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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不见了。”那老太太等不及坐稳，跟我说。
“多大的儿子？”
“68年生的，不小了，我想想，47了，虚岁。”
“那丢不了，只是离家出走。”这位老太太有一双柔和的眼，眼窝深凹，不像是说瞎话的人，我莫名地相信她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何况她随身带着一只帆布口袋，里面装着儿子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她也拿出来给我看。
“他和儿媳妇住在北京，我也很少过来，直到三天前儿媳妇给我打电话，说他离家出走了。”
“以前离家出走过吗？”
她摇摇头，旋即想起了什么：“这次儿媳妇才告诉我，以前他们两个闹过离婚，他也跑出去过，去了青海，呆了好几个月，说是冬天实在冷得扛不住了，才回去的。”
“人口失踪找派出所会不会好一点？”
“不，我找你是因为我怀疑儿媳妇杀了我儿子。”
“你有证据吗？”
“我能有什么证据，有证据还找你干吗？我这个事情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我必须找你。”
那段时间我一点儿也不想接活儿。北京刚刚立春，绿色重新一点点侵入蠢蠢欲动的树的枝丫。从又阴又冷的长沙回到了这个城市，我走出停了暖气后冷飕飕的出租屋，走到街上，才发现外边的气温已经比屋子里高一些了。在这段冷暖交替的日子里，我已经睡坏了两双袜子，总是在噩梦中蹬脚，总是不修剪脚趾甲。
傍晚时分，我出去散步，从建国门桥下走过，再往北往西进入光华路，再拐到团结湖南里，所谓CBD的繁华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有在十一点后，它恢复了寂寥、衰败的时候，才像是我这种人住的地方。我住的老式板楼是80年代初修建的，确切地说是1983年，户型基本上就是客厅小得可怜、楼道窄得可怜、厕所小得可怜、厨房污秽不堪那种，卧室略大，也是我睡觉的天堂。
这个老太太在我们小区的门房外边见的我，她是通过后老伴儿的下属找到我的。后老伴儿是广西省矿务局的前任局长，退休后赋闲在家，广交朋友，他的下属又是透过我的一个老客户知道的我。初次见面，大庭广众之下，她一定要塞给我一小叠钱，虽然她看起来不穷，但也不像多么有钱的人。总之半个小时后，我站在他们小区楼下，和老太太一起，我们坐了地铁10号线，从呼家楼站进去，劲松口出来，没走多远就到了华腾园。
她说她的儿媳妇去上班了，她在新源里的西门子厨房家电旗舰店当经理，白天都很忙，不会轻易回来，我大可堂而皇之地跑到他们家里去探查一番。何况，我是老太太邀请去的，她想让我看看家里有没有和她儿子有关的线索。
在电梯里，四顾无人，老太太踮起脚，贴近我的耳朵小声说：“一个人出远门不会不带身份证的，虽然我儿子丢三落四的，你说他怎么会不带身份证嘛？”
很奇怪的是，我在他们小区楼下的灌木丛里，看到了一只和我住的地方一模一样的流浪猫，黑黄条纹，瘦瘪瘪的。她是只母猫，刚生过一窝孩子，冬天的时候在室外全都冻死了。她嗖地躲到灌木丛深处，我只是觉得她的毛色、耷拉的奶头和消瘦的身形，實在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但无法深究。
华腾园是典型的塔楼建筑物，一梯八户，四户人家分列电梯两侧，推开防火门，两侧再各分两户。楼道里有狗的尿味，墙上有七七八八的划痕和小广告，声控灯居然没坏。老太太摸出钥匙使劲推开门之后，我被这个拥塞无比的家惊呆了。
从玄关开始，到客厅再到不远处的阳台，到处塞满了东西，玄关有的不单是鞋，鞋是层层叠叠，不成套的，夏天的高跟鞋混着球鞋和靴子，有的鞋子里面还塞着袜子，玄关柜子上的筐子里放着堆成山的杂物，护肤品、洗护用品、药瓶子和调料混杂摆满了整个柜面。墙上挂着满满当当的衣服，春夏秋冬的都有，有棒球帽，也有棉帽和手套。
客厅几乎走不进去，到处都是快递盒子，拆了一半儿的，全拆开的，拆了没取出来的，各种包装盒和纸箱，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杂糅其间。你可以看到宁夏的枸杞、新疆的青提子的箱子，还有换季衣服的储物箱，两列，叠得快要到天花板。沙发上放满了衣服，只有两个屁股那么大的位子被剩出来。当然了，茶几上也是满满的洗发水、护肤品、调料、药瓶子、保健品……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我几乎没有勇气去看阳台一眼，感觉他们直接在晾衣杆上取要穿的衣服，再把穿过的直接挂在那里晒一晒。
老太太让我坐在沙发那两个位子之一，我坐不住，站了起来，在屋里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客厅面积本来不算小，怎么也有二十多平，但满地狼藉外加杂物，我不得不跨着走，又要绕开各种新的旧的家具。如何从这一堆堆杂物的小山中分辨出来哪些是她儿子的，哪些是她儿媳妇的，我实在没有把握。而在几乎堆满了东西的餐桌上，我赫然看到了一瓶妇炎洁。
“喝水吗？”老太太问我，她站在离我两米左右的地方，中间隔着玻璃餐桌和餐椅，还有紧挨着玻璃桌的跑步机，跑步机上几乎看不见履带，堆着球鞋、一整套冲锋衣裤，它们又被装在一只给猫抓挠用的圆形纸壳箱内，我认真看了一下，那纸壳箱上有猫的利爪抓挠的痕迹，确定无疑，这个家庭养过猫，但家里并没有猫，听不到猫叫，没有猫的食盆和厕所。
我一直在走神状态，老太太自顾自去了厨房，她打开煤气炉的声音极大，像是点火装置已经坏了许久，而后一壶水重重地坐了上去。她又从厨房出来，手里拿着两只残缺不全的瓷杯子，一只是买麦片送的，另外一只上面印着“老坛酸菜牛肉面”。她问我愿意用哪只杯子喝水，说真的，哪只我都不想用，但也只好接过“老坛酸菜牛肉面”，在屋子里晃来晃去，然后去往主卧。
主卧里衣服被子枕头从入门处堆到床上，床上挂着蚊帐，当中勉强够两人躺下，虽然是一米八的床，三分之一都是东西。我问跟了进来的老太太：“这么乱，你怎么发现他没带身份证的？”
“我儿子从小到大，身份证就放在一个地方，那就是一只他一直用的铁皮铅笔盒里，上面带铁臂阿童木的，这个铅笔盒一定会放在床头柜里。”
“你给他打过电话没有？”
“电话一直在打，一直都不在服务区。” “干吗不报警？”
“上回他去了青海几个月，把这附近派出所的民警闹烦了，结果他自己回来了，这次我们再去找，人家无论如何不受理了，还不能去区里，说是越级。”
我走过去，打开里侧的床头柜，里面照例塞满了东西，果然铅笔盒是在的，里里外外长满了铁锈。这个家像是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的居所，有很多看起來有年份的东西穿插其中。拉开衣橱，当然看不出男女主人衣物的分界线，他们的东西统统杂糅在一起，分散在这个屋子的各个角落。
我走到看着像客卧兼书房的那个房间，书柜上有他的初高中教科书，也许是她的，书架上有很多本“孤独星球”丛书，每一本都被翻烂了，堆叠在一起。
“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我问。
“驴友，驴友你懂吗？”
“在旅途中认识的。”
“这个媳妇我初见不太喜欢的，太野了，还不愿意生孩子。”
我唔了一声，手在书架上摸索，有些部分灰很厚，“孤独星球”那几本跟前，几乎没有灰。这是间朝向马路的房间，在四楼，楼层也不算高，马路上灰尘滚滚，这个部分这么干净，不是儿子摸的，是儿媳妇，儿媳妇这几天在酝酿一次远行。
“我能见见她，和她聊聊吗？”
老太太犹豫了：“行是行，我也不觉得见见她有什么关系，但是你能让她不怀疑我在怀疑她吗？”
“那是自然。”我说。
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一望无际的一层楼，从这头走到那头的一边，站着一匹有两个脑袋的马，那楼层整个是个大开间，一整排窗户都开着，傍晚过后，阴冷的风从窗外吹进来，二头马的鬃毛一律向后飘，四只眼睛被吹得眯起来，它（或者应该说它们）也在隐隐约约地发抖。
从梦中离开，我站了起来，打开老式防盗铁门，走到幽深的走道深处，那里的一个小开间里住着一个单身汉，四五十岁了，黑乎乎的走道上所有的声控灯泡都憋了。这个梦套着另外一个梦，俄罗斯套娃的结构。西伯利亚的雪从不知名的地方落下，那么厚，厚得梦中的我连眼睛都睁不开，眼睫毛被雪花一片片压住，压实，令人窒息的雪，无缘无故的雪。
厚重的雪从天花板裂开的缝隙中落下，沉沉地压住我的头颅，压得太紧太实，我的呼吸越来越局促，局促到张开嘴，雪就从食道堵了进去，又冰又冷又硬。我在梦中张嘴使劲想喊救命，却喊不出来，喊出来了也没人听得到，另外那个梦里的马即便有两个头四只耳朵，也听不到。我所住的这栋楼，所有的人都听不到，何况是小区……
次日，我和老太太一起去华腾园物业保安部，调出她儿子离家出走那天的监控。他穿着一件藏青色夹克，牛仔裤，头发乱蓬蓬的，一个瘦长的背影走出了小区大门，一只卡其色的双肩包单肩背着，包松松垮垮，好像没装多少东西。他就像出门吃个早点，顺带去超市溜达一会儿，买个什么东西。这是早上七点半多一点儿，儿媳妇当日因为要应付一个下午的大客户产品展示烹饪课程，早早就去了店里，她记得自己差不多七点出门，半个小时后，丈夫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监控器里，从小区大门走了出去，不知道去了哪里。
保安队长站在后面，屋里有刚吃完老坛酸菜牛肉面的挥之不去的气味，这气味分为三层：老坛、酸菜、牛肉，不对，气味的层次从来不会这么粗糙地分级，我闻到了焦躁、沮丧和不甘心，在他的体表，和他的每一颗毛孔里边，焦躁、沮丧和不甘心弥漫而顽强地逗留着，分门别类，井井有条。
自始至终，他只说了一句：“他走的时候没刷卡，没带小区出门卡，让我给刷的，看样子是不想回来了。”
离开保安部之后的老太太心事重重，我让她带我走她儿子走的那个小区门，当然了，她自己带了出门卡，那是儿子留下的出门卡，其实就是一个小蓝牌牌。我们往外走，外边是一条不宽的马路，两侧都是店铺，有卖早点的，也有小便利店，也有水果和西点店。我让老太太站在街边等我，我一个人一家一家店铺进去，拿着手机上翻拍的他儿子的背影，还有一张正面照片，给那些店主看，问他们5月7日那天早上，他们是否见过这个人。
杭州小笼包早点铺的老板娘一眼认出他来。
“来吃过早饭的，还挺经常来的算是，一般是八点来钟九点来吃，人虽然瘦，挺能吃的，每回一个人能要一屉小笼包，一屉蒸饺，两根油条，特别爱喝豆浆，能喝三四碗，我们这里豆浆免费续的嘛，有一回他喝了六碗！”
“那天他来了没有？”
“要说具体哪一天儿，真没办法有印象，我们生意蛮好的。”老板娘的浙江普通话已经混上了北京口音，在卷舌和不卷舌之间切换自如。
烟店的伙计说他毫无印象，看来他不抽烟。便利店的小夫妻一致记得他，爱买零食，薯片、瓜子、花生米这类，有段时间超级爱买格瓦斯，一次买两三瓶。水果店是新开没多久的，小老板一脸懵逼，他好像创业还没创明白，正在往外扔烂了的苹果和梨，他身上烂屎色的条纹夹克，闻起来也臭臭的。
从这些店主们的描述中听起来，老太太的儿子成天无所事事，不在家吃早饭（也许媳妇儿不给做），口袋里有点钱就喜欢出来喝掉，他甚至会一个人去做足疗，在孤独的午后，穿着塑胶拖鞋去。他那股散淡无聊的样子，就像刚从垃圾站捡回来的婴儿，带着奶臭和胎粪，毫无时间的痕迹。他在这一带既无所事事又所向披靡，听起来人缘还不错。
我不乐意知道这么一个人太多的事情，可是他失踪了，他失踪就要求我得去了解他，了解一个闲得蛋疼的男人，有什么意思？我宁可在回到出租屋之前，拐到小巫家。我和她睡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每次都没过夜。我要认真睡觉，一定得回到自己的床上;她呢，有老公，说真的，也不便留下我。
我们见面并不像你们想象中那样急不可耐地滚床单。我们会坐在她家的餐桌前喝一杯茶，她也会给我倒杯酒，通常我到之前她已经洗过澡了，头发都吹干了。她给我倒一杯茶一杯白酒，然后就在对面看着我，她的双眼浮肿，发际线比她二十岁的时候肯定高了不止两厘米，额头上几缕头发压根遮不住抬头纹。
“他又出差了？” “去上海。”她说：“说是明天回来，谁知道。”
“你几点去接孩子？”
“今天她课后有兴趣班要上，就在学校里，五点半才下课。”
“哦。”我们边聊，我一边绕到她身后，扶着她的肩膀让她站起来，抽掉她屁股下的椅子，移开她跟前的茶杯，让她趴在餐桌上，就那么顺势脱下了她的内裤。她穿着一条长及膝盖的珊瑚绒家居裙，灰粉色。
她的屁股塌陷得不是太厉害，高高翘起的时候能够掩饰住腹部的赘肉。我看不见她的前面，只看到了后面，梨形的臀部，软塌塌的腰。插入并不费力，虽然她里边还很干，但我喜欢那种略干的紧实。插入后她保持不动，我抽离后她又高高撅起，我们像两台刚刚开始一起工作的机器一样，反复运动，后来我有点儿烦了，就射了精，射在她屁股上。
她又去浴室冲了个澡，然后我也简单冲了一下，然后我筋疲力竭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然后她看了几次墙上的挂钟，然后我就走了。
我走出她家门，又转头问她：“如果你老公离家出走，你觉得他会去哪里？”
“上海。”她面无表情，关上了防盗门。
第二天一大早，老太太的电话就把我吵醒了，我后悔昨晚临睡前手机没设置静音。她带着哭腔告诉我，海淀区公安局八大处公园派出所给她打电话，说是发现了一具疑似他儿子的尸体躺在西山南坡沟底，让她尽快去认尸。
我一边晕乎乎地听着她在电话里哭诉，一边穿衣服洗脸刷牙，准备出门。我打了一辆车去接她，我到的时候，她站在小区门前宛如风中残烛，白发向着劲松的方向吹。也许就是这种战战兢兢的神色，让我镇定下来。我让她上了出租，她一句话也没说，一直抿着嘴，身体前倾，微微摇晃。
出租车从南三环开到西三环，而后在紫竹院转向紫竹院路，一直向西是杏石路，这就快到八大处了。
“小国不是这种人。”老太太突然在副驾上喊了一句，把司机和我吓了一跳，她自己惊醒了似的摇开车窗，向外看，西山的美景从窗户一侧缓缓出现，这美景就像巨兽，身躯庞大而安静。秋天的树已经凋落得差不多了，地上还铺着一些黄褐色的叶子，叶子底下盖着昨晚的雨水，又湿又冷，巨大的恐怖隐藏在雾霾天气后边，你不知道雾霾里有什么，是天上的神，还是千足怪物。
我让司机在距派出所还有几百米的地方停下，和老太太踩着厚厚的树叶走了过去。她围着一条大灰围巾，羊毛的，穿着长款棉服，像是应付北京秋冬天气很有一套的样子。
“阿姨啊，”我跟她说：“我们今天是去看看，不一定是他，不是他你就说不是，不要客气。”
“我求之不得。”
“万一是呢，您想哭就痛痛快块地扑在那里哭，想哭多大声就多大声哭。”
她继续踉踉跄跄地往前走，越走越慢，那段路我们差不多走了十几分钟，我破了一个洞的鞋底都进了水，把袜子都濡湿了，几个脚趾头像是浸在冰渣里的布偶，很不舒服。
八大处公园派出所是一栋孤零零的二层小楼，接待我们的民警看起来有年岁了，个头不高，说话带北京城南口音，卷舌音固然在，但压在牙齿底下发出，含混不清之外，还有一种泼皮劲儿。
“一会儿认真儿着点看，别害怕，人是不太成样子了，法医尸检报告还没出来，这个死亡原因呢，还不清楚，你们家属先别到处嚷嚷。”
“您怎么断定我们就是死者家属了？”我问他。
“好好好，知道了，疑似家属疑似家属。”
老太太把自己包裹在令人窒息的沉默里，她下意识地拽住我的袖管，我拍拍她的胳膊。
“带亲属证明了吗？万一指认出来了还得回去补办。”民警又说。
老太太不说话，我也不说话，我们已经走到了二楼走廊尽头的房门前，房间是锁着的，那位老民警拿出钥匙来开门，他开门时显得拖拖拉拉，我简直想抢过他的钥匙来。
屋子不大，白天也开着白炽灯，窗户上拉着厚厚的遮光布，外边的景象，即便是萧瑟的山石与树，也全然看不到。老太太开始微微发抖。解剖台上搁着一具装在明黄色尸袋里的尸体，冷光源让这里的静寂被无边无际地烘托出来。地上有水，不知道谁刚刚清洗过这里，地上有两道清晰的排水沟，通常，血水从这里被放走，流向下水道。
佛说过一句话，对现状的不满是苦恼的根源。我对现状无所谓满意也无所谓不满，陪同雇主来指认尸体也不过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五分钟后也许我们可以火速离开，也许需要逗留很长一段时间，这一秒钟，我们无法预知五分钟后各自的喜怒哀乐，谁知道。
老民警戴上白手套，走过去，拉开尸袋上的拉链，只拉开了三分之一，一股已经腐烂的尸臭味便飘了过来。我扶着老太太往前跨了两步，她死死地闭着眼睛不敢睁开，我先看了一眼那三分之一内隐藏的头部、颈部和胸部。他是赤裸的，实际上死亡数日后，血肉开始分解的面部，也缺乏美感，我看了也没什么用。
“没事，没事，看一眼，我们就走。”我小声跟老太太说。
她可算看了一眼，摇了摇头：“看不清楚。”
老民警说：“您儿子多高？”
“一米，一米七四。”
“差不多。”他在尸袋前掂量：“都胀了，也看不出胖瘦来。”
那头肿胀了三分之一不止，看着像个带着五官和龇牙咧嘴的神情的篮球，如果是掉到水里，还情有可原，怎么会是落到岩石上的？
“发型呢？发型对不對？”他又问。
“发型？我不知道，记不清楚了。”老太太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我记得监控器上看起来是短发，很短。”
“小平头？”
“差不多吧。”
“他最讨厌剪小平头，他从小就不喜欢小平头。”老太太突然提高嗓门，她转而变为歇斯底里，这个转变的过程太快，我都来不及捂住她的嘴。
加缪说：“我们只是在过着一生中的几个小时，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错的。”
这决定性的瞬间，左右了我们一生的大局。 包括在自己儿子的尸袋前迷离恍惚，是，还是不是？
“没法确认，对吧？”老民警拉上拉链，带我们离开那个房间。
“不！”老太太说。
“不什么意思？”
“不对。”
“那就是没法确认，等法医鉴定吧。他身上没穿衣服，这有点儿奇怪，我们还没找到衣服，一个人赤条条地从山上跳下去，这大冷天。”
“那你们怎么会找到我们的？”
“就是最近的失踪人口里边，你们这个属于性别对得上，年龄对得上，身高对得上，就喊你们先来认认看。”
这时老太太的手机响起，她接了电话：“你到了，才到？在二楼。”
我们站在走廊上等她，她从楼梯慢慢走了上来，脚步声清晰可辨，老太太拉着脸，她走近时，她们并不对视，时光之剑飕飕回溯，将她们之间仅有的一点儿联系切断。她们之间本来无一物，这个男人不管是死是活，她们中间只有冷冰冰的空气。
老太太用下巴指了指那扇门，老民警见状，重新推开了门，领着她儿媳妇进去，过了一会儿，屋里传来惊天动地的哭声，像是要把天花板都炸开。
“你在哭什么，你什么意思？明明不是他，你在哭什么？”老太太见状嘶吼。
老民警出来了，把老太太拉到一边：“她说是，她说他们夫妻一场，捣成糊糊都能认出来。”
“凭什么？她凭什么？”
总之儿媳妇在屋里掏心掏肺地哭，老太太还在外边骂，我绕过走廊，走上天台，門没锁，外边可以看到山石与树，春夏繁密的林子里，挂着鸟窝，这会儿树叶落没了，鸟也不在家，它们或许飞去南方了。这个尸首到底是不是老太太她儿子的，至此也没有定论。我们三人不一路走，老太太让我帮她打车，我们要先走，我执意去看看发现尸体的地方，让她一个人先回去。
民警不肯陪我去，但是告诉了我具体在什么地方。我独自上山，山上的雾气，也许是雾霾，弥漫，云被打散成灰蒙蒙的絮絮。我从八大处公园南门进去，买了一张门票，一群看不见的猴儿跟着我进了大门，它们三五成群，或徐或迅，往山上奔去，一只特别肥硕的母猴子停下来等我，她好像还在哺乳期，两个乳房涨得通红，乳头又大又圆，似乎拿根针一扎，乳汁便会像自动喷泉一样从那里喷出来。这只母猴像是认识我一样，一直扭头盯着我，等我上前，她就再往前跑一段路，然后再停下来，扭头看我，等我。
就这样一路走一路停，民警给了我手机定位的位置，我拍了张照片，大概在八大处去往香山的野路上，主路上有一处带凉亭的小岔路，往西走一公里不到，越走越远越偏僻。这条路平时可能只有资深驴友会走，两边的树杈挂到路中央，石头已经风化滑溜，众猴散落在四际，那只给我引路的母猴也得靠着我的定位照片才能知道我要去的地方，她最后一次扭头看我的时候，眼球已经和乳晕一样通红，她似乎感受到了羞耻与紧张，然后就消失在山脊梁最高处后边。
我站在悬崖边上，巨大的山石悬空挂在山顶，岔路也消失了，只有一条若隐若现的山石小路，引导我来到悬崖边。
我踮着半边身子向崖下望，那里似乎有一摊血和脑浆的混合物，暗红的血，灰白粉红的脑浆。我伸长了脖子又看了看，看不出到底是不是血和脑浆的混合物，也许只是入冬后一些树枝和叶子落在一起，糊住了。我决定下去看一看，看个究竟，从这里失足滑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没有人会特意在这里探身，置自己于危险的境地。
我看到巨型的黑色飞鸟从山谷内徐徐飞起，它扇动着巨大的翅膀，将阴影始终落在我下山的路上。岩石不好攀爬，兼之两边的树枝满带荆棘，非常扎手，我只能一路滑行，碎石和松动的土不停往下掉。这是在北京的西北，上风上水，风从延庆方向吹来，正冲着我的脸。冬季的风总是从那里吹来，毫无例外。
等我到了地方，几乎把脸贴到地上，没错，是脑浆和血的混合物，血很浓，脑浆更浓，血已经发黑了，因为凑得太近，还能闻到隐约的臭味，像是那种在热乎乎的时候腐烂发臭，同时又急速冷却、冻硬，硬邦邦的人体组织涂抹在那里，和一堆鸟粪或者烂棉絮并无区别。
我在那片血迹周边仔细勘查，并没有发现多少有价值的线索，在草丛里发现一只钥匙扣或者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字条的幻想，也被打消了。已经干枯了的草丛里，除了石子儿和草根别无他物，
“喂，喂！阿姨，听得清吗？这样呢？听得清吗？”我站在那里就着模糊不清的信号给老太太打电话，为了更好的信号把身体朝着不同的方向转移。
“听到了，怎么样？”
“我在现场啊，说是跳崖，我觉得很牵强，他的衣服呢？”
“衣服？我儿子去哪儿都穿戴得整整齐齐的，哪有赤身裸体在山上跑来跑去的习惯！”
“警察没找到衣服？”
“没有。”
“谁也不会大冬天赤身裸体跳下悬崖，除非他精神出了问题。他的精神没出什么问题吧？”
“越说越离谱了，我儿子又聪明又懂事，怎么可能发这种神经！”老太太在电话那头几乎要喷出九头火蛇。
我只好挂了电话。他跳崖的地点，到最后尸体落地之间，不可避免的是一丛丛灌木丛，我用手触摸了一下这些灌木丛，里面有不少带刺儿的树种。
“一个赤身裸体的人，怎么可能不被这些刺刮伤？我虽然只是看了几眼尸体，但他身上几乎没有刮伤的痕迹，也因此，头盖骨碎裂更像是硬物或者锐器击伤的。看这伤口的暴烈程度，至少也得是一把铁锤子，或者大号的扳手，而能够三下五除二击碎一个大男人的脑壳的人，力气得有多大？”
当夜，我又去找小巫，事毕，躺在她床上和她聊天。卧室很小，床也不大，因为小，挨着暖气，透露出别样的温馨暖和，两个人躺着正正好。小巫偏爱格子衬衫，以及格子床品，她的生活像是装在格子监狱里的母的虎鲨。
“那得是大老爷们，是这个女人的情夫什么的吗？”
“不清楚。”我下意识地摸着她的头发，有点粗糙有点硬。
“你都怎么破案的？感觉你也没什么特殊的本事。” “我不把这个叫作破案，叫作给客户一个交代。”
“交代？”
“既然是交代，不一定是正确答案，只要能自圆其说就得了。”
“那这次你打算怎么自圆其说？”
“我还不知道呢，还不到交卷子的时间，我还得做出一副很忙的样子来，让人觉得费了老鼻子功夫，给的钱有所值。”
我们干事之前，就把床头灯调整到最暗一档。小巫叫床的声音很小，像一只刚落地没多久的小羊羔，咩咩咩，咩咩咩。我也曾遇到过叫床的声音排山倒海一般的女人，也有那种像上了电刑一样火光四溅的，相比之下，倒是咩咩咩更有回味的余地。
在昏暗不明當中，一片长久的沉默之后，小巫突然叹了口气，然后说：“有时候我也想杀了我老公的，就是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办。”
“伙同我？”我揉了揉她的天灵盖，那里有一道浅浅的凹痕，也像是被铁器抡过。侧过脸看过去，她的耳廓上有一层灰白的绒毛，绒毛底下是薄得透光的耳朵，类似一泡看不见的尿浸在到处游动着剧毒水母的海底。
“如果我真想弄死他，谁也不用伙同，我会弄得不露痕迹，保证。”
“你这么说到显得咱俩没交情了。”
她突然翻身起来，越过我，拉开我这头床头柜的抽屉，翻到最底下，居然有个夹层，她拿出孩子的一本薄薄的田字格本，给我看。
上面简直就是详尽周密到极点的杀夫计划，她将步骤草图善后事宜尽数列上，我翻完了这二十几页作业本，又伸手揉了揉她的脑袋。
“计划了多少年了？”
“这还需要多少年，几个月前开始的吧。”
“干吗？”
“要是你，你选择哪个？”
“我感觉电梯出故障那条，会被摄像头拍到。”
“我们楼的摄像头形同虚设，监控室常年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物业不愿意在那里多雇一个保安，你没看到我要先往摄像头上喷一层白色颜料吗？”
“还是嫁祸给他上海老婆的那个方案比较不错。”
“嗯，就看她上不上套了。”
“你黑到她的淘宝购物车，并知道她喜欢买什么牌子的培根，并让她收到你寄去的快递也真是挺有意思的。”
“我老公最喜欢吃培根炒茶树菇，一个人能吃完一盘。”
“那店家发出的培根呢？”
“我只需要登录她的旺旺，联系店家说在外地出差，改地址就可以了。”
“所以你还收到她买的培根？”
“炒给我老公吃。”
生活中总是隐藏着像小巫这样的天才凶手，她们隐藏在普普通通的日常之中，接孩子、做饭、在傍晚前晾衣服、站在打开的抽烟机跟前发呆，她安之若素的外表之下有一道暗河，在皮下脂肪层含蓄地流动。每个人的皮下脂肪层都可能隐藏着一座索多玛。
次日一早，我睡醒了，又在床上躺了好一会儿。她送完孩子回来，我们一起吃了早饭，吃得磨磨蹭蹭：小米粥、鸡蛋、酸萝卜、全麦馒头。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早餐了。打开冰箱去拿腐乳，赫然看到冰箱内放着两大包荷尔美美式培根。
我啥也没说，回到餐桌上，幸好我打开冰箱门时，她去厨房拿蒸热的剩菜了，不可避免地，她看到了腐乳，然后神态自若地又给我盛了一碗小米粥。屋子里有一种近乎完美的宁静，清晨的阳光洒在这屋子三分之一的地方，沙发上罩着灰色华夫格毯子，让照射下来的光线像蒙了一层猪油。
饭后，我走到北边阳台上，打电话给几个相熟的朋友，让他们帮我找海淀区相熟的法医，再通过这位法医，找到了即将尸检这具无名男尸的法医，居然是丰台区的一位老法医。
电话里他的声音又干又涩，好似没有上足松香的二胡弦。
“是通知我去尸检了，但我手头一堆事情没忙脱，我也奇怪，干吗跨局调我过去，海淀水平可比我们高，高知区人家。”
“他们说您是丰台第一把手。”
“不敢当了，那是开玩笑。”
“不开玩笑，我说，您可以不接话。您到时候仔细看看，是不是死后才被砸烂了脑壳，中间间隔了多长时间，用什么东西砸的，和高空坠落的状态比对一下。”
他在那边不说话，果然不说话。
“他跳崖的地方应该不是第一现场，第一现场在哪里还不知道，尸体搬迁的痕迹您留意一下。”
过了半晌，那边传来闷闷的一声：“知道了。”
过一会儿，手机上接到一条短信：“区局的领导在边上，不方便。”
但是等了两天也没有消息，我发了一条短信去问他，他也没回复。
这期间老太太也没跟我联系，周围一派死寂，我无所事事地在团结湖一带闲逛，有时候去农展馆看看广场上的大爷大妈们，也抢了几张购物券儿，后来才知道卖的都是过期食品。
我又给法医发短信：“感觉这个案子完全没人管，我又跟海淀那边联系，杳无音讯。”
过了两三个小时，法医发来了微笑的表情符号。
老太太约我见个面，让我直接去她儿子儿媳的家。开了门，屋里堆满了一袋袋装好的黑色垃圾袋，一排排堆好。先前那些无比混乱的杂物，基本上都收拾了一遍，还有一些封好的纸箱，堆在屋子一角。她在我进门后就一直在忙碌，我在一边无所事事。卧室里也空空如也，床还在，床头柜还在，衣柜还在，阳台上还残留着一条肉粉色的短裤，女款。
“我约了那人十一点半来收衣服，还没来，他们是附近收废品的，一家人穿得破破烂烂，我就跟他们说，家里有样子还很好的衣服，自己穿也好，拿回老家送人也好。”老太太半是跟我说，半是自言自语。
“到底怎么回事？”我问。
“不让查了。”老太太低头整理一只纸箱的杂物，从中取出一只热水壶，“这个我快递回去，老家那只用了很多年了，这个还很新。”
“不让查了什么意思？”
“我们已经签字了。”
“签了什么字？”
老太太叹了口气，眼睛红了：“搞不清楚，搞不清楚，人家说不让查，也不肯再查了，我们能怎么办。”
“你儿媳妇什么态度？”我问。
老太太用下巴指了指那堆高高堆起的纸箱：“她要搬走了，说要把这个房子出租掉，神神秘秘的，不肯告诉我她要搬去哪里。无所谓了，我要赶在她走之前，把东西送的送，扔的扔，然后我也要回老家了，我那个后老头儿最近血压太高，身边不能没有人。”
“你真的不在乎你儿子到底怎么死的了？”
“我年纪大了，经不起摔打。”老太太进了次卧，拿出来一只牛皮信封。
“你不要给我钱，我什么也没干。”
“不是钱，是我儿子留下的一封信，他说他要走了，不要再费心费力地找他，叠好了，就压在放身份证的铅笔盒的最底下，我居然没注意。”
我打开信，信确实是这么写的，只有一句话：“我要走了，不要再费心费力地找我。”
离开老太太那里，我去找小巫，她居然穿着一件藕荷色紧身连衣裙，看起来化了淡妆，脸色比先前好了很多，竟显出了几分俊俏来。她又薄又瘦的身体边沿，甚至像是闪着模模糊糊的一层银光，即便是用旧了的银，在黄昏时分，即便是浅浅的光彩，也让人难以忘怀。
当我如期将她撂倒在洗衣机上，她高高翘起的臀部像是一只想要跃入深渊的瓷白色的熊。
“多大的儿子？”
“68年生的，不小了，我想想，47了，虚岁。”
“那丢不了，只是离家出走。”这位老太太有一双柔和的眼，眼窝深凹，不像是说瞎话的人，我莫名地相信她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何况她随身带着一只帆布口袋，里面装着儿子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她也拿出来给我看。
“他和儿媳妇住在北京，我也很少过来，直到三天前儿媳妇给我打电话，说他离家出走了。”
“以前离家出走过吗？”
她摇摇头，旋即想起了什么：“这次儿媳妇才告诉我，以前他们两个闹过离婚，他也跑出去过，去了青海，呆了好几个月，说是冬天实在冷得扛不住了，才回去的。”
“人口失踪找派出所会不会好一点？”
“不，我找你是因为我怀疑儿媳妇杀了我儿子。”
“你有证据吗？”
“我能有什么证据，有证据还找你干吗？我这个事情是人命关天的事情，我必须找你。”
那段时间我一点儿也不想接活儿。北京刚刚立春，绿色重新一点点侵入蠢蠢欲动的树的枝丫。从又阴又冷的长沙回到了这个城市，我走出停了暖气后冷飕飕的出租屋，走到街上，才发现外边的气温已经比屋子里高一些了。在这段冷暖交替的日子里，我已经睡坏了两双袜子，总是在噩梦中蹬脚，总是不修剪脚趾甲。
傍晚时分，我出去散步，从建国门桥下走过，再往北往西进入光华路，再拐到团结湖南里，所谓CBD的繁华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有在十一点后，它恢复了寂寥、衰败的时候，才像是我这种人住的地方。我住的老式板楼是80年代初修建的，确切地说是1983年，户型基本上就是客厅小得可怜、楼道窄得可怜、厕所小得可怜、厨房污秽不堪那种，卧室略大，也是我睡觉的天堂。
这个老太太在我们小区的门房外边见的我，她是通过后老伴儿的下属找到我的。后老伴儿是广西省矿务局的前任局长，退休后赋闲在家，广交朋友，他的下属又是透过我的一个老客户知道的我。初次见面，大庭广众之下，她一定要塞给我一小叠钱，虽然她看起来不穷，但也不像多么有钱的人。总之半个小时后，我站在他们小区楼下，和老太太一起，我们坐了地铁10号线，从呼家楼站进去，劲松口出来，没走多远就到了华腾园。
她说她的儿媳妇去上班了，她在新源里的西门子厨房家电旗舰店当经理，白天都很忙，不会轻易回来，我大可堂而皇之地跑到他们家里去探查一番。何况，我是老太太邀请去的，她想让我看看家里有没有和她儿子有关的线索。
在电梯里，四顾无人，老太太踮起脚，贴近我的耳朵小声说：“一个人出远门不会不带身份证的，虽然我儿子丢三落四的，你说他怎么会不带身份证嘛？”
很奇怪的是，我在他们小区楼下的灌木丛里，看到了一只和我住的地方一模一样的流浪猫，黑黄条纹，瘦瘪瘪的。她是只母猫，刚生过一窝孩子，冬天的时候在室外全都冻死了。她嗖地躲到灌木丛深处，我只是觉得她的毛色、耷拉的奶头和消瘦的身形，實在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但无法深究。
华腾园是典型的塔楼建筑物，一梯八户，四户人家分列电梯两侧，推开防火门，两侧再各分两户。楼道里有狗的尿味，墙上有七七八八的划痕和小广告，声控灯居然没坏。老太太摸出钥匙使劲推开门之后，我被这个拥塞无比的家惊呆了。
从玄关开始，到客厅再到不远处的阳台，到处塞满了东西，玄关有的不单是鞋，鞋是层层叠叠，不成套的，夏天的高跟鞋混着球鞋和靴子，有的鞋子里面还塞着袜子，玄关柜子上的筐子里放着堆成山的杂物，护肤品、洗护用品、药瓶子和调料混杂摆满了整个柜面。墙上挂着满满当当的衣服，春夏秋冬的都有，有棒球帽，也有棉帽和手套。
客厅几乎走不进去，到处都是快递盒子，拆了一半儿的，全拆开的，拆了没取出来的，各种包装盒和纸箱，工艺品和旅游纪念品杂糅其间。你可以看到宁夏的枸杞、新疆的青提子的箱子，还有换季衣服的储物箱，两列，叠得快要到天花板。沙发上放满了衣服，只有两个屁股那么大的位子被剩出来。当然了，茶几上也是满满的洗发水、护肤品、调料、药瓶子、保健品……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我几乎没有勇气去看阳台一眼，感觉他们直接在晾衣杆上取要穿的衣服，再把穿过的直接挂在那里晒一晒。
老太太让我坐在沙发那两个位子之一，我坐不住，站了起来，在屋里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客厅面积本来不算小，怎么也有二十多平，但满地狼藉外加杂物，我不得不跨着走，又要绕开各种新的旧的家具。如何从这一堆堆杂物的小山中分辨出来哪些是她儿子的，哪些是她儿媳妇的，我实在没有把握。而在几乎堆满了东西的餐桌上，我赫然看到了一瓶妇炎洁。
“喝水吗？”老太太问我，她站在离我两米左右的地方，中间隔着玻璃餐桌和餐椅，还有紧挨着玻璃桌的跑步机，跑步机上几乎看不见履带，堆着球鞋、一整套冲锋衣裤，它们又被装在一只给猫抓挠用的圆形纸壳箱内，我认真看了一下，那纸壳箱上有猫的利爪抓挠的痕迹，确定无疑，这个家庭养过猫，但家里并没有猫，听不到猫叫，没有猫的食盆和厕所。
我一直在走神状态，老太太自顾自去了厨房，她打开煤气炉的声音极大，像是点火装置已经坏了许久，而后一壶水重重地坐了上去。她又从厨房出来，手里拿着两只残缺不全的瓷杯子，一只是买麦片送的，另外一只上面印着“老坛酸菜牛肉面”。她问我愿意用哪只杯子喝水，说真的，哪只我都不想用，但也只好接过“老坛酸菜牛肉面”，在屋子里晃来晃去，然后去往主卧。
主卧里衣服被子枕头从入门处堆到床上，床上挂着蚊帐，当中勉强够两人躺下，虽然是一米八的床，三分之一都是东西。我问跟了进来的老太太：“这么乱，你怎么发现他没带身份证的？”
“我儿子从小到大，身份证就放在一个地方，那就是一只他一直用的铁皮铅笔盒里，上面带铁臂阿童木的，这个铅笔盒一定会放在床头柜里。”
“你给他打过电话没有？”
“电话一直在打，一直都不在服务区。” “干吗不报警？”
“上回他去了青海几个月，把这附近派出所的民警闹烦了，结果他自己回来了，这次我们再去找，人家无论如何不受理了，还不能去区里，说是越级。”
我走过去，打开里侧的床头柜，里面照例塞满了东西，果然铅笔盒是在的，里里外外长满了铁锈。这个家像是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的居所，有很多看起來有年份的东西穿插其中。拉开衣橱，当然看不出男女主人衣物的分界线，他们的东西统统杂糅在一起，分散在这个屋子的各个角落。
我走到看着像客卧兼书房的那个房间，书柜上有他的初高中教科书，也许是她的，书架上有很多本“孤独星球”丛书，每一本都被翻烂了，堆叠在一起。
“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我问。
“驴友，驴友你懂吗？”
“在旅途中认识的。”
“这个媳妇我初见不太喜欢的，太野了，还不愿意生孩子。”
我唔了一声，手在书架上摸索，有些部分灰很厚，“孤独星球”那几本跟前，几乎没有灰。这是间朝向马路的房间，在四楼，楼层也不算高，马路上灰尘滚滚，这个部分这么干净，不是儿子摸的，是儿媳妇，儿媳妇这几天在酝酿一次远行。
“我能见见她，和她聊聊吗？”
老太太犹豫了：“行是行，我也不觉得见见她有什么关系，但是你能让她不怀疑我在怀疑她吗？”
“那是自然。”我说。
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一望无际的一层楼，从这头走到那头的一边，站着一匹有两个脑袋的马，那楼层整个是个大开间，一整排窗户都开着，傍晚过后，阴冷的风从窗外吹进来，二头马的鬃毛一律向后飘，四只眼睛被吹得眯起来，它（或者应该说它们）也在隐隐约约地发抖。
从梦中离开，我站了起来，打开老式防盗铁门，走到幽深的走道深处，那里的一个小开间里住着一个单身汉，四五十岁了，黑乎乎的走道上所有的声控灯泡都憋了。这个梦套着另外一个梦，俄罗斯套娃的结构。西伯利亚的雪从不知名的地方落下，那么厚，厚得梦中的我连眼睛都睁不开，眼睫毛被雪花一片片压住，压实，令人窒息的雪，无缘无故的雪。
厚重的雪从天花板裂开的缝隙中落下，沉沉地压住我的头颅，压得太紧太实，我的呼吸越来越局促，局促到张开嘴，雪就从食道堵了进去，又冰又冷又硬。我在梦中张嘴使劲想喊救命，却喊不出来，喊出来了也没人听得到，另外那个梦里的马即便有两个头四只耳朵，也听不到。我所住的这栋楼，所有的人都听不到，何况是小区……
次日，我和老太太一起去华腾园物业保安部，调出她儿子离家出走那天的监控。他穿着一件藏青色夹克，牛仔裤，头发乱蓬蓬的，一个瘦长的背影走出了小区大门，一只卡其色的双肩包单肩背着，包松松垮垮，好像没装多少东西。他就像出门吃个早点，顺带去超市溜达一会儿，买个什么东西。这是早上七点半多一点儿，儿媳妇当日因为要应付一个下午的大客户产品展示烹饪课程，早早就去了店里，她记得自己差不多七点出门，半个小时后，丈夫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监控器里，从小区大门走了出去，不知道去了哪里。
保安队长站在后面，屋里有刚吃完老坛酸菜牛肉面的挥之不去的气味，这气味分为三层：老坛、酸菜、牛肉，不对，气味的层次从来不会这么粗糙地分级，我闻到了焦躁、沮丧和不甘心，在他的体表，和他的每一颗毛孔里边，焦躁、沮丧和不甘心弥漫而顽强地逗留着，分门别类，井井有条。
自始至终，他只说了一句：“他走的时候没刷卡，没带小区出门卡，让我给刷的，看样子是不想回来了。”
离开保安部之后的老太太心事重重，我让她带我走她儿子走的那个小区门，当然了，她自己带了出门卡，那是儿子留下的出门卡，其实就是一个小蓝牌牌。我们往外走，外边是一条不宽的马路，两侧都是店铺，有卖早点的，也有小便利店，也有水果和西点店。我让老太太站在街边等我，我一个人一家一家店铺进去，拿着手机上翻拍的他儿子的背影，还有一张正面照片，给那些店主看，问他们5月7日那天早上，他们是否见过这个人。
杭州小笼包早点铺的老板娘一眼认出他来。
“来吃过早饭的，还挺经常来的算是，一般是八点来钟九点来吃，人虽然瘦，挺能吃的，每回一个人能要一屉小笼包，一屉蒸饺，两根油条，特别爱喝豆浆，能喝三四碗，我们这里豆浆免费续的嘛，有一回他喝了六碗！”
“那天他来了没有？”
“要说具体哪一天儿，真没办法有印象，我们生意蛮好的。”老板娘的浙江普通话已经混上了北京口音，在卷舌和不卷舌之间切换自如。
烟店的伙计说他毫无印象，看来他不抽烟。便利店的小夫妻一致记得他，爱买零食，薯片、瓜子、花生米这类，有段时间超级爱买格瓦斯，一次买两三瓶。水果店是新开没多久的，小老板一脸懵逼，他好像创业还没创明白，正在往外扔烂了的苹果和梨，他身上烂屎色的条纹夹克，闻起来也臭臭的。
从这些店主们的描述中听起来，老太太的儿子成天无所事事，不在家吃早饭（也许媳妇儿不给做），口袋里有点钱就喜欢出来喝掉，他甚至会一个人去做足疗，在孤独的午后，穿着塑胶拖鞋去。他那股散淡无聊的样子，就像刚从垃圾站捡回来的婴儿，带着奶臭和胎粪，毫无时间的痕迹。他在这一带既无所事事又所向披靡，听起来人缘还不错。
我不乐意知道这么一个人太多的事情，可是他失踪了，他失踪就要求我得去了解他，了解一个闲得蛋疼的男人，有什么意思？我宁可在回到出租屋之前，拐到小巫家。我和她睡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每次都没过夜。我要认真睡觉，一定得回到自己的床上;她呢，有老公，说真的，也不便留下我。
我们见面并不像你们想象中那样急不可耐地滚床单。我们会坐在她家的餐桌前喝一杯茶，她也会给我倒杯酒，通常我到之前她已经洗过澡了，头发都吹干了。她给我倒一杯茶一杯白酒，然后就在对面看着我，她的双眼浮肿，发际线比她二十岁的时候肯定高了不止两厘米，额头上几缕头发压根遮不住抬头纹。
“他又出差了？” “去上海。”她说：“说是明天回来，谁知道。”
“你几点去接孩子？”
“今天她课后有兴趣班要上，就在学校里，五点半才下课。”
“哦。”我们边聊，我一边绕到她身后，扶着她的肩膀让她站起来，抽掉她屁股下的椅子，移开她跟前的茶杯，让她趴在餐桌上，就那么顺势脱下了她的内裤。她穿着一条长及膝盖的珊瑚绒家居裙，灰粉色。
她的屁股塌陷得不是太厉害，高高翘起的时候能够掩饰住腹部的赘肉。我看不见她的前面，只看到了后面，梨形的臀部，软塌塌的腰。插入并不费力，虽然她里边还很干，但我喜欢那种略干的紧实。插入后她保持不动，我抽离后她又高高撅起，我们像两台刚刚开始一起工作的机器一样，反复运动，后来我有点儿烦了，就射了精，射在她屁股上。
她又去浴室冲了个澡，然后我也简单冲了一下，然后我筋疲力竭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然后她看了几次墙上的挂钟，然后我就走了。
我走出她家门，又转头问她：“如果你老公离家出走，你觉得他会去哪里？”
“上海。”她面无表情，关上了防盗门。
第二天一大早，老太太的电话就把我吵醒了，我后悔昨晚临睡前手机没设置静音。她带着哭腔告诉我，海淀区公安局八大处公园派出所给她打电话，说是发现了一具疑似他儿子的尸体躺在西山南坡沟底，让她尽快去认尸。
我一边晕乎乎地听着她在电话里哭诉，一边穿衣服洗脸刷牙，准备出门。我打了一辆车去接她，我到的时候，她站在小区门前宛如风中残烛，白发向着劲松的方向吹。也许就是这种战战兢兢的神色，让我镇定下来。我让她上了出租，她一句话也没说，一直抿着嘴，身体前倾，微微摇晃。
出租车从南三环开到西三环，而后在紫竹院转向紫竹院路，一直向西是杏石路，这就快到八大处了。
“小国不是这种人。”老太太突然在副驾上喊了一句，把司机和我吓了一跳，她自己惊醒了似的摇开车窗，向外看，西山的美景从窗户一侧缓缓出现，这美景就像巨兽，身躯庞大而安静。秋天的树已经凋落得差不多了，地上还铺着一些黄褐色的叶子，叶子底下盖着昨晚的雨水，又湿又冷，巨大的恐怖隐藏在雾霾天气后边，你不知道雾霾里有什么，是天上的神，还是千足怪物。
我让司机在距派出所还有几百米的地方停下，和老太太踩着厚厚的树叶走了过去。她围着一条大灰围巾，羊毛的，穿着长款棉服，像是应付北京秋冬天气很有一套的样子。
“阿姨啊，”我跟她说：“我们今天是去看看，不一定是他，不是他你就说不是，不要客气。”
“我求之不得。”
“万一是呢，您想哭就痛痛快块地扑在那里哭，想哭多大声就多大声哭。”
她继续踉踉跄跄地往前走，越走越慢，那段路我们差不多走了十几分钟，我破了一个洞的鞋底都进了水，把袜子都濡湿了，几个脚趾头像是浸在冰渣里的布偶，很不舒服。
八大处公园派出所是一栋孤零零的二层小楼，接待我们的民警看起来有年岁了，个头不高，说话带北京城南口音，卷舌音固然在，但压在牙齿底下发出，含混不清之外，还有一种泼皮劲儿。
“一会儿认真儿着点看，别害怕，人是不太成样子了，法医尸检报告还没出来，这个死亡原因呢，还不清楚，你们家属先别到处嚷嚷。”
“您怎么断定我们就是死者家属了？”我问他。
“好好好，知道了，疑似家属疑似家属。”
老太太把自己包裹在令人窒息的沉默里，她下意识地拽住我的袖管，我拍拍她的胳膊。
“带亲属证明了吗？万一指认出来了还得回去补办。”民警又说。
老太太不说话，我也不说话，我们已经走到了二楼走廊尽头的房门前，房间是锁着的，那位老民警拿出钥匙来开门，他开门时显得拖拖拉拉，我简直想抢过他的钥匙来。
屋子不大，白天也开着白炽灯，窗户上拉着厚厚的遮光布，外边的景象，即便是萧瑟的山石与树，也全然看不到。老太太开始微微发抖。解剖台上搁着一具装在明黄色尸袋里的尸体，冷光源让这里的静寂被无边无际地烘托出来。地上有水，不知道谁刚刚清洗过这里，地上有两道清晰的排水沟，通常，血水从这里被放走，流向下水道。
佛说过一句话，对现状的不满是苦恼的根源。我对现状无所谓满意也无所谓不满，陪同雇主来指认尸体也不过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五分钟后也许我们可以火速离开，也许需要逗留很长一段时间，这一秒钟，我们无法预知五分钟后各自的喜怒哀乐，谁知道。
老民警戴上白手套，走过去，拉开尸袋上的拉链，只拉开了三分之一，一股已经腐烂的尸臭味便飘了过来。我扶着老太太往前跨了两步，她死死地闭着眼睛不敢睁开，我先看了一眼那三分之一内隐藏的头部、颈部和胸部。他是赤裸的，实际上死亡数日后，血肉开始分解的面部，也缺乏美感，我看了也没什么用。
“没事，没事，看一眼，我们就走。”我小声跟老太太说。
她可算看了一眼，摇了摇头：“看不清楚。”
老民警说：“您儿子多高？”
“一米，一米七四。”
“差不多。”他在尸袋前掂量：“都胀了，也看不出胖瘦来。”
那头肿胀了三分之一不止，看着像个带着五官和龇牙咧嘴的神情的篮球，如果是掉到水里，还情有可原，怎么会是落到岩石上的？
“发型呢？发型对不對？”他又问。
“发型？我不知道，记不清楚了。”老太太的声音几乎听不见。
“我记得监控器上看起来是短发，很短。”
“小平头？”
“差不多吧。”
“他最讨厌剪小平头，他从小就不喜欢小平头。”老太太突然提高嗓门，她转而变为歇斯底里，这个转变的过程太快，我都来不及捂住她的嘴。
加缪说：“我们只是在过着一生中的几个小时，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错的。”
这决定性的瞬间，左右了我们一生的大局。 包括在自己儿子的尸袋前迷离恍惚，是，还是不是？
“没法确认，对吧？”老民警拉上拉链，带我们离开那个房间。
“不！”老太太说。
“不什么意思？”
“不对。”
“那就是没法确认，等法医鉴定吧。他身上没穿衣服，这有点儿奇怪，我们还没找到衣服，一个人赤条条地从山上跳下去，这大冷天。”
“那你们怎么会找到我们的？”
“就是最近的失踪人口里边，你们这个属于性别对得上，年龄对得上，身高对得上，就喊你们先来认认看。”
这时老太太的手机响起，她接了电话：“你到了，才到？在二楼。”
我们站在走廊上等她，她从楼梯慢慢走了上来，脚步声清晰可辨，老太太拉着脸，她走近时，她们并不对视，时光之剑飕飕回溯，将她们之间仅有的一点儿联系切断。她们之间本来无一物，这个男人不管是死是活，她们中间只有冷冰冰的空气。
老太太用下巴指了指那扇门，老民警见状，重新推开了门，领着她儿媳妇进去，过了一会儿，屋里传来惊天动地的哭声，像是要把天花板都炸开。
“你在哭什么，你什么意思？明明不是他，你在哭什么？”老太太见状嘶吼。
老民警出来了，把老太太拉到一边：“她说是，她说他们夫妻一场，捣成糊糊都能认出来。”
“凭什么？她凭什么？”
总之儿媳妇在屋里掏心掏肺地哭，老太太还在外边骂，我绕过走廊，走上天台，門没锁，外边可以看到山石与树，春夏繁密的林子里，挂着鸟窝，这会儿树叶落没了，鸟也不在家，它们或许飞去南方了。这个尸首到底是不是老太太她儿子的，至此也没有定论。我们三人不一路走，老太太让我帮她打车，我们要先走，我执意去看看发现尸体的地方，让她一个人先回去。
民警不肯陪我去，但是告诉了我具体在什么地方。我独自上山，山上的雾气，也许是雾霾，弥漫，云被打散成灰蒙蒙的絮絮。我从八大处公园南门进去，买了一张门票，一群看不见的猴儿跟着我进了大门，它们三五成群，或徐或迅，往山上奔去，一只特别肥硕的母猴子停下来等我，她好像还在哺乳期，两个乳房涨得通红，乳头又大又圆，似乎拿根针一扎，乳汁便会像自动喷泉一样从那里喷出来。这只母猴像是认识我一样，一直扭头盯着我，等我上前，她就再往前跑一段路，然后再停下来，扭头看我，等我。
就这样一路走一路停，民警给了我手机定位的位置，我拍了张照片，大概在八大处去往香山的野路上，主路上有一处带凉亭的小岔路，往西走一公里不到，越走越远越偏僻。这条路平时可能只有资深驴友会走，两边的树杈挂到路中央，石头已经风化滑溜，众猴散落在四际，那只给我引路的母猴也得靠着我的定位照片才能知道我要去的地方，她最后一次扭头看我的时候，眼球已经和乳晕一样通红，她似乎感受到了羞耻与紧张，然后就消失在山脊梁最高处后边。
我站在悬崖边上，巨大的山石悬空挂在山顶，岔路也消失了，只有一条若隐若现的山石小路，引导我来到悬崖边。
我踮着半边身子向崖下望，那里似乎有一摊血和脑浆的混合物，暗红的血，灰白粉红的脑浆。我伸长了脖子又看了看，看不出到底是不是血和脑浆的混合物，也许只是入冬后一些树枝和叶子落在一起，糊住了。我决定下去看一看，看个究竟，从这里失足滑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没有人会特意在这里探身，置自己于危险的境地。
我看到巨型的黑色飞鸟从山谷内徐徐飞起，它扇动着巨大的翅膀，将阴影始终落在我下山的路上。岩石不好攀爬，兼之两边的树枝满带荆棘，非常扎手，我只能一路滑行，碎石和松动的土不停往下掉。这是在北京的西北，上风上水，风从延庆方向吹来，正冲着我的脸。冬季的风总是从那里吹来，毫无例外。
等我到了地方，几乎把脸贴到地上，没错，是脑浆和血的混合物，血很浓，脑浆更浓，血已经发黑了，因为凑得太近，还能闻到隐约的臭味，像是那种在热乎乎的时候腐烂发臭，同时又急速冷却、冻硬，硬邦邦的人体组织涂抹在那里，和一堆鸟粪或者烂棉絮并无区别。
我在那片血迹周边仔细勘查，并没有发现多少有价值的线索，在草丛里发现一只钥匙扣或者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字条的幻想，也被打消了。已经干枯了的草丛里，除了石子儿和草根别无他物，
“喂，喂！阿姨，听得清吗？这样呢？听得清吗？”我站在那里就着模糊不清的信号给老太太打电话，为了更好的信号把身体朝着不同的方向转移。
“听到了，怎么样？”
“我在现场啊，说是跳崖，我觉得很牵强，他的衣服呢？”
“衣服？我儿子去哪儿都穿戴得整整齐齐的，哪有赤身裸体在山上跑来跑去的习惯！”
“警察没找到衣服？”
“没有。”
“谁也不会大冬天赤身裸体跳下悬崖，除非他精神出了问题。他的精神没出什么问题吧？”
“越说越离谱了，我儿子又聪明又懂事，怎么可能发这种神经！”老太太在电话那头几乎要喷出九头火蛇。
我只好挂了电话。他跳崖的地点，到最后尸体落地之间，不可避免的是一丛丛灌木丛，我用手触摸了一下这些灌木丛，里面有不少带刺儿的树种。
“一个赤身裸体的人，怎么可能不被这些刺刮伤？我虽然只是看了几眼尸体，但他身上几乎没有刮伤的痕迹，也因此，头盖骨碎裂更像是硬物或者锐器击伤的。看这伤口的暴烈程度，至少也得是一把铁锤子，或者大号的扳手，而能够三下五除二击碎一个大男人的脑壳的人，力气得有多大？”
当夜，我又去找小巫，事毕，躺在她床上和她聊天。卧室很小，床也不大，因为小，挨着暖气，透露出别样的温馨暖和，两个人躺着正正好。小巫偏爱格子衬衫，以及格子床品，她的生活像是装在格子监狱里的母的虎鲨。
“那得是大老爷们，是这个女人的情夫什么的吗？”
“不清楚。”我下意识地摸着她的头发，有点粗糙有点硬。
“你都怎么破案的？感觉你也没什么特殊的本事。” “我不把这个叫作破案，叫作给客户一个交代。”
“交代？”
“既然是交代，不一定是正确答案，只要能自圆其说就得了。”
“那这次你打算怎么自圆其说？”
“我还不知道呢，还不到交卷子的时间，我还得做出一副很忙的样子来，让人觉得费了老鼻子功夫，给的钱有所值。”
我们干事之前，就把床头灯调整到最暗一档。小巫叫床的声音很小，像一只刚落地没多久的小羊羔，咩咩咩，咩咩咩。我也曾遇到过叫床的声音排山倒海一般的女人，也有那种像上了电刑一样火光四溅的，相比之下，倒是咩咩咩更有回味的余地。
在昏暗不明當中，一片长久的沉默之后，小巫突然叹了口气，然后说：“有时候我也想杀了我老公的，就是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办。”
“伙同我？”我揉了揉她的天灵盖，那里有一道浅浅的凹痕，也像是被铁器抡过。侧过脸看过去，她的耳廓上有一层灰白的绒毛，绒毛底下是薄得透光的耳朵，类似一泡看不见的尿浸在到处游动着剧毒水母的海底。
“如果我真想弄死他，谁也不用伙同，我会弄得不露痕迹，保证。”
“你这么说到显得咱俩没交情了。”
她突然翻身起来，越过我，拉开我这头床头柜的抽屉，翻到最底下，居然有个夹层，她拿出孩子的一本薄薄的田字格本，给我看。
上面简直就是详尽周密到极点的杀夫计划，她将步骤草图善后事宜尽数列上，我翻完了这二十几页作业本，又伸手揉了揉她的脑袋。
“计划了多少年了？”
“这还需要多少年，几个月前开始的吧。”
“干吗？”
“要是你，你选择哪个？”
“我感觉电梯出故障那条，会被摄像头拍到。”
“我们楼的摄像头形同虚设，监控室常年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物业不愿意在那里多雇一个保安，你没看到我要先往摄像头上喷一层白色颜料吗？”
“还是嫁祸给他上海老婆的那个方案比较不错。”
“嗯，就看她上不上套了。”
“你黑到她的淘宝购物车，并知道她喜欢买什么牌子的培根，并让她收到你寄去的快递也真是挺有意思的。”
“我老公最喜欢吃培根炒茶树菇，一个人能吃完一盘。”
“那店家发出的培根呢？”
“我只需要登录她的旺旺，联系店家说在外地出差，改地址就可以了。”
“所以你还收到她买的培根？”
“炒给我老公吃。”
生活中总是隐藏着像小巫这样的天才凶手，她们隐藏在普普通通的日常之中，接孩子、做饭、在傍晚前晾衣服、站在打开的抽烟机跟前发呆，她安之若素的外表之下有一道暗河，在皮下脂肪层含蓄地流动。每个人的皮下脂肪层都可能隐藏着一座索多玛。
次日一早，我睡醒了，又在床上躺了好一会儿。她送完孩子回来，我们一起吃了早饭，吃得磨磨蹭蹭：小米粥、鸡蛋、酸萝卜、全麦馒头。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早餐了。打开冰箱去拿腐乳，赫然看到冰箱内放着两大包荷尔美美式培根。
我啥也没说，回到餐桌上，幸好我打开冰箱门时，她去厨房拿蒸热的剩菜了，不可避免地，她看到了腐乳，然后神态自若地又给我盛了一碗小米粥。屋子里有一种近乎完美的宁静，清晨的阳光洒在这屋子三分之一的地方，沙发上罩着灰色华夫格毯子，让照射下来的光线像蒙了一层猪油。
饭后，我走到北边阳台上，打电话给几个相熟的朋友，让他们帮我找海淀区相熟的法医，再通过这位法医，找到了即将尸检这具无名男尸的法医，居然是丰台区的一位老法医。
电话里他的声音又干又涩，好似没有上足松香的二胡弦。
“是通知我去尸检了，但我手头一堆事情没忙脱，我也奇怪，干吗跨局调我过去，海淀水平可比我们高，高知区人家。”
“他们说您是丰台第一把手。”
“不敢当了，那是开玩笑。”
“不开玩笑，我说，您可以不接话。您到时候仔细看看，是不是死后才被砸烂了脑壳，中间间隔了多长时间，用什么东西砸的，和高空坠落的状态比对一下。”
他在那边不说话，果然不说话。
“他跳崖的地方应该不是第一现场，第一现场在哪里还不知道，尸体搬迁的痕迹您留意一下。”
过了半晌，那边传来闷闷的一声：“知道了。”
过一会儿，手机上接到一条短信：“区局的领导在边上，不方便。”
但是等了两天也没有消息，我发了一条短信去问他，他也没回复。
这期间老太太也没跟我联系，周围一派死寂，我无所事事地在团结湖一带闲逛，有时候去农展馆看看广场上的大爷大妈们，也抢了几张购物券儿，后来才知道卖的都是过期食品。
我又给法医发短信：“感觉这个案子完全没人管，我又跟海淀那边联系，杳无音讯。”
过了两三个小时，法医发来了微笑的表情符号。
老太太约我见个面，让我直接去她儿子儿媳的家。开了门，屋里堆满了一袋袋装好的黑色垃圾袋，一排排堆好。先前那些无比混乱的杂物，基本上都收拾了一遍，还有一些封好的纸箱，堆在屋子一角。她在我进门后就一直在忙碌，我在一边无所事事。卧室里也空空如也，床还在，床头柜还在，衣柜还在，阳台上还残留着一条肉粉色的短裤，女款。
“我约了那人十一点半来收衣服，还没来，他们是附近收废品的，一家人穿得破破烂烂，我就跟他们说，家里有样子还很好的衣服，自己穿也好，拿回老家送人也好。”老太太半是跟我说，半是自言自语。
“到底怎么回事？”我问。
“不让查了。”老太太低头整理一只纸箱的杂物，从中取出一只热水壶，“这个我快递回去，老家那只用了很多年了，这个还很新。”
“不让查了什么意思？”
“我们已经签字了。”
“签了什么字？”
老太太叹了口气，眼睛红了：“搞不清楚，搞不清楚，人家说不让查，也不肯再查了，我们能怎么办。”
“你儿媳妇什么态度？”我问。
老太太用下巴指了指那堆高高堆起的纸箱：“她要搬走了，说要把这个房子出租掉，神神秘秘的，不肯告诉我她要搬去哪里。无所谓了，我要赶在她走之前，把东西送的送，扔的扔，然后我也要回老家了，我那个后老头儿最近血压太高，身边不能没有人。”
“你真的不在乎你儿子到底怎么死的了？”
“我年纪大了，经不起摔打。”老太太进了次卧，拿出来一只牛皮信封。
“你不要给我钱，我什么也没干。”
“不是钱，是我儿子留下的一封信，他说他要走了，不要再费心费力地找他，叠好了，就压在放身份证的铅笔盒的最底下，我居然没注意。”
我打开信，信确实是这么写的，只有一句话：“我要走了，不要再费心费力地找我。”
离开老太太那里，我去找小巫，她居然穿着一件藕荷色紧身连衣裙，看起来化了淡妆，脸色比先前好了很多，竟显出了几分俊俏来。她又薄又瘦的身体边沿，甚至像是闪着模模糊糊的一层银光，即便是用旧了的银，在黄昏时分，即便是浅浅的光彩，也让人难以忘怀。
当我如期将她撂倒在洗衣机上，她高高翘起的臀部像是一只想要跃入深渊的瓷白色的熊。