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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因为有了黄永玉,就可能变得好玩一点……”
黄氏开场白
一次,黄老做客郑州越秀书院,与中原贤哲进行一场艺术对话。
头顶黑毡帽,身着灰西服,内衬花格小衬衣,嘴里衔个大大的烟斗,一副法国后现代主义绅士派头。先睹黄永玉的外表知其魅力独具,后听黄永玉的谈话知其空灵大方,其幽默源于大智慧,其大智慧又是凤凰,其湖南故乡、北京、香港三地人文的“配方”。
黄永玉的开场白很特别,他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一见之下,雷从耳出。”别人口中的恭维话,在黄永玉口中却成了毕恭的谦辞。
“黄逃学”
湘西自古民风强悍,黄永玉从小就学武练拳,在学校也常与人打架斗殴,还是出名的“黄逃学”。
黄永玉逃学有其充分的“理由”——“学校放假了”。谁知,有一次父亲竟跟他较起了真儿,非让他陪着到学校看个究竟,结果可想而知。黄永玉本想着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谁知回到家后他父亲竟拍着膝盖大笑:“你怎么老撒同样的谎呢!”逃学的经历似乎与他的表叔沈从文颇为相似。
“黄逃学”多次留级。以至多年后的同学聚会,他一下子请来200多人,让人颇觉不可思议。黄永玉笑言:“我留过5次级,每次都有四五十个同学,这样下来不就有200多人了吗”?
由于时局动荡、糟糕的学习成绩,黄永玉不得不中止学业。按他自己的话说,“拼拼凑凑上了八年半的学”。
生命的奇遇
辍学之后,黄永玉在福建、江西一带流浪,靠自学的绘画和木刻,在战乱中生存。那时半个中国的人几乎都在流亡路上,而黄永玉却有很多种奇遇。似乎那个时代刻意进行了某种压缩,把最丰富的经历注入到他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在泉州,他在一座寺庙游玩摘玉兰花时遇到他最尊敬的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在江西,黄永玉遇到画三毛的张乐平;在宣传队,蒋经国和蒋方良喊他的外号“蛮牛”;日本投降之前,他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伴侣——张梅溪;在杭州,他遇到了久仰的大师林风眠;在香港,他遇到了写杂文的知交聂绀弩;他在香港《大公报》用木刻记录新闻,在长城公司写电影剧本,拍过《小城之春》的费穆就趴在他的剧本底稿上死去,上面还留着咳出的血迹;五十年代初他听了表叔沈从文和朋友的劝告,热血沸腾地回到北京,在大雅宝胡同,正遇上李可染、李苦禅、董希文诸先生。文革中,造反学生的皮带抽在背上,他心里数着数,二百四十下,却也把它当奇遇一场。
一次次让人慨叹的偶遇,被人渲染成一个个大师如何启迪顽童在艺术上开窍的故事。而黄永玉看来,随心所欲不逾矩,奇遇也如平常事。
恼火沈从文
提起黄永玉,人们肯定会联想到沈从文。世上能让黄永玉悦服的人没有几个,但沈从文无疑排在首位。多年来,他提得最多,而且语气最为恭敬的只有他表叔沈从文。但沈从文也曾让他“失望”过。
黄永玉曾在福建德化的一家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有一次,老板破天荒给一块钱让他去理发,他花了三角钱理了发,剩余的七角,买了本沈从文的《昆明冬景》。结果,黄永玉十分懊恼:“我可真火了。我是冲着沈从文三个字去买的。钻进阁楼上又看了半天,仍然是一点意思也不懂。我怎么可以一点也不懂呢?就这么七角钱?你还是我表叔,我怎么一点也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呢?七角钱,你知不知道我这七角钱要派多少用场?知不知道我日子多不好过?我可怜的七角钱……”
许多年后,黄永玉拥有一个小小的书库,收集了沈从文几乎全部的著作,明白了表叔书中说过的话。
《老婆呀,不要哭》
1942年,19岁的黄永玉在江西信丰遭遇了人生第一次也是一辈子的爱情。年轻漂亮的广东姑娘张梅溪因战乱来到信丰。她父亲是一位将军,在家庭的影响下张梅溪从小就酷爱艺术和文学,有很多追求者。其中有一个航空站的青年,人长得英俊潇洒。这个青年知道张梅溪很喜欢骑马,还牵了一匹马来。黄永玉无钱无貌,不要说马,连自行车都没有。不过,他听说过父亲黄玉书用风琴吸引了母亲杨光蕙的往事,如法炮制:每天大清早见张梅溪从老远冉冉而来,便吹起小法国号欢迎。
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便对张梅溪说;“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她就说:“要看是谁了。”黄永玉说:“那就是我了。”她回答:“好吧。”于今天,这也算是一段不错的电影对白。
张梅溪最终选择了只会吹小号还会木刻的黄永玉。那段日子,黄永玉过得十分拮据。一次,他手里只有八角钱,为理发还是买木刻板犹豫半天,最后,张梅溪答应送他一块梨木板,黄永玉才去理了发。
但这个穷且漂泊的流浪汉却没有得到张梅溪家人的认可,他们把张梅溪关在家里。外表柔弱的张梅溪作出了她一生最重大的决定:跟着黄永玉私奔。结婚后,两人在《赣州日报》登了则结婚启事,算是对张梅溪的家庭作了个交代。
后来,在那动荡的岁月里,为了让妻子忘却暂时的艰辛,黄永玉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下了长诗《老婆呀,不要哭》,以此来鼓舞和慰藉心情懊丧的张梅溪。
六十多年来,两人不离不弃,从南到北,始终如一。
猴票
黄永玉被人称作“北京城里的时尚玩家”,他在邮票设计上大玩了一把。
以前,黄永玉养过一只小猴子,后来这只猴子不幸死了,他很伤心,画了很多画来纪念它。后来,还以它为原型设计了一枚邮票,这便是1980年中国发行的首枚生肖邮票——“庚申年”猴票。在接下来的20多年时间里,猴票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追捧,价格一路飙升。当时面值仅8分钱的猴票,2007年价格已经达到3200元,是面值的4万倍;而全张80枚猴票更是从当时的6.4元暴升至30多万元,民间甚至有“一版猴票一套房”的说法,创造了我国邮票市场的一个神话。
剩余颜料+半个钟点=128万
黄永玉很勤奋,屋里常挂着几幅未画完的画。接受采访时,如果有调整拍摄器材、换磁带、打灯光的间隙,他都会跑去画几笔。
一次,采访进行到中午,大家暂停去吃饭,一个小时后回来,大家傻了眼,客厅里又多了一幅画,是一幅蓝色的荷花,那是用上午一幅画中剩余的蓝色颜料画的。黄永玉的五弟说:“这半个钟头,他用剩余的颜料又挣了128万。”因为,按市价,黄永玉的画4万元一尺。
黄永玉说:“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日子好了,也不懒。我的画怎样我不管,反正我天天都在画。”
80多岁的黄永玉却说现在只做两样事情。一是读书,没一天不读书;二是工作,不会长时间不画画。一时高兴就画画,画完就悔,赶紧画第二幅填补后悔;不停地后悔,不停地画画。
问他看什么书?他说:“我一辈子不停地看书,看书的毛病就是记不得。学问家看书,但是他们家里的书不多。我问钱钟书:你的书呢?他说书在图书馆。我看马克思《资本论》,从来不记得,但是陈寅恪读了都能记住。我们画画的人读书是读感觉,都读了,你说哪件事我知道,画画不是大学问家,显示书本的学问干什么?因为读了书,所以画画会用感觉鉴别。我们是在书本上滚过来的。”
荷花八千
黄永玉最喜画荷花,大概有八千多张,画了这么多年的荷花,它们的形态与精神已经烂熟于心,即使睡觉的时候也有“十万狂花入梦寐”。为此他还专门刻了一个图章,叫“荷花八千”。据说,他小时候,外婆家附近有个荷塘。他一淘气犯事,外婆要找他算账的时候,黄永玉就把一个高高的洗澡盆滚入荷塘,跳到里面躲起。“小时候个儿不高,看着荷花像房顶那么高,呆久了,青蛙都过来了,水蛇什么,能够仔细地看到它了,于是发现荷花底下的那种变化,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一根一根这么清清爽爽,有很多的苔、草,那种光的反映、色彩的关系,丰富多了,我开始画荷花。”“我常想到的是外婆当年、池塘里头给我的那种感觉。”
猫头鹰
上世纪70年代,黄永玉先生应一个朋友的请求画了一幅猫头鹰。后来,有人告诉他:“北京美术界出了大事,搞出来一批黑画,其中有一张为北京饭店画的猫头鹰,很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当时,黄永玉不知道批的就是自己所画的猫头鹰,还轻松地说:“嘿!画个猫头鹰算什么呢?我也常画的嘛!”
回到北京后,他才知道批的就是他画的猫头鹰。而且,在中国美术馆的黑画展众多被批的画里,他的猫头鹰的“走势”是一路飙升,几天的工夫就从开始的第七位升到了第一位,成为黑中之黑。面对别人对他的侮蔑,黄永玉十分坦然。回京当天,他依旧去看摔跤,一边看还一边大叫大喊,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后来,毛泽东对这场批“黑画”的运动发话了:“国画,大泼墨嘛!怎么能不黑呢?”对黄永玉的那张画也说,一眼开一眼闭是猫头鹰的自然习性。这场闹剧才草草收场。此后,黄永玉画猫头鹰就和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一样,成了他的一个代表性的题材。
铁价不二
在对自己艺术作品的经营上,黄永玉很讲究原则。黄永玉在家挂着一则“启事”,以此来回避索画者。“一、热爱欢迎各界老少男女群子光临舍下订购字画,保证舍下老小态度和蔼可亲,服务周到,庭院阳光充足,空气新鲜,花木扶苏、环境幽雅,最宜洽谈。二、价格合理,老少,城乡、首长百姓、洋人土人……不欺。无论题材、尺寸、大小、均能满足供应,务必令诸君子开心而来,乘兴而返。三、画,书法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准,严禁攀亲套交情陋习,更拒礼品、食物、旅行纪念品作交换。人民眼睛是雪亮的,老夫的眼睛虽有轻微‘老花,,仍然还是雪亮的,钞票面前,人人平等,不可乱了章法规矩。四、当场按件论价,铁价不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纠缠讲价,即时照原价加一倍;再讲价者放恶狗咬之;恶脸恶言相向,驱逐出院!五、所得款项作修缮凤凰县内风景名胜、亭阁楼台之用,由侄黄毅全料理。”
“惹不起”的黄永玉
同为湘西人,性格方面,黄永玉与其表叔沈从文截然不同。他说自己表叔的性格“像水一样,很柔顺,永远不会往上爬”。而他年轻时,则是靠“拳头打天下”挺过来的。他的性格让不少人都畏他三分。
早在抗战时期,他才十六七岁就在街头以剪影为抗战捐飞机,虽然剪一个影才五毛钱,但是,没有这一点手艺活,连五毛钱也挣不到。
1948年,黄永玉的作品在“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在上海的一次展览中展出。一对年轻的夫妇买下了黄永玉的部分作品,男的叫黄苗子,是国民党财政部的要人,女的叫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永玉一直没有收到稿费,他在好友王琦的陪同下,去南京郁风家上门“收账”。后来两人竟成了好朋友。
2004年夏天,乡亲们对黄永玉说,沱江上游有人开了一家化工厂,污染了水,黄永玉一听,叉起腰:“怎么能这样呢?好,我带几个人去‘搞’他们一下。”居然把人家的办公室给砸了。黄永玉说:“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快的。要告诉他们这样是不行的。”他说,爱护自然要像讲卫生一样自觉。
老顽童
斜戴的贝雷帽和嘴叼烟斗,永远是他的标志。
很难让人将黄永玉与八十四岁高龄联系在一起,他精力旺盛,思维敏捷、语言幽默,脾气也不减当年。接受采访时,通常让媒体记者手忙脚乱。
孩子气的黄永玉在接受采访中常会弄出些突发状况。有时说着说着,会冒出一句“越说越没劲,我不说了”。一次,他突然跑得没影了,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已经打开电视机,原来他喜欢的拳击赛开始了,这个怪老头特别喜欢看泰森。
他有太多的专长和爱好,以致让不知道从何处入手提问。
问:听说你素食?
答:便宜。
问:你道德高尚,不拈花惹草?
答:我阳痿。
问:你的文学成就一流。
答:我抄别人没注意的书。
问:你滴酒不沾。
答:改吸白粉。
问:你在创作时在想什么?
答:就想着赶快把它画完。
问:你又写诗,又画画,又写书等等,为什么精力那么旺盛?
答:这不是艺术问题,而是生理问题。况且,这些都是你们去分析的问题,我哪里讲得清楚?是不是啊,比如,有的人吃饭吃两碗,而有的却要吃五碗,我们怎么说得清楚呢?
还有人问黄永玉:你抽烟每口都会吸进去吗?黄永玉的思维突然奇遇到一千多年前,想都没想就说,苏东坡啊,胡子很长,有人问他,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胡子放在被窝里面还是外面?这下麻烦了,苏先生这一晚上,胡子放在外面也不好,放里面也不好,放来放去一个晚上没睡着。哈哈。不经意的东西你问到它反而奇怪了。
“鼠爷”
黄永玉属鼠,而且狡黠,香港朋友都喊他“鼠爷”。黄永玉创作的“快乐鼠”:左手撑腰,右手持烟斗,露出大板牙,正得意地哈哈大笑。在老鼠雕塑旁边,黄永玉斜坐在沙发内,嘴里叼着大烟斗……
黄永玉爱讲段子,深刻的搞笑的,真实的荒诞的,总是信手拈来,出口成章。有时听者不免称奇。严肃的时候,他会给你透露出一些秘诀及方法,比如说,他常带一个小本子,如果妙语警句突现脑海,他会随时记录。就像他说的一样,如果他天天画荷花的速写,下次着墨的时候,想都不用想,荷花就跃然了。当然,除了语言的生动外,他说段子还辅以手之舞之眉眼动之,这就更引人入胜。
讲到改革开放初期,有一类人总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他是这样描述他们的:你看,在外国连乞丐都穿西装!而且他们都好有学问,他们都说英语!
他爱养鹦鹉,北京的万荷堂,凤凰的玉氏山房,处处闻啼鸟。他的画作,常常是在巨大的摇滚音乐夹杂着鸟鸣狗吠中完成的。他家的鹦鹉,常常会讽刺地说“老板,你好”,过年又说“恭喜发财”,有时还讲英语。关于鹦鹉的故事,他有时一口气可以说上好几个,最好笑的是这样一个:有人丢了一只鹦鹉,很焦急,怕鹦鹉把他曾花了时间教给它的东西说出来,左思右想后,决定在报上发表声明:本人的政治观点与丢失的鹦鹉完全不同。
黄永玉亦喜欢作对联。这几年,家乡旅游旺起来了,他作了一堆对联。如“水秀山清风景好,红男绿女送钱来”。又如,“大嫂沿河开餐馆,幺妹满街卖姜糖”。这些描述荡漾着凤凰新的风俗及情趣。玉氏山房“黄永玉艺术工作室”的大门旁,一副“展出百般手艺,招惹各路财神”对联,把黄老头儿干活攒钱之心不遮不掩,痛痛快快地告之世人。
狡兔五窟
没有人比黄永玉更喜欢造房子和买房子了。至今为止,记录在案的就有五处:凤凰两处——夺翠楼和玉氏山房;北京一处——万荷堂;香港一处——山之半居;意大利一处——无数山楼。
这些住宅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规模,都各具特色,很有讲究,且耗资巨大。很多人都认为他这样做无非是有钱了之后显阔罢了,而他却说 “这大概也是一种玩法。其实建筑也是艺术,盖房子,盖什么样的房子,和画一幅画花费的心血一样多。“房子的形式又比画大得多,我可以容纳许多朋友到我的作品中来,不仅是一个人的开心,它使很多人的开心。”的确,他所设计和建造的豪宅都几乎成为了文人墨客欣然向往的地方。见过黄永玉私宅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既懂艺术,又懂享受的人。
玉氏山房
喜鹊坡上的玉氏山房是黄永玉先生在凤凰修建的第二座房子。
“不随地吐痰,不乱丢烟头”、“字画陈设,请勿触摸”。在黄永玉的家里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贴在墙上的各种告示,大多诙谐幽默,却不乏警示的力度。这些告示就充当了双重角色,第一它们是黄永玉的作品,我们可以像欣赏他的画一样欣赏它们;第二它们是黄永玉家中的行为规范,作为客人都要遵守。有言在先好办事,谁要是不规不矩恼了先生,说不定会泼以冷水、欢送出门。
黄永玉写告示是有悠久历史的,他四岁的时候在自己新房的墙上用毛笔题上了几个字:“我们在家里,大家有事做。”写的时候很是神气、非常得意,也拿到了他的第一次“稿费”——屁股上挨了几巴掌。至今这几个字仍留在他凤凰家中的木板墙上。
黄氏人生观
黄永玉说:“我一辈子都忙。为吃饭穿衣;为自己艺术的长进;为自己教育自己;没有空干别的了。”
在问起对人生观的看法时,黄永玉引用了表叔沈从文对自己的教导:一是摔倒了赶快爬起来,不要欣赏你砸的那个坑;二是充满了爱去对待一切;三是死死抱住自己的业务,不要放松。如此三点对后辈亦大有裨益。
黄永玉一手写妙文章,一手画佳山水,这岂不是“鱼和熊掌”兼得了?黄永玉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甲乙二信徒都酷爱吸烟,甲问神父:“我祈祷时可以吸烟吗?”神父说:“那怎么行”乙问神父:“我走路时想上帝、吃饭时想上帝、吸烟时想上帝,可不可以?”神父说:“当然可以!”黄永玉就和那个乙信徒一样,衔着烟斗向我们走来了……
(本文摘编自李韬《趣记黄永玉》和深圳新闻网《黄永玉》)
黄氏开场白
一次,黄老做客郑州越秀书院,与中原贤哲进行一场艺术对话。
头顶黑毡帽,身着灰西服,内衬花格小衬衣,嘴里衔个大大的烟斗,一副法国后现代主义绅士派头。先睹黄永玉的外表知其魅力独具,后听黄永玉的谈话知其空灵大方,其幽默源于大智慧,其大智慧又是凤凰,其湖南故乡、北京、香港三地人文的“配方”。
黄永玉的开场白很特别,他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一见之下,雷从耳出。”别人口中的恭维话,在黄永玉口中却成了毕恭的谦辞。
“黄逃学”
湘西自古民风强悍,黄永玉从小就学武练拳,在学校也常与人打架斗殴,还是出名的“黄逃学”。
黄永玉逃学有其充分的“理由”——“学校放假了”。谁知,有一次父亲竟跟他较起了真儿,非让他陪着到学校看个究竟,结果可想而知。黄永玉本想着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谁知回到家后他父亲竟拍着膝盖大笑:“你怎么老撒同样的谎呢!”逃学的经历似乎与他的表叔沈从文颇为相似。
“黄逃学”多次留级。以至多年后的同学聚会,他一下子请来200多人,让人颇觉不可思议。黄永玉笑言:“我留过5次级,每次都有四五十个同学,这样下来不就有200多人了吗”?
由于时局动荡、糟糕的学习成绩,黄永玉不得不中止学业。按他自己的话说,“拼拼凑凑上了八年半的学”。
生命的奇遇
辍学之后,黄永玉在福建、江西一带流浪,靠自学的绘画和木刻,在战乱中生存。那时半个中国的人几乎都在流亡路上,而黄永玉却有很多种奇遇。似乎那个时代刻意进行了某种压缩,把最丰富的经历注入到他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在泉州,他在一座寺庙游玩摘玉兰花时遇到他最尊敬的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在江西,黄永玉遇到画三毛的张乐平;在宣传队,蒋经国和蒋方良喊他的外号“蛮牛”;日本投降之前,他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伴侣——张梅溪;在杭州,他遇到了久仰的大师林风眠;在香港,他遇到了写杂文的知交聂绀弩;他在香港《大公报》用木刻记录新闻,在长城公司写电影剧本,拍过《小城之春》的费穆就趴在他的剧本底稿上死去,上面还留着咳出的血迹;五十年代初他听了表叔沈从文和朋友的劝告,热血沸腾地回到北京,在大雅宝胡同,正遇上李可染、李苦禅、董希文诸先生。文革中,造反学生的皮带抽在背上,他心里数着数,二百四十下,却也把它当奇遇一场。
一次次让人慨叹的偶遇,被人渲染成一个个大师如何启迪顽童在艺术上开窍的故事。而黄永玉看来,随心所欲不逾矩,奇遇也如平常事。
恼火沈从文
提起黄永玉,人们肯定会联想到沈从文。世上能让黄永玉悦服的人没有几个,但沈从文无疑排在首位。多年来,他提得最多,而且语气最为恭敬的只有他表叔沈从文。但沈从文也曾让他“失望”过。
黄永玉曾在福建德化的一家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有一次,老板破天荒给一块钱让他去理发,他花了三角钱理了发,剩余的七角,买了本沈从文的《昆明冬景》。结果,黄永玉十分懊恼:“我可真火了。我是冲着沈从文三个字去买的。钻进阁楼上又看了半天,仍然是一点意思也不懂。我怎么可以一点也不懂呢?就这么七角钱?你还是我表叔,我怎么一点也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呢?七角钱,你知不知道我这七角钱要派多少用场?知不知道我日子多不好过?我可怜的七角钱……”
许多年后,黄永玉拥有一个小小的书库,收集了沈从文几乎全部的著作,明白了表叔书中说过的话。
《老婆呀,不要哭》
1942年,19岁的黄永玉在江西信丰遭遇了人生第一次也是一辈子的爱情。年轻漂亮的广东姑娘张梅溪因战乱来到信丰。她父亲是一位将军,在家庭的影响下张梅溪从小就酷爱艺术和文学,有很多追求者。其中有一个航空站的青年,人长得英俊潇洒。这个青年知道张梅溪很喜欢骑马,还牵了一匹马来。黄永玉无钱无貌,不要说马,连自行车都没有。不过,他听说过父亲黄玉书用风琴吸引了母亲杨光蕙的往事,如法炮制:每天大清早见张梅溪从老远冉冉而来,便吹起小法国号欢迎。
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便对张梅溪说;“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她就说:“要看是谁了。”黄永玉说:“那就是我了。”她回答:“好吧。”于今天,这也算是一段不错的电影对白。
张梅溪最终选择了只会吹小号还会木刻的黄永玉。那段日子,黄永玉过得十分拮据。一次,他手里只有八角钱,为理发还是买木刻板犹豫半天,最后,张梅溪答应送他一块梨木板,黄永玉才去理了发。
但这个穷且漂泊的流浪汉却没有得到张梅溪家人的认可,他们把张梅溪关在家里。外表柔弱的张梅溪作出了她一生最重大的决定:跟着黄永玉私奔。结婚后,两人在《赣州日报》登了则结婚启事,算是对张梅溪的家庭作了个交代。
后来,在那动荡的岁月里,为了让妻子忘却暂时的艰辛,黄永玉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写下了长诗《老婆呀,不要哭》,以此来鼓舞和慰藉心情懊丧的张梅溪。
六十多年来,两人不离不弃,从南到北,始终如一。
猴票
黄永玉被人称作“北京城里的时尚玩家”,他在邮票设计上大玩了一把。
以前,黄永玉养过一只小猴子,后来这只猴子不幸死了,他很伤心,画了很多画来纪念它。后来,还以它为原型设计了一枚邮票,这便是1980年中国发行的首枚生肖邮票——“庚申年”猴票。在接下来的20多年时间里,猴票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追捧,价格一路飙升。当时面值仅8分钱的猴票,2007年价格已经达到3200元,是面值的4万倍;而全张80枚猴票更是从当时的6.4元暴升至30多万元,民间甚至有“一版猴票一套房”的说法,创造了我国邮票市场的一个神话。
剩余颜料+半个钟点=128万
黄永玉很勤奋,屋里常挂着几幅未画完的画。接受采访时,如果有调整拍摄器材、换磁带、打灯光的间隙,他都会跑去画几笔。
一次,采访进行到中午,大家暂停去吃饭,一个小时后回来,大家傻了眼,客厅里又多了一幅画,是一幅蓝色的荷花,那是用上午一幅画中剩余的蓝色颜料画的。黄永玉的五弟说:“这半个钟头,他用剩余的颜料又挣了128万。”因为,按市价,黄永玉的画4万元一尺。
黄永玉说:“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日子好了,也不懒。我的画怎样我不管,反正我天天都在画。”
80多岁的黄永玉却说现在只做两样事情。一是读书,没一天不读书;二是工作,不会长时间不画画。一时高兴就画画,画完就悔,赶紧画第二幅填补后悔;不停地后悔,不停地画画。
问他看什么书?他说:“我一辈子不停地看书,看书的毛病就是记不得。学问家看书,但是他们家里的书不多。我问钱钟书:你的书呢?他说书在图书馆。我看马克思《资本论》,从来不记得,但是陈寅恪读了都能记住。我们画画的人读书是读感觉,都读了,你说哪件事我知道,画画不是大学问家,显示书本的学问干什么?因为读了书,所以画画会用感觉鉴别。我们是在书本上滚过来的。”
荷花八千
黄永玉最喜画荷花,大概有八千多张,画了这么多年的荷花,它们的形态与精神已经烂熟于心,即使睡觉的时候也有“十万狂花入梦寐”。为此他还专门刻了一个图章,叫“荷花八千”。据说,他小时候,外婆家附近有个荷塘。他一淘气犯事,外婆要找他算账的时候,黄永玉就把一个高高的洗澡盆滚入荷塘,跳到里面躲起。“小时候个儿不高,看着荷花像房顶那么高,呆久了,青蛙都过来了,水蛇什么,能够仔细地看到它了,于是发现荷花底下的那种变化,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一根一根这么清清爽爽,有很多的苔、草,那种光的反映、色彩的关系,丰富多了,我开始画荷花。”“我常想到的是外婆当年、池塘里头给我的那种感觉。”
猫头鹰
上世纪70年代,黄永玉先生应一个朋友的请求画了一幅猫头鹰。后来,有人告诉他:“北京美术界出了大事,搞出来一批黑画,其中有一张为北京饭店画的猫头鹰,很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当时,黄永玉不知道批的就是自己所画的猫头鹰,还轻松地说:“嘿!画个猫头鹰算什么呢?我也常画的嘛!”
回到北京后,他才知道批的就是他画的猫头鹰。而且,在中国美术馆的黑画展众多被批的画里,他的猫头鹰的“走势”是一路飙升,几天的工夫就从开始的第七位升到了第一位,成为黑中之黑。面对别人对他的侮蔑,黄永玉十分坦然。回京当天,他依旧去看摔跤,一边看还一边大叫大喊,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后来,毛泽东对这场批“黑画”的运动发话了:“国画,大泼墨嘛!怎么能不黑呢?”对黄永玉的那张画也说,一眼开一眼闭是猫头鹰的自然习性。这场闹剧才草草收场。此后,黄永玉画猫头鹰就和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一样,成了他的一个代表性的题材。
铁价不二
在对自己艺术作品的经营上,黄永玉很讲究原则。黄永玉在家挂着一则“启事”,以此来回避索画者。“一、热爱欢迎各界老少男女群子光临舍下订购字画,保证舍下老小态度和蔼可亲,服务周到,庭院阳光充足,空气新鲜,花木扶苏、环境幽雅,最宜洽谈。二、价格合理,老少,城乡、首长百姓、洋人土人……不欺。无论题材、尺寸、大小、均能满足供应,务必令诸君子开心而来,乘兴而返。三、画,书法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准,严禁攀亲套交情陋习,更拒礼品、食物、旅行纪念品作交换。人民眼睛是雪亮的,老夫的眼睛虽有轻微‘老花,,仍然还是雪亮的,钞票面前,人人平等,不可乱了章法规矩。四、当场按件论价,铁价不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纠缠讲价,即时照原价加一倍;再讲价者放恶狗咬之;恶脸恶言相向,驱逐出院!五、所得款项作修缮凤凰县内风景名胜、亭阁楼台之用,由侄黄毅全料理。”
“惹不起”的黄永玉
同为湘西人,性格方面,黄永玉与其表叔沈从文截然不同。他说自己表叔的性格“像水一样,很柔顺,永远不会往上爬”。而他年轻时,则是靠“拳头打天下”挺过来的。他的性格让不少人都畏他三分。
早在抗战时期,他才十六七岁就在街头以剪影为抗战捐飞机,虽然剪一个影才五毛钱,但是,没有这一点手艺活,连五毛钱也挣不到。
1948年,黄永玉的作品在“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在上海的一次展览中展出。一对年轻的夫妇买下了黄永玉的部分作品,男的叫黄苗子,是国民党财政部的要人,女的叫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永玉一直没有收到稿费,他在好友王琦的陪同下,去南京郁风家上门“收账”。后来两人竟成了好朋友。
2004年夏天,乡亲们对黄永玉说,沱江上游有人开了一家化工厂,污染了水,黄永玉一听,叉起腰:“怎么能这样呢?好,我带几个人去‘搞’他们一下。”居然把人家的办公室给砸了。黄永玉说:“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快的。要告诉他们这样是不行的。”他说,爱护自然要像讲卫生一样自觉。
老顽童
斜戴的贝雷帽和嘴叼烟斗,永远是他的标志。
很难让人将黄永玉与八十四岁高龄联系在一起,他精力旺盛,思维敏捷、语言幽默,脾气也不减当年。接受采访时,通常让媒体记者手忙脚乱。
孩子气的黄永玉在接受采访中常会弄出些突发状况。有时说着说着,会冒出一句“越说越没劲,我不说了”。一次,他突然跑得没影了,等大家反应过来,他已经打开电视机,原来他喜欢的拳击赛开始了,这个怪老头特别喜欢看泰森。
他有太多的专长和爱好,以致让不知道从何处入手提问。
问:听说你素食?
答:便宜。
问:你道德高尚,不拈花惹草?
答:我阳痿。
问:你的文学成就一流。
答:我抄别人没注意的书。
问:你滴酒不沾。
答:改吸白粉。
问:你在创作时在想什么?
答:就想着赶快把它画完。
问:你又写诗,又画画,又写书等等,为什么精力那么旺盛?
答:这不是艺术问题,而是生理问题。况且,这些都是你们去分析的问题,我哪里讲得清楚?是不是啊,比如,有的人吃饭吃两碗,而有的却要吃五碗,我们怎么说得清楚呢?
还有人问黄永玉:你抽烟每口都会吸进去吗?黄永玉的思维突然奇遇到一千多年前,想都没想就说,苏东坡啊,胡子很长,有人问他,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胡子放在被窝里面还是外面?这下麻烦了,苏先生这一晚上,胡子放在外面也不好,放里面也不好,放来放去一个晚上没睡着。哈哈。不经意的东西你问到它反而奇怪了。
“鼠爷”
黄永玉属鼠,而且狡黠,香港朋友都喊他“鼠爷”。黄永玉创作的“快乐鼠”:左手撑腰,右手持烟斗,露出大板牙,正得意地哈哈大笑。在老鼠雕塑旁边,黄永玉斜坐在沙发内,嘴里叼着大烟斗……
黄永玉爱讲段子,深刻的搞笑的,真实的荒诞的,总是信手拈来,出口成章。有时听者不免称奇。严肃的时候,他会给你透露出一些秘诀及方法,比如说,他常带一个小本子,如果妙语警句突现脑海,他会随时记录。就像他说的一样,如果他天天画荷花的速写,下次着墨的时候,想都不用想,荷花就跃然了。当然,除了语言的生动外,他说段子还辅以手之舞之眉眼动之,这就更引人入胜。
讲到改革开放初期,有一类人总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他是这样描述他们的:你看,在外国连乞丐都穿西装!而且他们都好有学问,他们都说英语!
他爱养鹦鹉,北京的万荷堂,凤凰的玉氏山房,处处闻啼鸟。他的画作,常常是在巨大的摇滚音乐夹杂着鸟鸣狗吠中完成的。他家的鹦鹉,常常会讽刺地说“老板,你好”,过年又说“恭喜发财”,有时还讲英语。关于鹦鹉的故事,他有时一口气可以说上好几个,最好笑的是这样一个:有人丢了一只鹦鹉,很焦急,怕鹦鹉把他曾花了时间教给它的东西说出来,左思右想后,决定在报上发表声明:本人的政治观点与丢失的鹦鹉完全不同。
黄永玉亦喜欢作对联。这几年,家乡旅游旺起来了,他作了一堆对联。如“水秀山清风景好,红男绿女送钱来”。又如,“大嫂沿河开餐馆,幺妹满街卖姜糖”。这些描述荡漾着凤凰新的风俗及情趣。玉氏山房“黄永玉艺术工作室”的大门旁,一副“展出百般手艺,招惹各路财神”对联,把黄老头儿干活攒钱之心不遮不掩,痛痛快快地告之世人。
狡兔五窟
没有人比黄永玉更喜欢造房子和买房子了。至今为止,记录在案的就有五处:凤凰两处——夺翠楼和玉氏山房;北京一处——万荷堂;香港一处——山之半居;意大利一处——无数山楼。
这些住宅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规模,都各具特色,很有讲究,且耗资巨大。很多人都认为他这样做无非是有钱了之后显阔罢了,而他却说 “这大概也是一种玩法。其实建筑也是艺术,盖房子,盖什么样的房子,和画一幅画花费的心血一样多。“房子的形式又比画大得多,我可以容纳许多朋友到我的作品中来,不仅是一个人的开心,它使很多人的开心。”的确,他所设计和建造的豪宅都几乎成为了文人墨客欣然向往的地方。见过黄永玉私宅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既懂艺术,又懂享受的人。
玉氏山房
喜鹊坡上的玉氏山房是黄永玉先生在凤凰修建的第二座房子。
“不随地吐痰,不乱丢烟头”、“字画陈设,请勿触摸”。在黄永玉的家里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贴在墙上的各种告示,大多诙谐幽默,却不乏警示的力度。这些告示就充当了双重角色,第一它们是黄永玉的作品,我们可以像欣赏他的画一样欣赏它们;第二它们是黄永玉家中的行为规范,作为客人都要遵守。有言在先好办事,谁要是不规不矩恼了先生,说不定会泼以冷水、欢送出门。
黄永玉写告示是有悠久历史的,他四岁的时候在自己新房的墙上用毛笔题上了几个字:“我们在家里,大家有事做。”写的时候很是神气、非常得意,也拿到了他的第一次“稿费”——屁股上挨了几巴掌。至今这几个字仍留在他凤凰家中的木板墙上。
黄氏人生观
黄永玉说:“我一辈子都忙。为吃饭穿衣;为自己艺术的长进;为自己教育自己;没有空干别的了。”
在问起对人生观的看法时,黄永玉引用了表叔沈从文对自己的教导:一是摔倒了赶快爬起来,不要欣赏你砸的那个坑;二是充满了爱去对待一切;三是死死抱住自己的业务,不要放松。如此三点对后辈亦大有裨益。
黄永玉一手写妙文章,一手画佳山水,这岂不是“鱼和熊掌”兼得了?黄永玉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甲乙二信徒都酷爱吸烟,甲问神父:“我祈祷时可以吸烟吗?”神父说:“那怎么行”乙问神父:“我走路时想上帝、吃饭时想上帝、吸烟时想上帝,可不可以?”神父说:“当然可以!”黄永玉就和那个乙信徒一样,衔着烟斗向我们走来了……
(本文摘编自李韬《趣记黄永玉》和深圳新闻网《黄永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