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词《蝶恋花·答李椒一》是名篇，传诵甚广。其中第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是指李淑一的爱人柳直荀烈士(１８９８—１９３２)。对柳直荀烈士的注解，２００３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１０周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纪念毛泽东逝世１０周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其简历介绍虽基本一致，但在关键点上颇有差异：１９８６年时说柳直荀是在湖北洪湖革命根据地牺牲，而２００３年时注明是在洪湖革命根据地被害。尽管语焉不详，没有注明是被谁人所害，但较之“牺牲”之说，似乎也算是一个进步。
　　其实柳直荀和杨开慧烈士不一样，他并不是被敌人杀害的。他是被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夏曦(时任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在“肃反”中以“莫须有”之罪名杀害的。值得提到的是，柳直荀参加过南昌起义，也是洪湖苏区的开创者之一。１９３２年暮春，当他得知夏曦要到洪湖主持工作，曾兴奋不已，和贺龙一起南下迎接夏曦的到来。“文革”初期，李淑一还不知道柳直荀被夏曦所杀一事在１９４５年４月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上已有明确结论，而认为这个说法不可信。因为柳、夏是湖南同乡，青年时期又是挚友，他们的友谊太深了。直到“文革”后期，老红军陈靖偕同贺龙的女儿贺晓明，带着第一手史料去看望李淑一，老人才确认了柳直荀死于夏曦之手的真相。
　　当然，在湘鄂西根据地由于夏曦独断专行，顽固地坚持错误路线，不仅仅造成了柳直荀个人的悲剧，而且给整个湘鄂西苏区造成了一场全局性的灾难。从１９３２年９月到１９３３年１月，红二军团(当时改称红三军)丧失洪湖苏区，经大别山、桐柏山、伏牛山和秦岭，最后进入武陵山麓的鹤峰，行程７０００余里。这一路上“肃反”一直没有停止，连以上干部至少被杀了三分之二，营以上骨干至少杀了百分之九十，加上战场牺牲，２万人的红二军团减员到５０００人，全军只剩下四个党员：夏曦、关向应、贺龙和芦冬生。这种愚蠢加野蛮的自残政策，使得这支“威震武汉，气吞荆襄”的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军队，到１９３４年底，已成为不到３０００人的流浪武装，而且“到处受气，天天挨打”。
　　湘鄂西中央分局的这场“肃反”当然也不是孤立的。它与南方三大苏区以及后来陕甘苏区的“肃反”都是同一条根子，即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仅是程度不同罢了。教训应该说是十分惨痛、十分深刻的。但是，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注释《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时，对柳直荀烈士的真正死因还是含糊其词。就是２００３年这本《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即使不便点夏曦之名，也应注明是被左倾路线的坚决执行者错杀，以免使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误以为柳直荀和杨开慧烈士一样是被敌人所杀害的。要知道，这是１９４５年就有了正确结论的事情啊!为什么把它说得清楚一点就这么难?我真想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