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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976年毛泽东号召“读点鲁迅”进而掀起全国性的鲁迅研究热潮以来，各地陆续成立或创办了许多研究学会及研究刊物，其中，东北地区堪称鲁迅研究的重镇之一。1980年12月23日，东北三省的鲁迅研究学者彭定安、马蹄疾、王世家等九人联合发出成立东北鲁迅学会的倡议，该学会于1981年2月24日正式成立，《鲁迅学刊》即该学会会刊。《鲁迅学刊》第一期于1981年3月出版，所刊稿件以该领域内的资料汇编和动态报道为主，特别是以“鲁迅研究在东北”板块及发掘鲁迅佚文、手迹为其重心。刊物自1983年第5期起转由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并经历了长达三年的休刊期，最终于1988年第8期出版后停刊。
【关键词】东北鲁迅研究 《鲁迅学刊》 王世家 马蹄疾
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读点鲁迅”热潮中，《鲁迅学刊》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种期刊。这本最初诞生于偏僻边城的刊物，虽几经周折、数度改易，但它却彰显着东北地区鲁迅学界在经历十年浩劫后重新振作和奋发的精神。王世家、马蹄疾、彭定安、王观泉等编辑和学者，唐弢、薛绥之等老一辈学人都为这本刊物付出了心血。
一、办刊缘起
1975年10月28日，在周建人、胡乔木的协助下，周海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以表明自己对若干年来鲁迅研究及著作出版情况的不满。他在信中写道：“近年来，我常想到关于鲁迅书信的处置和出版、鲁迅著作的注释、鲁迅研究工作的进行等方面有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也向有关负责同志提过多次建议，始终没有解决，感到实在不能再拖下去，只好向您反映，请求您的帮助。”《周海婴同志给毛主席的一封信》，《读点鲁迅丛刊》1977年第一辑，第4页。另据王世家《林辰先生书信笺释》（《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8期）一文中的注释，该信及毛泽东11月1日给周海婴信的批复，因未及辑入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印的《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故由陈漱渝提供给王世家，收入《读点鲁迅丛刊》。周海婴提出三点意见：一，出版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包括致日本友人信），并将书信部分的手稿全部影印;二，编辑出版一部较完善、重新注释的《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以补阙1938年版《鲁迅全集》在编校、体例上存在的问题;三，重视开展鲁迅研究，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增设鲁迅研究室。
实际上，关于重新出版鲁迅著作的规划早有定论。1971年上半年，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即讨论决定，将出版新版鲁迅全集、书信、日记、译文集、辑校古籍等内容列为全国重点出版项目，力争两三年内完成。然而，这一计划因触动了江青、姚文元等人的敏感神经，遭到“四人帮”的野蛮对待和层层阻挠，这之后的数年间，关于出版鲁迅著作的报告屡次被姚文元等人扣压，使得鲁迅著作的出版计划迟迟无法进行。但1975年7月毛泽东提出了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使得文艺界出现了“文革”以来前所未有的良好形势，周建人、周海婴叔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给毛泽东写信的。
11月1日，毛泽东读到了这封信，并就关于出版、研究鲁迅著作一事在信上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毛主席对周海婴同志信的重要批示》，《读点鲁迅丛刊》1977年第一辑，第3页。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毛泽东在关于理论问题的一系列谈话中曾经提道：“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90页。这些谈话其后由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整理为《毛主席重要指示》，于1976年3月3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印发，通知同时要求“组织县团级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页。。
毛主席的批示使得“四人帮”不敢再行掣肘，全国随即掀起了阅读鲁迅、研究鲁迅的高潮。各方面关于学习鲁迅的文件纷纷出台，各级鲁迅研究机构陆续成立并创办研究刊物。其中较早创刊的有：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的《鲁迅研究年刊》（1974）、黑龙江爱辉县教师进修学校的《读点鲁迅丛刊》（1977）、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纪念与研究》（1979）、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的《鲁迅研究》（1980）、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的《鲁迅研究资料》（1976）和《鲁迅研究动态》（1980），以及东北鲁迅学会的《鲁迅学刊》（1981）等。
东北地区向来是鲁迅研究的重镇。早在20世纪30年代，东北的文学青年就在左翼文艺思想的影响下逐渐被启蒙，推动进步的、革命的文学的成长，他们以鲁迅为榜样和导师，积极从事文学创作。抗战胜利后，最早获得解放的东北地区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鲁迅研究中心。当时，东北地区成立了第一个以鲁迅命名的文学研究团体（LS文学研究社），成立过以鲁迅命名的文学出版社（鲁迅文化出版社），出版过多种鲁迅著作、鲁迅研究著作和期刊，奠定了雄厚的鲁迅研究基础，充分说明了东北鲁迅研究所具有的地区性特点。
在《鲁迅学刊》创刊前，东北地区的鲁迅研究刊物以王世家主编的《读点鲁迅丛刊》最为知名。这本由黑龙江爱辉县教师进修学校编写的内部刊物是该校《进修参考资料》王世家曾回憶：“‘文革’中后期，我在边陲古城爱辉县教师进修学校任职，为本县城乡教师编印了一份不定期内部刊物《进修参考资料》，曾广为散发，所载文章，鲁迅研究方面居多，因作者多为著名专家，曾引起国内鲁研界同人的关注。林先生见到后，亦多予以支持鼓励。”见王世家：《林辰先生书信笺释——读札忆往之一》，《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8期，第87页注①。的衍生品，由于《进修参考资料》创办后刊登了不少鲁迅研究领域的文章，时任该校校长、刊物主编的王世家在老一辈研究学者薛绥之的鼓励下，决定单独办出一份专研鲁迅的小刊物，此即1977年创刊的《读点鲁迅丛刊》“《丛刊》的创刊，是薛绥之先生（1922—1985）建议的。记得是1976年夏，去济南山东大学拜访薛先生，他说，《进修》内容较杂乱，如果经费可以保障，何不办个鲁迅研究的专刊，‘敲敲边鼓也好嘛’。我是在接受了薛先生的建议后才在爱辉边城办起这份小刊物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见王世家：《林辰先生书信笺释——读札忆往之一》，《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8期，第87页注②。。该刊每年刊行一辑，少量印行，却吸引了众多知名学者、研究者供稿，声名也渐渐地在全国鲁迅研究者之间传播开来，东北地区的鲁迅研究实力更受到了广泛认可。《读点鲁迅丛刊》仍由王世家任主编，刊名先后请沈定庵、曹靖华题签，至1979年停刊止，共刊行三辑，另有增刊一册该增刊为高信著《鲁迅笔名探索》，1980年印行，同年10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但是，辛苦主持其事的王世家却受到了上层的白眼，当时爱辉县一位主管文教的领导就曾批评他“放着正事不做，却搞什么鲁迅，不务正业”见王世家：《林辰先生书信笺释——读札忆往之一》，《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8期，第88页注②。，《读点鲁迅丛刊》在多方面压力下实在无法再办下去。这样一来，东北地区竟一时没有了鲁迅研究的专门阵地。有感于此，1980年12月23日，由辽宁的彭定安、马蹄疾、杜毅伯，吉林的彭之平、孙中田、刘中树，黑龙江的王观泉、王世家、高质慧等九人联名，发出了成立东北鲁迅研究学会的倡议。倡议书中提到，东北鲁迅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出版和发表了一批研究鲁迅的著作和文章，受到国内外的重视，有的已被国外翻译出版。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一支有战斗力的研究队伍，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资料搜集和保存系统”。发起人一致决定：“为了增进东北鲁迅研究工作者的团结，更好地交流鲁迅研究成果，推动鲁迅研究工作的发展，宣传鲁迅思想，发扬鲁迅精神，我们倡议成立东北鲁迅学会，希望得到有关部门和东北三省广大专业、业余鲁迅研究工作者的支持，欢迎有志研究鲁迅者参加。”《关于成立东北鲁迅学会的倡议》，《鲁迅学刊》1981年第1期，第8—9页。1981年2月24日，东北鲁迅学会在长春正式宣布成立。
《鲁迅学刊》即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东北鲁迅学会的会刊而诞生，为东北乃至全国的鲁迅研究者提供了又一个发表成果的平台。《鲁迅学刊》为不定期内部刊物，以刊发资料和动态为主，其办刊方向是“以主要篇幅刊载关于鲁迅生平史实、鲁迅著作背景材料;新发现的鲁迅轶文及有关文物;鲁迅生前好友和有关人士的回忆、访问记以及现在不易见到的鲁迅研究资料和图片。并用一定篇幅报道东北地区和全国各地的鲁迅研究动态”《告读者》，《鲁迅学刊》1981年第1期，第98页。。
二、办刊历程与刊物面貌
《鲁迅学刊》创刊于1981年3月，至1988年停刊止共印行八期。该刊经历了两个时期的办刊历程。第1—4期由王世家独力主持，编辑部仍设在爱辉县，以“东北鲁迅学会鲁迅学刊编辑部”的名义经办，自第5期开始，刊物转隶辽宁方面，署名“辽宁鲁迅学会”，编辑工作亦改由马蹄疾接手。《鲁迅学刊》的办刊主体发生改变，除了刊物再未出现“东北鲁迅学会”的提法外，还可佐证第5期刊登纪维周《解放后国内鲁迅研究期刊简介》一文，其中介绍《鲁迅学刊》时说：“该刊原是东北鲁迅学会主办的刊物。现已由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鲁迅学刊》1983年第5期，第156页。这实际上亦意味着东北鲁迅学会的解体。
此外，从《鲁迅学刊》各期版权页署名变更的情况也可以直观地了解刊物发展的历程。其编辑单位先后署名为：“东北鲁迅学会鲁迅学刊编辑部”（第1—4期）、“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第5期）、“辽宁省鲁迅学会鲁迅学刊编辑部”（第6期）、“辽宁鲁迅学会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编辑”（第7—8期）。其出版单位先后署名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代）”（第1期）、“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代）”（第2期）、“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第3、4、6期）、“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企业家杂志社联合主办”（第7、8期）。印刷单位先后署名为：“黑河印刷厂”（第1—4期）、“沈阳新华印刷厂”（第5期）、“鞍山印刷二厂”（第6期）、“辽宁省粮食学校印刷厂”（第7—8期）。由此可见《鲁迅学刊》办刊过程的艰难曲折。
《鲁迅学刊》前四期办刊时，得力于主持者王世家的勤勉、热情和过硬的编辑能力，出版情况较为稳定，大致保持着一年两期的刊印频率。但自第5期开始，由于经费的紧张与稿源的不足，《鲁迅学刊》的出版周期呈现出愈来愈长的趋势。第4期出版一年零两个月后，第5期方才艰难面世，并在其后的三年内一直处于休刊状态，1986年7月恢复刊行第6期。休刊期间，王世家亦于1985年3月告别了《鲁迅学刊》，调至北京鲁迅博物馆，从此开始了他编辑《鲁迅研究动态》和之后《鲁迅研究月刊》的工作历程。第6期在版权页上还首次出现了“辽宁省鲁迅学会”的提法。其后，《鲁迅学刊》的经费问题愈加突出，只能与同属辽宁社会科学院旗下的《现代企业家》杂志社联合办刊，如第7期《鲁迅学刊》的编后记中曾解释此事说：“本刊所以不能按时出版，主要是经费困难。今年又可望有两期出版，首先该感谢《现代企业家》杂志社主编孙成嗣同志的鼎力相助。这不仅是本刊编者要深表谢意，本刊作者和读者也要感谢他们的。”《鲁迅学刊》1988年第7期，第90页。最后一期《鲁迅学刊》（1988年第2期）则有一处颇为耐人寻味的地方，该期内页标注的刊行时间为“1988年10月20日出版”，但封面、书脊上的年份却印为“1989”“一九八九年”，两相对照之下颇为矛盾。是排印失误，还是临时更改，非亲历者便不得而知了。似乎也可以做这样的推测：这一期本来定稿于当年10月，但交付印刷时却因某些原因延宕到了转年，印厂遂想当然地在封面印上了“1989”的字样。
由于刊物主辦单位的几经转手，《鲁迅学刊》的封面设计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就刊物的封面设计风格而论，《鲁迅学刊》可按第1—4期、第5—6期、第7—8期分为三类。
第1—4期的封面设计均采用王观泉为第1期设计封面时的模式：美术字刊名、单色底色、正中偏右白底印鲁迅画像、左上侧白底标注期数年份。具体面貌为：第1期，1981年3月出版，封面浅灰色，画像选用日本肖像漫画家堀尾纯一作鲁迅漫画像孙用见刊后曾写信给《学刊》编辑部，其中谈到第1期封面鲁迅画像时说：“（1）封面的鲁迅先生画像，与原刊（见1938年版《全集》第18卷）相校，漏描左眉。”见《孙用先生来信（摘要）》，《鲁迅学刊》1981年第2期，第197页。，书脊加印“东北鲁迅学会会刊”字样;第2期，1981年7月出版，封面紫红色，画像选用一八艺社成员谢海若作鲁迅版画像，书脊加印“鲁迅诞辰百年纪念特刊”;第3期，1982年4月出版，封面豆绿色，画像选用罗清桢作鲁迅版画像;第4期，1982年10月出版，封面蓝色，画像为描绘周恩来在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情景1946年10月19日，周恩来参加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并发表讲话，次日同许广平、沈钧儒、郭沫若等人前往鲁迅墓地祭扫。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99页。，画像作者未详。 大约是《鲁迅学刊》隶属关系变动后新单位的要求，或是马蹄疾个人的喜好，第5期的封面完全摒弃了前四期的风格，除封面底色仍用单色印刷外，其余设计均与前刊不同：“鲁迅学刊”四字由美术字改为隶书体，位置由封面正下方横排移至左侧竖排;鲁迅画像不再保留白底;期号及年份移至右下侧标注;底部印“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字样。第6期的封面设计也基本延续了第5期的样式，但有细微不同：鲁迅画像处恢复白底;画像下部加印“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字样;封面无期号年份;书脊处增加“总第六期”字样。具体面貌为：第5期，1983年12月出版，封面橘黄色，画像作者未详;第6期，1986年7月出版，封面草绿色，画像作者未详，底部加印“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字样。第6期的封面设计署名是马蹄疾的笔名“蔡尔楚”，马蹄疾同时也是该期的责任编辑。对比前四期，当有理由相信第5、6期的封面风格变化正是出自马蹄疾的手笔。
第7、8两期的封面设计再次进行了大调整。这两期封面最突出的变动，是将一直以来的单色封面改为了网格底纹，但仍然保留了封面选印鲁迅画像的特色。其余的改动主要有：封面题字改为行书体，沈鹏题签，移至封面右侧竖排;鲁迅画像移至左侧。这两期的封面设计者署名亦是马蹄疾的笔名“奚纯”。具体面貌为：第7期，1988年5月出版，土黄色网格纹封面，画像作者未详;第8期，1988年10月出版，土黄色网格纹封面，画像作者未详。此外，由于联合办刊的关系，第7、8两期均于封底以整版印制《现代企业家》杂志的征订宣传广告。
最初，《鲁迅学刊》第1—4期均采用的是毛边本设计（后两期也同时发行裁切本，第5期后未见毛边装帧），这大概是致敬于鲁迅对毛边本“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域外小说集·略例》，《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的喜爱。早在1909年《域外小说集》一、二集初版本在东京发行时，鲁迅即主张制为毛边本，其优在“故虽翻阅数次绝无污染”，“前后篇首尾，各不相衔，他日能视其邦国古今之别，类聚成书。且纸之四周，皆极广博，故订定时亦不病隘陋”《域外小说集·略例》，《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鲁迅去世前一年的1935年4月10日，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仍然写道：“《集外集》付装订时，可否给我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的毛边党，至今脾气还没有改。”《350410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同年7月16日，他又在给萧军的信中提道：“许谢谢你送给她的小说，她正在看，说是好的。切光的都送了人，省得他们裁，我们自己是在裁着看。我喜欢毛边书，宁可裁，光边书像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尼姑。”《350716致萧军》，《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1—502页。鲁迅还曾笑谈：“书籍不切边，我也是作俑者之一。”《而已集·扣丝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6页。荆有麟也说：“中国印毛边书，是先生所主张，而且开创的。”《鲁迅回忆断片》，见《鲁迅回忆录》（专著部分·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据其《鲁迅回忆断片》一书的记载，鲁迅第一次在北新书局印书，就再三叮嘱老板李小峰务必以毛边装订，一本也不要切边，但等印成之后，李小峰拿来的一二十本赠书却都是切好边的，这使得鲁迅略感不快，李小峰解释说：“一开始装订，我就将毛边的摆出去卖，但没有人买，要教我切了边才肯要，我看没办法，所以索性都切了边。”鲁迅马上强调：“那我不要切边的，非毛边的不行，你能将就买客，当然也可以将就我。切边的我决定不要，你带去好了。”从此北新书局发售鲁迅作品时，只敢给外埠分店送切边本，而呈递给鲁迅的则全为毛边本。
《鲁迅学刊》这种拟古的形式也得到了同为“毛边党”的唐弢的赞赏1946年12月11日，唐弢在《“毛边党”与“社会贤达”》一文中写道：“我也是毛边党党员之一，购新文艺书籍，常要讲究不切边的，买来后亲自用刀一张一张的裁开，觉得别有佳趣。”见唐弢：《晦庵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63页。，他曾称赞《鲁迅学刊》说：“我非常喜欢这个小刊物，以为编得极好：从内容到封面设计，都有自己的特色。”《唐弢同志给我刊编者的一封信》，《鲁迅学刊》1981年第2期，第23页。
三、刊物特色和栏目设置
作为东北鲁迅学会的会刊，《鲁迅学刊》自办刊之始即将重心放在了推介、挖掘东北地区的鲁迅研究上，还以较大篇幡刊登学界对鲁迅佚文、佚信最新的考证成果。其较为重要且具代表性的栏目有“鲁迅研究在东北”“鲁迅与美术”“百家争鸣”“鲁迅佚文”“鲁迅研究資料”“资料选刊”“鲁迅作品研究”等。
（一）推介东北地区的鲁迅研究成果
《鲁迅学刊》虽然经历过办刊主体的改易，但刊物自始至终均将“东北鲁迅研究”作为其最具特色的栏目之一予以保留，积极刊载东北鲁迅研究的专题文章，并关注东北地区的鲁迅研究动态和新闻。
《鲁迅学刊》设“鲁迅研究在东北”栏目，专门刊载东北鲁迅研究者或与之相关的成果。如第1期刊登李凤吾、刘中树《1931—1945年间东北报刊有关鲁迅资料摭拾》;第2期刊登李凤吾、刘中树《战地黄花分外香——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出版鲁迅著作与研究专著论集摭拾》，丁言昭《白山黑水寄深情——记东北解放区出版的〈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特刊〉》，并选登该《纪念特刊》中的公木《永远新鲜的记忆》和沃渣《纪念鲁迅先生》两篇文章;第3期刊登王锡荣《东北解放区出版的〈鲁迅论文选辑〉》，杨志和《鲁迅研究在东北的一点资料》，及刘中树、李凤吾《关于〈中国文坛近事〉的说明》;第7期刊登顾蒙山（马蹄疾）《鲁迅与东北纪年》;第8期刊登顾蒙山（马蹄疾）《鲁迅与东北纪年》（续篇），齐广文《萧军萧红与鲁迅交往资料辑要》，乔彩娥《萧军萧红纪念鲁迅诗词辑录》。“东北鲁迅研究巡礼”栏目刊登彭定安《〈鲁迅评传〉增补本序言》，沙坨《精心结撰自出机杼——读〈鲁迅的写作艺术〉》，蔡尔楚（马蹄疾）《评〈鲁迅教育思想研究〉》，杨有业《鞍山师专普及鲁迅的几点做法》等。 《鲁迅学刊》也关注东北地区鲁迅研究界的新闻动态。如第2期刊发《东北三省将隆重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综述，介绍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活动筹备情况;第6期“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栏目刊登杨志和《东北纪念鲁迅的两次盛会》;第7期刊登陶秋竹《一九八一年以来辽宁鲁迅研究综述》;第8期刊登陶秋竹《辽宁鲁迅学会1988年年会纪要》，张望《参加辽宁鲁迅学会年会感赋》，公布《辽宁鲁迅学会第二届会长、秘书长、理事名单》等。
（二）反映国际及港、台地区的鲁迅研究动态
《鲁迅学刊》创刊的年代，恰逢思想解放运动引向深入之际，《鲁迅学刊》也开始拓宽视野，注意反映国际友人和研究者的鲁迅研究成果。如第2期刊载吉田漱作《山本初枝年谱》;第3期刊载日本鲁迅之会会报编辑部《周树人的柔道入门誓约书》，濑户宏《日本最近两年的鲁迅研究》，伊之美（王观泉）《甘作“里方”与蜷局土地——介绍一帧内山嘉吉的手迹》;第4期刊载张钊贻《介绍台、港及海外研究鲁迅的一些情况》;第5期刊载苏联学者A.H.热洛霍夫采夫《美国汉学中的鲁迅》，A.D.波兹涅娃《鲁迅（1881—1936）》;第6期刊载华铭、陆文采《港台出版的四本现代文学史著作中的鲁迅评论》等。
（三）搜集考证鲁迅佚文佚信
鲁迅佚文、佚信研究是鲁迅研究领域长久以来的研究重心。在《鲁迅学刊》第1期中，即收录有关于鲁迅佚文佚信的文章两篇，包括彭定安、马蹄疾主张《军界痛言》署名“树”应为鲁迅佚文的《新发现鲁迅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一篇佚文》《军界痛言》未及辑入1981年版《鲁迅全集》，后收入2005年版《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和王观泉介绍新发现鲁迅书赠日本僧人高畠眉山的手迹“如露复如电”的《考索一幅新发现的鲁迅手迹》。第2期中，彭定安、马蹄疾再度撰文《〈越铎日报〉署名“独应”的四篇“古文”为鲁迅佚文考》，认为《望越篇》《望华国篇》《尔越人毋忘先民之训》《民国之征何在》等四篇署名“独应”和“独”的文章，确可排除是周作人借名而作，并根据其思想、风格、语言上的一致性断定为鲁迅所撰关于署名“独应”是否为鲁迅笔名的问题，此前还有杨天石《鲁迅早期的几篇作品和〈天义报〉上署名“独应”的文章》（《鲁迅研究资料》1979年第三辑）和陈漱渝《再读〈天义报〉上署名“独应”的文章》（《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三辑）予以讨论。但彭定安、马蹄疾的观点没有得到鲁迅研究界的一致认同，1981年版、2005年版《鲁迅全集》均未将这四篇文章作为鲁迅佚文收入。。第3期发表了丁景唐、王观泉的《谈鲁迅致郁达夫的一封佚信》和熊融的《鲁迅残简两则》。第5期发表了丁景唐的《鲁迅的稿费单和名片档案》及卫华、鲁歌的《新发现的两则鲁迅佚文》。
（四）开展学术争鸣、探讨热点话题
彭定安（时任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在《鲁迅学刊》创刊号上发表《一个建议：创立“鲁迅学”》作为代发刊词，并高调提出创立“鲁迅学”的设想，得到研究界同人的广泛支持，如朱文华《也谈“鲁迅学”的体系》（第3期）、王永生《也谈“创立鲁迅学”》（第4期）等。这一建议对于推动鲁迅研究事业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鲁迅学”的提法虽未通行开来，但鲁迅研究早已成为中国学界的一门显学，从这一角度讲，彭定安是发时代之先声的。
围绕《故事新编·铸剑》的历史出处、人物隐喻、主题思想的争论，即先后有萧军《〈铸剑〉篇一解》（第1期）、陈梦韶《写在〈《铸剑》篇一解〉后面》（第2期）、赵英《〈铸剑〉出处再谈——就教于陈梦韶先生》（第3期）、陈梦韶《再略谈〈铸剑〉的出典》（第5期）、赵英《有关鲁迅〈铸剑〉出典的再讨论》（第6期）等五篇文章。
针对1981年版《鲁迅全集》出版后的编校得失，《鲁迅学刊》也刊登了数篇文章，有裘士雄《对于〈范爱农〉注释的若干异议》（第2期）、树堂《〈鲁迅日记〉人物注释指瑕》（第4期）、裘士雄《对于〈鲁迅日记〉注释的若干异议》（第4期）、熊融《新版〈鲁迅全集〉补注三则》（第4期）、谷兴云《有关〈鲁迅全集〉排印体例的一个小问题》（第5期）、柳和城《新版〈鲁迅全集·日记〉人物注释拾补》（第8期）等。这些文章虽长短不一、角度各异，却是对尚存在较多缺陷的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重要补充，其中多数研究成果均在2005年版《鲁迅全集》修订过程中被吸纳采用。
《野草》研究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界的热点，在《鲁迅学刊》第5期中，即刊登了三篇关于《野草》的研究论文，包括佚名作者《〈野草〉拾零》、陈山《评八十年代的〈野草〉研究》和潘颂德《野草研究的新收获——简评〈野草〉艺术谈》等。此外，还有第4期夏明钊《对鲁迅绝句〈赠日本歌人〉新解的质疑——与王尔龄同志商榷》、第5期张晓生《也谈〈赠日本歌人〉》等。
四、《鲁迅学刊》编校失误举例
《鲁迅学刊》尽管在推动鲁迅研究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特别是在编校方面还有不少明显的失误。这些失误以后四期尤为集中，如页码错乱、文字误排、目录标题与正文不一致，等等。
页码错误的情况，如第4期王映霞《〈鲁迅日记〉中与我有关的二三事》，目录排为第45页，实为第54页。第5期张树堂《关于〈呐喊〉的版本和印次》，目录排为第109页，实为第107页，且“堂”误排“棠”;白玉琢《鲁迅诞生的确切地名》，目录排为第110页，实为第109页;〔苏〕A.H.热洛霍夫采夫《美国汉学中的鲁迅》，目录排为第109页，实为第110页。文字误排的情况，如第1期郁达夫《回忆鲁迅》，“沈士远”误排“沈土远”、“沈兼士”误排“沈兼土”。第5期丁景唐《关于鲁迅题诗签名送赠山县初男的〈呐喊〉、〈彷徨〉》，目录中误排为“山易初男”。第6期强英良《鲁迅主持的“北新书屋”》，“创造社”误排“创选社”、“韦素园”误排“韦素圆”、“孙伏园”误排“孙伏圆”、“不亦乐乎”误排“不亦乎乎”、“曹靖华译的剧本集《白茶》”误排“曹靖华译的剧本集《百茶》”;李允经《鲁迅生前准备编印而未及出版的木刻画册介绍》，“索性”误排“学性”、“庶几”误排“庶币”、“古朴”误排“古扑”;王建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学习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误排“《论费厄泼赖应该援行》”。目录与正文标题不一致的，如第5期陈梦韶《再略谈〈铸剑〉的出典》，目錄却排为《再谈〈铸剑〉的出典》。第6期赵英《有关鲁迅〈铸剑〉出典的再讨论》，目录却排为《关于〈铸剑〉出处的再讨论》。
这些差错大多属于较为低级的失误，本可以避免，但由于编校的不认真，留下了不少遗憾，也影响了刊物的声誉。
五、结 语
回顾《鲁迅学刊》七年的办刊历程，并将其置于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史的视角之下，可以这样认为，它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正处于政治上拨乱反正的时期，同时也是鲁迅研究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回归实事求是、正本清源的新时期。身处其中的《鲁迅学刊》也和同期创办的其他刊物一样，以倡导严谨、求实、客观的学风为旨归，为鲁迅研究界注入了新鲜的空气，展现了鲁迅研究的新气象，同时也在学术上解放了一些“文革”期间被打倒、“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在《鲁迅学刊》办刊的年代，两位主要编辑者王世家（1941—2018）、马蹄疾（1936—1996）不过三四十岁。王世家早年供职教育系统，却具有超出常人的编辑头脑和能力，他利用业余时间主编《读点鲁迅丛刊》和《鲁迅学刊》，钻研鲁迅著作，这些经历对他无疑是极好的锻炼，也是王世家一生从事鲁迅研究和编辑工作的开端。马蹄疾本名陈宗棠，因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仅仅小学毕业，但他一心治学，青年时即以研究《水浒》资料之功崭露头角，引起郭沫若的注意，曾一度以工厂工人的身份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文革”中遭受的冲击并未使马蹄疾意志消沉，反而促使他走上鲁迅研究之路，经办《鲁迅学刊》使马蹄疾得以接触大量研究资料和学界同人，可谓编研相长，渐而成为鲁迅研究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较早创刊的鲁迅研究专门刊物，《鲁迅学刊》却未能将自身的优势长久保持下去，在同类型刊物不断发展壮大的大环境大背景下，未能抓住机遇，甚至每况愈下，最终在印行第8期后即不了了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扼腕的结局。
〔作者刘璁，南开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
【关键词】东北鲁迅研究 《鲁迅学刊》 王世家 马蹄疾
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的“读点鲁迅”热潮中，《鲁迅学刊》是其中颇具特色的一种期刊。这本最初诞生于偏僻边城的刊物，虽几经周折、数度改易，但它却彰显着东北地区鲁迅学界在经历十年浩劫后重新振作和奋发的精神。王世家、马蹄疾、彭定安、王观泉等编辑和学者，唐弢、薛绥之等老一辈学人都为这本刊物付出了心血。
一、办刊缘起
1975年10月28日，在周建人、胡乔木的协助下，周海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以表明自己对若干年来鲁迅研究及著作出版情况的不满。他在信中写道：“近年来，我常想到关于鲁迅书信的处置和出版、鲁迅著作的注释、鲁迅研究工作的进行等方面有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也向有关负责同志提过多次建议，始终没有解决，感到实在不能再拖下去，只好向您反映，请求您的帮助。”《周海婴同志给毛主席的一封信》，《读点鲁迅丛刊》1977年第一辑，第4页。另据王世家《林辰先生书信笺释》（《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8期）一文中的注释，该信及毛泽东11月1日给周海婴信的批复，因未及辑入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印的《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故由陈漱渝提供给王世家，收入《读点鲁迅丛刊》。周海婴提出三点意见：一，出版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包括致日本友人信），并将书信部分的手稿全部影印;二，编辑出版一部较完善、重新注释的《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以补阙1938年版《鲁迅全集》在编校、体例上存在的问题;三，重视开展鲁迅研究，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增设鲁迅研究室。
实际上，关于重新出版鲁迅著作的规划早有定论。1971年上半年，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即讨论决定，将出版新版鲁迅全集、书信、日记、译文集、辑校古籍等内容列为全国重点出版项目，力争两三年内完成。然而，这一计划因触动了江青、姚文元等人的敏感神经，遭到“四人帮”的野蛮对待和层层阻挠，这之后的数年间，关于出版鲁迅著作的报告屡次被姚文元等人扣压，使得鲁迅著作的出版计划迟迟无法进行。但1975年7月毛泽东提出了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使得文艺界出现了“文革”以来前所未有的良好形势，周建人、周海婴叔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给毛泽东写信的。
11月1日，毛泽东读到了这封信，并就关于出版、研究鲁迅著作一事在信上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毛主席对周海婴同志信的重要批示》，《读点鲁迅丛刊》1977年第一辑，第3页。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毛泽东在关于理论问题的一系列谈话中曾经提道：“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90页。这些谈话其后由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整理为《毛主席重要指示》，于1976年3月3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印发，通知同时要求“组织县团级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页。。
毛主席的批示使得“四人帮”不敢再行掣肘，全国随即掀起了阅读鲁迅、研究鲁迅的高潮。各方面关于学习鲁迅的文件纷纷出台，各级鲁迅研究机构陆续成立并创办研究刊物。其中较早创刊的有：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的《鲁迅研究年刊》（1974）、黑龙江爱辉县教师进修学校的《读点鲁迅丛刊》（1977）、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纪念与研究》（1979）、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的《鲁迅研究》（1980）、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的《鲁迅研究资料》（1976）和《鲁迅研究动态》（1980），以及东北鲁迅学会的《鲁迅学刊》（1981）等。
东北地区向来是鲁迅研究的重镇。早在20世纪30年代，东北的文学青年就在左翼文艺思想的影响下逐渐被启蒙，推动进步的、革命的文学的成长，他们以鲁迅为榜样和导师，积极从事文学创作。抗战胜利后，最早获得解放的东北地区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鲁迅研究中心。当时，东北地区成立了第一个以鲁迅命名的文学研究团体（LS文学研究社），成立过以鲁迅命名的文学出版社（鲁迅文化出版社），出版过多种鲁迅著作、鲁迅研究著作和期刊，奠定了雄厚的鲁迅研究基础，充分说明了东北鲁迅研究所具有的地区性特点。
在《鲁迅学刊》创刊前，东北地区的鲁迅研究刊物以王世家主编的《读点鲁迅丛刊》最为知名。这本由黑龙江爱辉县教师进修学校编写的内部刊物是该校《进修参考资料》王世家曾回憶：“‘文革’中后期，我在边陲古城爱辉县教师进修学校任职，为本县城乡教师编印了一份不定期内部刊物《进修参考资料》，曾广为散发，所载文章，鲁迅研究方面居多，因作者多为著名专家，曾引起国内鲁研界同人的关注。林先生见到后，亦多予以支持鼓励。”见王世家：《林辰先生书信笺释——读札忆往之一》，《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8期，第87页注①。的衍生品，由于《进修参考资料》创办后刊登了不少鲁迅研究领域的文章，时任该校校长、刊物主编的王世家在老一辈研究学者薛绥之的鼓励下，决定单独办出一份专研鲁迅的小刊物，此即1977年创刊的《读点鲁迅丛刊》“《丛刊》的创刊，是薛绥之先生（1922—1985）建议的。记得是1976年夏，去济南山东大学拜访薛先生，他说，《进修》内容较杂乱，如果经费可以保障，何不办个鲁迅研究的专刊，‘敲敲边鼓也好嘛’。我是在接受了薛先生的建议后才在爱辉边城办起这份小刊物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见王世家：《林辰先生书信笺释——读札忆往之一》，《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8期，第87页注②。。该刊每年刊行一辑，少量印行，却吸引了众多知名学者、研究者供稿，声名也渐渐地在全国鲁迅研究者之间传播开来，东北地区的鲁迅研究实力更受到了广泛认可。《读点鲁迅丛刊》仍由王世家任主编，刊名先后请沈定庵、曹靖华题签，至1979年停刊止，共刊行三辑，另有增刊一册该增刊为高信著《鲁迅笔名探索》，1980年印行，同年10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但是，辛苦主持其事的王世家却受到了上层的白眼，当时爱辉县一位主管文教的领导就曾批评他“放着正事不做，却搞什么鲁迅，不务正业”见王世家：《林辰先生书信笺释——读札忆往之一》，《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8期，第88页注②。，《读点鲁迅丛刊》在多方面压力下实在无法再办下去。这样一来，东北地区竟一时没有了鲁迅研究的专门阵地。有感于此，1980年12月23日，由辽宁的彭定安、马蹄疾、杜毅伯，吉林的彭之平、孙中田、刘中树，黑龙江的王观泉、王世家、高质慧等九人联名，发出了成立东北鲁迅研究学会的倡议。倡议书中提到，东北鲁迅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出版和发表了一批研究鲁迅的著作和文章，受到国内外的重视，有的已被国外翻译出版。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一支有战斗力的研究队伍，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资料搜集和保存系统”。发起人一致决定：“为了增进东北鲁迅研究工作者的团结，更好地交流鲁迅研究成果，推动鲁迅研究工作的发展，宣传鲁迅思想，发扬鲁迅精神，我们倡议成立东北鲁迅学会，希望得到有关部门和东北三省广大专业、业余鲁迅研究工作者的支持，欢迎有志研究鲁迅者参加。”《关于成立东北鲁迅学会的倡议》，《鲁迅学刊》1981年第1期，第8—9页。1981年2月24日，东北鲁迅学会在长春正式宣布成立。
《鲁迅学刊》即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东北鲁迅学会的会刊而诞生，为东北乃至全国的鲁迅研究者提供了又一个发表成果的平台。《鲁迅学刊》为不定期内部刊物，以刊发资料和动态为主，其办刊方向是“以主要篇幅刊载关于鲁迅生平史实、鲁迅著作背景材料;新发现的鲁迅轶文及有关文物;鲁迅生前好友和有关人士的回忆、访问记以及现在不易见到的鲁迅研究资料和图片。并用一定篇幅报道东北地区和全国各地的鲁迅研究动态”《告读者》，《鲁迅学刊》1981年第1期，第98页。。
二、办刊历程与刊物面貌
《鲁迅学刊》创刊于1981年3月，至1988年停刊止共印行八期。该刊经历了两个时期的办刊历程。第1—4期由王世家独力主持，编辑部仍设在爱辉县，以“东北鲁迅学会鲁迅学刊编辑部”的名义经办，自第5期开始，刊物转隶辽宁方面，署名“辽宁鲁迅学会”，编辑工作亦改由马蹄疾接手。《鲁迅学刊》的办刊主体发生改变，除了刊物再未出现“东北鲁迅学会”的提法外，还可佐证第5期刊登纪维周《解放后国内鲁迅研究期刊简介》一文，其中介绍《鲁迅学刊》时说：“该刊原是东北鲁迅学会主办的刊物。现已由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鲁迅学刊》1983年第5期，第156页。这实际上亦意味着东北鲁迅学会的解体。
此外，从《鲁迅学刊》各期版权页署名变更的情况也可以直观地了解刊物发展的历程。其编辑单位先后署名为：“东北鲁迅学会鲁迅学刊编辑部”（第1—4期）、“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第5期）、“辽宁省鲁迅学会鲁迅学刊编辑部”（第6期）、“辽宁鲁迅学会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编辑”（第7—8期）。其出版单位先后署名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代）”（第1期）、“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代）”（第2期）、“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第3、4、6期）、“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企业家杂志社联合主办”（第7、8期）。印刷单位先后署名为：“黑河印刷厂”（第1—4期）、“沈阳新华印刷厂”（第5期）、“鞍山印刷二厂”（第6期）、“辽宁省粮食学校印刷厂”（第7—8期）。由此可见《鲁迅学刊》办刊过程的艰难曲折。
《鲁迅学刊》前四期办刊时，得力于主持者王世家的勤勉、热情和过硬的编辑能力，出版情况较为稳定，大致保持着一年两期的刊印频率。但自第5期开始，由于经费的紧张与稿源的不足，《鲁迅学刊》的出版周期呈现出愈来愈长的趋势。第4期出版一年零两个月后，第5期方才艰难面世，并在其后的三年内一直处于休刊状态，1986年7月恢复刊行第6期。休刊期间，王世家亦于1985年3月告别了《鲁迅学刊》，调至北京鲁迅博物馆，从此开始了他编辑《鲁迅研究动态》和之后《鲁迅研究月刊》的工作历程。第6期在版权页上还首次出现了“辽宁省鲁迅学会”的提法。其后，《鲁迅学刊》的经费问题愈加突出，只能与同属辽宁社会科学院旗下的《现代企业家》杂志社联合办刊，如第7期《鲁迅学刊》的编后记中曾解释此事说：“本刊所以不能按时出版，主要是经费困难。今年又可望有两期出版，首先该感谢《现代企业家》杂志社主编孙成嗣同志的鼎力相助。这不仅是本刊编者要深表谢意，本刊作者和读者也要感谢他们的。”《鲁迅学刊》1988年第7期，第90页。最后一期《鲁迅学刊》（1988年第2期）则有一处颇为耐人寻味的地方，该期内页标注的刊行时间为“1988年10月20日出版”，但封面、书脊上的年份却印为“1989”“一九八九年”，两相对照之下颇为矛盾。是排印失误，还是临时更改，非亲历者便不得而知了。似乎也可以做这样的推测：这一期本来定稿于当年10月，但交付印刷时却因某些原因延宕到了转年，印厂遂想当然地在封面印上了“1989”的字样。
由于刊物主辦单位的几经转手，《鲁迅学刊》的封面设计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就刊物的封面设计风格而论，《鲁迅学刊》可按第1—4期、第5—6期、第7—8期分为三类。
第1—4期的封面设计均采用王观泉为第1期设计封面时的模式：美术字刊名、单色底色、正中偏右白底印鲁迅画像、左上侧白底标注期数年份。具体面貌为：第1期，1981年3月出版，封面浅灰色，画像选用日本肖像漫画家堀尾纯一作鲁迅漫画像孙用见刊后曾写信给《学刊》编辑部，其中谈到第1期封面鲁迅画像时说：“（1）封面的鲁迅先生画像，与原刊（见1938年版《全集》第18卷）相校，漏描左眉。”见《孙用先生来信（摘要）》，《鲁迅学刊》1981年第2期，第197页。，书脊加印“东北鲁迅学会会刊”字样;第2期，1981年7月出版，封面紫红色，画像选用一八艺社成员谢海若作鲁迅版画像，书脊加印“鲁迅诞辰百年纪念特刊”;第3期，1982年4月出版，封面豆绿色，画像选用罗清桢作鲁迅版画像;第4期，1982年10月出版，封面蓝色，画像为描绘周恩来在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情景1946年10月19日，周恩来参加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并发表讲话，次日同许广平、沈钧儒、郭沫若等人前往鲁迅墓地祭扫。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99页。，画像作者未详。 大约是《鲁迅学刊》隶属关系变动后新单位的要求，或是马蹄疾个人的喜好，第5期的封面完全摒弃了前四期的风格，除封面底色仍用单色印刷外，其余设计均与前刊不同：“鲁迅学刊”四字由美术字改为隶书体，位置由封面正下方横排移至左侧竖排;鲁迅画像不再保留白底;期号及年份移至右下侧标注;底部印“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字样。第6期的封面设计也基本延续了第5期的样式，但有细微不同：鲁迅画像处恢复白底;画像下部加印“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字样;封面无期号年份;书脊处增加“总第六期”字样。具体面貌为：第5期，1983年12月出版，封面橘黄色，画像作者未详;第6期，1986年7月出版，封面草绿色，画像作者未详，底部加印“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字样。第6期的封面设计署名是马蹄疾的笔名“蔡尔楚”，马蹄疾同时也是该期的责任编辑。对比前四期，当有理由相信第5、6期的封面风格变化正是出自马蹄疾的手笔。
第7、8两期的封面设计再次进行了大调整。这两期封面最突出的变动，是将一直以来的单色封面改为了网格底纹，但仍然保留了封面选印鲁迅画像的特色。其余的改动主要有：封面题字改为行书体，沈鹏题签，移至封面右侧竖排;鲁迅画像移至左侧。这两期的封面设计者署名亦是马蹄疾的笔名“奚纯”。具体面貌为：第7期，1988年5月出版，土黄色网格纹封面，画像作者未详;第8期，1988年10月出版，土黄色网格纹封面，画像作者未详。此外，由于联合办刊的关系，第7、8两期均于封底以整版印制《现代企业家》杂志的征订宣传广告。
最初，《鲁迅学刊》第1—4期均采用的是毛边本设计（后两期也同时发行裁切本，第5期后未见毛边装帧），这大概是致敬于鲁迅对毛边本“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域外小说集·略例》，《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的喜爱。早在1909年《域外小说集》一、二集初版本在东京发行时，鲁迅即主张制为毛边本，其优在“故虽翻阅数次绝无污染”，“前后篇首尾，各不相衔，他日能视其邦国古今之别，类聚成书。且纸之四周，皆极广博，故订定时亦不病隘陋”《域外小说集·略例》，《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鲁迅去世前一年的1935年4月10日，他在致曹聚仁的信中仍然写道：“《集外集》付装订时，可否给我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的毛边党，至今脾气还没有改。”《350410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同年7月16日，他又在给萧军的信中提道：“许谢谢你送给她的小说，她正在看，说是好的。切光的都送了人，省得他们裁，我们自己是在裁着看。我喜欢毛边书，宁可裁，光边书像没有头发的人——和尚或尼姑。”《350716致萧军》，《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1—502页。鲁迅还曾笑谈：“书籍不切边，我也是作俑者之一。”《而已集·扣丝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06页。荆有麟也说：“中国印毛边书，是先生所主张，而且开创的。”《鲁迅回忆断片》，见《鲁迅回忆录》（专著部分·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据其《鲁迅回忆断片》一书的记载，鲁迅第一次在北新书局印书，就再三叮嘱老板李小峰务必以毛边装订，一本也不要切边，但等印成之后，李小峰拿来的一二十本赠书却都是切好边的，这使得鲁迅略感不快，李小峰解释说：“一开始装订，我就将毛边的摆出去卖，但没有人买，要教我切了边才肯要，我看没办法，所以索性都切了边。”鲁迅马上强调：“那我不要切边的，非毛边的不行，你能将就买客，当然也可以将就我。切边的我决定不要，你带去好了。”从此北新书局发售鲁迅作品时，只敢给外埠分店送切边本，而呈递给鲁迅的则全为毛边本。
《鲁迅学刊》这种拟古的形式也得到了同为“毛边党”的唐弢的赞赏1946年12月11日，唐弢在《“毛边党”与“社会贤达”》一文中写道：“我也是毛边党党员之一，购新文艺书籍，常要讲究不切边的，买来后亲自用刀一张一张的裁开，觉得别有佳趣。”见唐弢：《晦庵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63页。，他曾称赞《鲁迅学刊》说：“我非常喜欢这个小刊物，以为编得极好：从内容到封面设计，都有自己的特色。”《唐弢同志给我刊编者的一封信》，《鲁迅学刊》1981年第2期，第23页。
三、刊物特色和栏目设置
作为东北鲁迅学会的会刊，《鲁迅学刊》自办刊之始即将重心放在了推介、挖掘东北地区的鲁迅研究上，还以较大篇幡刊登学界对鲁迅佚文、佚信最新的考证成果。其较为重要且具代表性的栏目有“鲁迅研究在东北”“鲁迅与美术”“百家争鸣”“鲁迅佚文”“鲁迅研究資料”“资料选刊”“鲁迅作品研究”等。
（一）推介东北地区的鲁迅研究成果
《鲁迅学刊》虽然经历过办刊主体的改易，但刊物自始至终均将“东北鲁迅研究”作为其最具特色的栏目之一予以保留，积极刊载东北鲁迅研究的专题文章，并关注东北地区的鲁迅研究动态和新闻。
《鲁迅学刊》设“鲁迅研究在东北”栏目，专门刊载东北鲁迅研究者或与之相关的成果。如第1期刊登李凤吾、刘中树《1931—1945年间东北报刊有关鲁迅资料摭拾》;第2期刊登李凤吾、刘中树《战地黄花分外香——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出版鲁迅著作与研究专著论集摭拾》，丁言昭《白山黑水寄深情——记东北解放区出版的〈鲁迅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特刊〉》，并选登该《纪念特刊》中的公木《永远新鲜的记忆》和沃渣《纪念鲁迅先生》两篇文章;第3期刊登王锡荣《东北解放区出版的〈鲁迅论文选辑〉》，杨志和《鲁迅研究在东北的一点资料》，及刘中树、李凤吾《关于〈中国文坛近事〉的说明》;第7期刊登顾蒙山（马蹄疾）《鲁迅与东北纪年》;第8期刊登顾蒙山（马蹄疾）《鲁迅与东北纪年》（续篇），齐广文《萧军萧红与鲁迅交往资料辑要》，乔彩娥《萧军萧红纪念鲁迅诗词辑录》。“东北鲁迅研究巡礼”栏目刊登彭定安《〈鲁迅评传〉增补本序言》，沙坨《精心结撰自出机杼——读〈鲁迅的写作艺术〉》，蔡尔楚（马蹄疾）《评〈鲁迅教育思想研究〉》，杨有业《鞍山师专普及鲁迅的几点做法》等。 《鲁迅学刊》也关注东北地区鲁迅研究界的新闻动态。如第2期刊发《东北三省将隆重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综述，介绍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活动筹备情况;第6期“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栏目刊登杨志和《东北纪念鲁迅的两次盛会》;第7期刊登陶秋竹《一九八一年以来辽宁鲁迅研究综述》;第8期刊登陶秋竹《辽宁鲁迅学会1988年年会纪要》，张望《参加辽宁鲁迅学会年会感赋》，公布《辽宁鲁迅学会第二届会长、秘书长、理事名单》等。
（二）反映国际及港、台地区的鲁迅研究动态
《鲁迅学刊》创刊的年代，恰逢思想解放运动引向深入之际，《鲁迅学刊》也开始拓宽视野，注意反映国际友人和研究者的鲁迅研究成果。如第2期刊载吉田漱作《山本初枝年谱》;第3期刊载日本鲁迅之会会报编辑部《周树人的柔道入门誓约书》，濑户宏《日本最近两年的鲁迅研究》，伊之美（王观泉）《甘作“里方”与蜷局土地——介绍一帧内山嘉吉的手迹》;第4期刊载张钊贻《介绍台、港及海外研究鲁迅的一些情况》;第5期刊载苏联学者A.H.热洛霍夫采夫《美国汉学中的鲁迅》，A.D.波兹涅娃《鲁迅（1881—1936）》;第6期刊载华铭、陆文采《港台出版的四本现代文学史著作中的鲁迅评论》等。
（三）搜集考证鲁迅佚文佚信
鲁迅佚文、佚信研究是鲁迅研究领域长久以来的研究重心。在《鲁迅学刊》第1期中，即收录有关于鲁迅佚文佚信的文章两篇，包括彭定安、马蹄疾主张《军界痛言》署名“树”应为鲁迅佚文的《新发现鲁迅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一篇佚文》《军界痛言》未及辑入1981年版《鲁迅全集》，后收入2005年版《鲁迅全集·集外集拾遗补编》。和王观泉介绍新发现鲁迅书赠日本僧人高畠眉山的手迹“如露复如电”的《考索一幅新发现的鲁迅手迹》。第2期中，彭定安、马蹄疾再度撰文《〈越铎日报〉署名“独应”的四篇“古文”为鲁迅佚文考》，认为《望越篇》《望华国篇》《尔越人毋忘先民之训》《民国之征何在》等四篇署名“独应”和“独”的文章，确可排除是周作人借名而作，并根据其思想、风格、语言上的一致性断定为鲁迅所撰关于署名“独应”是否为鲁迅笔名的问题，此前还有杨天石《鲁迅早期的几篇作品和〈天义报〉上署名“独应”的文章》（《鲁迅研究资料》1979年第三辑）和陈漱渝《再读〈天义报〉上署名“独应”的文章》（《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三辑）予以讨论。但彭定安、马蹄疾的观点没有得到鲁迅研究界的一致认同，1981年版、2005年版《鲁迅全集》均未将这四篇文章作为鲁迅佚文收入。。第3期发表了丁景唐、王观泉的《谈鲁迅致郁达夫的一封佚信》和熊融的《鲁迅残简两则》。第5期发表了丁景唐的《鲁迅的稿费单和名片档案》及卫华、鲁歌的《新发现的两则鲁迅佚文》。
（四）开展学术争鸣、探讨热点话题
彭定安（时任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在《鲁迅学刊》创刊号上发表《一个建议：创立“鲁迅学”》作为代发刊词，并高调提出创立“鲁迅学”的设想，得到研究界同人的广泛支持，如朱文华《也谈“鲁迅学”的体系》（第3期）、王永生《也谈“创立鲁迅学”》（第4期）等。这一建议对于推动鲁迅研究事业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鲁迅学”的提法虽未通行开来，但鲁迅研究早已成为中国学界的一门显学，从这一角度讲，彭定安是发时代之先声的。
围绕《故事新编·铸剑》的历史出处、人物隐喻、主题思想的争论，即先后有萧军《〈铸剑〉篇一解》（第1期）、陈梦韶《写在〈《铸剑》篇一解〉后面》（第2期）、赵英《〈铸剑〉出处再谈——就教于陈梦韶先生》（第3期）、陈梦韶《再略谈〈铸剑〉的出典》（第5期）、赵英《有关鲁迅〈铸剑〉出典的再讨论》（第6期）等五篇文章。
针对1981年版《鲁迅全集》出版后的编校得失，《鲁迅学刊》也刊登了数篇文章，有裘士雄《对于〈范爱农〉注释的若干异议》（第2期）、树堂《〈鲁迅日记〉人物注释指瑕》（第4期）、裘士雄《对于〈鲁迅日记〉注释的若干异议》（第4期）、熊融《新版〈鲁迅全集〉补注三则》（第4期）、谷兴云《有关〈鲁迅全集〉排印体例的一个小问题》（第5期）、柳和城《新版〈鲁迅全集·日记〉人物注释拾补》（第8期）等。这些文章虽长短不一、角度各异，却是对尚存在较多缺陷的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重要补充，其中多数研究成果均在2005年版《鲁迅全集》修订过程中被吸纳采用。
《野草》研究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界的热点，在《鲁迅学刊》第5期中，即刊登了三篇关于《野草》的研究论文，包括佚名作者《〈野草〉拾零》、陈山《评八十年代的〈野草〉研究》和潘颂德《野草研究的新收获——简评〈野草〉艺术谈》等。此外，还有第4期夏明钊《对鲁迅绝句〈赠日本歌人〉新解的质疑——与王尔龄同志商榷》、第5期张晓生《也谈〈赠日本歌人〉》等。
四、《鲁迅学刊》编校失误举例
《鲁迅学刊》尽管在推动鲁迅研究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特别是在编校方面还有不少明显的失误。这些失误以后四期尤为集中，如页码错乱、文字误排、目录标题与正文不一致，等等。
页码错误的情况，如第4期王映霞《〈鲁迅日记〉中与我有关的二三事》，目录排为第45页，实为第54页。第5期张树堂《关于〈呐喊〉的版本和印次》，目录排为第109页，实为第107页，且“堂”误排“棠”;白玉琢《鲁迅诞生的确切地名》，目录排为第110页，实为第109页;〔苏〕A.H.热洛霍夫采夫《美国汉学中的鲁迅》，目录排为第109页，实为第110页。文字误排的情况，如第1期郁达夫《回忆鲁迅》，“沈士远”误排“沈土远”、“沈兼士”误排“沈兼土”。第5期丁景唐《关于鲁迅题诗签名送赠山县初男的〈呐喊〉、〈彷徨〉》，目录中误排为“山易初男”。第6期强英良《鲁迅主持的“北新书屋”》，“创造社”误排“创选社”、“韦素园”误排“韦素圆”、“孙伏园”误排“孙伏圆”、“不亦乐乎”误排“不亦乎乎”、“曹靖华译的剧本集《白茶》”误排“曹靖华译的剧本集《百茶》”;李允经《鲁迅生前准备编印而未及出版的木刻画册介绍》，“索性”误排“学性”、“庶几”误排“庶币”、“古朴”误排“古扑”;王建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学习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误排“《论费厄泼赖应该援行》”。目录与正文标题不一致的，如第5期陈梦韶《再略谈〈铸剑〉的出典》，目錄却排为《再谈〈铸剑〉的出典》。第6期赵英《有关鲁迅〈铸剑〉出典的再讨论》，目录却排为《关于〈铸剑〉出处的再讨论》。
这些差错大多属于较为低级的失误，本可以避免，但由于编校的不认真，留下了不少遗憾，也影响了刊物的声誉。
五、结 语
回顾《鲁迅学刊》七年的办刊历程，并将其置于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史的视角之下，可以这样认为，它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正处于政治上拨乱反正的时期，同时也是鲁迅研究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回归实事求是、正本清源的新时期。身处其中的《鲁迅学刊》也和同期创办的其他刊物一样，以倡导严谨、求实、客观的学风为旨归，为鲁迅研究界注入了新鲜的空气，展现了鲁迅研究的新气象，同时也在学术上解放了一些“文革”期间被打倒、“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在《鲁迅学刊》办刊的年代，两位主要编辑者王世家（1941—2018）、马蹄疾（1936—1996）不过三四十岁。王世家早年供职教育系统，却具有超出常人的编辑头脑和能力，他利用业余时间主编《读点鲁迅丛刊》和《鲁迅学刊》，钻研鲁迅著作，这些经历对他无疑是极好的锻炼，也是王世家一生从事鲁迅研究和编辑工作的开端。马蹄疾本名陈宗棠，因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仅仅小学毕业，但他一心治学，青年时即以研究《水浒》资料之功崭露头角，引起郭沫若的注意，曾一度以工厂工人的身份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文革”中遭受的冲击并未使马蹄疾意志消沉，反而促使他走上鲁迅研究之路，经办《鲁迅学刊》使马蹄疾得以接触大量研究资料和学界同人，可谓编研相长，渐而成为鲁迅研究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较早创刊的鲁迅研究专门刊物，《鲁迅学刊》却未能将自身的优势长久保持下去，在同类型刊物不断发展壮大的大环境大背景下，未能抓住机遇，甚至每况愈下，最终在印行第8期后即不了了之，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扼腕的结局。
〔作者刘璁，南开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