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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俗生活的角度笼统地概括，日本人的眭格也许就是两个词，茶人和剑士。
这两者皆由禅赋予其内在精神，而禅白中国宋元而来。这两盏不灭之灯，可照鉴日本八百年来的美丽和伪装、天国和地狱。
有句话说，“陆羽创造了日本的美”。这句显得有些夸张的话，其实还不足以说明茶道对日本的影响。八百多年来，茶道的内在精神已经渗进了日本人的基因里，以至于很多时候他们都意识不到自己的生活和茶道的关系：从茶会礼仪发展而来的社交礼节——比如日本人的鞠躬；茶室规制所衍生的简素朴拙的审美精神和清简天然的居所理念——想想安藤忠雄的清水混凝土；茶道器皿所催生的生活器皿之美——柳宗悦的“民艺运动”……
比这些重要的，是茶道对众多日本人性格的影响。
茶道的“和”、“敬”、“清”、“寂”四个字，所奉行的温和优雅（和）、平等谦卑（敬）、身心清净（清）、孤朴超然（寂），一直是一种理想人格的示范，可理解为茶人的“茶气”。
直白地感受，可能就是一种静气。
所以，至少在表面上，我们在京都看到的是一个安静而干净的世界。这是一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即便他们内心里并未理解和认同，在别人面前也得做出样子来。
当我们来到日本茶道的中心京都大德寺时，首先拜访的是一休禅师（1394-1481）为开山祖师的真珠庵。创建了“草庵茶”、被奉为茶道鼻祖的茶人村田珠光（1423-1502），就是一休的弟子。“和”、“敬”、“清”、“寂”的茶道思想就是由他所创立，“茶禅一味”的思想亦由他始。茶道有种说法，一切茶人皆禅人。禅修的境界决定了一个茶人的茶道境界。
在真珠庵，山田正宗大和尚为我们介绍了珠光所作的七五三石庭，还有他常汲水泡茶的一口井。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珠光教育弟子理解茶道精神时常讲的一个故事：晚唐诗人齐己作了一首《早梅》，第二联是“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他以此诗求教于郑谷，而郑谷建议他将“数枝”改为“一枝”，他听从了郑谷的意见，并奉他为梅花一字之师。
在珠光的眼里，深雪中一枝梅花独放，其中正存在着茶道“孤寂”的理念。
“一”字成为了我们理解茶人精神的一把钥匙。和花道不同，茶人插花只选—朵。这个似乎还停留于茶道的范围内。但茶室里只选择一样主要的装饰，通常是字或画，这一点突然让我们理解了日本人居所的特征。去欧洲贵族的家里，会发现墙上到处挂的都是画，大束大束的花，日本的居所跟其相比，就是独奏跟交响乐的区别。
独奏怎么都会安静一些。
所以日本人讲究把什么都放在柜子里，家中陈设往往一目了然，为的就是不让任何一个多余的音符打扰到自己。
从“数枝”到“一枝”，还晴含着一种“减少”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最近流行的话题“断舍离”。
比如对“色”的减少，茶人插花，以白色为美，冬日茶会，一朵当季的含苞欲放的白茶花为最美。而5月在青瓷花瓶里插一朵牡丹花，是茶道中最富丽的花，也只能是白色，且仍只是含苞待放的蓓蕾。
知道了这个，就能理解信奉禅宗的乔布斯，在设计苹果系列产品时为何会选择白色，同时将原本繁杂的外形减为最简。再想想他去世后的苹果5C，还是先把耳朵眼捂上吧。
对于日本画家而言，“一”意味着一种“减笔法”，他们不仅接受了中国画的留白，更加重了简洁的程度。最典型的例子是南宋禅僧牧溪的画。牧溪的画风本来就简旷空远，没想到他的画到日本后，竟常被裁下局部重新装裱为挂轴来欣赏。大德寺所藏的他的著名作品《芙蓉图》《柿图》《栗图》，都很可能是由画卷裁剪而成。美术史家高居翰（1926-2014）说，这种裁切在当时的日本非常普遍。这也直接影响了画家们的创作。
对日本文学家尤其是俳句歌人来说，“一”意味着一种暗示力，即用最精简的言辞完成最丰富的暗示。禅学大师铃木大拙（1870-1966）对这一点感触甚深，“万物来自未知的神秘之渊。人们只要透过其中任何一种事物，就可以窥视到这深渊的秘密。因此，要宣泄那由于窥视到深渊而被唤起的感情，就根本不需要去创作数百行的壮丽诗篇。在感情达到最高潮时，人往往会沉默不语，因为任何语言都不可能把此时的感情确切地表达出来。俳句虽只有十几个字，在这种场合也许还是有点儿多。深受禅学影响的日本艺术家，不论何时、何地，都尽量用最少的词句和笔触去表现感情。因为如果把感情全部表现出来，那么暗示的余地就会化为乌有。暗示力可以说是日本艺术的奥秘。”
这就是禅家所说的“一即—切”。这里的“一”也罢，“—切”也罢，根源都来自于“无”。所谓“风吹碧落浮云尽，月上青山玉一团”。
所以与谢芜村（1716-1783）的“青青铜钟上，蝴蝶悠然眠”这十个字的俳句，铃木大拙竟用了三千多字来解读。
这些生活上和审美上的精减，假如概括成一个画面，就是衣着朴素的两位好友在窄小幽晴的茶室里相对饮茶，简朴的墙上挂着一幅裁切而成的《柿图》，粗陶花瓶里一朵小白蓓蕾，一个人吟了一首俳句，然后就是长达二十分钟的静默……别笑，我知道，生活不是这个样子，但那些精神的透气孔，在日本人的生活里确实多一点儿。
比如坐禅就是一种。
在京都的大小寺院，常会看到人在庭前默坐。据介绍，很多上班族都会在早上或午休时，去寺院坐半个小时，好让自己以更好的状态走进办公室。
在近江的永源寺，我们有幸得到道前慈明管长的应允，去1933年重建的禅堂体验了一次坐禅。
在一处依山而建的木制建筑里，穿过一个长廊，左拐，到达禅堂的外间。隔着门槛，可以看到这个依宋式规制而建的禅堂，左右靠墙各一长条榻榻米侧台，相向而设，中间还有一条坐禅位。幽晴的禅堂里，淡淡映着两边窗外透进来的枫叶红光。
双手合十行礼，即可跨过门槛进入。走到坐禅位前，再行礼，即可上到近一米高的侧台上。蒲团比想象的要舒服得多，盘腿坐下如陷在一床厚软挺括的大被子里。 文化顾问殷勤先生坐在首座位置，主持了整个过程。
垂眼默坐，四下一片黑静。首先连续两下清亮干脆的木析声，然后是四下优美的引罄声，细细地一声一声地“叮”着，余音悠悠袅袅，长而空，真有一种“远”的效果。心神好像被徐徐拉了起来抛到了无尽虚空之中。
之后就是你自己的禅坐了。殷先生只提示了一点，别去故意控制自己的思绪，一切都放下。“就像天空中的一片云一样，刻意要把那云赶走，就会很累。”他说。
开始时没告诉我们会坐多久，所以就尽量放空和放松吧。就这么让思绪在脑中默默地流着，不寻找，也不等待。直到又一声袅袅的引罄把我们唤回，再由两声木析宣告坐禅结束。
总共半小时。没有期待中的风声、树声、虫子声，但即使垂着眼，这两排美丽的窗子就足以安慰我们了。还能期望什么呢，多少人都是如此一坐多少年，能不能晤道还要看缘分。
后来一个下午，在建仁寺名为“大雄苑”的枯山水庭院前，在拜访完小堀泰严管长之后，我们即兴默坐了一会儿。
没有仪式，没有盘腿，只默坐着面对这一大片寂静的枯山水，看着前方天空浩浩荡荡的云堆无止无尽地相向而来，以云朵为参照物，身处的寺庭便成了一艘巨轮，载着我们朝着未知缓缓前行。
日本人给庭园做了多少断舍离，才有了枯山水。多少水光天色、莺歌燕舞、觥筹交错甚至软玉温香舍去，才有了这一时清净。
这是京都最古老的禅寺，由“禅宗、茶道东传第一人”荣西禅师（1141-1215）于1202年创建，寺中还有一块“茶碑”。因为紧邻祗园，晚上的建仁寺值得一来再来，走在夜晚祗园矜贵的幽黑光线里，再空寂无人，也多少有些紧张，总觉得在等待什么。但一进建仁寺，自然就放松了，立刻全身心沁入到由木殿苍松所生发的森然木气之中。
荣西在建仁寺所实行的是兼修禅，真正把“纯禅”带到日本并发扬光大的，是南宋禅师兰溪道隆（l213-1278）和无学祖元（1226-1286）等人，当他们东渡日本，在镰仓幕府的掌权者北条时赖（1227-1263）、北条时宗（1251-1284）的庇护下建寺弘法之后，禅师们从此成为了剑士们的精神导师。
据记载有一次时宗去拜访无学阻元禅师。
剑士：人皆谓怯弱乃一生之大敌，试问如何能避之？
禅师：即断切此病来处。
剑士：此病来自何处？
禅师：即来自汝自身。
剑士：怯弱于诸病之中乃吾最憎之事，如何来自吾自身？
禅师：汝投弃执为时宗之我，汝有何觉？当汝成此之时，再来会余。
剑士：如何能为之？
禅师：即断汝一切妄念思虑。
剑士：如何能断？
禅师：唯有坐禅。即透悟汝一切虑念之源乃为思属时宗自身。
剑士：吾有众多俗事必为之，如何觅得禅思之暇？
禅师：纵使为俗事，汝亦应以其为汝内省之机，如此，不几日即悟汝心中之时宗为谁。
“事在精勤、行存洁白，情忘憎爱，念绝是非。为十方仪范之所钟，一众道业之所系。”这是赴日前的无学祖元禅师所得到的评价。北条时宗是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修养与他所接触的几位中国禅师，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由禅、茶而养成的静气，如何塑造了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衣食起居，还有很多面向尚未涉及。
比如干净。关于京都、奈良寺院的厕所，谷崎润一郎（1886-1965）写过一段有趣的文字：“日本厕所实在是让人精神得以休憩之所在。厕所必须离开正房一段距离，坐落在树阴之下，飘溢绿叶、青苔的气息，并有迥廊与之相通。如厕者蹲在幽晴之处，在透过拉门的透明光线下，尽管冥思默想，那种闲适地眺望庭院景色的心境，真是妙不可言……要达于此境者一要一定的幽晴，二要一尘不染的洁净，还要两耳能听见蚊虫低吟之静谧……确实，要想听虫鸣、乌叫，体味月夜和四季的情趣，厕所是个最佳所在。难怪古来文人骚客在这里得到无数才思。可以说在日本建筑中最讲究的当是厕所。把一切诗化的祖先们，把住宅中最不洁净的场所变为幽雅的去处，让它与花鸟风云紧密相连，让人于此而顿生怀恋之情。”
禅僧让日复一日的打扫变为了一种精神习惯，茶人则将一尘不染设定为一种生活标准。“清”因之成为耳眼鼻舌的综合需求，以换取精神的安宁。泽庵在《茶亭记》描绘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景象，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了一种生活观，“苟构小室于竹荫之下，铺水石、植草木、置炭、安釜、生花、饰以茶具，移山川自然之水石于一室之中。赏四季风花月夜之景，感草木荣落之时，迎客以成礼敬。松风飒飒闻于釜中，忘却尘世念虑；渭水涓涓流于勺上，洗去心中尘埃。真可谓人间仙境。”
《茶亭记》里描述的这种生活景象，用摄像机是拍不出韵致的，色彩全在人的心里面。比如松风飒飒录下来，不过是水快烧开时的“轰轰”声罢了。
简而言之，静气的背后，是一种寻求专一、留白和余韵的精神习惯，所映照的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生活，这种简单降低了生命的噪音，也减少了生活的快感。这种自律、节制而谦卑的存在姿态，是一种领教过生活的教训而直面无常的成人的选择。但这姿态背后，同时又隐藏着对生活、对生命何等珍重的态度。
《古蜀之肺：大慈寺传》中有个故事可以反映日本人静气中的另一面。兰溪道隆禅师东渡时，带了一位名叫西川能云的行者（专为方丈举行各种佛教仪式服务的人）。能云是俗家人，有后，在建长寺服务42年后，于1286年去世。七百多年后，他的后代西川弘及女儿、女婿于2008年到四川成都的大慈寺寻根访祖。西川弘也叫西川能文，依旧在建长寺世袭行者之职。
茶道中还有一点明显影响了日本人的性格，那就是在面对工作时的专注。这是一种将全部心力投入到一项工作中的态度，他们完全信奉这种全神贯注所带来的力量，并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这就是关于“无心”的话题了。 铃木大拙在《禅与日本文化》的茶道一节，讲过一个毫无剑术基础的茶人，因为其全神贯注的能力，偶然击败一个剑士的故事。一位师傅指导这位茶人，让其用表演茶道般的聚精会神来进行这场性命攸关的决斗，“首先，要想到是在为客人点茶，然后您郑重向他致以问候，并道歉说自己来晚了。您可以告诉他您已做好了决一胜负的准备。您脱下短外褂，小心将它叠好，然后再把扇子放在上面。您系上缠头，围上腰带，并把裤裙的两边开上口子。这就是对阵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了。最后，您抽刀高举过头顶，摆好将对手砍倒的姿势，再闭上双眼，静下心来。当听到对手的喝声时，您就挥刀向他劈去。”
茶人此时的状态，就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铃木大拙说，这还存在着一种能达到他称之为“宇宙无意识”的直觉，也就是“无心”。“属于各门艺术的这种种直觉，并非互相毫不相关，而是由一个根本的直觉派生而来的。日本人坚信，剑士、茶人以及其他各种技术的师匠所具有的各自专门的直觉，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大体验的不同特殊应用而已……只有带着这种根本的体验，才能洞察一切创造力及艺术冲动的根源，才能超越生死之海，达到对存在于一切无常之形中的、作为‘实在’的‘无意识’的彻悟。”
关于“无心”的状态，铃木大拙还做过这样的分析。“从心理学上讲，这种心态是彻底被动的，精神在此时，已经完全委身于一种他力。就意识而言，人变成了一种自动木偶。但这种无心状态决不能同绝灭的被动相混同，也不能同朽木岩石等无生命物质的无感觉性混为一谈。这种心态，就是奇妙的‘寓有意识于无意识之中’。”
泽庵（1573-1645）和日本最著名的剑士之一柳生宗矩（1571-1646），也是那种典型的禅师和剑士的关系。泽庵写给柳生的书信，被辑录为《不动智神妙录》，其中就十分强调无心的意义。
泽庵对柳生谈论起无学祖元禅师，“镰仓无学禅师，于大唐之乱中为敌所捕，临刑之时，作‘电光影里斩春风’之偈。无学之心，乃谓挥刀如闪电之迅，其间无有任何心念。刀无心、人无心、我亦无心；刀空、人空、我亦空。发嘴，则人不成为人，刀不成为刀，我亦于电光之中，如春风吹过长空。是为一切不止之心。正唯不思于刀，始可斩断春风。故忘却己心而为一切事，则可达至上之境。”
在这里面，无学祖元禅师首先是一个超越了生死的典范。赴日前，在雁荡山能仁寺，面对元兵即将落下的屠刀，他吟着“乾坤无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犹为元兵说法，以致“众兵悚闻，悔谢作礼而去”，这四句偈颂后来被命名为《临剑偈》，在日本被广为传诵，这种对死亡的态度深深地塑造了剑士们的性格。
这种态度，后来甚至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日本人，以至于铃木大拙曾这样分析道，“‘无畏而死’是日本人心中最为崇尚的道德观念之一……日本人最鄙视的就是在死面前犹豫不决、缠绵悱恻，他们向往着能像樱花随风而逝那样去走向死亡，这种对死的态度正是与禅的教义完全吻合。”
如果把“离生死之心”诠释为一个创业者为了理想而破釜沉舟，或一个导演不计较票房或是否得奖地去拍一部理想中的电影，那么它确实跟绝大部分人都有关系，是一种“向死而生”的人生态度。但如果这种“离生死之心”被邪恶势力所利用，那就是恶魔之心。所谓“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
京都最重要的企业京瓷的董事长、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1932-），也是一位超越了生死的人。1997年6月，一次体检中，医生告诉说他已患胃癌。65岁的他只是淡淡地回应，哦，是癌症吗？之后，继续搭乘新干线到本州岛西侧的冈山县区对一批中小企业家作演讲，然后又跟一些学员喝了点儿酒交流意见，直到深夜才回家，和平常一样上床休息睡觉。原本，这是为出家而做的体检，所以手术后不久，他就举行了出家仪式。
看他的自传，就知道从创办京瓷之始，他就有一种“向死而生”的职业态度，带领企业竭尽全力地与对手竞争，一往直前地攻城略地。从这个意义上，他实际是一位现代剑士，也一直在禅师那里得到精神力量。
自传中，他写到一次京瓷因为在没拿到政府许可之前擅自销售人工骨头和人工膝关节，创业25年来第一次受到媒体大面积的谴责，就此，他写道，“在这起事件中，我的精神导师、西片担雪禅师把我从一蹶不振中拯救了出来。西片担雪法师是临济宗妙心寺派圆福寺的高僧，在我碰到困惑时，总能为我开导。他无妻小，远烟酒，托钵行化，过着清净随和的日子。平时少言寡语，更不会带有说教。每次我登门拜访时，总是默默地为我点沏粉茶，这时我就在旁随意地聊一些公司的事情等等。那时我就向他倾诉了被媒体大书特书的遭遇，原想得到几句安慰，但他却说：‘那也没有办法啊，稻盛，受苦就是你还活着的证据。’这令我大感意外。他接着说，‘遇到灾难，就是你过去的罪孽消失的时候。罪孽没了，应该觉得高兴才对。虽然我不知道你过去有些什么样的罪孽，但如果这样就能消除罪孽，岂不是应该祝贺？’这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就如同白隐禅师在《坐禅和赞》中所说的‘无量罪孽皆消’。这句话对我是最好的教诲，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他应该是一种形式上的出家，但亦曾上街化缘。穿着深蓝色云水衣，头戴竹笠，光脚穿草鞋以行脚僧的形象在京都走街串巷。站在信徒家门口，口中念诵四弘誓愿，让信徒将布施的大米装入行囊中。他讲到一天傍晚，大病未愈、连续行脚数天之后的他，背着沉重的行囊，脚被磨出了血，感到非常疲惫，此时，一位在街旁打扫落叶的妇女给他施舍了100日元，让他去买个面包吃。“拿着这枚硬币，不知为什么我感到难以言表的幸福，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位妇女看上去并不富裕，但她向我布施的这种美好善良的心灵，是我在过去的人生中从未体验到的，是那么清新和纯洁。幸福感贯穿我全身，我感到这才是神佛的爱。”
在大德寺聚光院，我们拜谒了千利休（1522-1591）的墓园，他的临终偈“人生七十，力园希咄。吾这宝剑，祖佛共杀。提我具足一长刀，今时此刻抛向天”，以禅师式超越生死的态度，印证了他的彻悟。
这抛向天的一长刀，指的就是他自己。
楠正成（1294-1336）在凑川将要迎战足利尊氏的大军，他去禅院向一禅僧发问，“生死交谢之时如何？”
和尚答道：“两头皆截断，一剑倚天寒。”
铃木先生如此写道，“这‘一剑’是绝对的，它既非生之剑，也非死之剑。生命的世界生白于剑，并在剑中具有自己的一切存在，这剑就是卢舍那佛自身。把握住这一点，就能知道在人生的歧路关口该如何行动。”
在剑道的最高阶段，有一种秘诀被称为“水月”。有水之处，月都会以一种“无心”之态来映照自身。
无学祖元禅师12岁时，听到僧人诵“竹影扫阶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时，即有警醒之意。1279年，在“崖山之战”的三个月后，53岁的他选择东渡日本。登船人海之时，也是一种“提我具足一长刀，今时此刻抛向天”吧，他也许没想到，七百多年了，这把剑到今天仍在映照着月光。
这两者皆由禅赋予其内在精神，而禅白中国宋元而来。这两盏不灭之灯，可照鉴日本八百年来的美丽和伪装、天国和地狱。
有句话说，“陆羽创造了日本的美”。这句显得有些夸张的话，其实还不足以说明茶道对日本的影响。八百多年来，茶道的内在精神已经渗进了日本人的基因里，以至于很多时候他们都意识不到自己的生活和茶道的关系：从茶会礼仪发展而来的社交礼节——比如日本人的鞠躬；茶室规制所衍生的简素朴拙的审美精神和清简天然的居所理念——想想安藤忠雄的清水混凝土；茶道器皿所催生的生活器皿之美——柳宗悦的“民艺运动”……
比这些重要的，是茶道对众多日本人性格的影响。
茶道的“和”、“敬”、“清”、“寂”四个字，所奉行的温和优雅（和）、平等谦卑（敬）、身心清净（清）、孤朴超然（寂），一直是一种理想人格的示范，可理解为茶人的“茶气”。
直白地感受，可能就是一种静气。
所以，至少在表面上，我们在京都看到的是一个安静而干净的世界。这是一个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即便他们内心里并未理解和认同，在别人面前也得做出样子来。
当我们来到日本茶道的中心京都大德寺时，首先拜访的是一休禅师（1394-1481）为开山祖师的真珠庵。创建了“草庵茶”、被奉为茶道鼻祖的茶人村田珠光（1423-1502），就是一休的弟子。“和”、“敬”、“清”、“寂”的茶道思想就是由他所创立，“茶禅一味”的思想亦由他始。茶道有种说法，一切茶人皆禅人。禅修的境界决定了一个茶人的茶道境界。
在真珠庵，山田正宗大和尚为我们介绍了珠光所作的七五三石庭，还有他常汲水泡茶的一口井。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珠光教育弟子理解茶道精神时常讲的一个故事：晚唐诗人齐己作了一首《早梅》，第二联是“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他以此诗求教于郑谷，而郑谷建议他将“数枝”改为“一枝”，他听从了郑谷的意见，并奉他为梅花一字之师。
在珠光的眼里，深雪中一枝梅花独放，其中正存在着茶道“孤寂”的理念。
“一”字成为了我们理解茶人精神的一把钥匙。和花道不同，茶人插花只选—朵。这个似乎还停留于茶道的范围内。但茶室里只选择一样主要的装饰，通常是字或画，这一点突然让我们理解了日本人居所的特征。去欧洲贵族的家里，会发现墙上到处挂的都是画，大束大束的花，日本的居所跟其相比，就是独奏跟交响乐的区别。
独奏怎么都会安静一些。
所以日本人讲究把什么都放在柜子里，家中陈设往往一目了然，为的就是不让任何一个多余的音符打扰到自己。
从“数枝”到“一枝”，还晴含着一种“减少”的生活态度，也就是最近流行的话题“断舍离”。
比如对“色”的减少，茶人插花，以白色为美，冬日茶会，一朵当季的含苞欲放的白茶花为最美。而5月在青瓷花瓶里插一朵牡丹花，是茶道中最富丽的花，也只能是白色，且仍只是含苞待放的蓓蕾。
知道了这个，就能理解信奉禅宗的乔布斯，在设计苹果系列产品时为何会选择白色，同时将原本繁杂的外形减为最简。再想想他去世后的苹果5C，还是先把耳朵眼捂上吧。
对于日本画家而言，“一”意味着一种“减笔法”，他们不仅接受了中国画的留白，更加重了简洁的程度。最典型的例子是南宋禅僧牧溪的画。牧溪的画风本来就简旷空远，没想到他的画到日本后，竟常被裁下局部重新装裱为挂轴来欣赏。大德寺所藏的他的著名作品《芙蓉图》《柿图》《栗图》，都很可能是由画卷裁剪而成。美术史家高居翰（1926-2014）说，这种裁切在当时的日本非常普遍。这也直接影响了画家们的创作。
对日本文学家尤其是俳句歌人来说，“一”意味着一种暗示力，即用最精简的言辞完成最丰富的暗示。禅学大师铃木大拙（1870-1966）对这一点感触甚深，“万物来自未知的神秘之渊。人们只要透过其中任何一种事物，就可以窥视到这深渊的秘密。因此，要宣泄那由于窥视到深渊而被唤起的感情，就根本不需要去创作数百行的壮丽诗篇。在感情达到最高潮时，人往往会沉默不语，因为任何语言都不可能把此时的感情确切地表达出来。俳句虽只有十几个字，在这种场合也许还是有点儿多。深受禅学影响的日本艺术家，不论何时、何地，都尽量用最少的词句和笔触去表现感情。因为如果把感情全部表现出来，那么暗示的余地就会化为乌有。暗示力可以说是日本艺术的奥秘。”
这就是禅家所说的“一即—切”。这里的“一”也罢，“—切”也罢，根源都来自于“无”。所谓“风吹碧落浮云尽，月上青山玉一团”。
所以与谢芜村（1716-1783）的“青青铜钟上，蝴蝶悠然眠”这十个字的俳句，铃木大拙竟用了三千多字来解读。
这些生活上和审美上的精减，假如概括成一个画面，就是衣着朴素的两位好友在窄小幽晴的茶室里相对饮茶，简朴的墙上挂着一幅裁切而成的《柿图》，粗陶花瓶里一朵小白蓓蕾，一个人吟了一首俳句，然后就是长达二十分钟的静默……别笑，我知道，生活不是这个样子，但那些精神的透气孔，在日本人的生活里确实多一点儿。
比如坐禅就是一种。
在京都的大小寺院，常会看到人在庭前默坐。据介绍，很多上班族都会在早上或午休时，去寺院坐半个小时，好让自己以更好的状态走进办公室。
在近江的永源寺，我们有幸得到道前慈明管长的应允，去1933年重建的禅堂体验了一次坐禅。
在一处依山而建的木制建筑里，穿过一个长廊，左拐，到达禅堂的外间。隔着门槛，可以看到这个依宋式规制而建的禅堂，左右靠墙各一长条榻榻米侧台，相向而设，中间还有一条坐禅位。幽晴的禅堂里，淡淡映着两边窗外透进来的枫叶红光。
双手合十行礼，即可跨过门槛进入。走到坐禅位前，再行礼，即可上到近一米高的侧台上。蒲团比想象的要舒服得多，盘腿坐下如陷在一床厚软挺括的大被子里。 文化顾问殷勤先生坐在首座位置，主持了整个过程。
垂眼默坐，四下一片黑静。首先连续两下清亮干脆的木析声，然后是四下优美的引罄声，细细地一声一声地“叮”着，余音悠悠袅袅，长而空，真有一种“远”的效果。心神好像被徐徐拉了起来抛到了无尽虚空之中。
之后就是你自己的禅坐了。殷先生只提示了一点，别去故意控制自己的思绪，一切都放下。“就像天空中的一片云一样，刻意要把那云赶走，就会很累。”他说。
开始时没告诉我们会坐多久，所以就尽量放空和放松吧。就这么让思绪在脑中默默地流着，不寻找，也不等待。直到又一声袅袅的引罄把我们唤回，再由两声木析宣告坐禅结束。
总共半小时。没有期待中的风声、树声、虫子声，但即使垂着眼，这两排美丽的窗子就足以安慰我们了。还能期望什么呢，多少人都是如此一坐多少年，能不能晤道还要看缘分。
后来一个下午，在建仁寺名为“大雄苑”的枯山水庭院前，在拜访完小堀泰严管长之后，我们即兴默坐了一会儿。
没有仪式，没有盘腿，只默坐着面对这一大片寂静的枯山水，看着前方天空浩浩荡荡的云堆无止无尽地相向而来，以云朵为参照物，身处的寺庭便成了一艘巨轮，载着我们朝着未知缓缓前行。
日本人给庭园做了多少断舍离，才有了枯山水。多少水光天色、莺歌燕舞、觥筹交错甚至软玉温香舍去，才有了这一时清净。
这是京都最古老的禅寺，由“禅宗、茶道东传第一人”荣西禅师（1141-1215）于1202年创建，寺中还有一块“茶碑”。因为紧邻祗园，晚上的建仁寺值得一来再来，走在夜晚祗园矜贵的幽黑光线里，再空寂无人，也多少有些紧张，总觉得在等待什么。但一进建仁寺，自然就放松了，立刻全身心沁入到由木殿苍松所生发的森然木气之中。
荣西在建仁寺所实行的是兼修禅，真正把“纯禅”带到日本并发扬光大的，是南宋禅师兰溪道隆（l213-1278）和无学祖元（1226-1286）等人，当他们东渡日本，在镰仓幕府的掌权者北条时赖（1227-1263）、北条时宗（1251-1284）的庇护下建寺弘法之后，禅师们从此成为了剑士们的精神导师。
据记载有一次时宗去拜访无学阻元禅师。
剑士：人皆谓怯弱乃一生之大敌，试问如何能避之？
禅师：即断切此病来处。
剑士：此病来自何处？
禅师：即来自汝自身。
剑士：怯弱于诸病之中乃吾最憎之事，如何来自吾自身？
禅师：汝投弃执为时宗之我，汝有何觉？当汝成此之时，再来会余。
剑士：如何能为之？
禅师：即断汝一切妄念思虑。
剑士：如何能断？
禅师：唯有坐禅。即透悟汝一切虑念之源乃为思属时宗自身。
剑士：吾有众多俗事必为之，如何觅得禅思之暇？
禅师：纵使为俗事，汝亦应以其为汝内省之机，如此，不几日即悟汝心中之时宗为谁。
“事在精勤、行存洁白，情忘憎爱，念绝是非。为十方仪范之所钟，一众道业之所系。”这是赴日前的无学祖元禅师所得到的评价。北条时宗是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修养与他所接触的几位中国禅师，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由禅、茶而养成的静气，如何塑造了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衣食起居，还有很多面向尚未涉及。
比如干净。关于京都、奈良寺院的厕所，谷崎润一郎（1886-1965）写过一段有趣的文字：“日本厕所实在是让人精神得以休憩之所在。厕所必须离开正房一段距离，坐落在树阴之下，飘溢绿叶、青苔的气息，并有迥廊与之相通。如厕者蹲在幽晴之处，在透过拉门的透明光线下，尽管冥思默想，那种闲适地眺望庭院景色的心境，真是妙不可言……要达于此境者一要一定的幽晴，二要一尘不染的洁净，还要两耳能听见蚊虫低吟之静谧……确实，要想听虫鸣、乌叫，体味月夜和四季的情趣，厕所是个最佳所在。难怪古来文人骚客在这里得到无数才思。可以说在日本建筑中最讲究的当是厕所。把一切诗化的祖先们，把住宅中最不洁净的场所变为幽雅的去处，让它与花鸟风云紧密相连，让人于此而顿生怀恋之情。”
禅僧让日复一日的打扫变为了一种精神习惯，茶人则将一尘不染设定为一种生活标准。“清”因之成为耳眼鼻舌的综合需求，以换取精神的安宁。泽庵在《茶亭记》描绘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景象，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反映了一种生活观，“苟构小室于竹荫之下，铺水石、植草木、置炭、安釜、生花、饰以茶具，移山川自然之水石于一室之中。赏四季风花月夜之景，感草木荣落之时，迎客以成礼敬。松风飒飒闻于釜中，忘却尘世念虑；渭水涓涓流于勺上，洗去心中尘埃。真可谓人间仙境。”
《茶亭记》里描述的这种生活景象，用摄像机是拍不出韵致的，色彩全在人的心里面。比如松风飒飒录下来，不过是水快烧开时的“轰轰”声罢了。
简而言之，静气的背后，是一种寻求专一、留白和余韵的精神习惯，所映照的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生活，这种简单降低了生命的噪音，也减少了生活的快感。这种自律、节制而谦卑的存在姿态，是一种领教过生活的教训而直面无常的成人的选择。但这姿态背后，同时又隐藏着对生活、对生命何等珍重的态度。
《古蜀之肺：大慈寺传》中有个故事可以反映日本人静气中的另一面。兰溪道隆禅师东渡时，带了一位名叫西川能云的行者（专为方丈举行各种佛教仪式服务的人）。能云是俗家人，有后，在建长寺服务42年后，于1286年去世。七百多年后，他的后代西川弘及女儿、女婿于2008年到四川成都的大慈寺寻根访祖。西川弘也叫西川能文，依旧在建长寺世袭行者之职。
茶道中还有一点明显影响了日本人的性格，那就是在面对工作时的专注。这是一种将全部心力投入到一项工作中的态度，他们完全信奉这种全神贯注所带来的力量，并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这就是关于“无心”的话题了。 铃木大拙在《禅与日本文化》的茶道一节，讲过一个毫无剑术基础的茶人，因为其全神贯注的能力，偶然击败一个剑士的故事。一位师傅指导这位茶人，让其用表演茶道般的聚精会神来进行这场性命攸关的决斗，“首先，要想到是在为客人点茶，然后您郑重向他致以问候，并道歉说自己来晚了。您可以告诉他您已做好了决一胜负的准备。您脱下短外褂，小心将它叠好，然后再把扇子放在上面。您系上缠头，围上腰带，并把裤裙的两边开上口子。这就是对阵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了。最后，您抽刀高举过头顶，摆好将对手砍倒的姿势，再闭上双眼，静下心来。当听到对手的喝声时，您就挥刀向他劈去。”
茶人此时的状态，就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铃木大拙说，这还存在着一种能达到他称之为“宇宙无意识”的直觉，也就是“无心”。“属于各门艺术的这种种直觉，并非互相毫不相关，而是由一个根本的直觉派生而来的。日本人坚信，剑士、茶人以及其他各种技术的师匠所具有的各自专门的直觉，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大体验的不同特殊应用而已……只有带着这种根本的体验，才能洞察一切创造力及艺术冲动的根源，才能超越生死之海，达到对存在于一切无常之形中的、作为‘实在’的‘无意识’的彻悟。”
关于“无心”的状态，铃木大拙还做过这样的分析。“从心理学上讲，这种心态是彻底被动的，精神在此时，已经完全委身于一种他力。就意识而言，人变成了一种自动木偶。但这种无心状态决不能同绝灭的被动相混同，也不能同朽木岩石等无生命物质的无感觉性混为一谈。这种心态，就是奇妙的‘寓有意识于无意识之中’。”
泽庵（1573-1645）和日本最著名的剑士之一柳生宗矩（1571-1646），也是那种典型的禅师和剑士的关系。泽庵写给柳生的书信，被辑录为《不动智神妙录》，其中就十分强调无心的意义。
泽庵对柳生谈论起无学祖元禅师，“镰仓无学禅师，于大唐之乱中为敌所捕，临刑之时，作‘电光影里斩春风’之偈。无学之心，乃谓挥刀如闪电之迅，其间无有任何心念。刀无心、人无心、我亦无心；刀空、人空、我亦空。发嘴，则人不成为人，刀不成为刀，我亦于电光之中，如春风吹过长空。是为一切不止之心。正唯不思于刀，始可斩断春风。故忘却己心而为一切事，则可达至上之境。”
在这里面，无学祖元禅师首先是一个超越了生死的典范。赴日前，在雁荡山能仁寺，面对元兵即将落下的屠刀，他吟着“乾坤无地卓孤筇，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犹为元兵说法，以致“众兵悚闻，悔谢作礼而去”，这四句偈颂后来被命名为《临剑偈》，在日本被广为传诵，这种对死亡的态度深深地塑造了剑士们的性格。
这种态度，后来甚至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日本人，以至于铃木大拙曾这样分析道，“‘无畏而死’是日本人心中最为崇尚的道德观念之一……日本人最鄙视的就是在死面前犹豫不决、缠绵悱恻，他们向往着能像樱花随风而逝那样去走向死亡，这种对死的态度正是与禅的教义完全吻合。”
如果把“离生死之心”诠释为一个创业者为了理想而破釜沉舟，或一个导演不计较票房或是否得奖地去拍一部理想中的电影，那么它确实跟绝大部分人都有关系，是一种“向死而生”的人生态度。但如果这种“离生死之心”被邪恶势力所利用，那就是恶魔之心。所谓“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
京都最重要的企业京瓷的董事长、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1932-），也是一位超越了生死的人。1997年6月，一次体检中，医生告诉说他已患胃癌。65岁的他只是淡淡地回应，哦，是癌症吗？之后，继续搭乘新干线到本州岛西侧的冈山县区对一批中小企业家作演讲，然后又跟一些学员喝了点儿酒交流意见，直到深夜才回家，和平常一样上床休息睡觉。原本，这是为出家而做的体检，所以手术后不久，他就举行了出家仪式。
看他的自传，就知道从创办京瓷之始，他就有一种“向死而生”的职业态度，带领企业竭尽全力地与对手竞争，一往直前地攻城略地。从这个意义上，他实际是一位现代剑士，也一直在禅师那里得到精神力量。
自传中，他写到一次京瓷因为在没拿到政府许可之前擅自销售人工骨头和人工膝关节，创业25年来第一次受到媒体大面积的谴责，就此，他写道，“在这起事件中，我的精神导师、西片担雪禅师把我从一蹶不振中拯救了出来。西片担雪法师是临济宗妙心寺派圆福寺的高僧，在我碰到困惑时，总能为我开导。他无妻小，远烟酒，托钵行化，过着清净随和的日子。平时少言寡语，更不会带有说教。每次我登门拜访时，总是默默地为我点沏粉茶，这时我就在旁随意地聊一些公司的事情等等。那时我就向他倾诉了被媒体大书特书的遭遇，原想得到几句安慰，但他却说：‘那也没有办法啊，稻盛，受苦就是你还活着的证据。’这令我大感意外。他接着说，‘遇到灾难，就是你过去的罪孽消失的时候。罪孽没了，应该觉得高兴才对。虽然我不知道你过去有些什么样的罪孽，但如果这样就能消除罪孽，岂不是应该祝贺？’这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就如同白隐禅师在《坐禅和赞》中所说的‘无量罪孽皆消’。这句话对我是最好的教诲，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他应该是一种形式上的出家，但亦曾上街化缘。穿着深蓝色云水衣，头戴竹笠，光脚穿草鞋以行脚僧的形象在京都走街串巷。站在信徒家门口，口中念诵四弘誓愿，让信徒将布施的大米装入行囊中。他讲到一天傍晚，大病未愈、连续行脚数天之后的他，背着沉重的行囊，脚被磨出了血，感到非常疲惫，此时，一位在街旁打扫落叶的妇女给他施舍了100日元，让他去买个面包吃。“拿着这枚硬币，不知为什么我感到难以言表的幸福，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位妇女看上去并不富裕，但她向我布施的这种美好善良的心灵，是我在过去的人生中从未体验到的，是那么清新和纯洁。幸福感贯穿我全身，我感到这才是神佛的爱。”
在大德寺聚光院，我们拜谒了千利休（1522-1591）的墓园，他的临终偈“人生七十，力园希咄。吾这宝剑，祖佛共杀。提我具足一长刀，今时此刻抛向天”，以禅师式超越生死的态度，印证了他的彻悟。
这抛向天的一长刀，指的就是他自己。
楠正成（1294-1336）在凑川将要迎战足利尊氏的大军，他去禅院向一禅僧发问，“生死交谢之时如何？”
和尚答道：“两头皆截断，一剑倚天寒。”
铃木先生如此写道，“这‘一剑’是绝对的，它既非生之剑，也非死之剑。生命的世界生白于剑，并在剑中具有自己的一切存在，这剑就是卢舍那佛自身。把握住这一点，就能知道在人生的歧路关口该如何行动。”
在剑道的最高阶段，有一种秘诀被称为“水月”。有水之处，月都会以一种“无心”之态来映照自身。
无学祖元禅师12岁时，听到僧人诵“竹影扫阶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时，即有警醒之意。1279年，在“崖山之战”的三个月后，53岁的他选择东渡日本。登船人海之时，也是一种“提我具足一长刀，今时此刻抛向天”吧，他也许没想到，七百多年了，这把剑到今天仍在映照着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