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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嘉略出生于17世纪下叶一个天主教家庭。祖父黄江卿曾任御史，巡视江南和山东两省，父亲1638年生于兴化，是家中独子，常接济穷人，其中一名曾受他恩惠的人是天主教徒，为了报恩，引导黄氏信教，希望他的灵魂能进入天堂。1651年，黄父由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何大化施洗，取名黄保罗（Paul Hoang），黄父此后非常虔诚，更曾希望过独生修士生活，致父母要挟报官，黄保罗只得于1670年迎娶江西省广信府杨氏，1679年诞下黄嘉略。
黄嘉略出生前，父母曾诞下四名女儿，他们向上帝许愿，若能诞下男丁，会“献给上帝”。因此，黄嘉略出生不足半月，便由当地教会的会士施洗，成为一名天主教教徒。
七岁时，黄嘉略丧父，母亲将他交给在莆田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李斐理抚养。李斐理请当地最好的儒师教他中文，自己教他天主教神学和拉丁文。后来，李斐理又把黄嘉略托付给主教梁弘仁。1702年，梁弘仁奉命到罗马汇报礼仪之争的情况，顺带黄嘉略同往。
他们于1702年2月17日在厦门一同登上一艘英国商船，远赴欧洲，途经伦敦、巴黎，1703年到罗马。当时随行的中国人，除了黄嘉略外，还有一名叫李若望的人，但有关他的记载更少。商船船长名叫珀蒂（Petit），他们一路曾途经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和圣赫勒拿岛，约9月时曾遭遇猛烈风暴，犹幸于10月抵达伦敦。此前一年，即1701年3月，西班牙爆发继承战争，英、法两国分属不同阵营，处于敌对状态，黄嘉略亦难以到达法国，一行人最后乘巴伐利亚选帝侯使节的船，终于在1702年10月31日抵达巴黎，12月29日又乘马车离开，前往地中海乘坐航船。1703年3月3日，他们一行人在意大利的港口城市里窝那登岸，再经比萨，3月9日到达罗马。教皇在3月26日接见梁弘仁及黄嘉略等人，并为两名中国随行人员会说拉丁语而感到高兴。梁弘仁多次会见教廷，反驳耶稣会的立场，1704年11月，当地传闻教廷已对礼仪之争有了决定，他所属的外方传教会要他留在罗马，打听消息。1705年10月，教廷宣布争论结束，他们一行人亦在同年12月13日返回巴黎。
1706年，梁弘仁完成任务后抵达巴黎，候船回中国，但因健康问题滞留巴黎，黄嘉略因此不能回国。经法国王室学术总监向王室总管蓬夏特兰推荐，黄嘉略开始教法国人汉语，并得到一份年金，就这样开始了他在巴黎的生活。
巴黎生活
在黄嘉略重返巴黎的三年前，法国商船昂菲特里特刚从中国返回法国，引起轰动，黄嘉略与梁弘仁到巴黎的1703年，正好是整个法国掀起“中国风”的浪潮之时，中国工艺流入当地，中国瓷器成为法国上流阶层趋之若鹜的摆设，法国园林里开始修建有着小小的尖顶的中国亭子，中国文化也引起法国文豪和思想家的重视。黄嘉略的出现，自然引起当地文化圈及王室的兴趣。
当时在享誉法国文化界的法国王室学术总监桑波比诺，聘请黄嘉略担任中文翻译。黄嘉略自述：“我不但是中国人，而且游历了中国的大部分省份，如今又致力于敝国各方面的研究，因而有可能为国王殿下（路易十四）光荣的计划做出某些贡献。本着这一想法，我投身于饮誉全欧的桑波比诺教士麾下，他以对科学和文学的热爱、对所有文人的全力保护而闻名。我毫不费力就获得他信任，他希望获知遥远国家发生的一切。”
在黄嘉略之前，只有一位中国基督徒沈福宗曾经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往欧洲，并且有机会和路易十四亲密接触——跟随比利时传教士栢应理（Philippe Couplet）游历法国和英国。在法国期间，他在凡尔赛宫晋见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用拉丁语回答国王的询问，并为国王展示用筷子进餐。但沈福宗并未久居，不久后就返回中国，病死在途中，因此定居巴黎的黄嘉略对于法国人而言是难得的了解中国的窗口。
1711年，黄嘉略被引荐给路易十四，成为“太阳王”的翻译，任务是翻译传教士信函，整理皇家图书馆中文书籍并翻译诸如天文学和中国经典著作章节的原文，编写汉语语法与汉法词典。黄嘉略逐渐地介入法国各种知识社交圈，进入巴黎上流社会，他的打扮也从长袍马褂改为头戴礼帽，腰带配剑。1713年春天，黄嘉略与巴黎姑娘玛丽·克劳德·蕾妮结婚。婚后，小夫妇最初住在盖奈戈街，1714年，他们又搬到卡耐特街的一套公寓。
虽然在宫廷任职，但薪酬并不丰厚，黄嘉略的生活还是非常拮据，两夫妻婚后常要为银子费心。1713年12月7日，黄嘉略在日记写道：“今天上午，黄小姐前去桑波比诺府上跟他谈了许久，他让她星期六来取银子。”星期六，“得到的回答是明天再说。”结果直到第二周的星期二才拿到钱：“他不愿多给，只给了50。”日记上亦有记载他们夫妻买彩票等生活细节。
因为家用拮据，妻子常无端发火，整日不语，甚至绝食。黄嘉略的日记里不少篇幅亦有谈到太太发脾气。1713年10月19日：“黄小姐不肯睡，怒怒。”1714年3月20日：“她身体不大舒服，生气了，因为我没有如她所希望那样，问她哪儿不舒服。”6月17日：“她莫名其妙又生气了。”两人又试过一同上教堂，但中途太太突然发脾气，黄嘉略一家人只得回家。身在异乡的黄嘉略为了缓解妻子的怒气，只好承担了家中的一些家务，在他的日记里，还可以看到他分担家务、下厨做饭、制作果酱、打扫房间、洗手绢，甚至为太太剪裁衣料、做针线等，法国学者马松曾戏称黄嘉略是一名“吃苦耐劳的模范丈夫”。
两夫妇除了常为生活开支惆怅，亦身患疾病。太太经常头痛、感冒、胃痛、腿痛等，但黄嘉略的肺病更严重，吐血、发烧时有出现，而且久医无效，不停恶化。1715年3月4日，他们的女儿出生，以母亲名字命名，叫作黄玛丽，他们的女儿长得很像黄嘉略。同一时代的《官话字经解》作者、德国汉学家拜尔就曾说：“这个女儿活脱脱是一个中国人。”
黄嘉略的婚姻生活只维持了两年，女儿出世不久后，他的法国太太病逝，他说：“我不想再娶，以便把全部时间用来为公众服务。”
孟德斯鸠的“中国眼” 18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孟德斯鸠本来是司法界人士，起初他想研究物理学、博物学等自然科学，希望能够有所成就。然而事与愿违，后来他却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于1721年创作出版了《波斯信札》一书，遂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红极一时。仅仅在五年后的1726年，他因此进入了法国国家文学院，殊荣盖世。
《波斯信札》这部名垂千古的文学杰作中，至少有五个地方直接描绘叙述了中国事物。比如该书第119封信中有云：
中国之所以拥有为数奇多的人民，只是从某一种思想方法得来的。因为儿女把父亲看作神祗，他们的父亲在世时，已经如此看待父亲；父亲死后，子女祭以牺牲并且以为死者的灵魂，既已消灭在天上，遂又托生于尘世，所以各人皆倾向于增加家口，这家庭现世既如此恭顺，在彼岸也是不可缺少。
这一描写十分真切，而孟德斯鸠笔下描绘叙述的中国事物之来源，却与旅法华侨黄嘉略有着直接的关系。
1713年10月至12月在黄嘉略的巴黎寓所，他与孟德斯鸠多次谈论中国的宗教、刑法、服饰、墓葬，家产观念、文学、科举、妇女地位、国家性质等等。孟德斯鸠多次笔录并将谈话内容整理成三次记录，最长的长达20页，后均装订成册，定题为“关于中国问题与黄先生的对话”。在此之前，孟德斯鸠对中国只闻其名，而不知其实，更谈不上有多大的兴趣。
这几次谈话后不久，孟德斯鸠就回家乡奔丧，待料理好丧事及家务后再来巴黎时，黄嘉略则已经病逝。但黄嘉略的谈话对他影响巨大，后来创作撰写《波斯信札》一书时，书中主人公郁斯贝克便是以黄嘉略为原型塑造的。1748年，孟德斯鸠撰写出版的另一巨著《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直接引用黄嘉略谈话内容多达六次。不仅如此，孟德斯鸠成为与伏尔泰齐名的“中国通”，亦与黄嘉略分不开。黄嘉略是他一生中见到的唯一的中国人，而黄嘉略的谈话中并不讳言当时中国的种种弊端，对满清统治流露出一定的反感，因此之故，他不像伏尔泰那样一味赞美中国的一切事物，而是带有一种批评的精神。
当然，受黄嘉略影响者不止孟德斯鸠一人而已，由于当时法国正流行“中国热”，黄嘉略作为中国第一个定居巴黎的留学生引起诸多法国学者的莫大兴趣，身边围着一群法国学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他的影响，后来法国成为“欧洲汉学中心”，亦与黄嘉略不无关系。
这其中还包括著名植物学家茹西欧、汉学家加朗、奥拉托利学院院长戴穆莱、地理和天文学家德利尔，还有后来成为法国汉学大师的埃狄纳·傅尔蒙教授与尼古拉·弗雷莱，他们在认识黄嘉略之前都不通汉语，但后来得到了黄嘉略的帮助。1714年，弗雷莱在宣读论文《关于中国诗歌》时，当众用汉语诵读两首中国诗，一首是四言，另一首是七律，后者是明清时期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第六回苏友白和白红玉的《新柳诗》：“绿里黄衣正得时，天淫羞杀杏桃枝。已添深恨犹闲挂，拼断柔魂不乱垂。嫩色陌头应有悔，画眉窗下岂无思。如何不待春蚕死，叶叶枝枚自吐丝。”显然这是黄嘉略所传授的。这是当时绝大多数法国人第一次听到用汉语诵读的中国诗，可能也是传到法国的第一首中国诗。
消失的黄嘉略
171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驾崩，1716年10月13日，久病缠身的黄嘉略亦在巴黎卡耐特街的寓所病逝，享年只有36岁，死后遗下一名女儿，交由外祖父母照顾，国王向她给予一份年金，黄嘉略当时仅遗下的一堆文稿，研究成果没有一项成书，因而很难像两个世纪后名噪国外的陈季同、国内大名鼎鼎的严复那样名留青史，尽管他无疑是一名翻译实践家。虽未成书，但黄嘉略实际上已基本上完成了《汉语语法》的编撰工作，这是1714年应法国皇家文库之邀而著。其具体内容包含较长篇幅的一篇序言和正文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集中在口语语法，含汉语语法论稿、汉语词汇、汉字起源、汉语官话和方言、中国礼仪用语、文人情景对话与各种应用文体用语十余题。第二部分是中国的基本情况，含中国简况、中国清朝政府现状、中国十五省概述、中国官职、文人情感、农业种植等。这本书对于渴望了解中国的法国人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未料，法国大革命后，法国汉学热冷却了，鸦片战争后晚清中国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黄嘉略沉没学海两个世纪。1965年，法国学者艾丹妮，原巴黎文献学院毕业生在高等实验学院完成了其博士论文《尼古拉·弗雷莱》（1978年出版），书中对黄嘉略作了详尽的介绍。艾丹妮查阅了分别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巴黎天文台图书馆和法国国家档案馆中的材料，对黄嘉略的生平以及他与弗雷莱的交往，作了翔实的叙述。在法国学者的一片低评价声中第一次审慎地提出：“由于他过早地死去，我们无法知道，他计划中的著作一旦完成，他是否能获得更大的荣誉。”此文引起了中国与法国两国学者对被埋没了两百多年的中国翻译家的重视和关注，这才使得黄嘉略在人们的视野里重新清晰起来。
黄嘉略出生前，父母曾诞下四名女儿，他们向上帝许愿，若能诞下男丁，会“献给上帝”。因此，黄嘉略出生不足半月，便由当地教会的会士施洗，成为一名天主教教徒。
七岁时，黄嘉略丧父，母亲将他交给在莆田的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李斐理抚养。李斐理请当地最好的儒师教他中文，自己教他天主教神学和拉丁文。后来，李斐理又把黄嘉略托付给主教梁弘仁。1702年，梁弘仁奉命到罗马汇报礼仪之争的情况，顺带黄嘉略同往。
他们于1702年2月17日在厦门一同登上一艘英国商船，远赴欧洲，途经伦敦、巴黎，1703年到罗马。当时随行的中国人，除了黄嘉略外，还有一名叫李若望的人，但有关他的记载更少。商船船长名叫珀蒂（Petit），他们一路曾途经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和圣赫勒拿岛，约9月时曾遭遇猛烈风暴，犹幸于10月抵达伦敦。此前一年，即1701年3月，西班牙爆发继承战争，英、法两国分属不同阵营，处于敌对状态，黄嘉略亦难以到达法国，一行人最后乘巴伐利亚选帝侯使节的船，终于在1702年10月31日抵达巴黎，12月29日又乘马车离开，前往地中海乘坐航船。1703年3月3日，他们一行人在意大利的港口城市里窝那登岸，再经比萨，3月9日到达罗马。教皇在3月26日接见梁弘仁及黄嘉略等人，并为两名中国随行人员会说拉丁语而感到高兴。梁弘仁多次会见教廷，反驳耶稣会的立场，1704年11月，当地传闻教廷已对礼仪之争有了决定，他所属的外方传教会要他留在罗马，打听消息。1705年10月，教廷宣布争论结束，他们一行人亦在同年12月13日返回巴黎。
1706年，梁弘仁完成任务后抵达巴黎，候船回中国，但因健康问题滞留巴黎，黄嘉略因此不能回国。经法国王室学术总监向王室总管蓬夏特兰推荐，黄嘉略开始教法国人汉语，并得到一份年金，就这样开始了他在巴黎的生活。
巴黎生活
在黄嘉略重返巴黎的三年前，法国商船昂菲特里特刚从中国返回法国，引起轰动，黄嘉略与梁弘仁到巴黎的1703年，正好是整个法国掀起“中国风”的浪潮之时，中国工艺流入当地，中国瓷器成为法国上流阶层趋之若鹜的摆设，法国园林里开始修建有着小小的尖顶的中国亭子，中国文化也引起法国文豪和思想家的重视。黄嘉略的出现，自然引起当地文化圈及王室的兴趣。
当时在享誉法国文化界的法国王室学术总监桑波比诺，聘请黄嘉略担任中文翻译。黄嘉略自述：“我不但是中国人，而且游历了中国的大部分省份，如今又致力于敝国各方面的研究，因而有可能为国王殿下（路易十四）光荣的计划做出某些贡献。本着这一想法，我投身于饮誉全欧的桑波比诺教士麾下，他以对科学和文学的热爱、对所有文人的全力保护而闻名。我毫不费力就获得他信任，他希望获知遥远国家发生的一切。”
在黄嘉略之前，只有一位中国基督徒沈福宗曾经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往欧洲，并且有机会和路易十四亲密接触——跟随比利时传教士栢应理（Philippe Couplet）游历法国和英国。在法国期间，他在凡尔赛宫晋见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用拉丁语回答国王的询问，并为国王展示用筷子进餐。但沈福宗并未久居，不久后就返回中国，病死在途中，因此定居巴黎的黄嘉略对于法国人而言是难得的了解中国的窗口。
1711年，黄嘉略被引荐给路易十四，成为“太阳王”的翻译，任务是翻译传教士信函，整理皇家图书馆中文书籍并翻译诸如天文学和中国经典著作章节的原文，编写汉语语法与汉法词典。黄嘉略逐渐地介入法国各种知识社交圈，进入巴黎上流社会，他的打扮也从长袍马褂改为头戴礼帽，腰带配剑。1713年春天，黄嘉略与巴黎姑娘玛丽·克劳德·蕾妮结婚。婚后，小夫妇最初住在盖奈戈街，1714年，他们又搬到卡耐特街的一套公寓。
虽然在宫廷任职，但薪酬并不丰厚，黄嘉略的生活还是非常拮据，两夫妻婚后常要为银子费心。1713年12月7日，黄嘉略在日记写道：“今天上午，黄小姐前去桑波比诺府上跟他谈了许久，他让她星期六来取银子。”星期六，“得到的回答是明天再说。”结果直到第二周的星期二才拿到钱：“他不愿多给，只给了50。”日记上亦有记载他们夫妻买彩票等生活细节。
因为家用拮据，妻子常无端发火，整日不语，甚至绝食。黄嘉略的日记里不少篇幅亦有谈到太太发脾气。1713年10月19日：“黄小姐不肯睡，怒怒。”1714年3月20日：“她身体不大舒服，生气了，因为我没有如她所希望那样，问她哪儿不舒服。”6月17日：“她莫名其妙又生气了。”两人又试过一同上教堂，但中途太太突然发脾气，黄嘉略一家人只得回家。身在异乡的黄嘉略为了缓解妻子的怒气，只好承担了家中的一些家务，在他的日记里，还可以看到他分担家务、下厨做饭、制作果酱、打扫房间、洗手绢，甚至为太太剪裁衣料、做针线等，法国学者马松曾戏称黄嘉略是一名“吃苦耐劳的模范丈夫”。
两夫妇除了常为生活开支惆怅，亦身患疾病。太太经常头痛、感冒、胃痛、腿痛等，但黄嘉略的肺病更严重，吐血、发烧时有出现，而且久医无效，不停恶化。1715年3月4日，他们的女儿出生，以母亲名字命名，叫作黄玛丽，他们的女儿长得很像黄嘉略。同一时代的《官话字经解》作者、德国汉学家拜尔就曾说：“这个女儿活脱脱是一个中国人。”
黄嘉略的婚姻生活只维持了两年，女儿出世不久后，他的法国太太病逝，他说：“我不想再娶，以便把全部时间用来为公众服务。”
孟德斯鸠的“中国眼” 18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孟德斯鸠本来是司法界人士，起初他想研究物理学、博物学等自然科学，希望能够有所成就。然而事与愿违，后来他却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于1721年创作出版了《波斯信札》一书，遂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红极一时。仅仅在五年后的1726年，他因此进入了法国国家文学院，殊荣盖世。
《波斯信札》这部名垂千古的文学杰作中，至少有五个地方直接描绘叙述了中国事物。比如该书第119封信中有云：
中国之所以拥有为数奇多的人民，只是从某一种思想方法得来的。因为儿女把父亲看作神祗，他们的父亲在世时，已经如此看待父亲；父亲死后，子女祭以牺牲并且以为死者的灵魂，既已消灭在天上，遂又托生于尘世，所以各人皆倾向于增加家口，这家庭现世既如此恭顺，在彼岸也是不可缺少。
这一描写十分真切，而孟德斯鸠笔下描绘叙述的中国事物之来源，却与旅法华侨黄嘉略有着直接的关系。
1713年10月至12月在黄嘉略的巴黎寓所，他与孟德斯鸠多次谈论中国的宗教、刑法、服饰、墓葬，家产观念、文学、科举、妇女地位、国家性质等等。孟德斯鸠多次笔录并将谈话内容整理成三次记录，最长的长达20页，后均装订成册，定题为“关于中国问题与黄先生的对话”。在此之前，孟德斯鸠对中国只闻其名，而不知其实，更谈不上有多大的兴趣。
这几次谈话后不久，孟德斯鸠就回家乡奔丧，待料理好丧事及家务后再来巴黎时，黄嘉略则已经病逝。但黄嘉略的谈话对他影响巨大，后来创作撰写《波斯信札》一书时，书中主人公郁斯贝克便是以黄嘉略为原型塑造的。1748年，孟德斯鸠撰写出版的另一巨著《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直接引用黄嘉略谈话内容多达六次。不仅如此，孟德斯鸠成为与伏尔泰齐名的“中国通”，亦与黄嘉略分不开。黄嘉略是他一生中见到的唯一的中国人，而黄嘉略的谈话中并不讳言当时中国的种种弊端，对满清统治流露出一定的反感，因此之故，他不像伏尔泰那样一味赞美中国的一切事物，而是带有一种批评的精神。
当然，受黄嘉略影响者不止孟德斯鸠一人而已，由于当时法国正流行“中国热”，黄嘉略作为中国第一个定居巴黎的留学生引起诸多法国学者的莫大兴趣，身边围着一群法国学者，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他的影响，后来法国成为“欧洲汉学中心”，亦与黄嘉略不无关系。
这其中还包括著名植物学家茹西欧、汉学家加朗、奥拉托利学院院长戴穆莱、地理和天文学家德利尔，还有后来成为法国汉学大师的埃狄纳·傅尔蒙教授与尼古拉·弗雷莱，他们在认识黄嘉略之前都不通汉语，但后来得到了黄嘉略的帮助。1714年，弗雷莱在宣读论文《关于中国诗歌》时，当众用汉语诵读两首中国诗，一首是四言，另一首是七律，后者是明清时期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第六回苏友白和白红玉的《新柳诗》：“绿里黄衣正得时，天淫羞杀杏桃枝。已添深恨犹闲挂，拼断柔魂不乱垂。嫩色陌头应有悔，画眉窗下岂无思。如何不待春蚕死，叶叶枝枚自吐丝。”显然这是黄嘉略所传授的。这是当时绝大多数法国人第一次听到用汉语诵读的中国诗，可能也是传到法国的第一首中国诗。
消失的黄嘉略
171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驾崩，1716年10月13日，久病缠身的黄嘉略亦在巴黎卡耐特街的寓所病逝，享年只有36岁，死后遗下一名女儿，交由外祖父母照顾，国王向她给予一份年金，黄嘉略当时仅遗下的一堆文稿，研究成果没有一项成书，因而很难像两个世纪后名噪国外的陈季同、国内大名鼎鼎的严复那样名留青史，尽管他无疑是一名翻译实践家。虽未成书，但黄嘉略实际上已基本上完成了《汉语语法》的编撰工作，这是1714年应法国皇家文库之邀而著。其具体内容包含较长篇幅的一篇序言和正文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集中在口语语法，含汉语语法论稿、汉语词汇、汉字起源、汉语官话和方言、中国礼仪用语、文人情景对话与各种应用文体用语十余题。第二部分是中国的基本情况，含中国简况、中国清朝政府现状、中国十五省概述、中国官职、文人情感、农业种植等。这本书对于渴望了解中国的法国人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未料，法国大革命后，法国汉学热冷却了，鸦片战争后晚清中国的形象更是一落千丈，黄嘉略沉没学海两个世纪。1965年，法国学者艾丹妮，原巴黎文献学院毕业生在高等实验学院完成了其博士论文《尼古拉·弗雷莱》（1978年出版），书中对黄嘉略作了详尽的介绍。艾丹妮查阅了分别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巴黎天文台图书馆和法国国家档案馆中的材料，对黄嘉略的生平以及他与弗雷莱的交往，作了翔实的叙述。在法国学者的一片低评价声中第一次审慎地提出：“由于他过早地死去，我们无法知道，他计划中的著作一旦完成，他是否能获得更大的荣誉。”此文引起了中国与法国两国学者对被埋没了两百多年的中国翻译家的重视和关注，这才使得黄嘉略在人们的视野里重新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