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志昂扬、激越奔放的《游击队之歌》，出自我国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之手。
　　
　　诞生在抗日战场
　　
　　1903年，贺绿汀出生在湖南邵阳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喜欢音乐的他于1931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4年的春夏之交，贺绿汀创作的两首钢琴小品《牧童短笛》、《摇篮曲》分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和苏联著名钢琴家齐尔品联合举办的中国风格作品比赛头等奖、二等奖。以后这两首乐曲在苏联和欧美各国广为传播，深受国外听众的欢迎。贺绿汀也由此在中国乐坛崭露头角。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民众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新高潮。上海文化界组织救亡演剧队，准备奔赴内地和华北前线，投入抗日宣传活动。贺绿汀也毅然离开安乐的小家庭，于8月21日跟随救亡演剧队第一队，从上海西站坐火车出发去南京，数日后又乘船到达武汉。演剧队在武汉街头演出后，又辗转开封、郑州、洛阳、西安等地。这年冬季，贺绿汀一行到达山西临汾。在为阎锡山的部队演出时，打听到八路军办事处此时也迁到临汾西郊刘庄，于是，队员们一致要求到八路军办事处，为八路军战士演出，接受党的教育。
　　贺绿汀和队员们到达八路军办事处时，办事处主任彭雪枫亲自接待了他们，向他们介绍了许多八路军抗战的情况，组织他们听报告，参加政治学习，还给他们送来有关开展游击战的文件资料。贺绿汀参加过广州起义，对战场并不完全陌生，但对八路军运用游击战打败日军猖狂进攻的事迹，还是第一次听到，觉得十分新鲜。
　　当时，演剧队与战士们同甘共苦，既为他们演出，也从指战员那里汲取创作素材。贺绿汀被游击队战士的精神深深打动。
　　尤其是八路军炮兵的奇特与神勇，深深吸引了意气奋发的贺绿汀。他兴致勃勃地去八路军总部新成立的炮兵团访问。指战员们告诉他，部队从陕西出发时还没有炮兵，是通过俘获日军的炮和收集阎锡山部队南逃时丢弃的炮装备成立的……
　　贺绿汀脑中犹如电光一闪，眼前顿时浮现出八路军在炮火轰鸣中抗击顽敌显神威的景象，一串串铿锵激越的音乐旋律霎那间飞腾在心田：“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在防空洞里听到敌机扫射的“嗒嗒嗒”的机关枪声，又一串音乐旋律在脑海中浮现出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一队队八路军健儿，穿着单衣，蹬着草鞋，踏着寒冬腊月的冰霜，从他的眼前闪过。10年前撤出广州朝海陆丰进军的情景也一一浮现脑际，“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枪声、人影化成了旋律，感情的潮水融为跳荡的音符。
　　回到在临汾城郊刘庄的住处，贺绿汀情绪激动，心潮难平，创作的灵感喷薄而出，汹涌在胸。炕上油灯里的油干了，灯草也快烧尽了，他的激情却一泻千里。最终，连词带曲，一气呵成：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着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冈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贺绿汀将这首凝聚自己热情、心血与智慧的作品取名为《游击队之歌》，献给英勇可敬的八路军将士。
　　这是一首风格明快、反映抗日游击队战斗生活的歌曲，作品融入了作曲家对抗日将士的真挚情感、对敌军的愤懑与藐视、对革命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战斗性的内容，群众性的语言，朝气蓬勃的音调，无论是合唱抑或独唱，无论是演唱者还是欣赏者，都会被歌曲的乐观情绪所感染，都能感受到革命与集体的无穷力量，从而信心倍增，奋勇杀敌。
　　
　　传唱于抗战军民之间
　　
　　《游击队之歌》刚刚创作完成时，贺绿汀心里并没有底。1938年春，八路军总司令部在刘庄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第一队在晚会上首次为八路军将士演唱这首歌。当时没有乐器伴奏，也不是后来的四声部混合大合唱，只有欧阳山尊吹着优美响亮的口哨充当伴奏。贺绿汀有力地挥动双臂打着拍子，全体演剧员和着拍子满怀激情地齐声高唱。激昂的旋律感染了全场观众，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贺绿汀的目光落到前排观众席上，那儿坐着朱德、任弼时、刘伯承、徐向前、贺龙，还有卫立煌，他们都在用力鼓掌。看着他们脸上荡起的笑容，贺绿汀心里也踏实了许多，脸上露出了笑意。
　　演唱一结束，朱德总司令就走上前来紧握着贺绿汀的手，赞扬这首歌“写得好”。将领们都说战士们需要这样的歌，要求演剧队抓紧到部队教唱这首歌。
　　这首歌传开后，有的部队还派人骑马跑几十里路来抄谱子。在平型关战役中打了胜仗来到这里休整的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即将率部队开赴前线，他热切地邀请贺绿汀和演剧队到他的部队去，一个连、一个连地教唱这首歌。杨得志说：“唱会了这首歌就出发。”部队出发那天，雪花漫天飘舞，战士们一边放声高唱《游击队之歌》，一边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前行进，贺绿汀和演剧队全体队员伫立高歌为他们送行。
　　之后，这首歌广为传唱，迅速传遍全国城乡。
　　《游击队之歌》在全国传唱后，贺绿汀把创作时的原稿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又随救亡演剧队去了武汉。在武汉，各个群众歌咏大会把这首歌作为保留节目。有人找到贺绿汀，要他把歌词改一下，把“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放到歌词里去。对此，贺绿汀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他说：“这首歌已经在军队、民众中流传开了，再改词不合适。”贺绿汀认为这首歌是他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的颂歌，蒋介石对游击战一窍不通，不能硬凑到一起。
　　1943年，贺绿汀带着《游击队之歌》的原稿，历尽千难万险，辗转数万里，终于到达他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举行的文艺晚会上，毛泽东亲切接见了他，非常高兴地赞扬他说：“你的《游击队之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原稿归属于博物馆
　　
　　1949年，全国即将解放，贺绿汀从北平坐火车返回他阔别整整12年的上海母校。火车途径昆山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他带的衣物、乐谱全部散失，可是《游击队之歌》原稿被他贴身牢牢珍藏着，幸运地躲过了劫难。
　　此时，他的母校已改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现为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担任了该校建国后第一任校长。196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之际，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发出征集有关革命文物的通告，贺绿汀便把这份原稿作为庆祝党的生日礼物，郑重地捐给了革命历史博物馆。原稿是薄薄的两页纸，纸质已泛黄，长38厘米，宽27厘米，用钢笔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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