的副驾驶一看就急了，拿起冲锋枪就是一阵狂扫，苏军车上的几个人都丧了命。大家本来以为这个战士会受处分，被军事法庭判刑甚至枪毙，谁知道最后给他记功授奖，内部表彰了。
　　艰苦的战斗环境，我们修械所的4个抢修，我们的章班长带着士兵刘都华、宋顺亨负责最远的一个营的3个炮连，其他的负责方圆几十里的不同守卫的连队。在陈所长的统领下，在后勤军械股的保证下，全团的72门火炮都处在完好战斗状态。吃过早饭，在技师的带领下，背着不同的火炮零件工具，带上充好电的电瓶（有四五十斤重）奔向不同的营地连的炮阵地。无战时，我们在炮阵地全面详细地检查火炮的各个部位，特别是瞄准系统，不能有一丝的错位。在这方面我们老肖技师年纪大了，胃不好，每天吃药，为了这场正义的战争坚持步行在山间的小路上。（80年代我去武汉拍科教片时他已转业到地方，我们师徒见面后那种情意用语言无法表达。）
　　战火的经历锻炼了我们每一个人，有几个战友，电工部的刘都华，李雁红，钳工组的宋顺亨，车工葛石镛 ，还有我，在八一建军节前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孩子们曾问我，在那炮火连天的战争的年代，你们的生活怎么样，吃得好嗎。我对他们说，我每天从阵地，机加工点回来，绿色的军装，汗出的一圈一圈的，不用化妆就成了迷彩服了。天气炎热，体力消耗非常的大。为了保持体力，每天的伙食供应都相当的棒。从国内拉来的大米面粉、干菜罐头，那时没有鲜菜，全是脱水的干菜，也没有鲜肉，整天是肉罐头。后勤大灶调来了炊事员，我们也轮流帮厨打下手，有时所里的人一起帮忙。赶上阴天下雨或者礼拜日，美国佬放假休息去香港过周末，我们就改善伙食，做些细粮的伙食。南方兵做汤圆，北方兵包饺子吃。炊事员给我们炸油条，油糖糕，油饼一类的。干菜发好了，包饺子，用罐头肉，二斤一桶的红烧肉，平时在国内也吃不上。肉不限量，拉点江米面，包汤圆，元宵，要不炸油饼，油条，所长说了，参战的消耗量大，吃好吃饱了才有战斗力，才有力气干活。还有一句话其实大家都知道所长没说出来，那就是战争残酷，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明天还活着，起码牺牲了也算是个饱鬼。虽然战事紧张，但我们的炊事员在上级领导、修械所陈所长的要求下，想尽一切办法改善伙食，让同志们吃好。
　　八一建军节前，国内慰问我们作战部队一些活猪。我们后勤分到了一头。谁来杀这头猪呢，只有炊事员小张会杀，于是杀猪的任务交给我们修械所的食堂了。那几天赶上战事不太紧张，同志们有的看书，有的看报（当时的战地通讯）。所长指派我们三个人去后勤把猪赶回来。当时天气闷热，树像是被太阳烤焦了似的，耷拉着头，连动也不动。我穿着厚厚的服装不用说走路了，站着都出汗。当赶猪回修械所过小木桥时，突然警报响了，我们加快了脚步，急着往回走。边赶边轰着这头猪。国内农民养的猪，哪里听过这种刺耳的声音，慌不择路，掉下了木桥。水不深，我们急忙跳下去把猪拉向岸边，开始猪还在不停地挣扎，等我们好不容易把猪拉上来时，它一动不动，四脚朝天驾鹤西行了。本来很轻松的把猪赶回去，这下可好，它倒省的走路了。我们找根树干把猪绑上，三抬大轿抬回去了，到所里时，猪身上的水晒干了，我们几个成了水人，衣服全湿透了。他们见我们回来了，忙问：不是活猪吗，怎么成死的了。我们说，回来路上警报响了，猪被吓惊了，在小桥上掉到水沟里淹死了。我们的何老师说，快点赶紧褪毛放血，不然死猪肉就不好吃了，大家分头动手，没有一会儿，黑色的猪就变成白色的猪了，我们所里有个浙江省萧山农村分配来所里学习修理的兵，自告奋勇：我在家里杀过猪，我来弄，你们靠边站，别弄你们一身血。最后大家把猪肉分成几大块，电话通知其他的伙房把猪肉取走了，八一建军节我们有鲜肉吃了，大家分享过节的慰问品，当然还有鲜菜，过了一个丰富的美食建军节。
　　炎热的季节，地面的植物好像被太阳烤焦了似的。鞋底都热乎乎的，下过雨，太阳一出来就更难受了。有时候连着几天下雨，被子都是潮乎乎的，时间长了，一冷一热，我们的军装布料又厚，一湿一干，我的下阴部位感染了，几天下来，痛得无法睡觉，后来走路都困难了，团卫生所的王所长来检查说，这个部位溃烂发展下去会很危险，搞不好后代都耽误了，他马上通知所里的救护车把我送到战地卫生院去。我担心自己走后大家的工作量就更大了，可没有办法，陈所长命令我必须服从命令到卫生院去治疗，休养了一段时间继续回阵地完成任务。
　　战地救护车进到很深的半山上，把我安置到茂密树林遮掩着的战地医院。医生为我做了详细的检查。为了我早日康复，批准我下身可以不穿衣服，用白单子围好就行了，有利通风。敷上把干的紫药水，打针、吃药，下面的家伙一松一紧的，结了痂的患处收缩的痛楚难以忍受。白天还好，一到晚上，睡不着觉，起来满山坡的溜达。慢慢的病情一天天好起来了，行动也好些了，不用像动物园的猩猩一样走路了。一天早饭后，病房的医生通知我们病号，穿好军装，整理好自己的床，从国内来的慰问团要来医院看望大家，我们齐动手，把病房整理的整整齐齐，如果房内没有药品放着，绝不会看出我们这里是病房。慰问团到了，我们列队在病房道路的两旁，热烈欢迎国内的亲人，看望受伤的官兵们，高喊：谢谢祖国亲人的关怀，毛主席万岁。慰问团中有穿着越南军装的，有穿便服的。在队伍中，我看到一位非常魁梧的长者，穿着越式军服，当走到我们面前时，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举手敬礼并喊道，张校长您好。张校长一边和我握手，一边说，你是四航校区队哪个班的，我忙说：我是六三年北京入伍的那批，火炮技工班的。校长慈爱的问我，怎么伤的，现在有没有好。我的主治大夫忙说，他的下肢生殖部位长期汗水浸泡，整个感染了。现在好多了，我赶忙接过话题，请首长们，校长放心，我很快就回修械所工作了。感谢首长关怀。首长向伤员们一一的问候，并送来了慰问品送给大家。同时送来了海军政治部配发的毛主席像章。慰问团走后，回想祖国亲人的关怀，大家沉浸在无比的欢笑、幸福中。
　　空袭随时可能到来，所长叮嘱我们说，在行走的路中如果遇到老美飞机扔炸弹，要迎着飞机的航向跑，或者往两边跑，不要顺着跑。随着对战场环境的日渐熟悉，大家的心情慢慢放松了。刚开始特别紧张，一听见警报就跑进猫耳洞，日久天长习惯了，就由他去了。都是年轻人，精力过剩，胆大妄为，空闲时间开始找事情做。我们在阵地的弹坑内，拾到未爆炸的子母弹，就想着拆解后作为胜利纪念品带回国内去。当地的华侨老乡介绍，他们有深刻的教训和体会，瞎捅咕子母弹会出人命的。凭借平时对子母弹的观察，我们开始试着拆解。为了安全，我们将拾到的子母弹固定在大树的正面，人站在树的背面，用事先准备好的工具，小心翼翼的拿着小锉刀慢慢地将周围固定的卡环锉断，再将卡簧去掉，分开子母弹，把里面的雷管小心地丢进河塘里炸了，留下弹壳作纪念。现在回想起这件事，真不知当时怎么想的，就算不怕死也不能这么干啊，还是主席教导的好，“人的因素第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