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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的特点，不难发现我国古代书法教育目标及内容极具功利性、实用性、政治性和技巧性，同时也极其注重书法人才的人品修养，而受教育内容目标的影响，其教育方式更加多样化，其中以私学最为显著。
关键词：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特点；教学方式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99-01
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对传统文化影响深远，更在其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而随着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也由既往注重功利性、实用性的培养目标，转化为重视人品修养培养的目标。为此，本文将通过分析古代书法教育的特点，以期找出其能够启发当代书法教育的内在规律。
一、我国古代书法教育的特点
（一）教育目标的功利性、实用性。
1.实用性是利禄的基础。
古代书法教育更强调文字的实用性，以“六书”为例，其在周代是芊芊学子主要学习的一方面内容，所谓“六书”即六种选字法制：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和谐音，属于文字学的范围，直至秦统六国对文字进行统一后，选出了三篇字书来作为学童识字的标准，也就是《仓颉》《博学》《爱历》。特别是到了汉代，但凡是“能书”的低级文史，就有向上升迁的机会与可能性，因为汉代官员提拔考察以“能书”为衡量标准之一，这一点据近几年出土的汉简来看证据相当充分。[1]由此也就不难看出，书法教育既是文字学的内容，也是利禄的基础，具有非常明显的功利性，当然这不失为最优的文字学与书法实用性推广提高途径，起到了很好普及书法的作用。
2.科举制度对书法教育的影响。
我国古代文人唯一终身追求的目标即以读书入仕，《论语·子张》中提到：“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无疑是古代文人最美好的抱负，为此书法教育必定会为其提供服务，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来说，书法教育是写字技巧的传授，但却为统治者培养了更多人才，同时更为古代书法艺术家的诞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隋唐以来随之科举制度的诞生，能否写好楷书更是入仕的主要衡量标准，由于科举重书之一政策的颁发，书法教育逐渐开始迎合科举制度的要求，可见唐代数学学习主内容仍是文字学，但却严格规定了师生、学制等各个方面，推动着书法广泛发展。一直到了宋代及其后，为了更好地满足科举需求“馆阁体”应运诞生，相对书法本身的艺术含义来说，其功利性政治意义更甚。
（二）教育内容的政治性、技巧性。
技法训练是古代书法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而为了更好地指导学子进行技法训练逐渐形成了书法理论，以蔡邕为例，他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不但善于各类书体，还自创论著了飞白书及运笔规则，包括《九势》《笔论》等。直至魏晋南北朝人们开始越来越考究书写文字的技巧，比如：《笔阵图·卫夫人》《用笔赋·王羲之》等，无不是书法技巧的论述文章，充分体现了该时期的书风。[2]而关于技法的文章论著在唐代中后期乃至其后也出现了很多，不但充分概括了书法教学经验，也反映了唐代书法教学法的特色，比如：《读书普·姜夔》《书诀·丰坊》《书概·刘熙载》诸如此类文章，纷纷深刻影响着后世书法学习。与此同时，古代书法教育也非常重视人品修养，古代统治者以孔孟思想治国，因此，自然而然地将书法的价值观与儒家对人提出的价值观要求相联系，即书法人才必须达到儒家要求养成相应的品德，当然也注重其学识才情等综合修养，历史上更不乏技艺高超、修养深厚及人品高尚的著名书法家，例如欧阳询、怀素、柳公权等，即便在后世以极受尊崇，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二、古代书法教育形式分析
（一）蒙童教育。
蒙童教育是书法教育的一种特有形式，更是我国古代教育中与私学联系最密切的，该教育形式基本成熟于汉代，通常称之为“书馆”，而“书师”即教师，学生学习目的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书写识字，其二接受思想教育，如《论语》《孝经》等儒家思想学习。其实字书诞生于汉代以前，例如：秦朝的《仓颉》《爱历》《博学》三篇字书，且三篇合为一称之为《仓颉篇》，然该书佚之甚早，仅《流沙坠简·王国维》中录有四简散存内容，这也是当代可见书法教育最早的字书课本。古代蒙童教育是一门专修课程，始之于唐朝时期，尤其是唐太宗首倡以王羲之为“书圣”，将王字视作正宗，朝堂上下俱学王字，但褚遂良、欧阳询及虞世南的书法仍为寻常百姓之典范。直至明清两代蒙童教育逐渐开设了专门教授写字的课程，字体也越来越广泛包括：颜体、赵体、欧体、柳体等，且写字教法也随之趋于完整。
（二）个别传授。
古代书法私学教育形式并不仅限于蒙童教育，对于专门的书法人才多是采取收徒这种个别传授方式，可以说无论我国古代书法教育中还是当代书法教育中，这种方法都是普遍存在的，例如钟繇、王羲之、羊欣分别拜刘德升、卫夫人、王献之为师等，对于羊欣《书断》中是这样描述的：“入室者，唯独此公。”可以说继王献之后羊欣是王书最优秀的继承者。
（三）家学教育。
私学教育中最普遍亦最特殊的教育形式即家学教育，由于书法作为文人仕者不可或缺的修养之一，也是古代文人雅客最关键的标志之一，家族世传也由此逐渐成为了我国书法教育的代表性特征，而在这个过程中书法艺术越来越趋向流派化、个性化和风格化，同时这种培养形式下诞生的书法家，起到了积极推动书法艺术发展的作用，历代继承于家学而名声大噪的书法家更是数不胜数。[3]例如：汉代蔡琰受其父蔡邕之笔法真传，魏晋时期卫氏、王氏的书派，唐代欧阳通传其父欧阳询衣钵等，无不是书法技法家传的体现，可以说都是家庭文化教育的必然结果，这也表明家学世传能够赋予书法教育更多的生命力，使之更普遍广泛。
结束语：
我国古代书法教育史源远流长，在不同时期书法教育家更是层出不穷，大师巨匠更是璀璨星辰，也取得了不菲的艺术成就，然而受限于封建统治理论观念、道德思想等客观影响因素，书法教育相对较为片面盲目，可谓我国古代书法教育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
参考文献：
[1]李永东.当今书法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J].科学中国人，2015，（6X）：230-230.
[2]无.当代书法教育状况及对策[J].美术观察，2015，（11）：86-89.
[3]朱瑞雪.浅论古代书法教育特点[J].中国报业，2011，（02X）：70-71.
关键词：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特点；教学方式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99-01
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对传统文化影响深远，更在其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而随着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也由既往注重功利性、实用性的培养目标，转化为重视人品修养培养的目标。为此，本文将通过分析古代书法教育的特点，以期找出其能够启发当代书法教育的内在规律。
一、我国古代书法教育的特点
（一）教育目标的功利性、实用性。
1.实用性是利禄的基础。
古代书法教育更强调文字的实用性，以“六书”为例，其在周代是芊芊学子主要学习的一方面内容，所谓“六书”即六种选字法制：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和谐音，属于文字学的范围，直至秦统六国对文字进行统一后，选出了三篇字书来作为学童识字的标准，也就是《仓颉》《博学》《爱历》。特别是到了汉代，但凡是“能书”的低级文史，就有向上升迁的机会与可能性，因为汉代官员提拔考察以“能书”为衡量标准之一，这一点据近几年出土的汉简来看证据相当充分。[1]由此也就不难看出，书法教育既是文字学的内容，也是利禄的基础，具有非常明显的功利性，当然这不失为最优的文字学与书法实用性推广提高途径，起到了很好普及书法的作用。
2.科举制度对书法教育的影响。
我国古代文人唯一终身追求的目标即以读书入仕，《论语·子张》中提到：“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无疑是古代文人最美好的抱负，为此书法教育必定会为其提供服务，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来说，书法教育是写字技巧的传授，但却为统治者培养了更多人才，同时更为古代书法艺术家的诞生奠定了扎实的基础。隋唐以来随之科举制度的诞生，能否写好楷书更是入仕的主要衡量标准，由于科举重书之一政策的颁发，书法教育逐渐开始迎合科举制度的要求，可见唐代数学学习主内容仍是文字学，但却严格规定了师生、学制等各个方面，推动着书法广泛发展。一直到了宋代及其后，为了更好地满足科举需求“馆阁体”应运诞生，相对书法本身的艺术含义来说，其功利性政治意义更甚。
（二）教育内容的政治性、技巧性。
技法训练是古代书法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而为了更好地指导学子进行技法训练逐渐形成了书法理论，以蔡邕为例，他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不但善于各类书体，还自创论著了飞白书及运笔规则，包括《九势》《笔论》等。直至魏晋南北朝人们开始越来越考究书写文字的技巧，比如：《笔阵图·卫夫人》《用笔赋·王羲之》等，无不是书法技巧的论述文章，充分体现了该时期的书风。[2]而关于技法的文章论著在唐代中后期乃至其后也出现了很多，不但充分概括了书法教学经验，也反映了唐代书法教学法的特色，比如：《读书普·姜夔》《书诀·丰坊》《书概·刘熙载》诸如此类文章，纷纷深刻影响着后世书法学习。与此同时，古代书法教育也非常重视人品修养，古代统治者以孔孟思想治国，因此，自然而然地将书法的价值观与儒家对人提出的价值观要求相联系，即书法人才必须达到儒家要求养成相应的品德，当然也注重其学识才情等综合修养，历史上更不乏技艺高超、修养深厚及人品高尚的著名书法家，例如欧阳询、怀素、柳公权等，即便在后世以极受尊崇，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二、古代书法教育形式分析
（一）蒙童教育。
蒙童教育是书法教育的一种特有形式，更是我国古代教育中与私学联系最密切的，该教育形式基本成熟于汉代，通常称之为“书馆”，而“书师”即教师，学生学习目的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书写识字，其二接受思想教育，如《论语》《孝经》等儒家思想学习。其实字书诞生于汉代以前，例如：秦朝的《仓颉》《爱历》《博学》三篇字书，且三篇合为一称之为《仓颉篇》，然该书佚之甚早，仅《流沙坠简·王国维》中录有四简散存内容，这也是当代可见书法教育最早的字书课本。古代蒙童教育是一门专修课程，始之于唐朝时期，尤其是唐太宗首倡以王羲之为“书圣”，将王字视作正宗，朝堂上下俱学王字，但褚遂良、欧阳询及虞世南的书法仍为寻常百姓之典范。直至明清两代蒙童教育逐渐开设了专门教授写字的课程，字体也越来越广泛包括：颜体、赵体、欧体、柳体等，且写字教法也随之趋于完整。
（二）个别传授。
古代书法私学教育形式并不仅限于蒙童教育，对于专门的书法人才多是采取收徒这种个别传授方式，可以说无论我国古代书法教育中还是当代书法教育中，这种方法都是普遍存在的，例如钟繇、王羲之、羊欣分别拜刘德升、卫夫人、王献之为师等，对于羊欣《书断》中是这样描述的：“入室者，唯独此公。”可以说继王献之后羊欣是王书最优秀的继承者。
（三）家学教育。
私学教育中最普遍亦最特殊的教育形式即家学教育，由于书法作为文人仕者不可或缺的修养之一，也是古代文人雅客最关键的标志之一，家族世传也由此逐渐成为了我国书法教育的代表性特征，而在这个过程中书法艺术越来越趋向流派化、个性化和风格化，同时这种培养形式下诞生的书法家，起到了积极推动书法艺术发展的作用，历代继承于家学而名声大噪的书法家更是数不胜数。[3]例如：汉代蔡琰受其父蔡邕之笔法真传，魏晋时期卫氏、王氏的书派，唐代欧阳通传其父欧阳询衣钵等，无不是书法技法家传的体现，可以说都是家庭文化教育的必然结果，这也表明家学世传能够赋予书法教育更多的生命力，使之更普遍广泛。
结束语：
我国古代书法教育史源远流长，在不同时期书法教育家更是层出不穷，大师巨匠更是璀璨星辰，也取得了不菲的艺术成就，然而受限于封建统治理论观念、道德思想等客观影响因素，书法教育相对较为片面盲目，可谓我国古代书法教育自身无法避免的局限。
参考文献：
[1]李永东.当今书法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J].科学中国人，2015，（6X）：230-230.
[2]无.当代书法教育状况及对策[J].美术观察，2015，（11）：86-89.
[3]朱瑞雪.浅论古代书法教育特点[J].中国报业，2011，（02X）：7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