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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响应政府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对东方音乐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与反思，展望东方音乐研究工作的未来。东方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10月28日至30日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30多位学者就东方区域音乐的研究、东方音乐的多学科研究与东方音乐的历史与现状这三大议题展开研讨。学者们探讨了关于东方与东方音乐的界定、东方音乐美学、中西文化对话、跨文化音乐研究等方面的问题，在学术实践和学术方法上为东方音乐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本文对各位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并表达了笔者的相关思考。
[关键词]东方；东方音乐；音乐文化；音乐美学
[中图分类号]J6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7）12-0086-03
自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提出以来，丝绸之路这一历史名词就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意义。“一带一路”以古代丝绸之路为历史参照，主要致力于发展与沿线国家的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这一宏伟构想下，从东方音乐的角度出发，对东方音乐与东方文化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与反思必不可少。
东方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10月28日至30日在南京艺术学院成功举办。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多所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0多位学者与会。学者们围绕着东方区域音乐的研究、东方音乐的多学科研究与东方音乐的历史与现状这三大议题展开深入的学术研讨。
一、何谓“东方”
在从事东方音乐的研究工作中，对于“东方”该如何定义？是经常会遇到的困惑，因此对“东方”一词所涵盖的范围有清晰的认识是必不可少的。陈自明教授在其发表的题为《东方、东方文化与东方音乐》的演讲中，探讨了东方文化与东方音乐的范围，叙述了原中国东方歌舞团面向亚非拉的缘由，指出了东方音乐文化研究应客观地确定东方音乐的范围，即限于亚洲各地区和北非。同时又提出拉丁美洲的印度安人音乐，特别是安第斯高原的印加人后代的音乐应属于东方音乐的范围。在此，笔者认为陈自明教授从地球整体出发形成的对于“东方”的认识打破了常见的在欧洲中心论基础上形成的片面性的对“东方”的界定。
对于“东方”的界定，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李玫在《纠缠于如何定义“东方”》中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东方”是一个地域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如果是指地域，从哪里作为立足点来谈东方？为什么？如果是指文化，存在于亚洲甚至更狭义地说存在于中国的基督教文化算不算在东方文化这个范围？已经走向西方的佛教文化还能不能算作东方文化？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她明确指出，只有厘清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研究东方音乐。东方和西方本不是自然存在，而是因为有历史内涵、思维、意向的堆积，形成的一对相互依存、相互对峙的地理实体和观念。在研究中要避免对异域的想象而扭曲了研究对象的错误，在对音乐文化属性的认识和表达中也要避免东方主义。
此外，俞人豪教授以《东方音乐研究的学术特性》为题，讲述了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历史是东方音乐研究的要义，并指出在东方音乐研究中存在一个盲区，即历史只讲古代不讲近代和当代，讲音乐只讲传统而不讲当今的创作。其次，不仅西方音乐，东方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思想。再次，乐谱是东方音乐研究的重要对象。最后，历史唯物主义是东方音乐研究的指导思想。
如果说陈自明教授和李玫研究员为东方音乐研究相对理清了“东方”的范围与界定，那么俞人豪教授则是为东方音乐的研究指出了方向。既把握住范围，又掌握好方向，才更有利于深入开展研究工作。
二、丝绸之路音乐
丝绸之路跨越千年，现今随着政府“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从音乐文化的角度来看，关于丝绸之路音乐的研究，也随之进入各位学者的视野中。
围绕加强丝绸之路音乐之间的比较研究，杜亚雄教授展开了相关论述。他首先对所谈的丝路音乐进行了界定，即在丝绸之路上传承着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传統音乐。随后谈到现今住在丝绸之路沿线各个民族的人民，在古代和近现代都通过丝路接受过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他以流行在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区的“少年”、信天游、裕固族催眠歌中的“贝来”为例，指出我们在研究某一载体、某一乐种、某一乐曲时，需要注意采用历史的观点和全局的观点，需要重视对丝路音乐的比较研究。
新丝绸之路的提出，再次挖掘了中西文化碰撞产生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陈朝育、卢梦晨，就以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为切入点，将古琴艺术与当今音乐教育多元哲学观结合展开论述，他们讲述了古琴艺术呈现的儒释道哲学思想及所体现的求真、求和、求觉、求圣四方面内容，引出对当今音乐教育的借鉴意义，并力图进一步促进对当今音乐教育多元哲学观的思考以及加强中国自身的音乐文化与其他民族跨文化交流，达到双方的相互理解，发挥丝绸之路在中国音乐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关于南方丝绸之路音乐，杨民康从比较微观的角度，以《南方丝路音乐的文化碰撞——有关第三届亚洲佛教文化节乐舞展演的几点思考》为议题，对在清迈举行的第三届亚洲佛教文化节进行汇报。他谈到第三届亚洲佛教文化节展现了北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对待宗教和世俗乐舞文化的两种不同观念在佛教重地清迈地区的交流和碰撞，并指出清迈地区多种旅游文化和商业文化效应，为丝路音乐发展起到了铺垫和造势作用。
饶文心就丝绸之路相当重要的一个地域范畴——中亚，展开题为《丝绸之路的乐器：中亚乐器生态区系》的演讲。他讲到不是将中亚视为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将其当作乐器自身生成的一个生态概念。中亚地区的音乐文化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游牧民族的史诗所唱样式，一种是定居民族的歌舞、套曲体裁。他还通过列举多种乐器，来表明同名异器、同器异名的乐器在中亚很普遍，并存在乐器共享的现象。最后，他还指出乐曲生态区系是把乐器当作一个物质焦点所构成的一个生态的区系。因此，可以说中亚地区是以琉特类乐器为主导的一个乐器生态区系。 现在我国政府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其中所涉及的地域许多是与东方音乐中的“东方”相重合的。因此，对丝绸之路音乐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东方音乐研究的学术成果，也是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积极响应。
三、東方音乐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在东方音乐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丰富的个案研究可以说是东方音乐研究的具体化表现，一个个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不断为东方音乐研究注入新的内容。在此次会议中，多位学者都展示了各自的个案研究成果。
来自中国音乐学院的杨红老师具有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她在《后现代视域下的东方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中基于东方跨界民族音乐整体研究视野，以跨界实地调研为基础，对东方跨界民族音乐从音乐宏观叙事、东方跨界民族音乐的对话共通以及东方跨界民族音乐志的多样表述三大方面进行阐述，勾勒东方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中的有序互镜，探索后现代视域下东方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中的文化内涵和理论构建。她强调东方跨界民族音乐研究，需要“后理论现代”的理性反思，需要从族群历史、音乐表征、文化再现、解释性理解、差异之差异等多方视域去加以多样性关照。她最后还指出，要通过音乐的对话、交流与互动，揭示跨界族群的民族实体和文化变异，以他山之石反观自我，从而具有双向的文化参照和意义。
麻莉的《并置、融合与重构——从中国教堂音乐看中西方跨文化对话》以中国的基督教音乐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中西文化的对话。她讲到中国的基督教不仅使得音乐，而且使得两种思维方式、两种文化既平行并立又融会贯通地联系起来。还指出西洋乐器被越来越多地接纳在传统乐队中，混合乐队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乐器补充式的组合与混合、混合式的创作手法等，显示了文化转型初级阶段的特征。基督教在中国目前处于文化重构的初期阶段，即转型期的文化，它是新文化的前身，为文化融合后的所谓涅槃重生的异文化提供了超越的条件。
齐易演讲的内容是对其所在团队在河北高碑店市、雄县两地音乐类非遗项目全面考察、摄录、研究工作的一个工作汇报。他谈到该工作自2015年春天开始策划，至2016年春节对河北高碑店市、雄县两地音乐类非遗进行了考察，涉及两地全部音乐类传统文化类型。他还讲到考察借鉴影像文化人类学用视听语言书写人类文化，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获得资料进行研究的做法，避免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被西方乐谱格式化、简单化的弊端，并指出工尺谱韵谱的多窗口视频展示，为它的学习与传承提供了新的手段。
此外，金经言的《中古时代的伊斯兰音乐文化——法尔默的<伊斯兰>》、张应华的《现象学的解释学视域露丝.M.斯顿和她的西非音乐》、张玉榛的《拉维香卡印西音乐交融之解读》、陈国符的《北印度音乐格纳那体系成因及其现代危机》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各自的研究成果，丰富了东方音乐研究的学术成果。
四、东方音乐中的美学研究
音乐美学作为一门音乐学科，在音乐艺术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东方音乐的研究中，东方音乐美学的研究同样占有重要地位。
拥有丰富的东方音乐美学研究经验的管建华教授以《东方音乐美学、心理学与哲学基础：从印度音乐拉斯谈起》为题，从印度音乐拉斯美学谈东方音乐美学。 他谈到，东方音乐美学不同于西方音乐美学之处在于：西方讲“审美”，东方讲“情味”“韵味”，它们各自有其心理学和哲学的基础。当代人类从工业文明进入生态文明的时候，西方工业文明推进了音乐产品物质生产的多样性，但面临危机。东方心性哲学的有机自然观、宇宙观，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它也面临危机。通过东西方对话，将东方音乐与当代机体哲学以及生态文明哲学联系起来，是建构未来音乐美学、心理学与哲学的一种重要途径。管教授以印度音乐为例，指出了东西方美学的差异，并强调注重东西方之间的对话共通，开拓了音乐研究的视野。
同样论述的是关于音乐美学的内容，尚建科所关注的是南印度卡纳提克音乐的美学特征。他介绍到卡纳提克音乐是印度古典音乐的两大系统之一，主要流传于印度南部的安得拉邦、卡纳塔克邦、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与北印度古典音乐不同，卡纳提克音乐没有受到西亚波斯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因此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独特美学特征。南印度卡纳提克音乐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基于南印度地理环境的地域性特征；第二，以宗教神话题材为表现内容的象征性特征；第三，以“情味（rasa）”表现为追求的直觉性特征。他还进一步指出，通过观察印度音乐，它所呈现的审美风格是和西方有差异的，这也就是我们研究东方音乐的意义所在。关注东方音乐文化，其实就是要通过对自身音乐风格、音乐特征、美学风格等的概括，实现东西方音乐文明之间差异性的对话，在差异中凸显音乐文明的多样性。
郑隽逸在《太拉-阿拉伯音乐文化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中对作为阿拉伯世界音乐文化和美学体验完整范围的太拉进行探讨，对太拉中所体现的阿拉伯音乐文化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和东方音乐特质及太拉艺术性的多重内涵等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她谈到情感研究、表演者和听众之间的交互关系、音人合一都是东方音乐美学当中很重要的内容。因此，只有我们明确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样才能更好地和西方进行对话和交流，明白彼此之间的差异，才能更好地对自己音乐的美进行研究。
此外，周钟的《音乐美学的东方叙事》也为东方音乐美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
通过对几位学者演讲内容的总结与理解，笔者认为，从各种角度以多种音乐文化为切入点对东方音乐美学进行研究，其最终目的都是通过对该音乐文化的研究，了解自身的文化特点，明确东西方之间的差异，从而更好地进行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以此寻求更加有利于自己文化发展的道路。
结语
在为期三天的东方音乐国际研讨会中，30多位学者围绕着东方音乐研究这一主题各抒己见，不论是在学术实践上还是学术方法上，都向大家展示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为东方音乐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各位学者在展示各自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表述了自己对东方音乐研究发展现状的反思。音乐文化研究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业，不仅需要热情，同时还要有许多理性方法、学术方法，除了知识的积累，田野调查也需要更多的关注。此次东方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期望东方音乐研究工作在今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责任编辑：崔晓光）
[关键词]东方；东方音乐；音乐文化；音乐美学
[中图分类号]J6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233（2017）12-0086-03
自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提出以来，丝绸之路这一历史名词就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意义。“一带一路”以古代丝绸之路为历史参照，主要致力于发展与沿线国家的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这一宏伟构想下，从东方音乐的角度出发，对东方音乐与东方文化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与反思必不可少。
东方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10月28日至30日在南京艺术学院成功举办。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多所国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0多位学者与会。学者们围绕着东方区域音乐的研究、东方音乐的多学科研究与东方音乐的历史与现状这三大议题展开深入的学术研讨。
一、何谓“东方”
在从事东方音乐的研究工作中，对于“东方”该如何定义？是经常会遇到的困惑，因此对“东方”一词所涵盖的范围有清晰的认识是必不可少的。陈自明教授在其发表的题为《东方、东方文化与东方音乐》的演讲中，探讨了东方文化与东方音乐的范围，叙述了原中国东方歌舞团面向亚非拉的缘由，指出了东方音乐文化研究应客观地确定东方音乐的范围，即限于亚洲各地区和北非。同时又提出拉丁美洲的印度安人音乐，特别是安第斯高原的印加人后代的音乐应属于东方音乐的范围。在此，笔者认为陈自明教授从地球整体出发形成的对于“东方”的认识打破了常见的在欧洲中心论基础上形成的片面性的对“东方”的界定。
对于“东方”的界定，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李玫在《纠缠于如何定义“东方”》中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东方”是一个地域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如果是指地域，从哪里作为立足点来谈东方？为什么？如果是指文化，存在于亚洲甚至更狭义地说存在于中国的基督教文化算不算在东方文化这个范围？已经走向西方的佛教文化还能不能算作东方文化？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她明确指出，只有厘清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研究东方音乐。东方和西方本不是自然存在，而是因为有历史内涵、思维、意向的堆积，形成的一对相互依存、相互对峙的地理实体和观念。在研究中要避免对异域的想象而扭曲了研究对象的错误，在对音乐文化属性的认识和表达中也要避免东方主义。
此外，俞人豪教授以《东方音乐研究的学术特性》为题，讲述了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历史是东方音乐研究的要义，并指出在东方音乐研究中存在一个盲区，即历史只讲古代不讲近代和当代，讲音乐只讲传统而不讲当今的创作。其次，不仅西方音乐，东方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思想。再次，乐谱是东方音乐研究的重要对象。最后，历史唯物主义是东方音乐研究的指导思想。
如果说陈自明教授和李玫研究员为东方音乐研究相对理清了“东方”的范围与界定，那么俞人豪教授则是为东方音乐的研究指出了方向。既把握住范围，又掌握好方向，才更有利于深入开展研究工作。
二、丝绸之路音乐
丝绸之路跨越千年，现今随着政府“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从音乐文化的角度来看，关于丝绸之路音乐的研究，也随之进入各位学者的视野中。
围绕加强丝绸之路音乐之间的比较研究，杜亚雄教授展开了相关论述。他首先对所谈的丝路音乐进行了界定，即在丝绸之路上传承着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传統音乐。随后谈到现今住在丝绸之路沿线各个民族的人民，在古代和近现代都通过丝路接受过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他以流行在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区的“少年”、信天游、裕固族催眠歌中的“贝来”为例，指出我们在研究某一载体、某一乐种、某一乐曲时，需要注意采用历史的观点和全局的观点，需要重视对丝路音乐的比较研究。
新丝绸之路的提出，再次挖掘了中西文化碰撞产生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来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陈朝育、卢梦晨，就以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为切入点，将古琴艺术与当今音乐教育多元哲学观结合展开论述，他们讲述了古琴艺术呈现的儒释道哲学思想及所体现的求真、求和、求觉、求圣四方面内容，引出对当今音乐教育的借鉴意义，并力图进一步促进对当今音乐教育多元哲学观的思考以及加强中国自身的音乐文化与其他民族跨文化交流，达到双方的相互理解，发挥丝绸之路在中国音乐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关于南方丝绸之路音乐，杨民康从比较微观的角度，以《南方丝路音乐的文化碰撞——有关第三届亚洲佛教文化节乐舞展演的几点思考》为议题，对在清迈举行的第三届亚洲佛教文化节进行汇报。他谈到第三届亚洲佛教文化节展现了北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对待宗教和世俗乐舞文化的两种不同观念在佛教重地清迈地区的交流和碰撞，并指出清迈地区多种旅游文化和商业文化效应，为丝路音乐发展起到了铺垫和造势作用。
饶文心就丝绸之路相当重要的一个地域范畴——中亚，展开题为《丝绸之路的乐器：中亚乐器生态区系》的演讲。他讲到不是将中亚视为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将其当作乐器自身生成的一个生态概念。中亚地区的音乐文化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游牧民族的史诗所唱样式，一种是定居民族的歌舞、套曲体裁。他还通过列举多种乐器，来表明同名异器、同器异名的乐器在中亚很普遍，并存在乐器共享的现象。最后，他还指出乐曲生态区系是把乐器当作一个物质焦点所构成的一个生态的区系。因此，可以说中亚地区是以琉特类乐器为主导的一个乐器生态区系。 现在我国政府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其中所涉及的地域许多是与东方音乐中的“东方”相重合的。因此，对丝绸之路音乐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东方音乐研究的学术成果，也是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积极响应。
三、東方音乐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在东方音乐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丰富的个案研究可以说是东方音乐研究的具体化表现，一个个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不断为东方音乐研究注入新的内容。在此次会议中，多位学者都展示了各自的个案研究成果。
来自中国音乐学院的杨红老师具有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她在《后现代视域下的东方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中基于东方跨界民族音乐整体研究视野，以跨界实地调研为基础，对东方跨界民族音乐从音乐宏观叙事、东方跨界民族音乐的对话共通以及东方跨界民族音乐志的多样表述三大方面进行阐述，勾勒东方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中的有序互镜，探索后现代视域下东方跨界民族音乐研究中的文化内涵和理论构建。她强调东方跨界民族音乐研究，需要“后理论现代”的理性反思，需要从族群历史、音乐表征、文化再现、解释性理解、差异之差异等多方视域去加以多样性关照。她最后还指出，要通过音乐的对话、交流与互动，揭示跨界族群的民族实体和文化变异，以他山之石反观自我，从而具有双向的文化参照和意义。
麻莉的《并置、融合与重构——从中国教堂音乐看中西方跨文化对话》以中国的基督教音乐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中西文化的对话。她讲到中国的基督教不仅使得音乐，而且使得两种思维方式、两种文化既平行并立又融会贯通地联系起来。还指出西洋乐器被越来越多地接纳在传统乐队中，混合乐队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乐器补充式的组合与混合、混合式的创作手法等，显示了文化转型初级阶段的特征。基督教在中国目前处于文化重构的初期阶段，即转型期的文化，它是新文化的前身，为文化融合后的所谓涅槃重生的异文化提供了超越的条件。
齐易演讲的内容是对其所在团队在河北高碑店市、雄县两地音乐类非遗项目全面考察、摄录、研究工作的一个工作汇报。他谈到该工作自2015年春天开始策划，至2016年春节对河北高碑店市、雄县两地音乐类非遗进行了考察，涉及两地全部音乐类传统文化类型。他还讲到考察借鉴影像文化人类学用视听语言书写人类文化，民族音乐学实地考察获得资料进行研究的做法，避免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被西方乐谱格式化、简单化的弊端，并指出工尺谱韵谱的多窗口视频展示，为它的学习与传承提供了新的手段。
此外，金经言的《中古时代的伊斯兰音乐文化——法尔默的<伊斯兰>》、张应华的《现象学的解释学视域露丝.M.斯顿和她的西非音乐》、张玉榛的《拉维香卡印西音乐交融之解读》、陈国符的《北印度音乐格纳那体系成因及其现代危机》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各自的研究成果，丰富了东方音乐研究的学术成果。
四、东方音乐中的美学研究
音乐美学作为一门音乐学科，在音乐艺术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东方音乐的研究中，东方音乐美学的研究同样占有重要地位。
拥有丰富的东方音乐美学研究经验的管建华教授以《东方音乐美学、心理学与哲学基础：从印度音乐拉斯谈起》为题，从印度音乐拉斯美学谈东方音乐美学。 他谈到，东方音乐美学不同于西方音乐美学之处在于：西方讲“审美”，东方讲“情味”“韵味”，它们各自有其心理学和哲学的基础。当代人类从工业文明进入生态文明的时候，西方工业文明推进了音乐产品物质生产的多样性，但面临危机。东方心性哲学的有机自然观、宇宙观，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它也面临危机。通过东西方对话，将东方音乐与当代机体哲学以及生态文明哲学联系起来，是建构未来音乐美学、心理学与哲学的一种重要途径。管教授以印度音乐为例，指出了东西方美学的差异，并强调注重东西方之间的对话共通，开拓了音乐研究的视野。
同样论述的是关于音乐美学的内容，尚建科所关注的是南印度卡纳提克音乐的美学特征。他介绍到卡纳提克音乐是印度古典音乐的两大系统之一，主要流传于印度南部的安得拉邦、卡纳塔克邦、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与北印度古典音乐不同，卡纳提克音乐没有受到西亚波斯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因此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独特美学特征。南印度卡纳提克音乐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基于南印度地理环境的地域性特征；第二，以宗教神话题材为表现内容的象征性特征；第三，以“情味（rasa）”表现为追求的直觉性特征。他还进一步指出，通过观察印度音乐，它所呈现的审美风格是和西方有差异的，这也就是我们研究东方音乐的意义所在。关注东方音乐文化，其实就是要通过对自身音乐风格、音乐特征、美学风格等的概括，实现东西方音乐文明之间差异性的对话，在差异中凸显音乐文明的多样性。
郑隽逸在《太拉-阿拉伯音乐文化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中对作为阿拉伯世界音乐文化和美学体验完整范围的太拉进行探讨，对太拉中所体现的阿拉伯音乐文化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和东方音乐特质及太拉艺术性的多重内涵等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她谈到情感研究、表演者和听众之间的交互关系、音人合一都是东方音乐美学当中很重要的内容。因此，只有我们明确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样才能更好地和西方进行对话和交流，明白彼此之间的差异，才能更好地对自己音乐的美进行研究。
此外，周钟的《音乐美学的东方叙事》也为东方音乐美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
通过对几位学者演讲内容的总结与理解，笔者认为，从各种角度以多种音乐文化为切入点对东方音乐美学进行研究，其最终目的都是通过对该音乐文化的研究，了解自身的文化特点，明确东西方之间的差异，从而更好地进行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以此寻求更加有利于自己文化发展的道路。
结语
在为期三天的东方音乐国际研讨会中，30多位学者围绕着东方音乐研究这一主题各抒己见，不论是在学术实践上还是学术方法上，都向大家展示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为东方音乐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各位学者在展示各自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表述了自己对东方音乐研究发展现状的反思。音乐文化研究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业，不仅需要热情，同时还要有许多理性方法、学术方法，除了知识的积累，田野调查也需要更多的关注。此次东方音乐国际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期望东方音乐研究工作在今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责任编辑：崔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