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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时间过得真快，从出第一版到这次修订版（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这套《世界文明史》已经走过了十余年。虽然中间还出过插图版，但当时只改了第一版中的个别错误，内容仍保持不变。这次修订版则要求各章作者就自己部分的内容进行较大幅度的修改，尤其是要求补充学术界和现实中新的发现、新的成果和新的进展。
历史不是死去的过往，它以某种潜流的方式活在并形塑当下，补充新的成果、认识和进展，并保持对现实的关注，既会激发我们对历史的兴趣和热情，也能加深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要让历史的书写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尤其是“通史”所涵盖的内容要不断地延伸下去。
这套《世界文明史》出插图版的时候，出版社曾约我作为作者之一写过一篇书评。当时我主要是从文明史写作的角度，对这套书做了评价。现在回过头来看，不得不说，自己当时对文明史之局限性的认识有明显的不足。
二
历史著作讲求叙述的连贯性。一本书如果是由多个人合作完成，往往会出现文风和内容参差不齐的感觉，北大版的这套《世界文明史》是十几位历史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不过，由于作者基本上是同一个单位，分工也比较明细，辅以主编牵头的统合协作机制，该书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个问题。同时，由于作者们各自成篇，北大版的这套《世界文明史》又具有鲜明的“专题”特色，能够满足读者深究的渴望。
历史学的特点是求真，而不是迎合读者的口味或者世俗的偏好。但说说容易做起来难。诚如最近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历史学院教授帕特里克·格里在北京大学的座谈中所说：“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工作常常（如一个欧洲学者所喜欢说的）是做过去的看门狗。如果人们错用过去，我们就得在夜里吠叫，有时候还得撕咬，不过别指望会被喜欢。没人喜欢看门狗，可是看门狗很重要。”
格里教授以上所涉及的主要还是就事实判断以及防止历史被滥用来说的，但求真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即尽量保持客观和中立，这同样也是极重要且很困难的。历史学中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论”就是一个问题。历史学家如果能够认识到这种本性及其局限性，或许就能够更为公平地对待世界上不同时空下的不同人群与文明、文化。
文明史的写作尤其会遇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在过去，具有西方文明背景的作者在写世界史的时候，往往给非西方文明的比重较小。相对而言，北大版这套书对“文明”的处理还是比较客观而公正的，一方面，它没有过分地拔高西方，另一方面，它又对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从篇幅上看，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几乎各占一半，“这套书客观地对待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趋势，既不囿于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又不偏于狭隘的自负立场”。该书“把科学思维的建立作为西方文明能够向工业文明过渡的一个重要条件论述”，同时又承认，“在世界上的一些重要的文明中，潜藏着自主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
三
最近这些年，中国人自己书写的世界历史，以及从外国翻译引进来的各种版本的文明史、世界史、全球史，卷帙之浩繁、部头之巨大、定价之不菲，都是有目共睹的，但即便如此，仍销量不减，足见这种需求之旺盛。但比较来说，国人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生产，国人自己所撰写的世界史方面的各种著作和书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的，能够被市场广泛接受和认可的更是少之又少。
我国世界史研究水平的相对滞后，与这个国家在世界上地位的成长速度是不相配的。不过，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讲，当下国内世界史研究的格局也还是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形成的，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显然也是不切实际的。在此情况下，更多地引介国外的世界史研究新成果，就成为一种必要的补充。
放眼世界，历史的书写并不像历史本身那样常常让人觉得古老而沉重，历史书写的方法、角度和思路也总是不断推陈出新的。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读者群在阅读水平和层次上的不断提高，能够在世界不同范围内进行游历者数量越来越多，人们的阅读兴趣更加多元化了，需求也更多样化了，对于突破一些被意识形态或史家成见所囿固的历史解释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这就使历史的书写和教育必须跟得上这个“世界形势”的变化。
因此，我们看到，历史书写的“大”和“小”都开始朝着“极端化”的方向发展：有的书以某一年为时限，纵横勾勒，把故事讲到极细，比如人们比较熟悉的《万历十五年》就算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小约翰·威尔斯的《1688年的全球史》也被很多学者所推崇；有的书则以小部头涵盖宏大主题，比如约翰·赫斯特的《极简欧洲史》读来就十分过瘾，作者围绕一个世人普遍关注的问题展开：为什么欧洲在近代成为世界第一？作者描述了三个重要因素——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教义与日耳曼战士文化，说它们彼此强化又相互对立，最终形塑了欧洲文明的内核，该书读来思路清晰，非常引人入胜；70后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写的《人类简史》更是荣登多个畅销榜首，里面完全没有了帝王将相，作者声称是从卫星的高度着眼来把握人类历史，他从宇宙大爆炸谈到了未来的“第二次认知革命”，范围之广，所涉及的学科之多、知识之丰富令人惊叹。
最近我了解到国外的一个“大历史项目”（Big History Project），很像《人类简史》的路子——人类的历史在宇宙中只是短暂的一瞬。这个项目的网站上说：
“大历史”检视我们的过去和现在，并想象我们的未来……它的理念源于一种渴望，即要突破历史研究领域的专业化和固步自封，要将历史作为一个总体予以把握；该项目针对的是高中生以及各种对大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它涉及多个学科，包括教师、学者和科学家。
这给我一个启示：历史学的专业化和碎片化或许可以说是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趋势，但从历史教育以及历史知识的公共性角度来说，对通史与宏观史的需求也是“刚性”的，它也应该被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类别受到重视。
四 那么，在今天这个全球史、“大历史”和“小历史”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我们该怎么看待文明史呢？
回想一下，文明史的经典作品——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都采用了文化形态学的观点，将文明作为研究的单位。再看他们构思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正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是民族国家间冲突的大爆发。这样我们大致就可以理解，以文明为单位的历史研究和思考，反对的正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近代史学的那种偏狭。
但文明史只是研究单位的扩大，它仍有其局限性。如果说民族国家史学对应的是民族国家间的冲突，那么，文明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因为往往将文明做本质化的处理而对应着“文明冲突论”。这里面还涉及一个问题，即关于什么是“文明”几乎没有办法形成统一的认识，关于“文明”的定义更是五花八门。在后冷战时代，直到今天，亨廷顿所警示的“文明的冲突”似乎成了“预言的自我实现”（为了省却各种麻烦和争议，亨廷顿直言不讳、直截了当地说文明的本质就是宗教）。前引格里教授在座谈中所谈到的忧虑与此不无关系，他重点提到了当下西方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如何引发了人们对十字军历史的广泛兴趣，欧洲的难民危机又是如何激发了人们援引罗马帝国遭受蛮族入侵的那段历史。在历史与现实的交互作用下，文明与野蛮、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被赋予了永恒的特性，对此，文明史似乎很难回应。
最近这些年被日益推崇的“全球史”可能更为“中和”，它也极力弱化民族国家的角色，尤其推崇历史中的“联系”与“沟通”及相互影响，似乎更符合全球化时代人们的口味。以本特立的《新全球史》第一章为例，关于史前部分的描述，其开头的两页提示就分量很重，对于农业的产生及其对人类文明的意义，说得很到位，也很透彻，这就比一般的平铺直叙高出很多。
“全球史”突破了以文明为单位的局限，反倒是回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系这个本质性的历史主题上来。当然，联系/关系的存在方式可以是多样的，既包括沟通，也含有人为的隔绝，既有和平的通商、交流、迁徙，也有暴力的战争、冲突和劫掠。但是，都不将其做本质化的处理，从而使我们直面历史本身。
五
历史写作不只是为了知识的传承，它在很大程度上也肩负着文明性的使命，即为特定读者开阔视野、加深认识，从而使人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尤其是知其所由来。这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本是历史学的使命之一。北大版的《世界文明史》从酝酿、写作、出版到再版的过程，正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秩序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在现代世界秩序中处于迅速上升的阶段，也正符合国人日益扩大的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需要，也可以说到了真正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了。
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全球化”这一现实，部分地造就了全球史观，即联系地看待世界，系统地研究世界不同地方之间的联结以及相互影响与塑造。同样地，现实的发展也在改变着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现在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就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打开了一个新的视域，它就像一束光，重新照亮我们去探索“丝绸之路”的历史以及内陆欧亚区域与中国历史的深层次关系，把中国历史重新放回到世界史的脉络里来看待。这样的思路，无论对于史学本身、对于国人新历史观的形成， 还是对于这生动而丰富的现实世界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世界文明史》尽管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初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代表着国人目前在世界文明史写作方面的最高水准，赢得了读者的信赖，已经为不少的中文读者所接纳，也能够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但是，从学术和现实发展的需求来讲还不够，它基本上还没有突破传统史学尤其是文明史书写的框架。在未来，我们希望真正看到的是历史研究和书写的“范式”多样化。因此，就像我在之前的书评结尾所写到的：“在这本代表国人最高水平的《世界文明史》面前，后来者决不该止步。”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时间过得真快，从出第一版到这次修订版（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这套《世界文明史》已经走过了十余年。虽然中间还出过插图版，但当时只改了第一版中的个别错误，内容仍保持不变。这次修订版则要求各章作者就自己部分的内容进行较大幅度的修改，尤其是要求补充学术界和现实中新的发现、新的成果和新的进展。
历史不是死去的过往，它以某种潜流的方式活在并形塑当下，补充新的成果、认识和进展，并保持对现实的关注，既会激发我们对历史的兴趣和热情，也能加深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要让历史的书写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尤其是“通史”所涵盖的内容要不断地延伸下去。
这套《世界文明史》出插图版的时候，出版社曾约我作为作者之一写过一篇书评。当时我主要是从文明史写作的角度，对这套书做了评价。现在回过头来看，不得不说，自己当时对文明史之局限性的认识有明显的不足。
二
历史著作讲求叙述的连贯性。一本书如果是由多个人合作完成，往往会出现文风和内容参差不齐的感觉，北大版的这套《世界文明史》是十几位历史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不过，由于作者基本上是同一个单位，分工也比较明细，辅以主编牵头的统合协作机制，该书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个问题。同时，由于作者们各自成篇，北大版的这套《世界文明史》又具有鲜明的“专题”特色，能够满足读者深究的渴望。
历史学的特点是求真，而不是迎合读者的口味或者世俗的偏好。但说说容易做起来难。诚如最近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历史学院教授帕特里克·格里在北京大学的座谈中所说：“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工作常常（如一个欧洲学者所喜欢说的）是做过去的看门狗。如果人们错用过去，我们就得在夜里吠叫，有时候还得撕咬，不过别指望会被喜欢。没人喜欢看门狗，可是看门狗很重要。”
格里教授以上所涉及的主要还是就事实判断以及防止历史被滥用来说的，但求真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即尽量保持客观和中立，这同样也是极重要且很困难的。历史学中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论”就是一个问题。历史学家如果能够认识到这种本性及其局限性，或许就能够更为公平地对待世界上不同时空下的不同人群与文明、文化。
文明史的写作尤其会遇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在过去，具有西方文明背景的作者在写世界史的时候，往往给非西方文明的比重较小。相对而言，北大版这套书对“文明”的处理还是比较客观而公正的，一方面，它没有过分地拔高西方，另一方面，它又对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从篇幅上看，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几乎各占一半，“这套书客观地对待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趋势，既不囿于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又不偏于狭隘的自负立场”。该书“把科学思维的建立作为西方文明能够向工业文明过渡的一个重要条件论述”，同时又承认，“在世界上的一些重要的文明中，潜藏着自主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
三
最近这些年，中国人自己书写的世界历史，以及从外国翻译引进来的各种版本的文明史、世界史、全球史，卷帙之浩繁、部头之巨大、定价之不菲，都是有目共睹的，但即便如此，仍销量不减，足见这种需求之旺盛。但比较来说，国人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生产，国人自己所撰写的世界史方面的各种著作和书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的，能够被市场广泛接受和认可的更是少之又少。
我国世界史研究水平的相对滞后，与这个国家在世界上地位的成长速度是不相配的。不过，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讲，当下国内世界史研究的格局也还是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形成的，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显然也是不切实际的。在此情况下，更多地引介国外的世界史研究新成果，就成为一种必要的补充。
放眼世界，历史的书写并不像历史本身那样常常让人觉得古老而沉重，历史书写的方法、角度和思路也总是不断推陈出新的。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读者群在阅读水平和层次上的不断提高，能够在世界不同范围内进行游历者数量越来越多，人们的阅读兴趣更加多元化了，需求也更多样化了，对于突破一些被意识形态或史家成见所囿固的历史解释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这就使历史的书写和教育必须跟得上这个“世界形势”的变化。
因此，我们看到，历史书写的“大”和“小”都开始朝着“极端化”的方向发展：有的书以某一年为时限，纵横勾勒，把故事讲到极细，比如人们比较熟悉的《万历十五年》就算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小约翰·威尔斯的《1688年的全球史》也被很多学者所推崇；有的书则以小部头涵盖宏大主题，比如约翰·赫斯特的《极简欧洲史》读来就十分过瘾，作者围绕一个世人普遍关注的问题展开：为什么欧洲在近代成为世界第一？作者描述了三个重要因素——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教义与日耳曼战士文化，说它们彼此强化又相互对立，最终形塑了欧洲文明的内核，该书读来思路清晰，非常引人入胜；70后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写的《人类简史》更是荣登多个畅销榜首，里面完全没有了帝王将相，作者声称是从卫星的高度着眼来把握人类历史，他从宇宙大爆炸谈到了未来的“第二次认知革命”，范围之广，所涉及的学科之多、知识之丰富令人惊叹。
最近我了解到国外的一个“大历史项目”（Big History Project），很像《人类简史》的路子——人类的历史在宇宙中只是短暂的一瞬。这个项目的网站上说：
“大历史”检视我们的过去和现在，并想象我们的未来……它的理念源于一种渴望，即要突破历史研究领域的专业化和固步自封，要将历史作为一个总体予以把握；该项目针对的是高中生以及各种对大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它涉及多个学科，包括教师、学者和科学家。
这给我一个启示：历史学的专业化和碎片化或许可以说是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趋势，但从历史教育以及历史知识的公共性角度来说，对通史与宏观史的需求也是“刚性”的，它也应该被作为一个专门的学科类别受到重视。
四 那么，在今天这个全球史、“大历史”和“小历史”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我们该怎么看待文明史呢？
回想一下，文明史的经典作品——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都采用了文化形态学的观点，将文明作为研究的单位。再看他们构思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正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是民族国家间冲突的大爆发。这样我们大致就可以理解，以文明为单位的历史研究和思考，反对的正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近代史学的那种偏狭。
但文明史只是研究单位的扩大，它仍有其局限性。如果说民族国家史学对应的是民族国家间的冲突，那么，文明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因为往往将文明做本质化的处理而对应着“文明冲突论”。这里面还涉及一个问题，即关于什么是“文明”几乎没有办法形成统一的认识，关于“文明”的定义更是五花八门。在后冷战时代，直到今天，亨廷顿所警示的“文明的冲突”似乎成了“预言的自我实现”（为了省却各种麻烦和争议，亨廷顿直言不讳、直截了当地说文明的本质就是宗教）。前引格里教授在座谈中所谈到的忧虑与此不无关系，他重点提到了当下西方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如何引发了人们对十字军历史的广泛兴趣，欧洲的难民危机又是如何激发了人们援引罗马帝国遭受蛮族入侵的那段历史。在历史与现实的交互作用下，文明与野蛮、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被赋予了永恒的特性，对此，文明史似乎很难回应。
最近这些年被日益推崇的“全球史”可能更为“中和”，它也极力弱化民族国家的角色，尤其推崇历史中的“联系”与“沟通”及相互影响，似乎更符合全球化时代人们的口味。以本特立的《新全球史》第一章为例，关于史前部分的描述，其开头的两页提示就分量很重，对于农业的产生及其对人类文明的意义，说得很到位，也很透彻，这就比一般的平铺直叙高出很多。
“全球史”突破了以文明为单位的局限，反倒是回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系这个本质性的历史主题上来。当然，联系/关系的存在方式可以是多样的，既包括沟通，也含有人为的隔绝，既有和平的通商、交流、迁徙，也有暴力的战争、冲突和劫掠。但是，都不将其做本质化的处理，从而使我们直面历史本身。
五
历史写作不只是为了知识的传承，它在很大程度上也肩负着文明性的使命，即为特定读者开阔视野、加深认识，从而使人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尤其是知其所由来。这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本是历史学的使命之一。北大版的《世界文明史》从酝酿、写作、出版到再版的过程，正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秩序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在现代世界秩序中处于迅速上升的阶段，也正符合国人日益扩大的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需要，也可以说到了真正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了。
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全球化”这一现实，部分地造就了全球史观，即联系地看待世界，系统地研究世界不同地方之间的联结以及相互影响与塑造。同样地，现实的发展也在改变着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现在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就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的历史和文明打开了一个新的视域，它就像一束光，重新照亮我们去探索“丝绸之路”的历史以及内陆欧亚区域与中国历史的深层次关系，把中国历史重新放回到世界史的脉络里来看待。这样的思路，无论对于史学本身、对于国人新历史观的形成， 还是对于这生动而丰富的现实世界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世界文明史》尽管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初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代表着国人目前在世界文明史写作方面的最高水准，赢得了读者的信赖，已经为不少的中文读者所接纳，也能够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但是，从学术和现实发展的需求来讲还不够，它基本上还没有突破传统史学尤其是文明史书写的框架。在未来，我们希望真正看到的是历史研究和书写的“范式”多样化。因此，就像我在之前的书评结尾所写到的：“在这本代表国人最高水平的《世界文明史》面前，后来者决不该止步。”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